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总书记的两个三十年不否定与李局长的“饿死N千万”

前不久习进平总书记提出了“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观点。显然“前三十年”不仅包括了文革，也包括了“三年困难时期”。这引起了人们对“饿死三千万”的重新思考。

同很多人的想象不同，实际上最早提出中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并不是海外学者、也不是中国大陆公共知识分子。最早提出来的是中共官方国家统计局。邓小平先生上台后，1981年10月李成瑞先生被任命为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局长上任后，国家统计局出版发行了几本“统计年鉴”，其中就有59、60、61年全国人口精确统计数字。这个统计年鉴一出炉，很快有外国学者撰文，根据年鉴提供的数字，石破惊天地宣称中国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李局长很快同那位洋学者取得联系，还写文章同那位外国学者讨论。李局长的结论是没有“饿死三千万”，只“饿死两千万”。这里要补充一个事实，李局长卸任后一下子变成了“左派”，这就似乎更加证实了“饿死N千万”。接下来事大家都知道，中共编写党史、中共党校学习资料和其它文件也纷纷跟随和效仿，加上国外学者和国内公共知识分子的大力配合，努力宣传中国在三年困难时期发生全国大饥荒饿死三千万，＂饿死三千万＂的文章从此铺天盖地，成为否定毛泽东、否定前三十年最有力的武器。

但是李局长的这些数据很快就遭到人们的质疑，焦点是三年困难时期并没有搞过人口普查，统计局的这些数字从哪来的？多年后的2016年12月8日，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人民日报》发表专栏文章，承认了统计局数字造假问题，文章称“当前，一些地方统计造假、弄虚作假时有发生，违反统计法律法规，违背党的思想路线，触犯党的纪律底线。”

实际上统计局没有依据编造数字由来已久。八十年代初统计局出版的那几本“统计年鉴”就是明显的例子。三年困难时期并没有搞过人口普查，而户口资料相对固定，特别在广大农村，一本户口长年累月都无法核对的现像极为普遍，因此户口资料根本无法做为人口统计的根据。加上中共各级干部普遍没有受过科学统计训练，下级汇报数字，如果上级嫌少可以立马加百分之三十，上级嫌多可以立马减百分之三十，没有依据上报数字的现象十分普遍。层层汇报上来的数字由于误差积累，错的更加离谱，甚至自相矛盾。因此要得到正确人口数字只有靠人口普查。当年中国太穷，大多数乡村没电话，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中国大约有70％的国土是山区，那个年代在山区不要说通汽车，连自行车通行都很困难。如果要做一家一户的人口普查，几亿人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地域，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也需要好几年才能完成。也就是说挨家挨户调查完一遍，已经几年过去了。因此，即便是查出了正确的数字也是几年内的，想要查出每年的人口数字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

比如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从79年开始，出动普查员500多万人，在国家通信和道路等设施大大改善的情况下，搞了三年直到82年才基本结束。由于大国人口统计极其复杂和极高的成本，迄今为止世界上所有大国包括美国，都没有每年的人口统计数字。可八十年代的中国统计局，居然在二十年后搞时空穿越，统计出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每年人口“精确数字”，创造出了世界奇迹，可惜这个奇迹是造假的奇迹，并不那么光彩。

还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认为当年周总理指派三个人专们搞了人口数字调查，查出全国人口减少一千万，当时作为绝密资料封存，直到八十年代才由国家统计局解密。用周总理做牌子，再加上“绝密”的字眼，好像这个数字挺靠谱。实际上无论是哪位领导人安排，无论那三个人有多大的能力，都无法改变当年国家太穷、农村通讯手段极其落后、道路建设极差、几亿人口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地域、花费大量人力物力需要好几年才能完成人口调查的事实。在三年困难时期没有搞人口普查的事实面前，这三个人搞出的数字也只能是根据下面层层上报的数字瞎猜，根本不靠谱。

为什么国家统计局要在八十年代编造出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统计数据？这里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当年国家统计局业务水平不高，没有严谨的科学态度，但是做出业绩的积极性很高。所以统计局才用不可靠的资料为根据，用人为的猜测代替残缺的客观数字，为了做出业绩，编造出那个时期每年的人口数字。另一种解释就是，八十年代初为了搞改革开放，邓小平先生和大批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老干部，需要否定毛泽东，需要得到人民支持，只好用饿死三千万的编造数字，来说服人民。到底是何种原因，只有等待有关知情人将来披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