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庙里的大佛爷看美国科研的“厚度”

今年诺贝尔生理学奖刚刚揭晓，其中两位获奖者来自多数华人并不熟悉的Brandeis University：

“杰弗里.霍尔(Jeffrey C. Hall)

杰弗里.霍尔(Jeffrey C. Hall)，美国遗传学家，1945年出生于美国纽约。1971年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71年至1973年在加州理工学院担任博士后研究员。1974年，他加入了布兰迪斯大学任教职。杰弗里.霍尔现已退休。

迈克尔·罗斯巴什（Michael Rosbash）

迈克尔·罗斯巴什（Michael Rosbash），美国遗传学家，1944年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城。他于1970年获得美国剑桥的麻省理工大学博士学位。后在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做了三年博士后研究。1974年以来，在美国沃尔瑟姆的布兰迪斯大学任职。”

Brandeis是文理学院(liberal arts)类型的学校，对知道该校的朋友来说，大家的印象中都是以文科、商科见长的。这次却一下子出了两位生理和医学的诺奖，真是让人惊叹米锅的小庙里也有大佛爷啊。几年前特拉华大学的化学诺奖，也让人有同样的感触。

其实，美国的大牛们并不都以在名校执教为荣。和国人相比，他们活得更加自我，哪里舒服去哪里。比如物理学界的重量级人物格拉肖，哈佛给了他头衔，他自己却更愿意到波士顿大学工作，以至于PBS的节目里他的单位写的是波士顿大学而根本不提哈佛。

小庙里的大佛爷，反映出的是美国科研的厚度，这是需要百年以上的学术积淀的。就像我国东北的原始森林一样，一年年落叶的铺垫、分解，才能沉积出肥沃的黑土。有了肥沃的土壤，才有顶尖人才的蓬勃生长。培育土壤，远远比培养个别优秀人才更加重要。

纵观历史，各国科研的发展规律大致是先利用科学原理，发展应用技术，把工业搞起来，国家富强起来，然后再逐步把基础科学搞上去。美国、日本，包括德国，走的都是这样的道路。德国一开始领先的地方不是物理等基础科学，而是化工、冶金和机械制造。美国也一样。 

二战以前美国的基础科学弱于欧洲，但正在蓬勃发展；而应用科学和尖端技术则强于欧洲任何一个国家，并且通过各大企业实现了实用化和大规模生产；在美国主导下打赢了二战，并能够为盟国提供各种物资和装备，靠的就是这个工程技术打下的家底。 关键是，在美国科学与应用技术一直是不分家的，MIT的首任校长William Rogers对这个辩证关系总结得非常好，他说，培养出来的学生“not only to be scientific, but to be practical, and to be practical largely because they are scientific."。：）美国的很多名校，如Stanford、MIT、Caltech，都是19世纪后半叶（南北战争之后）才蓬勃发展起来的，都是赶上了现代工业时代的东风，“科”“技”相长，而越入“科学豪门”行列的。

大多数人认为欧洲科学家的涌入对美国的基础科学起了促进作用，确实如此；但应该注意到，即使他们不涌入，美国本土的诺奖从20世纪初开始也已经呈现出大规模上升的趋势，比如发现DNA双螺旋的沃森、发明晶体管的肖克利和巴丁，测量电子电荷的密里根，发现正电子的安德森，都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这里还没算上对热力学做出重大贡献的吉布斯等诺奖级的美国科学家。

反观我们天朝的工业，几十年来虽然有长足发展，但仍然存在大而不强，多而不精，长于山寨而短于创新的缺陷；这点不解决，搞基础科学也不行。能把加工精度做上去的民族，才能把科学实验的精度做上去；没有这份敬业和严谨，妄谈科技创新；预选诺奖”种子选手“，更是违背科研规律，滑稽可笑。

米锅“科”“技”相长，重视创新，自力更生，“水到渠成”的历史经验，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要超过人家，首先要好好学习美帝的长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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