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和信念的破灭（10）
业余作者申长征的思考
申长征原在饮食服务公司当会计，业余喜欢写作，也在刊物上发表过几个短篇小说。因为业余写作有一定成绩，便调到《大众文化》编辑部当小说编辑。申长征四十多岁，戴副眼镜，黑黑的，瘦得像皮包骨头。他给人的印象是少言寡语，淡泊名利，似乎是与世无争，写小说，无非是一种兴趣和爱好。当然，表面看来他有些内向，倘若与谈得来的朋友聊起来，你会发现，他还是很善于思考的，只不过对一般人他轻易不敞开心扉罢了。
晚饭后，我们一起在楼下乘凉。他问：“你听了邓小平两次讲话的传达了吗？”
“没有。”我说，“那天刚听了个开头，有人就喊我下楼办事。”
他说：“那天我们单位上传达中央文件，去的人也不多，书记拿出文件念，我就坐在他的对面，听得也比较仔细。听完之后，我有几个疑问：一个是五月卅一日，李鹏和姚依林去找邓小平，邓小平对这两个政治局常委讲了一番话。我感到奇怪的是，另一个常委乔石为什么没去呢？另外，从邓小平的讲话口气来看，似乎是在做这两个人的思想工作，要求他们支持江泽民到中央当领导，加强与江的团结。这就令人感到，李姚二人似乎是去告江的状，或者是不太支持江泽民来中央取代赵紫阳，任总书记。按理说，这次镇压民主运动，李鹏表现最积极，应该由他出任总书记才对，可是没让他当，这是什么道理？其次，镇压群众是六月三日和六月四日，但五月卅一日就已经确定了江泽民为总书记。按党章规定，总书记应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可是四中全会是在最近七月二十三和二十四才召开的。这说明选举无非是走过场。还有，在邓小平的讲话里，说这次工人、农民、解放军都表现很好，没提知识分子。看来，邓小平是不是也要学毛主席那套，将来变着法子来整知识分子了？……”
申长征讲完，点上一支烟，说听听我的意见。
我知道申长征是潜心文学创作的人，对政治并不热心。尽管他研究过党章，却从来没有提出过入党申请。所以，我也便毫无顾忌地谈出自己的看法。我说：
“过去我们都认为，西方国家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是假民主；而无产阶级民主才是真民主，是为维护广大人民利益的民主。但是，现在看来，这无非是一些骗人的鬼话。在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中，说‘四人帮’时期搞得是封建法西斯主义。这话仔细想来，确实很有道理。不过，我认为，仅仅说文革时期搞的是封建法西斯主义是不够的，认真想来，整个毛泽东时代搞的都是封建法西斯主义。另外，凡是共产党独裁统治的国家，包括苏联、东欧、朝鲜、越南、古巴等，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党魁一个人说了算，这叫什么主义呢？这些国家党的领导人，不管叫主席也好，或者叫总书记也好，实际上和封建社会的皇帝又有什么不同呢？我认为，只是称呼不同罢了，建立的政权性质是一样的。所以，共产党的民主才真正是骗人的假民主；而西方社会要靠人民的选票才能上台执政的制度，尽管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弊病，与我们国家的假民主相比，应该说是真正的民主。就目前来看，多党制通过竞选来上台执政的制度，应该说是人类社会比较先进的政治制度，是政治文明的体现。”
申长征听了，思考片刻，说：
“我基本同意你这种说法。但我弄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不让李鹏当总书记，却到上海调个江泽民来中央当总书记？”
“这内幕，咱们是弄不清楚的。因为咱们国家没有新闻自由，不像西方国家，老百姓通过新闻媒体，对政治舞台上的变化，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我们这种国家，人民的知情权已经被剥夺。独裁者在政治上通常采取的手法，一个是瞒——许多政治内幕对老百姓保密；再一个是骗——发布假新闻，不告诉老百姓事实真相。总之，仍然是鲁迅当年讲的，统治者在政治上不是瞒，就是骗，千方百计把人们蒙在鼓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凭经验去猜测，去分析。根据我的认识，好像有这样一条规则，就是独裁者一般都是不让一派掌权。六十年代印尼有个独裁者叫苏加诺，当时印尼陆、海、空三军之间有矛盾，参考消息上外国评论家分析，苏加诺维持他独裁统治的主要手段，就是在三军之间搞平衡。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开始是想让造反派掌权，发现造反派掌权靠不住，便把军队请出来，到处搞“支左”，实际上就是军管，林彪一伙取代造反派掌权。林彪一伙掌权不久，毛主席觉得又靠不住，便把邓小平请出来，解放一批老干部。就这样，到文革后期，‘四人帮’一派，林彪一伙又一派，周总理、邓小平又一派，毛主席在三派争斗中维持他的独裁地位。邓小平自然也不会逃脱这一规律。你想，他假若让李鹏一伙独掌大权，李鹏莫非不会像当年的林彪那样，把党、政、军所有大权揽到手，瞅准时机，要么把邓小平软禁，要么干掉他。你看李鹏那个鬼样子，一脸邪恶之气，什么坏事他干不出来？假若让江泽民的上海派来北京，两派掌权，哪一派有何举动，另一派必然会把情况及时向邓小平反映。所以，这对邓小平的皇帝地位，就无法构成严重的威胁，你说对不对？”
“看来只能这样解释。”申长征说，“不过，从这次学潮中透露出的上层人物的家谱关系看，据说江泽民是李先念的女婿。共产党和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一样，仍然也搞裙带关系和家族政治。最明显的就是江青在文革中的青云直上。”
“对。除了利用派系矛盾搞平衡之外，独裁者还要考虑接班人的具体条件。就拿江泽民来说，据美国之音介绍，六四之前，当《世界经济导报》受到一些老家伙的指责时，他还出面保护这家报纸。可是学潮起来之后，得到邓小平四月二十五日镇压学潮的指示后，江泽民心领神会，立即撤掉这家报纸钦本立的主编职务，封了《世界经济导报》。说明他理解邓小平的思想快，执行坚决。另外，他在上海还组织工人纠察队来和学潮对抗，这也符合邓小平的心思。所以，邓小平不要李鹏接班，让江泽民出山，一定有他的考虑。至于邓小平表扬工人、农民和解放军，也绝非偶然。因为这些人听他们的话，就像有句歌词唱的，党说干啥就干啥，绝对听从指挥。而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则了解历史，了解世界形势的发展，对共产党反民主的本质也看得较透。因此，一些有头脑、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大学生，还有那些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自然就成了独裁者的眼中钉和肉中刺。我想，只要是独裁法西斯政权，对这些有独立思考精神的知识分子从来是反感厌恶的，一有机会就整这些人。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有以后历朝历代的文字狱，就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工人现在也不是他们的依靠对象。”申长征说。
“何以见得？”
“你就拿五六月份的学潮来说，铁路工人和公交车司机售票员，他们实际上是大力支持学生运动的——他们睁只眼，闭只眼，学生上车去城里游行示威，他们根本不收票，暗中支持学生。听说各地去北京声援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的学生，也是不买票就上车。只是有些工厂领导明确规定：上街游行的要扣工资和奖金；坚持正常工作上班的，发加倍奖金。这些工厂企业里的工人，为了老婆孩子过得好些，为了不丢掉饭碗，也只好留在厂里，没有上街，但广大工人在思想上是同情和支持学生的……”
“当然，你讲的这些，我认为都符合实际。但客观一点讲，建国后的中国工人和解放前的工人相比，解放前的工人还敢于举行二七大罢工，安源大罢工，开滦大罢工等等。解放后，共产党说什么‘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千百万工人以为自己真的当家作了主人。实际上，中国工人什么时候当过主人？这次改革开放，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工人群体。我想，假若这次广大工人能与学生运动密切配合，恐怕就不是现在这种局面了。”
“你这种说法也有一定道理。”申长征不喜欢抬杠，但他还是坦率地谈出自己的想法，他说：“具体到目前的工人状况，我认为他们是一片散沙。解放前还能组织起来，解放后的工会组织根本不是工人自己的组织，也代表不了工人的利益。这些工会的负责人无非是厂党委选中的那些最听话的人。他们完全听厂领导的指挥，有的可以说就是工贼。不过，中国工人目前的拿手好戏是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你就拿我爱人她们棉纱厂来说，工人为了争取躺在棉纱里休息一会儿，就故意把机器弄坏，让检修工来检修，趁这个机会躺在棉纱上就可以睡一觉。还有，她们厂的机器上有一种零件，听说含有银，可以卖钱。工人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结果没几天，一百多个零件全部被偷光，工厂只好换成塑料的。平日，工人出工不出力，领导来了，他们认真干，领导一走，就怠工。你厂领导拿他们有什么办法？”
是啊，我想起来了，申长征的爱人在工厂工作，他比较了解国营企业里工人
的情况，他讲的自然有一定道理。
（ 1989年7月26日）
注：学潮期间，关于上层的传言较多，文中申长征说江泽民是李先念的女婿，显然是误传。
在胡义雄夫妇家的闲谈
胡义雄是某高校艺术系的教师，在系里上音乐史、美术史、美学等课程。他参加的是民主党派。他妻子吴玲是学院里的财会科科长，参加的是共产党。我曾经和他们夫妻开玩笑：“在中国是共产党领导民主党派；在你们家里，是谁领导谁呀？”
吴玲笑了笑，瞅了一眼丈夫：“当然是他领导我啦……”
“在你们家，这不是搞政变了吗？”
胡义雄夫妇都是四川人。胡义雄六十年代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分到我省后，因出身不好，就被发配到一个最穷最边远的地区京剧团搞创作。妻子吴玲毕业于四川某幼师，自然随丈夫一起到那个穷地方工作。
到京剧团后，胡义雄长年到农村体验生活，写剧本。妻子则在剧团里当会计。粉碎四人帮以后，夫妻俩才从边远的县份调到省高校。当然，这种调动，也不仅仅因为胡义雄是正牌音乐学院的毕业生，假如没有朋友或熟人帮忙，也就是说，没一定‘关系’，由边远地区调到省会，肯定比上天还难。
提起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日子，胡义雄夫妇感慨万千，胡义雄说：
“整个青春岁月全都消磨在做无用功上了。怎么叫无用功？我学的是音乐作曲，却让我去农村体验生活，写戏曲剧本。这等于是让我从头学起。我当时只能拿样板戏当样板，对着葫芦画瓢。画出来，导演说这儿不像，团长说那儿不像，文化局长又是另外一套看法。你说这不是折磨人吗？关键是这些人不懂装懂，提的那些意见许多都是外行话，听来你都觉得好笑……。”
胡义雄的妻子吴玲听了说，胡义雄是个老实人，一点都不会投机取巧：让他下乡他就下乡，让他怎么改，他就怎么改。弄得他几年当中经常是吃不好，睡不好，常常熬夜到一两点，没完没了地写，没完没了地改，当时只求能搬上舞台就行。我当时看他那鬼样子，都担心他被折腾死……
相比之下，胡之雄的妻子吴玲就灵活多了。她和剧团的团长搞不来，但她有团长的顶头上司文化局长做靠山。这位剧团团长是部队文工团下来的复员转业军人，文化不高，是个酒鬼。团长和会计斗，按常理，胳臂扭不过大腿，会计肯定斗不赢。但吴玲不仅没斗输，临调省里之前，她还捞到一张党票。可见她绝非一般的等闲之辈。
七十年代初，我曾出差去过胡义雄吴玲他们住的那个县城。这个县城虽然是地区专署所在地，但在全省来说，却是个最穷最边远的地区。街上大部分房屋都是解放前修建的，显得十分破旧，只有少数几栋稍微像样的楼房，那多半是党政机关的办公大楼，或是领导干部的宿舍。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些剧团演员竟像乞丐一样，在一座大礼堂外面的墙边上，用油毛毡搭建一些烂棚子，他们就住在那里。当时我想，他们简直像旧社会跑码头的戏班子，恐怕那时的戏班子都比他们住得好些吧？
胡义雄一家住得稍好些：一家四口住在半山腰的两间石头房子里，从下边看，简直就像陕北的窑洞，又像古堡要塞。沿着山脚走上去，走进他们住的房间，觉得房子似乎是修在背阴的山坡上，因此屋里光线很暗。可是，与那些剧团演员们住的油毛毡棚子比起来，要强多了。起码能避风雨，而且冬暖夏晾。那时瘦瘦的胡义雄正在乡下深入生活，写剧本。两个胖胖的儿子跑进跑出，也就是刚十多岁的样子，大概正在读小学。剧团在文化大革命中，多数是瘫痪，无事可做。吴玲除了到剧团开开会，大部分时间是买菜做饭，抚养两个儿子。
胡义雄他们一家调到省会以后，我们俩家常有来往。这次见面我们先是从他家老大谈起。他家老大叫胡冰，读哈尔滨工大计算机系。
吴玲说，他家胡冰暑假回家，在火车上亲眼看见公安人员搜查大学生的行李和书包。胡冰所在的车厢里有个大学生，在他的行李里搜出了一些学潮中的传单材料，那个大学生被公安人员打了一顿，然后拉到餐车去写检查。胡冰从小就是一个聪明胆小的孩子，在学校里一直是用功听话的“三好生”。见到这种场面，吓得他心惊肉跳。他赶忙把自己提包中那些学潮中的印刷品，还有游行时的照片之类，偷偷拿出来，趁那些人不注意，丢到车窗外……
“简直比国民党土匪还凶！”共产党员吴玲讲完气愤地骂。
“总比北京的解放军要好些，”胡义雄对妻子说，“他们只是动手打，还没开枪……”
胡冰回到家，抽空坐车到原来读书的县份上去看看老同学。胡冰回来讲，有个同学考上了清华，六四那天去堵军车，背上挨了一枪。幸好子弹只是擦破一点皮，命大，死里逃生。他到那个县里，正赶上县里在大搜捕。那位和他家关系较好的文化局长关照胡冰：
“千万别到处乱跑。你说你是看老同学，公安人员说你是来串联。你能说得清？把你抓进去打一顿，划不来……”
胡义雄说，越落后，越贫穷的地方，越容易搞左的那一套。因为那里太封闭，文化不发达，人们不了解外界的真实情况，只习惯于按上级的文件指示办，已经习惯搞毛泽东时代那一套。
我说，毛泽东已经成功地培养出一代到两代的奴性人格，这些人除了掌权的党政干部以外，还包括一大批知识分子。这些具有奴性人格的人，最突出的特点是：他们彻底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只会跟着文件精神跑；领导叫他上东，他上东；叫他上西，他上西。因为他知道，唯有随波逐流，跟着文件精神跑，才会有安全感，即使跑错了，犯了错误，也不要自己承担责任。
胡冰的父亲讲，现在各基层单位都有一小撮极左分子，他们根据多年的经验，想在运动中表现一下自己，好往上爬。因此，他们唯恐跟文件精神跟得不紧。对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真是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他说：
“我们学院有个副院长，是负责学生工作的。学潮时期，他派人跟踪、盯哨、记名字，结果学生找他去辩论，他结结巴巴，无言以对。这个院长平日就不得人心，学潮中又这样逗人恨，有人气愤之余，整了一份他的材料，让学生打印出来，广为散发。其中一条是揭露他不学无术，把诸葛亮《出师表》中的‘臣本布衣’解释为‘诸葛亮本来是布依族人’。还揭露他在别人的论文上署个名字，通过拉关系，买通评委，评了个副教授……材料还列举他在毛泽东时代如何打小报告整人等等。这份打印材料一散发，他的气焰马上打下去了，在学院里抬不起头来，老实多了。看来整这份材料的人对他的经历相当了解……”
吴玲说：“我们那个总支书记要聪明些。在传达中央文件，学习邓小平讲话精神的会上，他见大家根本不想听，只是在下边开小会，议论纷纷。他说，传达不传达，是我的事；听不听，是你们的事。他传达完，让大家发言，大家谁也不言语。坐了一会儿，有人看了看表说，该回去买菜了。书记说，好，今天就学到这里，大家回去好好思考一下，下次争取每个人都发言。……鬼才发言！” 没想到，在地处市郊山顶上的这所学院里，上演的戏剧也是如此有声有色。
胡义雄说，我们系绝大多数老师都认为，事情明摆在那里，有什么可讨论的？下来以后，人们议论起来，都说共产党这次彻底输光了：威信扫地了，民心丧失了，他们那套宣传再没人相信了，只能靠枪杆子来维持他们统治了。
我说，好些日子没收听美国之音了，不知最近有什么重要消息。
胡义雄听了，嘴角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笑意，他带我走进他的卧室，从抽屉中里拿出一盒磁带，上边写着是“小夜曲”。他是搞音乐的，这种磁带很多。他把这盒磁带放进桌子上的夏普收录机里，把音量调好，按下开关，机子就放出万润南的讲话。万润南是原北京四通公司的总裁，在学潮期间，全力支持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据人民日报上文章透露，万润南在部队戒严后，曾经召集约八十所高校近百名学生领袖到国际饭店开会，劝说学生领袖不失时机地撤出广场。说明万润南能够审时度势，比学生领袖们站得高，看得远，也比他们更了解共产党保守派的本质。可惜，学生领袖中的强硬派不听人劝，一意孤行，导致六四大流血，给中国的民主事业带来惨重的损失！万润南逃离中国后，在国外积极从事民主运动。美国之音播的是他关于建立民主阵线的构想。从他的讲话里，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非常爱国，非常有政治头脑的企业家。我想，只要像万润南这样的精英人物在，中国的民主事业就有希望。
录音机里接着是吾尔开希的讲话。吾尔开希是北京师大的学生领袖，他介绍六四凌晨在天安门广场清场时的情况。他说他当时坐在救护车里，车中有个大学生的肚子上挨了一枪，这个大学生脸色蜡黄，肚子的枪伤咕嘟咕嘟往外冒血。另一名是个解放军伤员。
吾尔开希的讲话以后，是一篇美国报纸上的文章，分析邓小平一伙的所作所为绝非偶然……
“这是哪天播的？这么精彩？！” 我问。
胡义雄笑了笑：“我是把几次节目录下来之后，再组合在一起。因为我们学院有几个老师感兴趣，大家分头录，再交换放，有的还拿给亲朋好友放。这实际上就为了打破共产党的新闻封锁，让更多的人了解事情的真相！”
是啊，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四十年的统治，由希望变成失望。人们虽然也知道民主化与现代化是世界潮流，这个潮流不可阻挡；但中国共产党利用中国的贫穷落后和国民的愚昧无知，千方百计维护他们的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开历史的倒车。所以，民主的曙光何时才能到来？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头。
胡冰是从哈尔滨回来的，他介绍说，黑龙江省委对学生基本上是采取保护的态度，不像基层那些党的领导。省委负责人讲，你们在省内游行也好，示威也好，静坐也好，安全都有保障。可是出省去闹，省委省政府就无法保障你们的安全了。
胡义雄听了说，显然，黑龙江省委的领导人心中有数。看来，只有等这批从山沟里打游击出身的老家伙全部死光以后，中国政治舞台上才有可能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家。这些改革家既了解世界历史潮流的发展，又具有真正的民主理念，而且能团结一批精英人物，结束中国的集权政治，把中国推向真正的民主化道路上去。
他说：“这批老家伙都已七八十岁了，活不到好久了。他们已经成了中国的特权阶层，临死之前他们是绝不会放弃手中的权力的。但死亡是他们无法摆脱的自
然规律。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也许我们能看到黎明的曙光……” （1989年7月30日）
京剧演员曹文静的追求与幻灭
七十年代，我因公出差到吴玲所在的县城，住在地区招待所里。
一天晚饭后，我到吴玲家去办什么事情，在我与吴玲闲谈时，一个年轻姑娘走进来，只见这个姑娘非常年轻，大概刚刚二十岁出头，剪短发，脖子上围一条红围巾，苗条的身材，一双大眼睛，长得非常漂亮。心想，在这个穷乡僻壤，还有这么出色的女孩？大概是剧团的吧？果然，姑娘是京剧团的演员，来给吴玲送戏票。姑娘走了之后，吴玲说，她名叫曹文静，经常来她家玩。她还进一步介绍说，这个姑娘上进心很强，没事喜欢看书。在县城里，不少干部子弟追她，她都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不像剧团里其他姑娘那样，除了演戏，就是谈恋爱。
那天晚上，小曹给吴玲两张票，吴玲的丈夫在乡下写剧本，她就约我和她一道去看演出。在舞台上，演的是一台现代京戏，小曹虽然演的是配角，但她扮相好，那姿容气质堪称楚楚动人，给人印象深刻。
后来，吴玲断断续续向我介绍了小曹的经历。她说，小曹从小喜欢唱歌，报考剧团时，团领导看中她的身材好，嗓子好，没用请客送礼就录取了。到了剧团，文化大革命中也没什么正规演出，无非是唱唱语录歌，配合形势排点小节目。平日剧团里，大家无所事事。结了婚的忙于小家庭的柴米油盐，生儿育女带娃娃。而小曹这些十八九岁的小姑娘、小伙子，就有些无聊，除了谈恋爱，打扑克、逛街，几乎也找不到什么可做的。对这种日子，小曹慢慢有些厌倦。好在她喜欢读书，无论是毛选也好，能找到的文学作品也好，或是样版戏剧本也好，她都喜欢阅读。
粉碎四人帮以后，小曹曾经报考过四川音乐学院。迢迢千里，她只身跑到成都，望着西南最大的音乐学府，不禁浮想联翩。经过专家的严格考查，她过了初试和复试两道关，然而却没能冲过最后一道关，被淘汰下来。这大概是她人生路上遭遇到的第一次沉重打击。对一个年轻漂亮和自尊心很强的女孩来说，这个打击足以让她心灰意懒，甚至几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打不起精神来。
就在小曹陷入高考失败的痛苦时，有个高大魁梧的年青人开始向她献殷勤。据吴玲讲，这个人外貌并不咋样，样子像《水浒》里的蒋门神。这个人还没正式工作，是个“农工”。但他的殷勤很投曹文静的心。这些小殷勤是，如烙张饼给小曹送去，恰巧小曹此时肚子饿；拿两条劳保肥皂送给小曹，恰巧小曹的洗衣粉刚刚用完；找朋友从医院开两瓶鱼肝油给小曹，恰巧小曹熬夜看书，眼睛有点发干……于是，小曹莫名其妙地爱上了这个其貌不扬的“蒋门神”。
“看吧，结婚后小曹准遭蒋门神欺负！”一个知道“蒋门神”根底的演员讲。
果然，结婚没几天，为了一句话，“蒋门神”就动手打小曹，接着，隔三岔五，小曹便经常遭这个男人的拳打脚踢。有次，这个坏蛋动手把小曹的牙打落一颗，小曹的心碎了，也彻底冷了，她毅然搬出了新房，与这个男人分居，并着手办离婚手续。
在当时，在那个穷地方，结婚容易，离婚可就难啦。首先是舆论的压力：
“刚结婚不到两个月，就闹离婚，这不是把婚姻当儿戏吗？”
“戏子在舞台上演戏，下来也演戏，为啥不考虑好就结婚？”
总之，种种责难，各种闲言碎语，弄得小曹陷入更大的痛苦之中。更倒楣的是，那个“蒋门神”不同意离。小曹找领导，找法院，一次又一次的哭诉自己的不幸，最终以放弃结婚时所购置的全部家当为代价，才终于摆脱了那个坏男人的魔掌，重新获得了自由。
高考的失败，再加上婚姻的失败，使小曹像霜打的秧苗一样，再也抬不起头来。就在办离婚手续时，她又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不得不去医院做人流。吴玲说，小曹当时可真够可怜的，人就像脱了一层了皮，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在痛苦与不幸中，小曹不知偷偷流了多少眼泪。但她没有向命运屈服。她调出了京剧团，到政府机关去当打字员。白天打字，晚上看书，看报，写日记。她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投到复习中学教材，读书看报上。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她的学业，仅凭小学文化水平的底子，一点一滴地去啃中学教材，其艰难是可以想象的。
不过，苍天不负苦心人。经过坚持不懈的自学，以及找一切机会
进了干训班，小曹是最年轻，又是最漂亮的一名女学员。星期天假日，她曾经来我家看望我，我看她精神焕发，喜气洋洋，很是为她高兴。我知道，她刚刚摆脱了厄运，刚刚从几百公里之外的穷乡僻壤走到省城，进入全省著名高校的她，兴奋激动之情，是可以想象的。她说，她决心刻苦学习，踏踏实实地工作，清清白白地做人。因此，她对老师和同学都是彬彬有礼，时时处处保持着谦虚谨慎的姿态。正所谓外柔内刚，不卑不亢。另外，她深知，在共产党领导一切和主宰一切的社会里，要活出个人样来，不入党是万万不行的。所以，一进干训班，她便向组织递了入党申请书，决心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两年学习期间，她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从打扫教室的卫生，到擦玻璃窗，从组织班上的文艺活动，到自己作词、作曲，亲自登台演唱，真是表现突出，给老师和同学的印象非常好。因此，在毕业前，她入了党，而且是唯一被推荐留校的学员。
留校后，她分到学校党委宣传部。从一名偏远山区的小演员、打字员，到省城著名高校党委宣传部的干部，对小曹来说，这虽说不上是一步登天，但终究是离开了那个贫穷落后的小县城，离开了那个让她厌烦和苦恼的环境，来到她梦寐以求的大城市，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除了那段不幸的婚姻给她心灵蒙上了一块阴影之外，展望未来，前途仍然充满希望，毕竟她还年轻啊。
进了宣传部，小曹依然保持勤勤恳恳和踏踏实实的作风，希望把自己的工作搞好，让领导满意。然而，过了一段时间，部长的秘书悄悄对小曹讲，部长这个人可不怎么样，你要多个心眼才好……
开始，她并没有把这话放在心上。但慢慢她发现，部长对她的关心，有点过分。譬如，有次中文系的一位教授通知小曹去省文联参加一个会。小曹开会回来以后，这位部长就对她说，这个教授名声不好，不要和他多接近。小曹心想，
又有一次，小曹写了篇论文，请中文系黎老师给指导一下，部长知道了以后，又讲：“这个姓黎的专爱和女学生打交道，作风不好。任何正派人都不愿和他来往。”
小曹说，我听了很气，莫非我是个不正派的人才和他来往？他这话也讲得太过分，太伤人了！我本想顶他两句，想到自己的命运前途都掌握在他手中，只好忍气吞声……。
部长还说：“你时刻不要忘记自己是个党的宣传干部，是个共产党员！”
党的宣传干部和共产党员又如何？莫非共产党员和党的宣传干部就高人一等，就不能和一般大学老师来往？向他们学习？我实在弄不明白他的意思……
有一天，一个干训班同学来看我，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在办公室里，他向我谈起毕业后的工作安排，他说他的分配不合理，他拒绝去报到，反正工资奖金照样拿。等这位同学走了之后，部长就背后批评人家，说：
“哼，这样的人还介绍别人入党，自己像不像个党员的样子？党的组织观念跑到哪儿去了？”弄得小曹灰溜溜的，像被泼了一盆冷水。本来老同学见面，有啥说啥，发发牢骚又有什么呢？真没想到部长竟是这样左，这样不通情理，我看他根本不像一个大学里的宣传部长，简直像个农村干部！
还有一次，宣传部的一位同事说，小曹，你既然在文艺团体呆过，对文艺工作比较熟悉，我觉得你去抓学校的文工团还比较适合。我说，我哪行？搞文艺要有一定的才能，要有一定的个性，而且我也太年轻了……
这话传到部长的耳朵里，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又教训我一顿。他说：
“小曹啊，文艺工作也是党的工作。假如一个共产党员去干文艺工作，首先应该强调的是党性。什么‘才能’啊，‘个性’啊，这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所应该追求的东西。实质上，这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宣扬的那套货色。”
接着，他又给我开个书单，让我好好去读。什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呀，胡乔木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论问题》等。
我听了小曹对他的顶头上司的描述，曾经问小曹，你们部长是部队下来的吧？她说，不是。他原来是个知青，据他自己讲，他在农村受了不少苦，在下边当过小学教师。由于他比较会拉关系，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时候，他得到一个名额。在大学里学经济，毕业以后，他有了个大学生的牌子，人也长得不错，嘴巴又会讲，在县份上算是条件好的了。可是他却找了一个长相很差的女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姑娘的妈是个什么处长，有实权。他就是凭着这个裙带关系调到大学，一步一步爬上来的。你别看他一个工农兵大学生，没什么真才实学，可是提起一些老师，他总是说这个也不行，那个也差劲。在他眼里，这些大学老师好像都不如他。
小曹还告诉我，部长平日爱摆出一付首长的架子。他曾经板着面孔对大家讲，你们谁不愿意在我这里干，都可以写报告，我保证签字。我们宣传部有个
学潮时期，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讲：
“小曹，现在给你个任务：到学生宿舍去了解一下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回来向我汇报。”
我说，平日我很少到学生宿舍去，现在突然闯进去，学生不欢迎怎么办？他说，现在是非常时期，正是党考验每个共产党员的时候。你这么年青，在运动中表现好点，对你的前途影响很大…… ”
我听了，虽然觉得味道不对，想到自己是个宣传干部，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也应该是自己的本职工作。就硬着头皮，壮起胆子，去敲学生宿舍的门。
跑了几个宿舍，我发现平日不太关心政治的女大学生，对北京和各地的学生示威游行，以及反腐败、反官僚，要求民主的话题也议论纷纷。我从她们的议论中，觉得她们完全是出于爱国之心。
回来之后，我把在女大学生宿舍听到的谈话，都如实向部长作了汇报。他边听边拿小本记，还刨根问底地追问是哪个年级，哪个系，说话的学生叫什么名字……
我说，在场我不能问这些，他们信任我，才在我面前讲这些。如果我一记他们的名字，他们马上会把我轰出宿舍。
他说，你策略一点嘛，通过适当的方式方法。你没看电影里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活动在敌人的心脏里，工作得多么机智，勇敢……
我马上说，这些大学生又不是敌人！
他听了立刻板起面孔，教训我：“我这是个比喻，你没必要反驳我！再者说，她们不是敌人，但是可以被敌人所利用。”
他看我很不高兴的样子，接着又用稍微缓和一点的语气说：“你还太年轻，太天真，太幼稚，对政治斗争的复杂性还缺乏认识。你这么年青，就入了党，到党的要害部门工作，应该好好接受党的考验！现在党交给你的任务，就是再艰巨，再困难，你都不应该打退堂鼓……”
我只好又到学生宿舍去。部长则马上把我汇报给他的情况再去向校党委书记汇报。路上我想，这难道不是让我干特务工作吗？对这场学生运动，我有自己的看法。他部长想往上爬，把我当工具用，我应该多个心眼。想来想去，我决定采取应付的态度。我在学生宿舍楼转来转去，见学生们在议论，我就在旁边听一听，然后回去就把道听途说的东西，再加上点报纸上的新闻，向部长汇报一番。
他问我到宿舍去没有，我说，学生一见我进门，就哑口无言，不再讨论了。
部长听了，看样子脸色不太好看，对我的工作很不满意。我心想，管不了那么多了——觉悟不高就不高，反正我也当不了官！
六四事件以后，他显得特别高兴。在宣传部，他说：
“我们搞宣传的，这次该受重视了！以前只重视业务干部，不重视政工干部，这次吃了大亏！现在痛定思痛，该用我们政工干部的时候了！一手软，一手硬的状况必须彻底改变，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应该永远放在首位……”
部长组织大家学习邓小平的讲话，学习中央文件精神，学习报刊社论，然后又布置我写一篇学习心得。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不敢不听，只好找些报刊杂志文章仔细阅读，然后东拼西凑，弄出一篇来交差。他看了之后，说：
“好！让他们看看，我们宣传部门的同志觉悟如何？自觉地紧跟党中央的伟大战略的布署，坚决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小曹，把你的名字签上，我叫院报的编辑看看，争取及时发出来。”
我说，就算咱们集体写的文章吧，没必要属我个人的名字。我心想，这不是我真心实意要写的东西，是你部长交给我的任务。对学潮我有自己的想法。另一方面，过两年学生运动平反了，我岂不是又犯了个大错误？！我不想让人骂我是个政治上的小爬虫！
小曹讲到这里沉默了，一双大眼睛里充满了忧伤。她怎么也不明白，在一个高等学校里，怎么会有部长这号人呢？她原来想像中的大学，是知识的殿堂，专家学者云集的地方。可在这里呆了一两年之后，她的梦想被现实粉碎了，她真不知道自己的人生之路该如何走下去。 她说：“我只想找个适合的男人，建立一个家庭，混日子算了。”
附：八月底的另一次谈话
八月底，我因公到小曹他们学校去办事。顺路去看望小曹。在宣传部里，我见到了这位心仪已久的部长。只见他四十岁左右，身材匀称，皮肤白细，一副女性的眉眼。他似乎正在批评一个年青人。
“你看我们部长，他正在训人。”小曹走出办公室，对我讲。
“为什么事情呢？”
“晓得他，反正一点小事，他也上纲上线。在他手下工作，真是活不出来……”
在郁郁葱葱的林荫道上，小曹又向我讲起最近发生的一件事。
那是头些日子全校召开处以上干部大会，总结学习邓小平讲话精神。扩音器有点毛病——双声道喇叭，只有一个声道有声音。这本来是电工安的，与我无关。可是部长却怪我，而且上纲上线。他说：
“这是个政治事故！”
我想，莫非这是我的责任？我又没摸没碰，何必吓唬我？看他那样子，好像我就是搞破坏的阶级敌人！
讲到这里，小曹又不讲话了。过了好一会儿，她说：
“原来认识我的人，都以为我终于跳出了那个贫穷落后的小县城，来到省会的著名大学里工作，是‘有出息’，是‘熬出了头’，是‘前途无量’。岂不知，还没过几天舒心日子，又落到这样一个人的手下。我每天无非是守电话，采购扫把，擦桌子扫地，打开水，为部长搜集材料，写总结，填各种表格……干这些倒没什么，关键是受气，心情不舒畅，有时我夜里左想右想，我真想提前退休，只要有个男人能养活我，我宁可退休去当家庭妇女，去带孩子做饭……说着，她抹了一把眼泪……
我很同情她的遭遇，可是我却帮不上她的任何忙。我只能说，实在不行，换个环境吧，到学校别的部门去干些其它工作。业余时间继续坚持自学。毕竟你还年青啊，往前看吧。
然而，这些空泛的安慰对她有用吗？
（1989年7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