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思想家王韬和他的时代

       1862年4月，围剿太平军获胜的清军在江苏缴获了一封署名“黄畹”的上太平军将领刘肇均秉帖。这封作于该年2月2日的信显然出自一位有见识的文人之手，对太平军在业已攻占了南京和苏州后的战略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建议，其焦点是劝阻太平军进攻上海。信中认为，进攻上海必然招致西方国家干预，而英法等国事实上只对贸易感兴趣，无意卷入中国的内乱，因此应该首先对西方国家的势力持和平态度，避免与之冲突，“缓以困之”。信的作者进一步建议说，眼下应集中力量对付已于1861年攻陷安庆的曾国藩湘军，争取夺取镇江，光复安庆，控制长江流域，与清政府形成“划江之势”。这封信的作者声称自己“急于报效”。尽管信是准备最终上呈李秀成的，但太平军实际并未按此信的意见行事，而是从1860年开始就在李秀成的率领下攻击上海，并在1862年发动第二轮攻击，但最终受挫。“黄畹”的建议确是有见地的。

    缴获此信的清军从笔迹、名字——沪语黄、王无分——等推断，信的作者是当时上海的一位江苏籍文人，曾在英国传教士开办的墨海书馆里任中文编辑，现避居乡里的王韬（1823～1897）并开始通缉他。王韬闻讯后即于1862年5月返回上海，受到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H. Medhurst），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艾约瑟（Joseph Edkins）等人保护，并于同年10月赴香港。此后，王韬协助另一名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翻译中国“四书五经”，并于1867年应邀以文化名流的身份访问欧洲，逗留两年多，并以中文在牛津大学演说，成为中国最早直接了解西方世界的人之一，他的旅欧经历比之郭嵩焘早了七年。1874年，王韬与人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成为中国新闻史上最早由中国人创办的中文报纸之一——1872年创办于上海的《申报》，也是美国商人创刊，而由中国编辑执掌编务，而《申报》老板美查（Earnest Major）甚至专门派遣第三任主笔钱昕伯到香港向王韬学习办报。王韬在《循环日报》上撰写的大量政论文章，成为晚清倡导西学、呼吁改革乃至革命的先声。

    王韬的主要思想文化成就，是在流亡香港后取得的，但他流亡以前在上海的生活似乎更有趣味，对他的一生也至为重要。1848年，王韬乡试落第后从苏州甫里镇来到上海看望父亲，并定居下来。第二年秋天，他应结识的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之邀进入“墨海书馆”任职中文编辑直到1861年回乡。

    王韬对开埠初年的上海景况的描述，今天已成为研究上海城市史的一段经典：“一入黄歇浦中，气象顿异。从舟中遥望之，烟水苍茫，帆樯历乱，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峥嵘，缥缈云外……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然几如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也。”〔1〕 据日记看来，王韬的上海生活，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古时文人雅士的模式。他和当时的文化名人包括数学家李善兰等人都有交游，他们聚会的形式通常是游园、作诗联句、猜灯谜、作对联、饮酒品茗、访艳青楼。1858年11月内，王韬和朋友就两次光顾青楼，在访问南京时，他又与秦淮河的青楼女子谈《石头记》。同时，因为上海的开埠，西学的传播，王韬等人的眼界和知识结构与前代人相比都发生了变化。在王韬读的书中，不仅有《红楼梦补》、《水浒》、《易经》，也读报纸，读《圣经》、《数学启蒙》和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翻译的《几何原本》，对新知识，他的内心是完全开放的。他了解了西洋种牛痘的方法，并在1859年西历元旦的当天去向友人贺岁。正是这种处于中西之间的特殊状态，使得王韬的内心在本能地进行中西对比的同时不乏矛盾之处。他在日记中承认，西人于“学有实际……察地理，辩动植，治水利，讲医学”，并愿意把来自西方的有识之士尊为“西儒”，但同时，他又认为西人工于心计，说“西人隆准深目，思深而虑远，其性外刚狠而内阴鸷。待我华民甚薄，佣其家者，驾驭如犬马，奔走疲困，毫不加以痛惜”。

    中国的对外交往情况，在王韬看来并不乐观，首先是懂得外文的人极少，在懂得外文充当翻译即当时所谓的“通事”的人中，又多是一些类似无赖的人，“于其政事得失，制度沿革，毫不关心”。中外隔阂的结果是，通商十余年来，中国仍然不清楚西方的情况，不能拿出有效的对策来应对西方的多方面渗透和挑战。在王韬发出上述感叹两年后的1861年，清廷才终于在北京成立了一个级别并不高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附设的培养翻译外事人才的同文馆。乡试落第的王韬，在初步的中西对比后，将批评的矛头对准了科举制度，指出其“诗赋则只尚浮华而全无实用，明经则专事记诵而文义不通”。

    胡适在评述中国新文学的时候，提到王韬在帮助传教士译书上是一个“重要的先锋” ，但直称其为“太平天国的文人王韬”〔2〕。王韬与太平天国的关系，一直是后世学人讨论的一个重点。专研太平天国史的历史学家罗尔纲也断定“黄畹”就是王韬，美国历史学家柯文（Paul Cohen）的《传统和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一书也采此说。1861年，王韬曾与一批外国传教士去南京游玩，其间的确结识过一批太平天国官员。但据此把王韬算作太平天国幕僚，又似乎显得有点牵强——假如他真是一名幕僚，又何必用假名上书呢。而胡绳则把王韬既上书太平天国又上书曾国藩，指为“投机分子” 的行为，也未见得公平〔3〕。

    王韬日记中，多次出现对太平军活动的描述，其厌恶和反感显而易见。他对太平军的称呼，非贼即寇，其间多次历数太平军“淫掠屠戮”的“亘古未闻”的罪行。他描述说：“凡小孩自二岁以上者悉歼之，壮者多裹胁而去，港中尸骸残形断手足者，蔽流而下，水为之赭。”〔4〕

    可以想象，对一个旅居上海，耳濡目染西学的传统文士来说，太平天国的理想和实践本身恐怕都不会有太大吸引力。王韬曾对太平军在松江县的杀戮气愤得“拍案狂叫”，他坚决主张巩固地方团练以镇压太平军。

    另一方面，在日记和其他文字中的王韬，的确具有所有传统文人都有的那种社会责任感，那种抱负，那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和“舍我其谁”的豪情。在传统社会中，政治责任感得到发挥的唯一途径就是考试做官，而现实的尴尬是，科举的激烈竞争性使得大量有抱负的青年被排斥在正统体制外，科举考试内容的僵化也越来越引起了真正有个性的文人的厌弃。不论今天的一些学者如何试图为科举制度翻案，都不可改变一个事实——科举的目的和性质不是普及大众教育，而仅仅是封建国家人事制度的一部分，因此它的成功，也只是朝廷更好地宰治民众的成功。晚年王韬如此回忆，“自少性情旷逸，不乐士进，尤不喜帖括，虽勉为之，亦不中绳墨”。旷逸的文人，自古少有能玩转官场的，王韬当然不例外。好在当时的上海还能为他这样低分高能的才子在洋人手下找到一个饭碗。

    切莫以为王韬在上海一间外资出版公司工作，就如今日之白领一样开心，他的心中，始终充满一种苦闷和挫败感。寄寓于西人传教士庇护之下，对一个晚清中国文人来说，不会是理想的终极，更何况来自西方的基督教，也始终不能真正走进王韬的内心，不论他和传教士个人建立起多好的私谊；国家的内忧外患，使得他的内心更加忧愤，苦于无力回天。因此，寓居上海时期的王韬不断地在日记中感叹自己一事无成，年仅三十岁，就慨叹“精神渐耗，志气渐颓，学问无所成，事业无所就”。他有时很旷达，说“人生脆弱，一至于此，又何必争竞”，说“求名之心，久如死灰，不可复燃”，有时又说“尚未能忘者，名耳”。他分明地感到，自己的功名心既无法消弭，又似乎有点不合时宜——一个仅有秀才头衔而又不乐仕进的人，如何建立功名？因此，他不时地在日记中流露出归隐还乡的念头，当个自给自足的小地主乡绅，冬日饮酒御寒，“夏日则闭门不出，临池自乐，亦可终老是乡矣”。但他这样做的前提却是，“安得有人馈予千金，俾可遂归耕之愿”，就是说，想当陶渊明，得先弄上一笔钱。诚如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言：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归去来兮不是那般容易，和多数地位卑微的旧时文人一样，王韬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效仿汉代贾谊，用上书这种最传统和最中国的方式，把自己的见解表达出来，希望当道者采纳，同时也实践自己的政治抱负。他曾多次就内政、外交、边防事务向有关官员上书。1858年１月，他致书曾任上海道台的卖办商人吴健彰，希望能资助他出版自己的著作——记录上海风物的《瀛壖杂志》，十多天后，又再次上书，“敬呈西书六种，拙著一编”，但没有收到任何回音，这让他非常沮丧，在日记里挖苦和咒骂吴健彰；1860年二三月间，接到王韬信函的江苏巡抚徐有壬亲笔给他回信，客气和褒扬之余，说自己“自揣才力，实不克胜”，并附赠吕宋银洋三十枚，他又非常感动；王韬向曾国藩上过书，提出破太平军的计划，甚至在他已经流亡香港后，还将自己著于1870年的《普法战纪》寄至内地曾国藩处。他自己也深知这种来自边缘人的冒昧上书常常没有好结果——“一二草茅之士，或能通达时事，叹息时艰，偶言之当道，则必斥之曰‘多事’，鄙之曰‘躁妄干进’，呵之为‘不祥之金’……”但当曾国藩读了书后真的准备招他入幕府的时候，他却又辞谢不往了，似乎王韬并无意进入“体制内”，而更愿意在体制外自由发言，或者，他看重的不是职位本身，而是被尊重这种感觉。

    1860年，王韬就对朝廷无法制服太平天国而欲借洋人助剿已经深为失望，同时对太平军倒产生了些许好感。他觉得从太平军能守住南京来看，“虽无纪律，尚谓善兵，贼中或未必无人也”，隐隐感到太平天国中也有高人，并非乌合之众。从一位被太平军扣留后脱逃的松江士人周韵兰处，他又得知，“贼待之甚厚，每食必共桌，呼为‘先生’。律法甚严，逃亡，窃盗，皆殊身首”。现存的王韬日记中，1861年的日记缺失，但正是在这一年，他在南京亲自接触了太平天国人员。不论如何，王韬希望有人能够了解他的才华，接受他的观点的念头虽然遭到挫折，但他并未动摇，只是需要找到下一个主顾。因此，完全可以理解，当他感觉到有人愿意尊重和接纳他的时候，他也愿意立即报效对方，哪怕对方是自己在日记中多次痛斥的匪类。这种文人寻觅伯乐的心态，肝脑涂地的报恩欲望，在后来康有为与光绪的关系中，不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吗？这样，王韬已经不再介意他既上书曾国藩，又上书太平军是否合乎逻辑，他在意的是，自己的对策本身是有价值的。作为一介文人的王韬，除了自己的思想和智慧，在现实生活所拥有的可作回报的资本的确不多。王韬不是大清高官的幕僚，亦算不上“太平天国文人”，更说不上是“投机分子”——此刻太平天国已为强弩之末，还有何机可投？他仅仅是喜欢出点子，喜欢点子被采纳的文人，而点子本身的确可以是中立的。王和寇不过成败之间，是把点子货于帝王抑或是货于贼寇无非形势使然，原就是士人难以摆脱的宿命。连孔子也曾经对叛臣的召唤跃跃欲试〔5〕，更何况王韬也已说穿，“天下之坏，不坏于贼，而坏于吏”，这完全对应鲁迅多年以后说的，“百姓固然怕‘流寇’，也很怕流官”〔6〕，那王韬帮过了那些坏了天下而又一再把他拒于千里之外的官吏，又来帮帮“贼寇”，有何不可？！

    被迫从上海流落到香港的王韬，初时对香港的印象并不好，岭南一带在这个江南士子的心中向来是一个“风土瘠恶”之地。他在1863年11月的日记中称香港为一“绝岛”，“锥刀之徒，逐利而至，岂有雅流在其间乎？地不足游，人不足言，至馆校书之外，闭户日多，无事可纪……”。在香港，王韬除了继续从事协助翻译、编辑的工作外，再也找不回上海时期那种名士才子的生活方式了。但他对香港的观感，又不尽全是轻蔑。香港成为王韬了解西方治民之道的第一个窗口。他在《漫游随录》中对英人经营香港的毅力评价颇高“西人……不遗余力，几于学精卫之填海，效愚公之移山”。他称赞当时的香港总督“其为治也，以爱民为本，其视中外之民，无畸重轻，不分畛域……”港府的治理“事简而刑轻”，这显然是针对有清一代政令繁琐，刑罚苛酷而言。他介绍了香港有地方绅士参与的陪审制度，进一步感叹：“前者所谓弃土者，今成雄镇，洵乎在人为之哉！”〔7〕

    1867年的欧洲之行，给了王韬一个实地考察西方文明的机会。他注意到，英国有规模极大的博物馆，搜集动植物标本、文物，以“佐读书广见识”；西人喜欢植树种花，美化环境；在教育方面，他考察了女子学校，发现“女子与男子同，国中风俗，女贵于男”，在“女贵于男”这一点上，西方文化对一位中国士大夫的冲击无疑是很大的。王韬还发现，英国人“心思慧巧”，喜欢发明创造，而发明可获得专利制度保护，“虽朝廷亦不能以势相抑，故人勇于从事也”。假如没有专利制度保护，“则他人坐享其成，无所控诉，谁甘虚费财力以创造一物乎？”这恐怕是近代中国人关于专利制度和知识产权的最早反思。教育仍然是王韬思考和对比的一个重点，他发现中西教育的一大差别是中国重词章而西人注重实学，“英国学者注重实际，坐而言者可以起而行也”。他亲自乘坐了火车，感觉“如迅鸟之投林，狂飙之过隙”；他参观了英国电信总局，观看西洋戏剧，参观了法国卢浮宫；并注意到英国各处教堂林立。他赞美苏格兰“市不二价，路不拾遗，是足以见其宽大之政、升平之治矣”。在上海和香港两个都市生活过的王韬，还特别留意了伦敦和巴黎先进的市政管理。他评价巴黎：“防守陆军三十万，按街巡视，鹄仪严肃，寂静无哗”，“道路整洁，凡遇石块煤漆稍有不平，石匠随时修补。”他描述伦敦的市容：“都会广四五十里，人烟稠密，楼宇整齐，多五六层”，以及“每日清晨，有水车洒扫沙尘，纤垢不留，杂污务尽。地中亦设长渠以消污水”〔8〕。对英国的态度，可能代表当时倡导西学的中国士人的一般心理，一方面，他发自内心地说，“善于治民者莫如英，入其国中，无不优游暇豫”，感叹英国政府“待民可谓厚矣”；另一方面，就英国与中国的关系言，他又时时警惕英人的野心，认为英人颇善以“兵力商力并用”，征服其他民族。

    对比之下，晚清的社会风气和官场习气尤其使得王韬忧虑。他感叹在中国，“官不能保民，而民亦不能恃官”。他无奈地说：“今观中国之所长者无他，曰因循也，苟且也，蒙蔽也，粉饰也，贪罔也，虚骄也。”对王韬来说，除了“西艺”、“西技”，他最关注的恐怕还是“西政”，即西方的政治制度何以带来国家的富强和社会的安定，以及如何用一种先进的政治制度促进和保障中国社会的进步。他认为，英国政治的特点是“君民一心，无论政治大小，悉经议院妥酌，然后举行……中国则不然。民之所欲，上未必知之而与之也；民之所恶，上未必察之而勿之与施也”。的确，在共和革命最终爆发以前的很长时间内，困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一大问题，并非根本质疑封建专制的合法性，也非激烈的反帝国主义意识，而是忧虑朝廷和官僚与民众之间日益严重的隔阂，即“上下不通”。王韬把国家制度分成三种：“一曰君主之国，一曰民主之国，一曰君民共主之国”，他认为理想的制度就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对王韬其他同时代人来说，议会制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沟通上下的制度而提出的，尚未具有西方分权制衡的内涵，但是，认识到皇权无限扩张的恶果，倡导基本民权，对晚清中国士人来说，不能不说一大进步，尽管早有清初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的民主思想在先，但毕竟是不为当局所容的异端邪说。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学界通常把王韬这类人物作为改良主义思想家与洋务派官员划在一起其实并不恰当。虽然在现实中，王韬的确一再寻求洋务官员的提携，但就思想层面而言，他还是远远超越了体制内洋务官员的，即令是张之洞出版于1898年《劝学篇》，也还在道貌岸然地说倡导民权是破坏“三纲五常”。从近代民族主义兴起的角度看，也正是王韬这一代边缘知识分子，最早意识到民族的形成不单在对抗外敌，更在内部整合和认同，以及基本民权的落实，否则人心涣散在所难免。

    同时，王韬终究也难摆脱传统的束缚，在欣赏议会制的同时，又时时地要用中国历史上的“三代之治”来比附。和当时其他知识分子一样，王韬相信中国在秦代之前的夏商周三世是一个君民亲密无间的理想社会，而秦代后则厉行专制，最终将国家政治变为一姓私产。每当看到西方国家以近代民主政治连接上下，他们就情不自禁地以为是“有三代以上之遗意”，而中国的政治改革无非是“礼失求诸野”，这样一来当然也为改革在传统的框架内找到合法性，但也同时限制了对西方制度本质的认识。从这里，还可以理解何以晚清知识分子直到很晚才萌生反满革命的念头，因为在早期启蒙思想家看来，中国之专制实始于秦代而延续二千年，并非是满清之过。王韬明确强调，“若舍西法一途，天下无足与图治”，对西法的信心可见一斑，对西方文明的憧憬使得王韬无论在上书太平军时，还是上书曾国藩时，都主张他们争夺长江中游，而不要惊扰西方势力的大本营上海。但不论如何倡导西学，其实都不能动摇王韬内心对儒家之道的信仰。尽管他在上海墨海书馆期间就成了一名“基督徒”〔9〕，然综合其日记、文章来看，他从来没有真正信仰过基督。他认为，儒教的真谛就在“三纲五常，以人治人”，道的核心“不外乎人伦”，同时，道具有永恒的先验性，即使孔子，也不是创道人，而只是弘道人，在这一点上，即便是这位著名的晚清思想家，也未能脱离“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桎梏，虽已入于“西政”一层，于“西教”终于还是隔膜。

    当王韬欧游结束返回香港，并创办《循环日报》后，他就将主要力量用在大力宣传西政和变法上，倡导在中国开矿、修铁路、建学校、办报纸，直到成为著名的政论家和后来维新运动的思想前驱，影响了从康有为到孙中山的两代变革者。他曾应邀访问正处于明治维新中的日本，被奉为上宾。直到1884年，时过境迁后，王韬才在李鸿章的默许下终于回到上海，任《申报》编纂主任；1887年出任中外合作的上海格致书院掌院，成为名至实归的社会名流。然而，除去外在的浮名，王韬至死都一如既往地忧郁和悲怆。当他面对世界的时候，是一个启蒙思想家，而独自面对自己的时候，始终是一个被放逐的孤独者和崎零人。王韬本人是家族中数代单传男子，但却没有儿子，两个女儿中，一个在嫁给《申报》主笔钱昕伯后早亡，一个“生不能言”，此种打击对旧时文士而言，恐怕再风流的才子也难以排遣内心苦痛。长期酗酒买醉，造成他的体质很差，中年即常常喀血，乃至处于“久病垂死”的状态，多年流寓域外，心境更添悲凉，归国后收入微薄，经济拮据。而国势之不振，政府“措施之颠倒”，有时促使王韬因忧时伤身而“旧疾陡发”，甚至产生只求速死的念头。病中的王韬，唯有佛学的空寂尚可提供一个心灵避难所，他感叹“数百年后，如烟如泡，一切事皆当作如是观” ，要“忏种种罪孽，修种种善果……因回忆前事，如沤如泡，如影如尘”。这些言辞径直取自《金刚经》中“如梦幻泡影，如电复如露”，更可证王韬之不可能为基督徒也。中国的士人固一日未敢忘忧国，然性格又偏柔懦，自身处境和国家命运常常纠缠不清，当两者均不如意，而又缺少天伦之乐时，纵使此时豪情万丈，彼时放浪形骸，心灵深处惟余残破和虚空。王韬说自己“一息犹存，尚思报国”，但极度苦闷中竟也会“歌哭无端，悲愉易状”，便是这长哭当歌长歌当哭的真实写照。环境如斯，时代如斯，性情如斯，际遇如斯，便是真才子真名士亦难真风流！

注释：
    〔1〕王韬：《漫游随录》，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8页。
    〔2〕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第二集，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53年版，第194页。
    〔3〕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3～254页。
    〔4〕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80页。
    〔5〕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884页。
    〔6〕鲁迅：《谈金圣叹》，引自《鲁迅全集》第四卷，香港文学研究社1973年版，第403页。
    〔7〕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8〕王韬：《弢园老民自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160页。
    〔9〕（美）保罗·柯文：《传统和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20～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