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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王国中的杀戮(22)

黑暗王国中的杀戮(22)

博客

结束语

 

以上是文革中几次规模最大的杀戮,其中不包括一些地区武斗中两派的互相厮杀,以及以各种罪名被押赴刑场的处决。仅仅以上一些史料,就会使我们在感到惊心动魄以后,产生许多问题:

      第一,就是文革期间,除了以上所述北京大兴县、青海西宁、湖南、广州、江西、广西和云南以外,其它地区有没有这种杀戮?

     在本文整理辑录快结束时,又看到杨继绳在《天翻地覆》中有这样一段介绍: 1966年8月,在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讲话以后,在十几天时间,同样是北京附近的昌平县,全县24个公社就有14个公社打死人,总共打死327人,比大兴县打死的还多3人。至于材料来源,书中没有交代。另外,在网上又看到一篇材料说,广东省有将近一半的县份,在文革期间也陆续发生过大屠杀,本文在介绍广州文革期间滥杀无辜一文的结尾有所提及。

      还有,在莫言反映山东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中,有这样一段描写:“革命时期,民办枪毙,夹山人民公社已经把杀人的权力下放到村了。麻湾村一天一夜就杀了33人,老的88岁,小的13岁。有的用棍棒打死,有的用铡刀铡成两截。”这里说的“革命时期”,指的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杀害的自然就是农村里所谓的“阶级敌人”。(见第151页)还有,在第180页,还描写有个别农民一直坚持不参加人民公社,搞单干,在文革期间也被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反对毛主席的罪名随意杀害。尽管文学作品与史料不同,其中有虚构成分,但根据莫言强调文学要真实反映社会生活的创作理念,人们有理由相信小说《生死疲劳》中这些描写不是虚构而有现实生活根据。总之,文革期间在农村,一些人打着阶级斗争的旗号,以各种名义乱杀无辜的血腥事件,可以说是带有一定普遍性的。

      第二、造成这些大屠杀的原因是什么?杨继绳在《天翻地覆》一书中分析,文革期间存在着三种力量:一是毛泽东;二是造反派;三是官僚集团。这三种力量的较量始终贯穿在十年文革当中,最后的结果是,以毛泽东的失败和官僚集团的胜利而告终,其间,从头到尾最大的受害者是造反派。这种分析应该说是比较准确和精辟的。不过,文革中也可以说是两种力量的较量:一种是主张搞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及他的中央文革,以及被煽动起来参加造反的基层广大受压的群众和干部;另一种力量则是建国前后逐渐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包括党政军各级领导,以及在农村的基层干部和民兵等。在以上辑录的史料中不难看出:北京大兴县和昌平县、湖南、江西、广西等省农村地区的大屠杀,以及青海西宁和广西的南宁、桂林等城市的大屠杀,都应该属于既得利益集团对造反派群众的镇压;而云南沙甸等地区的大屠杀和内蒙的清查运动,则是中共对少数民族的灭绝行为。

如果从更深层次的原因来看,在毛泽东时代之所以发生这种大规模野蛮残酷的杀戮,与中共和毛泽东大力宣传和提倡的党文化密不可分。当代德国著名学者韦伯认为,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驱动力是资本主义精神,其核心是基督教新教伦理。他认为:“在任何一项事业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尤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力量一定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密切的渊源。”(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译者絮语)中共和毛泽东所宣传和灌输的党文化的核心,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凡是经历过毛时代的人,都熟悉当时从城市到农村,都把“地富反坏右”以及扩大到的所谓“23种人”看成是“阶级敌人”,而且认为和这些阶级敌人的斗争是“你死我活”,并不断宣传说,这些敌人是“人还在,心不死”,要时刻警惕这些阶级敌人的破坏和复辟,而且认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并且要求人们对这些阶级敌人绝不能心慈手软,要毫不留情……到毛的晚年,更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把阶级斗争理论提到空前的高度。在这种党文化像雾霾一样长期笼罩的封闭社会里,人们在阶级斗争理论的喧嚣中,逐渐丧失人性,并激发出兽性,发生大规模的杀戮,自然就是必然的了。

      第三,大屠杀和暴政的后果。记得,80年中期,当代贵州著名作家李宽定曾经讲,改革开放以后,他回家乡探亲,看到原来破旧不堪的乡村盖起不少新房,一打听,原来多是地富及其子女盖的。当年土改时期地富及其子女的房屋都分给贫下中农,他们住进破茅草房,毛去世以后,给农村地主富农都摘掉帽子,让地富及其子女享受和普通农民同样的待遇,因此,一些家庭成分不好的,很快找到致富的门路,摆脱了贫困,住进新房。而许多贫下中农当年住进地主富农的宽房大屋,经过几十年的风雨,这些房屋却变得陈旧破烂。李宽定的小说《良家妇女》,当时已经改编成电影,在全国放映。他用这个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情况告诉人们,在农村里,地富及其子女是有创业能力的一个群体。如果我们再联系国共两党的那些上层人物,他们的出身也多是富家子弟。这说明改变中国命运的精英阶层,多是受过一些教育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富家子弟。但是,在土改中,却把斗争的矛头不分青红皂白地指向农村所有地主富农,据著名散文作家野夫在《地主之殇——土改与毁家》一篇叙述家史的文章中称,当时大约有300多万所谓的地主被杀害。中共建政以后,把农村政权交给一些文化素质很低,甚至是一些好吃懒做的农村地痞流氓手中,因此,农村掌权者的多吃多占和贪污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四清运动”便没完没了。文革期间,在农村许多地区则把杀害对象进一步扩大的所谓“23种人”,其中不少是农村的医护人员和学校教师等等,这无疑是对农村发展的有生力量的进一步毁灭!

如果说土改和文革是消灭农村精英阶层的运动,那么在城市里所开展的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其中特别是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则是从精神上对城市中知识文化界精英的毁灭和打击,让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社会精英和正气销声匿迹,在这种正气不存而邪气弥漫的社会里,在举国一片欺上瞒下和虚报浮夸的社会风气中,发生饿死三四千万农民的悲剧终于发生,整个民族走进灾难的深渊!

      第四、如何认识中共的本质?认识一个政党如同认识一个人一样,需要一个过程。就笔者个人来说,像所有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少年一样,在中共建政以后的学校教育中,被成功洗脑,和今日的五毛党及小粉红一样愚蠢可笑,成为中共体制中心甘情愿的奴才和韭菜。因此,当年听到蒋介石和国民党称中共为“共匪”,心里不能接受,而且还认为是敌人的诬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让许多人家破人亡,当彭德怀和林彪这类事件陆续发生,才开始进行独立思考 ,直到八九六四镇压以后,才终于醒悟。

     记得,八九年春夏之交,看到电视报道的北京学生和市民走上街头,呼唤民主自由,反对官倒,看到全国各大城市的民主运动汹涌澎拜,看到我所在的学院广大师生群情激奋……当时热血沸腾,感到中国有了希望!而一夜之间的血腥镇压,让人们陷入痛苦绝望之中……

      在几个教师的私下议论时,一位历史系教师愤怒地说,六四镇压是共产党土匪本质的大暴露!他说,中共靠打土豪分田地和杀人抢劫起家,红军长征路上都绑票杀人……

     六四镇压以后,江泽民在全国又大规模镇压法轮功学员,另一位中文系教师讲,电视上说法轮功是邪教,实际上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为什么?你把邪教的几个特征拿来对比一下——教主崇拜,精神控制,资讯控制等等,中共哪一条不符合?

     当时在高校尽管有国安机关的眼线,也有个别学生告密,但一些有正义感的教师在私下信得过的同事中,还是有人敢言的。

     到国外后,看到大纪元报纸上发表的《九评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的罪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清算,指出中共的邪灵给中华民族带来一场又一场灾难……。

     习近平上台以后,他倒行逆施,开历史倒车,变本加厉践踏人权,搞个人崇拜,因此,国内网上有北大社会学教授郑也夫撰文提出,中共既然已经丧失政改的动力,只有体面地淡出历史舞台,才是它最佳出路。2020年初,武汉疫情发生,习近平打压舆论,隐瞒疫情真相,造成武汉病毒蔓延全国和全世界,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一场大灾难!在天怒人怨和人神共愤的情况下,著名企业家任志强撰文,猛烈抨击习近平一心要当皇帝的复辟行径;清华著名法学教授许章润,则先后撰文,愤怒声讨习近平的一系列无耻和愚蠢的施政措施,指出他已经把中国打造成世界文明大洋里的一只孤舟;另有原人大政治系系主任退休教授冷杰甫,上书政协主席汪洋,提出让习近平辞去党政军的领导职务,以缓和目前中国所处的困局与危局……

     在国外,则有中共中央党校蔡霞教授的公开声讨,指出习近平已经绑架了中共全党和14亿中国人民,他已经成了黑帮老大,而中共体制已经是一具政治僵尸:香港实业家袁弓夷则提出,根据中共所犯下的累累罪行,应该把中共定义为“犯罪集团”……更令中共统治集团坐卧不宁的是,美国的一些政要最近提出议案,指出中共是“跨国犯罪组织”……

      看来,中共的流氓邪恶本质终于让世界人民看清楚了,从而它的末日也就来临了。

                                                                                       2020/10/13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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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潘文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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