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发展中的三个问题
中国佛教发展中的三个问题
寺院出家僧人的问题
寺院多，僧人少。由于国家政策的改变，当前各地恢复、重建的佛教寺院大量涌现。这些寺院历史沿革悠久，地理位置优越，建设规模宏大，信众香火繁盛，与寺院数量日渐增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出家僧人的匮乏。根据中国佛教协会制定颁布的《全国汉传佛教寺院传授三坛大戒管理办法》中对“传戒寺院资格的认定”，“纲领执事健全，有一人以上取得十师资格，常住比丘或比丘尼20人以上。”可见，作为一座殿堂齐备、执事健全的佛教寺院，其常住僧众人数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条件，直接影响到该寺院的修学活动能否正常运作。目前，除了位于东南几个省或其他地区的一些大中城市的少数佛教寺院外，全国大部分汉传佛教寺院的常住僧众都不足20人，有的寺院只有一两位出家人。
1992年1月，中国佛教协会在上海召开了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会议，时任会长赵朴初在讲话中指出：“当前和今后相当时期内，佛教工作最重要、最迫切的事情，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赵朴老所谓之“人才”，指的就是“僧才”，而“僧才”是要从广大出家僧众中选拔和培养的。现在全国兴办了许多高、中级佛学院，在教学硬件与经费都有保障的前提下，生源几乎成了一个普遍问题。因为佛学院所招收的学生，要求必须是出家的僧尼。
“量”的问题没有解决，“质”的问题便无从谈起。由于真正的出家人的缺乏，致使社会上的一些不法之徒，假冒出家僧尼，骗取广大佛教信众的钱物。有些地方为了发展旅游经济而修建寺院，在没有出家僧人住寺的情况下，雇佣俗人假扮僧人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对于这些问题，无论是佛教本身，还是政策法规，至今还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
供养多，学修少。由于寺院作为宗教活动场所，是没有国家财政专门拨款的，其经济来源主要靠“自养”，而“自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广大佛教信众对寺院供养的“香火钱”。随着我国社会财富积累迅速，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比起改革开放初期，已经有了飞跃式的变化，广大佛教信众供养给寺院及僧众的“香火钱”也随之增加。
按照佛教传统，出家僧众之所以不进行直接的生产劳动，而代以乞食化缘和接受信众供养作为经济主要来源，其目的就是要将绝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学修佛法、解脱成佛上来。寺院由困变盈，僧人由贫变富，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原本无可厚非，但由此给传统寺院功能及僧众定位带来的巨大冲击，也是显而易见的。很多寺院每年举行诸多佛教法会与活动，主要是为了扩大社会影响、吸引更多信众，给寺院及地方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其宗教内涵被极大地忽视了。按照佛教戒律规定，出家僧尼是不允许积蓄个人钱财的，但由于僧人收入的不断增加，其身份正逐渐从“修行者”向“职业者”转变，这种不良风气逐渐引起社会上的广泛关注与重视。
自营多，监管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及宗教院校属于民间非营利组织，是享受国家免税政策的。寺院作为佛教活动场所，在经济上也是相对独立的，其内部财务收支情况基本都是由寺院自行记账的，政府审计、税务部门也没有相应配套的监管办法。
如何规范寺院财务管理，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推动寺院规范化管理，已经成为中国佛教界迫在眉睫的一件大事。寺院经济问题处理不好，就会破坏清净庄严、和合共住的道场环境，就会降低佛教自身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就不能真正发挥佛教界与广大信众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
信众多，引导少。虽然出家僧人的数量较为缺乏，但社会上信仰佛教的人数却在与日俱增。据统计，我国现有信教人数超过亿人，其中信仰佛教的人数保守估计也要超过千万。在中国，佛教正经历着快速发展的阶段。佛教是一个正信的宗教，是一个智慧的宗教，也是一个反对盲从迷信的宗教。那么，如何引导广大佛教信众信仰真正积极的佛教，而不被打着佛教幌子的“伪佛教”、“邪教”所蒙蔽、欺骗和利用，已经成为我国佛教界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出家僧尼人数原本就很少，且其自身的整体素质和佛学修养并不是很高，这就很难满足广大佛教信众日益增长的宗教需求，也更难在较高层面上给予他们信仰的引导。
佛教发展中的寺院经济是必需的吗
寺院，在远古，中古，古代，近代早期，一直扮演的是学校的本位，职能是教化，教化包括人心的智慧圆满完成和世间善法的推广普及。
寺院其经费来自政府拨付、社会捐助、寺院自养。面对的是人心和善法，不存在凭票入门问题。收取门票，把佛寺彻底妖魔化了。毁的是人心，坏的是住在寺里的人。
收取门票，是从上世纪80年底，少林寺始，当时多有反对者，甚至人大、政协都有提案反对，但是没挡住这股潮流。
少林寺山门口收票在全国佛教是首例先河，佛教界震惊。自有佛市以来，香客进香是不收门票的，随喜公德，庙宇一样繁荣。如今少林寺山门口收票在全国佛教是首例先河，由此带动全国山门收银100大元以上。这和截道的土匪有什么区别？一家三口去朝圣要三百大洋！
一切只为钱，怎能不乱来。80年去郑州，少林寺中岳庙一日游包括返程票共5元钱。二十年后去郑州不算车票，单少林寺门票，大门100，小门另算。短短二十年涨几十倍不止。这就是改革吗。
春节假期去宁波天童寺，天童景区在离寺院很远的地方设置入口，景区收费50元。宁波本地跟外地收费还区别对待，寺院门票10元！
其实，寺院本不该卖门票的，看看东南亚的寺院那有卖门票敛财的呢？寺院不应该商业化。
今年过年期间去庙里必须先交200， 门口有很多交不出这个钱的人在庙外跪拜，眼含泪水。当时我就心寒了。佛教不是保佑疾苦大众给他们心灵安慰的么。如此高价，让那些真正需要蔽护真正饱受生活折磨的人去哪寻求安慰。我们只能无奈的说，当寺庙不再是纯粹的宗教之地, 我们只能将佛主留在心中。
由此呈现了中国宗教经济活动的两大逻辑，一是宗教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一是社会经济的发展，直接引导并且推动宗教发展自己的经济事业。中国宗教作为免税非营利组织类型，可以在国家权力和经济市场之外等社会空间之中，建构具有各个宗教特色的宗教服务型经济，从而体现出各宗教经济应有的社会性与公共性特征。
我们国家佛教寺院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现在可以说是中国佛教发展的时期。正是由于发展太快了，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就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也很正常。佛陀在世时都会有六群比丘不断犯戒，也有提婆达多不断障碍，何况是现在这样一个世界，物质相对丰富，而道德却失范，使环境变得复杂，名利诱惑使很多人堕落。
寺院高僧的问题
中国大陆有没有高僧的问题，以我个人的看法，香港也好、台湾也好，他们都是中国佛教的组成部分，中国佛教是个整体，香港、台湾出高僧，同样是中国佛教界的光荣。但说中国大陆没有高僧，那是片面的说法。远的不说，49年后至今就出了很多高僧，像清定上师、正果法师、明真法师、遍能法师、茗山法师、明暘法师、圆拙法师、云峰法师、妙湛法师、仁德法师，同时八十岁以上高龄健在，德高望重的还有惟贤长老、本焕长老、佛源长老、昌明长老、广修长老、德林长老、明学长老、梦参长老以及近百岁的比丘尼隆莲大德……特别是最近刚刚圆寂的杭州灵隐寺的九十多岁的木鱼法师,学问很高，不但诗写得好，而且生活简朴，非常讲修行，火化后有很多舍利，这些僧人都是我们中国两岸四地乃至世界佛教共同公认的高僧，所以我可以非常自豪地向你们报告，如果谈现代的高僧，尽管大陆佛教受过“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仍然涌现出许多高僧，在九华山就有八十年代的大兴和尚肉身、九十年代的慈明和尚肉身，仁义师太肉身，你说他们是不是高僧？在现代有几个和尚修成了肉身的？他们的修持、他们的道德，难道不是我们所有佛教徒的典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