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和信念的破灭——附录2

毕业政审表的填写     

   91年的春天来了，两年前的六四事件, 以及随后的清查运动,都已经成为过去。

人们好像都不再有兴趣谈论六四期间的经历，整个社会与其说是风平浪静,不如说是死气沉沉。然而,具体到每个家庭或每个人，则如同毛泽东时代每次运动以后，都会有几家欢乐几家愁。这次是：在六四镇压和清查运动中有功的，有的高升，如邓部长、贾部长由正处级提为副厅级，住房和工资马上也随着职务提升，一人升官发财，全家自然皆大欢喜；而我院那位公开声称“学生闹事该杀”的历史系主任，由于年纪接近退休，在政治上已经不可能往上提拔，那么就被评为“全国高校优秀教师”，给他一个精神上的鼓励，也便于他人效仿。这是论功行赏后的几家欢乐。可是，陷于焦虑和忧愁的则不是几家几户，在全国来说是千百万个家庭而——那些积极参加六四民主运动的人，不管各机关单位，或者是学校里的，只要生活在大陆而又没有办法逃走的人，有人被抓进监狱，有人被判了刑,有的被流放发配了……这些人在“除恶务尽”的指导思想下，遭到了清算。这些被清算的人，只要有妻室儿女或者父母家庭，全家人自然是要么痛心疾首，要么是愤懑不满，要么是咬牙切齿，要么是悔恨交加……总之，心灵深处再也无法平静。至于在这次所谓清查运动里，究竟提拔了多少人，又整了多少人，一般人是不知道的。

就在我以为自己又度过一劫，可以苟且偷安地活下去的时候，没想到，一天二儿子潘星放学回来,把一张学校发的毕业政审表交给我,他说：

“老师说，这个表由你们单位填了，寄到我们学校也行,密封起来交我带回去也行。”

展开一看，此表只有一页，16开大小，上面标题是：“某某市一中高中毕业生政审表”。再一看表内各项内容，实际上不是对即将高中毕业的儿子进行什么政审，而是对毕业生家长的政审，也就是说，是对我的政审。所审查的内容也十分集中，只有三项：

一、“学生的父母亲或抚（供）养人有无因重大问题被判刑者，并注明时间、地点、原因及刑满释放后的表现（如没有请注明“无”）”；

二、“现实表现及八九年动乱期间的表现。”。

三、最后一栏是“单位意见”。

在我的印象里，只有在毛泽东时代才有这种政审，自从邓小平新政以来，似乎已经取消了这种对考生的家庭情况的审查。没想到，经过十多年拨乱反正和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又恢复了过去那一套，让人感到非常意外。心中不免嘀咕：难道历史车轮又倒转回毛泽东时代？另一个意外的是，我原以为已经躲过的一劫，没想到两年后又来算账。这不能不使人佩服共产党的整人经验的确是太丰富了！人们都说，每次整人只有扩大化的问题，很少有漏网的情况，这次有了亲身感受。

不过，面对现实，想到自己再干七八年就退休了，一辈子也就这么多了。可是，由于我的问题而影响二儿子的前途和命运，像毛泽东时代那样一人获罪，株连全家，那问题可就严重了。

儿子潘星刚刚十九岁，他从小聪明爱读书，在家是个好孩子，在学校是个好学生，他现在就读的一中是全市著名的重点中学，被人们称为“培养大学生的摇篮”。他今年要参加高考，正是人生路上最关键的时刻。凡是有些年纪的人都知道，从五十年代或更早的年代开始，只要一家人里一个人有问题，不管是政治问题，或者是经济问题，甚至是生活作风上的问题，全家人在就业、参军、入团、入党等方面，都要受影响。问题是，自从平反了毛泽东时代的冤假错案以后，多年来已经取消了这种政审，现在怎么又恢复了过去这种做法？

面对这张政审表，我几天寝食不安。因为每个父亲几乎都把儿女的事情看得比自己的事情还重要。假如因为我的问题，而影响我的儿子读重点大学，影响他一生的前途，那我的晚年的日子怎么过？当然，我心里也清楚，自己虽然思想上非常同情和支持这次学潮，但在行动上并没有很深地卷入。但这张政审表，说明江泽民一伙对任何一个卷入学潮的人都绝不放过，更不会心慈手软。因此，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把这张表交到学院的党委组织部和人事处。

几天里，我心里一直非常不踏实。我一直思考，他们该如何填这张表？如果填的内容我无法接受，我怎么办？……

交表后的第三天，我走进组织部和人事处的办公室。

众所周知，在大陆各高校行政管理人员中，多是党员干部，部队转业军官，还有领导干部的子女等，他们一般和大学里的教师或业务人员是两种类型的人，关系一般都是不怎么密切。我院规模不大，组织部和人事处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总共三四个人，在一个办公室里办公。我走进办公室，只见有两女一男：年纪较大的女人，是从部队下来的一般工作人员，平日沉默寡言，给人的印象是贤妻良母，对政治不太感兴趣。另一个个子不高，比较年轻的女人姓苏，是一位副省长的千金，但她没有高干子女那些坏毛病，大家对她的印象也比较好，所以人们平日都称她为“小苏”。据说在文革期间，由于小苏父亲是走资派，她在托儿所当过阿姨，父亲复职以后调到学院的院长办公室，开始她是一般工作人员，很快提为办公室副主任，现在则是我院主管党的组织部和人事处大权的一把手。脸黑黑的那个男人姓吴，在部队是个营教导员，四十多岁，转业到我院以后，现在提拔为人事处副处长。但此人经常板起面孔，只有见到漂亮女人和领导，他才有笑脸。在他注视一般大学老师的眼神里，你似乎觉得他像一个长期工作在监狱或劳改农场的干部，对知识分子似乎有一种天生的敌意。

三个人见我走进办公室，知道我是去领政审表。那位年纪较大像贤妻良母的女办事员，马上打开抽屉，把那张表拿出来，然后找一个信封，准备装进去。要是在过去，我是绝对不敢提出看看组织填的意见这种要求的。经过十多年的思想解放运动，我在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奴性人格有了改变，面对关系我和我的家属子女前途命运的事情，我已经能够意识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必要性。所以，在那位年纪稍大的女同志正准备把政审表放进信封时，我说：

“我能不能看看表是怎么填的？”

可能我的这种要求有些出乎他们的意料，三个人一时都楞了。接着，年纪较大的女办事员把脸转向苏部长，苏部长犹豫了一下，对女办事员说，让他看看吧。

我接过政审表一看，只见在“现实表现及八九年动乱期间的表现”一栏里，是这样写的：

“该同志工作积极负责，团结同志，有一定的工作能力。拥护党的方针政策，遵纪守法。该同志在89年动乱中表现一般，出于对动乱认识不足，因此，参加过游行，并捐款几十元，后认识较好，予以解脱。”

从整个“政审意见”来看，应该说是对我已经高抬贵手和宽大为怀，仅仅把我定为是一个“认识不足”“予以解脱”的人物。不过，政审表里面把游行捐款的事情写上，这对儿子的高考录取会不会造成影响？比如说，我儿子和另外一个考生分数一样，而两个考生的家长，一个参加过游行捐款，一个没有这些“罪状”，那么那些掌握录取大权的官员，根据共产党的一贯做法，自然要录取另外一个考生，而不会录取我儿子。在录取名额有限的情况下，我儿子就有落选的可能。所以，想到这里，我说：

“你们这种写法，我觉得是比较客观，也比较实事求是，我很感谢。可是，我有个担心，就是这种写法会不会影响我儿子的高考录取？”

他们三人可能都没有想到我会有这种态度，那个部队下来的吴某和那位“贤妻良母”都面无表情地瞅着我，没讲话。苏部长听了，脸上似乎没有什么不高兴，想了想，平静地说 ：“你如果有意见，可以去找安书记谈谈。”

从苏部长的答复里，我知道她这样做算是很友好，也算很给面子了。试想，她如果站在部长的位置上，觉得我的态度是一种对组织的不尊重，说这是组织经过研究写的意见，哪点不符合事实，你可以提出来；如果没有不符合事实的地方，你有什么意见，可以保留等等。她如果这样讲，我真还是无可奈何。她没有用这种态度对待我，她给我指出的路子，至少是既符合组织原则，又心存善意的。我决定按她说的办。

我从组织部和人事处的办公室出来，直接走进院党委办公室，问党办主任小孔，安书记在不在？按高校的惯例，院党委书记不是任何一个人想见就可以见的，一般是先经党办主任同意，然后才安排和书记见面。孔主任看了看我，大家彼此也熟悉，就点了点头，示意书记在里面。我走进书记的办公室，只见新调来不久的安书记正在看文件，我就坐在书记大办公桌的对面，向书记说明我的来意，并把组织部和人事处填的政审表递给他。

原来的院党委书记在清查运动以后，不知什么原因，已经调到省科技局任职。现在的安书记是从其它高校调来的。听院内人说，这个新来的安书记比较有水平，也比较有魄力。安书记接过政审表看了看，然后抬起头来说，这个表填的什么地方你有意见？书记看着我问，他的目光和态度都很平和，没有居高临下，也没有不耐烦，只是期待我能说出自己的理由。

我说，我有个要求，就是希望游行捐款的事不要写在政审表里。

“问题是你参加游行没有？捐款没有？如果参加了游行，也捐了款，这样写没有什么不合适呀……”书记说。

我说：“游行和捐款是符合事实。不过，我认为这些不应该写进去。”

“为什么？”书记觉得奇怪，“既然符合事实，写进去有什么不对？”

我说：“首先，我们学院的教师跟着学生队伍上街游行，是根据尚院长的安排，目的是为了保护学生的安全，这可以说是听从组织安排。其次，从动机来说，假如我们教职工是出于要求党和政府反对官倒和腐败，希望国家好起来，这种行为本身也不应该算错。第三，关于捐款。您也知道，我们大多数教职工都不算富裕，当时从电视和报纸上看到，社会各界几乎都对游行和绝食的学生表示支持，纷纷捐款给学生。我们学校学生的爱国热情也十分令人感动，我当时觉得自己思想觉悟太低，想在这种形势下提升一下自己，表达一个老知识分子的一点心意，才拿出30块钱。第四，从这张政审表来看，把游行和捐款写进去，显然把这个行动作为一种政治错误来看待，这是很难让人接受的。第五，我的游行和捐款行为，退一万步来说，即使是错误，这种错误也应该由我本人自己来承担，是不应该影响我儿子的高考录取的。根据国家领导人在六四事件以后接见外国记者的谈话，清查运动是针对少数极个别的组织策划者，而对广大青年学生和教师，是认识问题，属于通过学习来解决的问题。如果写入档案材料，并影响儿女的高考，这是否符合中央精神？”

安书记两个眼睛一直注视着我，耐心地倾听我的申辩。等我把自己的想法都表达清楚，他说，作为组织部门，他们这样写，是符合组织原则的，也是符合这张政审表的要求的。

我说，书记的意见我同意。但是，我作为一个学院的老职工，我的想法也希望能够得到院领导的理解。因为家庭原因而影响子女升学和工作的，我们过去都经历过，而且我们都认为这样做既不合情也不合理。现在这张政审表，我认为是在重复过去那种不合理的做法。

书记问，为什么你这样想？

“因为在具体录取工作中，假如两个考生成绩一样，因为家长在六四期间的表现不一样，那么掌握录取考生的同志，按文件精神，肯定是录取考生家长在六四期间没有问题的那个考生。所以，政审表里有了参加游行和捐款这两条，作为家长，你说谁不担心？谁不害怕？而这又是关系到子女一辈子的问题。”

书记听完笑了，说：“潘老师，你的意见我们可以考虑。你看这样好不好——让你的孩子重新领一张表，根据你的要求，我们再给你重新写一份。你看如何？”

“谢谢书记！”我说，“我马上回去照办。”

就这样，组织部和人事处又重新给我填了一张政审表，对六四期间的游行和捐款的事情没有提，只说我在六四期间表现一般。结果我的二儿子没有因为我在六四期间的事情而受影响，顺利地考入北京一所重点大学。

1992年初稿，2014-2-27改定

附记：这一篇写儿子高考政审家长的文字，可以看出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像文中的安书记和苏部长这样的党政干部，面对明显的是非曲直，心中显然是有数的。因此在执行中央文件时，能够做到通情达理，并设身处地为老百姓着想。本书稿《在胡义雄夫妇家的闲谈》一文中，据胡义雄夫妇在哈尔滨读书的儿子介绍，六四学潮期间，黑龙江省委对参加学潮的年轻学生也是采取保护态度的。在《徐馆长的回归自我》中，徐馆长提到省委书记的夫人公开说，搞清查是自己找包袱背。显然，在六四期间，有一些掌权的领导人就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次学潮的爱国性质，他们在可能的情况下，竭力保护参加运动的年轻学生。清查运动结束后，也听到一些学校和一些单位的领导对中央的指示采取敷衍和应付的态度，保护了一批参加学潮的人。这说明从中央到地方，党内都存在着两派，并不是人人都和李鹏江泽民一伙那样靠武力和强权逆历史潮流而蛮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