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后 的清查运动（2）
形势教育中的两个报告
(1989/9/8)
全国各高校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9月初开学以后，停课一周，进行所谓“形势教育“，然后开展清查运动。我院尚未开学，院党委成员及各系党总支的头头脑脑便提前到校集中开会，为开学后的教职工形势教育和清查运动做准备。开学后，各部门便接到这样一个打印好的通知：
星期一：尚院长作形势教育动员报告
星期二：听北京市副市长汪家谬录音讲话
星期三：看录相《飘扬，共和国的旗帜》
星期四：分组讨论
星期五：分组讨论
星期六：宣传部长邓生财同志作总结
我院由尚院长和邓部长所作的两个报告，都有标本意义，特以述评的形式记录备忘。
形势教育中的两个报告
一、尚院长的动员报告
尚院长是北方人，瘦高个子，年近六十。他原是师大的化学系系主任，八十年代调我院，提为院长。几年接触中，从他的讲话和办事中，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水平不高，但具有北方人的诚实和善良，谈起话来，也能平易近人。他和调走的苟书记可以形成明显的对照。苟书记是本省人，他和尚院长年龄差不多。倘若你和苟书记有所交往，就可以很容易断定：这是个丧失人性的党棍！你看他那双小眼睛，你听他那官腔，你再了解一下他那套权求，你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他是什么人了。难怪他要调走的消息一传出，办公楼的墙上便贴出几张小字报，其中一首打油诗名曰《送瘟神》，开头几句写：“台上讲话似狼哭鬼嚎，台下整人阴险又奸巧；本是市井无赖偏得志，弄虚作假评副高。……”和这位“瘟神书记”相比，尚院长虽然能力差些，被一些高校教师瞧不起，但他至少不太逗人恨。
然而，没想到的是，登台作这个“动员报告”的不是王书记，却是他尚院长。这让熟悉高校官场的人不能不感到奇怪：从院长和党委书记分工上来讲，这明明是属于院党委书记份内的事，尚院长没必要越俎代疱。其次，在这个举国上下凡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无不为邓小平一伙刽子手在北京等地屠杀大学生和市民而悲愤填膺的时候，谁站在讲台上去为一伙杀人犯辩护，谁将把自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远被世人所鄙视和唾骂。所以，尚院长替王书记走上讲台，去作这个“动员报告”，就十分令人费解——在这个时候，究竟是为了向千夫所指的统治者表白自己的忠心？还是为了说明学潮期间自己对本院学生疏于控制，现在已幡然悔悟？或者是被北京的镇压吓破了胆，赶忙卑躬屈膝和见风转舵？
总之，一个行将退休的高级知识分子，在这个最黑暗的历史时刻，心甘情愿地去扮演这个极不光彩的历史丑角，如果不是由于糊涂，便是十足的愚蠢。他一登台，马上令我想到有的老师对他的贬称：“草包院长。”
这次还使我感到意外的是，尚院长一反他平日讲话的那种平庸和乏味，松散和浮泛；面对讲稿，他竟讲得有板有眼，头头是道。他对所谓“动乱和暴乱”的批判，尽管言词多是文件和报纸上抄来的陈腔滥调，但他却像高明的演员那样，把别人写的台词融会贯通，讲出来竟像发自内心的声音。这不能不使人生疑：莫非他真的对学潮和北京的大屠杀是这样看的？他的这些话难道真是他的认识？对八九年这次规模空前的爱国民主运动和六四惨案，本来是和非异常分明，莫非他就看不清楚？跟着统治者颠倒黑白？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他平日给人的无能却不失诚实，肤浅却不失善良的印象，则瞬间被他的言行所粉碎。面对他那高高的身材和五官端正的面容，你不由生出一种对尚院长的悲悯之情——你学术上没成就，管理上没才能，人们都能原谅你；唯独你彻底丧失了知识分子最起码的良知，对暴政如此惟命是从，甚至献媚讨好，这才是你最可悲和可耻之处！
尚院长在台上慷慨激昂，台下的教职工则没什么人买帐：有的在交头接耳，谈论暑期的所见所闻；有的则随手翻阅自己带来的报刊杂志，因为这也是逃避和拒斥这种精神折磨的一种无奈的选择；有的则闭目养神……
王书记看到礼堂中乱哄哄的，几乎没什么人注意倾听尚院长台上的报告，便一改学潮期间可怜巴巴的样子，变得骄横起来。他满脸怒气，一双三角眼直逼台下，走到讲台旁，一手叉腰，一手拿起话筒，大声地对着台下三四百教职工，训斥道：
“你们谁要讲话就上来讲，别在下边开小会。上午八八届学生开会，都鸦雀无声，我们是老师，是教职工，这样开会像不像话？！”
王书记的湖南口音和他的满脸怒气，暂时把讲话的声音压下去了。但我看见有的人退出会场，有的人装作去卫生间，有的则连连打哈欠……在沉闷的气氛中，只听见尚院长一个人的声音从扩音器中传来。
在中国，这种报告，人们听得太多了。不管是强行灌输的洗脑也好，或是公然的瞒和骗也好，大家已经习惯了，麻木了。谁让你生在这块专制主义绵延不绝的国土上呢？谁让你又没办法出国去寻找自由呢？既然在这块暴政肆虐的土地上你要活下去，又不能不考虑你的工资，你的住房，甚至你的荣辱，这一切可都掌握在院长、书记等人的手中啊。你厌恶他们，但你又不能不服从他们；你鄙视他们，但你又必须规规距距地听他们训话；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悲哀！
对于北京市副市长的录音讲话，对于录相专题片《飘扬，共和国的旗帜》，你同样是不想听，不想看，也必须听，必须看，你别无选择，除非你突然生病住院。
二、邓部长的总结报告
为了让世人知道当年在高校里如何统一认识，如何领会中央精神，以及开展清查运动如何先造舆论，特介绍四个干部在座谈会上的发言。
邓部长与尚院长相比，从外表来看，尚院长个子高，皮肤白，像城市中长大，干部或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而邓部长个子偏矮，皮肤黑，像农村中长大。从谈吐来看，尚院长显得呆板和僵化，而邓部长则显得机敏和灵活。因此，邓部长的“总结报告”，比尚院长的“动员报告”就更抓人，更耐人寻味了。
邓部长走上讲台，坐在讲桌后面，老练地用嘴吹了吹面前的扩音器，听到喇叭有声音，就开始了他的总结。
他首先指出，我院这次动乱创下了几个第一：一是教职工上街游行的人数在本市大专院校中是第一；二是参加游行的党员人数之多，也是名列全市第一；三是在游行示威中，所表现出来的动乱水平也是第一。
为什么我院会出现这种局面？他一共找出了九条原因，每条原因几乎都讲得很生动。如谈舆论导向的影响时，他说他曾经问过几个参加游行的女学员，问她们为什么上街？她们的回答是：昨晚您没看电视？那场面太感人了！一个母亲头上扎一个白带，带子上写着“你不能死！”她来到天安门广场，看望静坐绝食的儿子，她还带着一个中学生，这个中学生说他支持哥哥的行动。但那位母亲流着泪诉说，孩子参加绝食，连水也不喝，全家人都为他吃不好，睡不好……这个场面谁看了都会受到感动，都无法坐在教室里。又如谈到现实生活中，教师地位低，社会分配不公，党风不正，广大学生有怨气，想通过游行示威来发泄自己的怨气；又如谈到对成人高校的学员认识和估计失误——以为他们上有老，下有小，与一般大学生不同，可能会更谨慎一些，不会轻易走上街头等等。没想到，这些学员比一般大学生更积极。他还提到，每年五四和一二九纪念日都成了忌日，从上到下，层层防范，唯恐大学生闹事……
他讲得这些原因和所举的实例，都比尚院长的报告里那些报纸腔社话调更贴近实际，也更使人愿意倾听。但他的出发点和尚院长是一致的，那就是学生爱国与争取民主有罪，统治者武装镇压有理。显然，邓部长之所以能当大学里的宣传部长，这与他出色的演说能力和诡辩能力分不开。人们背后曾经说他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在下边私下议论是一套，在公开场合讲的是又一套。可见此人是个出色的变色龙。
在这次清查运动里，凡是表现特别积极和卖力的，都不是为什么理想和信念，而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那么，邓部长的追求又是什么？到运动后期就有了答案。
托克维尔认为，由于民主在欧洲是伴随革命而来，因此许多人已习惯于认为民主与动乱及革命之间有某种必然联系，而他对美国的考察则要告诉人们，民主带来的动乱只是转型时期的暂时现象而非民主的本质，因为民主与革命的真正关系毋宁是：民主越发达，动乱越少，革命越不可能。
——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读书》1999年第1期
中层干部座谈会上的四个发言
（1989年9月9日）
按上级指示，大专院校的中层干部要集中学习和讨论江泽民的讲话精神。院党委安排，我院共分两期，每期一个整天，再加两个半天。先集中读江泽民的讲话，然后分组座谈，谈自己的学习心得体会。现把几位有代表性的人物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记录，摘抄于后，以供后人观赏。
魏副院长主管学校的后勤工作，他年近六十，胖胖的，一副官像，样子极像个老板。实际上，他平日也的确有官架子，一双小眼像锥子一样厉害，在后勤那一摊子，他就是说一不二的老板。他的发言如下：
我第一个发言，用以抛砖引玉。我首先谈谈学习的重要性，上星期三，各高校的院领导在师大集中学习。有位院领导讲，社会主义改革就是在探索，如波兰和匈牙利，就是在探索如何搞多党制。这位老兄真是“开黄腔”。波兰和匈牙利那是在搞改革？那叫探索？那是和平演变，是共产党下台。这说明不学习是不行的，不学习就要“开黄腔”，犯错误。其实，我们学习江泽民同志的讲话，可以进一步认识到，邓小平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设计师，结果赵紫阳没有按总设计师的蓝图办，把墙砌歪了。赵紫阳搞精英政治，这些精英专门给他出歪点子，让他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他搞私有化，把大型企业变小，这是居心叵测。另外，就是发展私营企业。我家里有人在私营小厂上班，据说那些小厂搞承包的人，都是些不三不四，过去吊儿郎当不好好工作的人。这些人一当领导，比旧社会的资本家还厉害。他们行贿受贿，偷税漏税，腐蚀拉拢国家干部，偷工减料，哄抬物价，克扣工人，玩弄妇女……总之，五毒俱全，什么都干，这些人能搞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还有，就是近几年的社会风气，可以说是越来越不像话！你坐车也好，走路也好，他踩到你，或是碰到你，连个“对不起”都没有。假若你看他一眼，讲他一句，他出口就骂，动手就打。别人在旁边也不敢管。你想，解放前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糟糕！
还有，现在简直不敢逛大街。你跑到最繁华的大街，看一下那些商品，一问价格，一件衣服几十上百；一碗排骨面，过去是几角钱，现在是一块八；一个面包过去是一角多，现在是一块多！你买件便宜点的卡叽布衣服，他不卖，说没有！我看了一肚子气，就发牢骚：干脆把美国的资本家都请来，只有那些人有钱，你去卖给他们好了！除了美国资本家，就是年轻人。他们抽烟是三五牌，逛公园是拿易拉罐，这些年轻人哪来那么多钱？我看是挥霍浪费，没钱就去偷，就去抢。你说这社会治安能好吗？我看这样下去，不亡党亡国才怪，你说再不抓行不行？……
陈副处长也年近六十，他在总务处似乎一直做冷板凳，他的住房问题一直也没很好地解决，心里憋着不少怨气。他说：
我谈点自己的想法。西藏闹事，是因为离首都太远，中央鞭长莫及，这可以理解。这次四五月份的动乱，就发生在中央领导的鼻子底下。为什么会闹成这个样子？我认为还不是自家搞自家。十年改革开放，搞党政分家，搞淡化党的领导，把党的威信搞得越来越低，这恐怕是事实。过去五十年代，给党支部书记提意见，就打成右派；现在街上公开骂共产党，根本就没人管。学潮期间，街上公开贴出“打倒李鹏！”，“绞死杨尚昆！”这样的标语，谁出来过问了？老百姓排队买酱油，觉得队太长，心中冒火，也骂共产党，旁边没一个人出来制止。（魏副院长插话：农村有的党员不参加整党，去走亲戚。支部书记问他还当不当党员？他说，我要当舅子，不当党员……）过去入党是光荣的事，现在只要能赚钱就行，管你入不入党。所以，闹成这样，是我们党自家搞自家，怪不到别人。
人事处副处长小吴是部队转业干部，年纪虽然不大，但有一副黝黑冷峻的面孔，从他的神态和眼神中，你可以感觉到他对知识分子似乎有一种仇视心理，平日见到教师，他视同路人；只有见到上级领导，他才点头露出笑容。他说；
我在部队一直是搞政治工作，从连副指导员到营教导员。开始还受重视，到八四、八五年以后，在部队搞政治工作越来越不吃香。慢慢就变成军事长官说了算：连里是连长说了算，营里是营长说了算。（党办主任插话：在地方是把政工干部看成是业务搞不上去，才搞政治，政工干部是卖狗皮膏药的，没多大本事。在学校里，也是都愿当系主任，不愿当总支书记；愿意当院长，不愿意当党委书记）。政工干部成了“消防队”，就是每年逢五一节、国庆节放假，就怕战士闹事——违犯军风纪啦，和地方公安机关打架，冲击公安机关呀，这时政工干部就特别紧张，总怕战士闹事，造成不良影响。到地方以后，学校里每逢一二九、五四，也同样如此。这真让人想不通——本来是光辉的节日，是纪念革命传统的节日，为什么反倒成了忌日？所以，我认为我们在这里学习没有用，是空谈。要学，首先是那些领导学。他们学了，认识到加强党的领导的必要性，才会改变这种奇怪的现状。
历史系主任周某，五十出头年纪，瘦高个子，原是县份上某中学的教务处主任，调到高校后教历史。六四事件发生后，他在课堂上对学生讲：“学生闹事，该杀！”，学生气愤至极，在校园中贴出他的大字报。现在，周主任以真理捍卫者的姿态，板着面孔，开始他的发言。他说：
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总结了革命成功的三大法宝，那就是党的领导，人民的军队，统一战线。靠这三个法宝，我们党取了政权。现在江泽民同志总结了建国以后四十年的经验，归结为四点，就是：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坚持改革和开放的政策；只有坚持爱国主义；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中国才有希望。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四条基本经验，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四大法宝。什么时候我们按这四条基本原则办，什么时候我们的革命和建设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背离了这四大原则，什么时候就要遭到挫折和失败。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不能离开这四大法宝。
赵紫阳搞精英政治，那些所谓精英们设计的蓝图，无不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本主义。这些精英是什么玩意呢？他们无非是靠骂自己的老祖宗起家，用骂自己老祖宗的方法来证明自己是中国当代的真正改革家！他们的手法是很可鄙的，他们把历史当成手中的玩物，随意地信口开河，歪曲历史。我认为这些人是不怀好意的。可以说，他们不是二鬼子就是假洋鬼子，是一批数典忘宗的败类，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
（这位历史系主任越讲越愤恨，两只不大的眼闪着凶光，像锥子一样盯着大家，就像当年搞大批判时那样，火药味十足，仿佛不把批判对象揪出来，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绝不罢休的样子。他接着讲……）
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还是应该继续强调知识分子劳动化和工农群众知识化。要树立以工农为主体的意识。皮之不存，毛将附焉？毛主席讲的这句话，还是对的。知识分子不能独立，必须依附在工农这个主体上。光明日报上有篇文章，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最优秀的部分。这种说法是极端错误的！这实际上是否定了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和领导地位！这是为精英政治在大造舆论……
（周主任能把报刊杂志上的空话、套话和陈腔烂调背得如此滚瓜烂熟，但却写不出一篇真正的学术论文，这真是耐人寻味。看来，让这种只会搞大批判的角色担当历史系的主任，而且评上副教授，这只有在共产党统治的社会里才会有的怪现象。这位老兄在会上振振有词，左得出奇，但一谈到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他又是另一种腔调。如小组正式发言结束，闲谈时，他又讲了这样一件事。）
我们党中央的政策是英明的，但是下边一些干部思想觉悟不高，素质太差。譬如我在下边时，有个区委书记找了个老婆，比自己的姑娘还小，这像什么话？！当然，他是老婆死了之后才娶的。大家听了，说只要双方愿意，也不算违法。这种事古今中外多得很。周又说，这位书记给群众作报告，说我们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要做人民的公仆。群众在下边说，怕是要做我们的公哟——
（在这里，他指责基层干部老夫少妻，完全是一付道学家的面孔；而在批评基层干部的伪善时，好像他又站在民间的立场。可见，周某也是专制社会塑造的一个典型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