《人，在余晖中醒来》（8）
1966年6月12日，是我们贾汪支边青年铭记在生命里的日子。
火车站前的广场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一条“热烈欢送我区青年赴疆参加边陲建设”的横幅跨越整个广场。各街道组织的欢送队伍，还有支边人员的亲属、朋友、邻居和看热闹人员，把个广场塞得满满当当。
支青们已在车内坐好，等待出发。
每个车窗口都挤满了话别的亲人。
有的母亲抱着即将远行女儿的手臂失声痛哭，有的父亲拉着儿子手，千嘱咐万叮咛。
一位中年妇女把装着家乡土的荷包递给她的儿子。
整个场面让人感慨又心酸。
我站在车厢门口，手扶车门向人群四处张望，我寻找我的母亲。我看到不远处的弟弟和父亲。弟弟看到我，跳起来和我招手，父亲并不看我，只是抽了一大口烟，把烟蒂扔到地上，用脚尖狠狠地捻了又捻。我知道，在他劝我不要支边时，我的一句“你还是不是党员？”的质问，伤透他的心。
就是不见母亲的身影。
舅舅看出我的疑惑，挤过来轻轻地告诉我：“你娘在下一站等你。你的朋友同学多，怕你顾不上她。”
一股酸楚直冲鼻腔，我转身进了车厢。
火车一声长鸣，驶离了生我养我22年的家乡。
下一个车站到了，火车减速进站。我早早地站在车门口，透过玻璃门向外看。一个身影悠然而过，那是母亲。车刚停下，我央求列车员打开车门。微风中，母亲的头发飘散着，她正用手遮住阳光，伸长脖子向车厢里张望。
“娘~”我跳下火车,奔了过去。母亲看见了我，伸出两手，向我扑来。我们紧紧相拥，泪水浸透了我们的肩头。
留恋吗？留恋。后悔吗？不后悔。像一个离家出征的战士，在母亲的怀抱里既有酸楚又有豪迈。
这是个小站，只见信号员手中的绿旗举起，哨音即响，有人“喂。喂。”地叫我。我狠狠心，推开母亲，转身跳上火车。
车，缓缓地驶出车站。我压扁了鼻子，透过车门玻璃向后看。母亲扬着手踉踉跄跄地追赶着。
火车，越驶越快。母亲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我的眼泪顺着车窗的玻璃向下淌。
我们到达徐州后和徐州各区支边青年汇合。第二天就上了去新疆的列车。
列车“哐当、哐当”向大西北驶去。
这是一列专车，载着徐州地区一千六百多名支边青年，还有新疆来接我们的地方领导以及徐州各地区送我们入疆的负责人。
车厢中，年轻的我们，一扫离别的酸楚，亢奋回归，各小队之间开始拉歌。
我们唱：“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
我们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
我们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我们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
我们唱：“我们是党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我们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
我们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一首连着一首，一曲接着一曲，我们用歌声表达着我们的悲壮与豪情。。
车窗外是另外一番景象，像一部倒放的电影。
我们家乡的小麦已经净场入仓。而随着车轮向西北方向的滚动，映入眼帘的是社员扬场打场，随后看到的是挥镰收割。随着收割镜头隐去，一片黄黄的麦田映入眼帘。还没来及感叹，麦子由黄变绿，由高变矮，到了甘肃境内，只见一位老汉站在刚掩到膝盖的麦田地里，手遮阳光向我们列车张望。
兴奋点过去后，我们累了乏了，车厢里逐渐安静下来。
天黑了，我们就坐在各自的座位上打盹。第一天的夜里还好过，第二天夜里大伙就受不了喽。
有人钻进到椅子底下去睡，有人爬到货架上去睡，火车的连接处、走廊上，都是昏昏欲睡的年轻人。
当火车在甘肃境内跑了一天都见不到一个人影，只有看不到头的戈壁滩和随风滚动的一种草时，我们小队有一个女同学哭了。接着，哭声连成一片。
是路途的遥远，还是戈壁滩的荒凉，抑或再也回不了家的绝望？大家心中升起一种莫名的失落感。我赶忙过去安慰。我是这个小队的小队长，可我没能劝住哭声。直到我们区的负责人张科长来做思想工作，哭声才逐渐停下来。
他们都是十六七岁、十七八岁的年轻男女，最小的只有十三岁，跟随哥哥姐姐一起来的。他们的父母都去世了。
这些青年大都来自劳动大学。
从三年灾害开始，各个厂矿企业都不招工。没考上大学、高中、初中和各种原因辍学的青年都滞留在社会上，到处可见东游西逛、勾肩搭背、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给治安带来一定影响。
我还没来得及去劳动大学报到，就和他们共坐一个车厢，去同一个目的地。所以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我。
为了当好这个小队长，我决心融入到他们圈子里去。
我给年龄小的端茶送水，给睡着的年轻人盖衣服，劝慰啼哭的女孩子，尽着一个大姐姐的责任。可还是感觉到他们对我的距离感
当我站在车厢过道里向大家传达张科长指示时，总有那么几个人说笑打闹不听。
我手脚无措，不知怎么办才好。
一个声音炸起：“都静一静，听小队长讲话。”
车厢立即鸦雀无声，我清了清嗓子，投去感激的一瞥，开始我的传达。
后来我知道，他叫王义，我们在另外一个办事处，不在一个街道。
王义是个能说会道热心肠人。只是外貌不敢恭维：头歪眼斜，身高不过一米六。
我们这个专列，本来三天三夜的路程却走了四天四夜，总算到了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
休息两天。支青进行第一次分配，去阿尔泰一部分，去伊犁一批。我分到伊犁。
张科长找我谈话，告诉我说：“要注意团结，尤其是秦丽，你要主动对她示好，因为……”
原来 秦丽是劳动大学团支书，在支援边疆的号召中表现得特别积极，带头报名，大会表态，小组发言，动员大家支边。
劳动大学的青年，多数追随她而来。谁知要出发时，她说母亲不同意，死活都不愿走了。
其他青年知道了，也纷纷效仿，要退回发放的支边衣物。
镇长亲自到她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做思想工作，她才勉强同意支边。
因此她比我们晚一天到达集合地徐州。
原定她为小队长，由于她的变故，临时指定我为夏桥镇63人组成的小队队长。
现在想想，这个“临时决定”可能是命运的安排。我如果不当这个小队长，结局可能会好一些。
由于我不熟悉他们，嘴又笨，性格内向，一时融不进他们圈子里去，不好开展工作。
我决定听从领导的劝说，找秦丽诚恳地谈一谈，让她帮我打开一条通往这个小团体的心路。
傍晚，在旅馆旁路边的一棵树下，面对秦丽，我推心置腹。
我说我知道你在报名时，受到的阻力很大，你有两个哥哥，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你娘不让你走。
我说，我也是，就姐弟俩，母亲为了阻止我支边，托人给我介绍对象。我们也见了面，挺不错的一个人，彼此也有好感。我的条件是：和我一起支边，我嫁给他。他的条件是：留下来，他娶我。最后我的选择是：舍弃爱情，听从召唤。
我声情并茂地说，她沉默不语地听。我没在意她的情绪，认为只要以诚相待，总有一天会成为好朋友的。
在乌市休息了两天后，我们分坐几辆大客车，向伊宁市出发。
车队整整走了三天。我们在戈壁滩上行走，在沙堆中绕行。
天山总是伴随着我们。在天山果子沟，车队停下，男左女右分别放松膨胀的膀胱。我们到一条小溪洗手时，不由自主地“啊”的一声，那水刺骨地凉。
新疆领队告诉我们，这是天山上融化的雪水，特别凉，这水流入赛里木湖。难怪六月的天山，还都戴着厚厚的白帽。
车在险峻的山谷里穿行，在果子沟飞驶。我们看到雪白的羊群在嫩绿的山坡上吃草，放羊人躺在马的旁边休息。
我们车围着赛里木湖转悠好半天，终于驶向下山的路。
伊宁市到了，我们住进招待所，进行第二次分配。
一部分去巩留种羊场。我们分到察布查尔奶牛场。
第二天，载着我们和行李的几辆大卡车向南驶去，过了伊犁河在奶牛场场部停下。广场上，场部领导对我们进行了再分配。徐州市内的支边青年分到奶牛场一连，老矿的分到四连，夏桥镇及新工区的支青分到二连，我在二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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