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中的挣扎——一个富农家庭在文革中的遭遇（12）

11    出路在哪里

      晓娟：在那个年月，三姐和四姐的婚姻不幸福，我的婚姻也不可能好。文革开始，我岁数还小，才十岁刚出头，当时记忆最强，所以好多事也就印象最深刻。两个姐姐为了家里有口饭吃，背井离乡，嫁给自己根本不熟悉，也没有感情的人。对一个女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悲哀的吗？   

     回到老家，家里虽然吃了上顿没下顿，爸爸妈妈还是让我读书。可是在学校里、老师和同学都觉得我出身不好，对我另眼相看，瞧不起我，歧视我。有些事，本来是别人的过错，也推到我身上，还开会斗争我。在这种情况下，我当时虽然年纪很小，就感到自己没什么出路，思想上非常悲观。

     那时，班上有个叫张振清的同学，他从不歧视我，对我一直采取同情的态度，我慢慢对他产生了好感。老师见我和张振清接触多一点，就对我说：“潘晓娟，你和张振清是什么关系？假如你们是谈恋爱，我们就不客气，而且把你父亲喊来一块儿斗……”

    其实，我和张振清年纪都不大，根本算不上是谈恋爱，仅仅是同学之间接触稍微多一点，应该说是同学之间的正常往来，可是在那种落后地方，老师都这样看，你说有什么办法？男女同学的正常接触，就认为犯法了，还要连老人一起斗，你去找谁讲理？……

     由于出身不好，有些人还变着法儿欺负你，耍弄你。有一次，我去二队看电影，演完以后，我拿着板凳往回走，大队民兵副连长王尽忠从后面喊我：“潘晓娟，潘晓娟，大队有你一封信……”

     我心想，是不是大哥或几个个姐姐的信？那时候特盼亲人的信，心里挺高兴，根本没想到那家伙要耍流氓使坏。

    我到大队门口，把板凳放外面，进门去看信，没想到，我前脚进去，王尽忠后脚就跟进来，“啪”的一声把灯熄了……我心里马上咯噔一下，知道王尽忠没安好心，就转身往外走，一拉门，门已经让他锁上了！这时王尽忠过来抓住我……

    “王尽忠，你干什么？”

    “不干什么，想稀罕稀罕你……”说着就动手动脚，要来抱我。

       正在这时，刘燕山进来了，他把灯拉着，王尽忠赶紧把手放开，溜了。

    “你们在干什么？”

    “没干什么。”我说。

    “没干什么，为什么把灯熄了？”

       我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他听了还不相信，第二天向大队领导汇报了。大队书记就派人把我喊去，问我和王尽忠的事。我把事情前后的经过又对他们大队领导讲了，然后我说：“他是民兵副连长，这样欺负人对不对？我希望你们领导调查核实，弄清事实真相，为我恢复名誉……”

    “得了吧，”大队书记讲，“既然他也没怎样你，有啥名誉可恢复？” 我心想：出身不好，连做人的尊严都没有！他们官官相护，你找谁去说理？

      我在班上，比较喜欢唱歌跳舞，一天有个同学告诉我，说县里煤矿文艺宣传队正招人，只要大队开个介绍信，就可以参加面试，面试合格就能上班，算正式职工，每月有四十多块钱的工资。心想，家里缺吃少穿，穷得叮当响，要是能参加工作，每月有固定工资，既减轻了家庭的负担，个人又有个出路。所以，心里觉得机会难得，就兴冲冲地去找大队主任。我把自己要报考煤矿文艺宣传队的想法讲了，想请大队给开个介绍信。

      主任听了，瞅了我一眼，就说：

    “你呀——别作梦了！”他一盆冷水给我泼过来，“许多出身好的，还都一个一个在家呆着，没事干；你一个四类分子子女还想去上班，行吗？我给你能开这个介绍信吗？”说完，就扭过头去，连瞅都不再瞅我一眼。

     听完，我的眼泪就忍不住淌出来……我想，就是出身问题，弄得我们连活路都没有了。

     后来，瓦房街上有个饭店，想让我去上班，当个服务员，大队领导同样也不给我开介绍信。

     我就想，共产党的政策说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我1957年出生，从小在共产党办的学校读书，父母也好，我们这些子女也好，都是奉公守法，老老实实，没有讲过一句对党不满的话，难道我们有什么表现不好的地方吗？为什么却这样对待我们？另外，共产党的政策是对四类分子五类分子都采取给出路的政策，对子女是采取再教育的政策。我大哥在北京能够考进中央戏剧学院，毕业以后能够分配到国家机关工作；为什么到了下边，这些基层干部对我们这些子女就这样对待，连一个饭店服务员的工作机会都不给？

     潘文博：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就琢磨，是不是想方设法把出身成分不好的人都消灭？不然，广西、湖南怎么会发生那样大规模的大屠杀事件?听说是死了成千上万的人，河里飘着成千的尸体，连河水都染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