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发现对鲁迅胞弟周作人评价可能有改变(图)

谷崎润一郎写给周作人的书信

日本文豪寄给周作人的书信资料最近被公开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前发现，岛崎藤村、武者小路实笃、谷崎润一郎等日本文豪寄给中国著名作家周作人的信件及明信片等，共超过1,500件资料被保存在中国。从中找到了岛崎藤村和诗人草野心平等人的亲笔信，以及来自志贺直哉的贺年明信片等。

　　目前，这些资料由周作人之孙周吉宜(65岁)保管于北京的自家中，并正在进行公开的准备工作。若能借着此次发现，进一步发掘日方收到的回信内容的话，对周作人的人物形象及评价可能会发生大的改变。

　　周作人1906年继鲁迅之后赴日留学，研究日本文学，同众多日本文学家及艺术家等各界名人结为知己，并保持通信往来。战后，因其与日本的关系等而受到批判。在文化大革命中，存于北京家中的，与日本作家、艺术家、政治家等350人以上往来的约1000封信件、及400张左右明信片等均被有关部门没收。在其死后，这些资料被返还给其家人。

　　战后，谷崎在给周的信件中写到，“阁下，(中略)请务必再来一次日本，这样一来，就不会有让人叹息的不快气氛，希望在和平的气氛中感受再会的喜悦”。

　　保管着这些资料的周作人之孙周吉宜表示，“如果能得到发信方家人的同意，则希望公开全部资料。

整理信件的周作人之孙周吉宜

　　通过这些从日本漂洋过海的大量信件中，透出了文豪们当年对异国他乡友人的回忆。

　　“祖父一收到从日本朋友那儿寄来的信，就会非常高兴。”在北京市内的家中，周作人之孙周吉宜(65岁)一边整理着信件，一边回忆着当年的场景。周吉宜表示有意通过公开当时中国和日本文人之间的交流来促进相互理解，并呼吁与周作人有深交的日方相关人士和学者帮助发掘资料及从事研究。

　　白桦派作家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在日中战争前的1921年8月16日的信中写道:“日本也有所动静，不管怎样现在把村落建得像模像样，这是我现在尽全力在做的。以后如果有创作新的诗句，请一定要寄给我。”在信中渗透着当年武者小路为实现理想之乡的目标，而提倡的对于生活共同体“新村”的执念。从中可见他为实现乌托邦理想而为“新村”运动奔走。

    3月25日，周作人之孙周吉宜在北京公开了志贺直哉写给周作人的贺年明信片等日本作家致周作人的书信资料。
 

    在谷崎润一郎(1886-1965)战后被认为于上世纪60年代所写的一封信(由秘书代笔)中回顾了战争时期，多次使用了“不愉快”这一字眼。信中写道“邦交未恢复正常，没有比不能直飞北京更不方便的了”，强调了希望在和平氛围下重逢的愿望:“想来看看贵国战后样子的想法一直没有变。”

    谷崎润一郎之妻松子夫人在告知谷崎死讯的信件中写道，谷崎到死之前仍然有想要访问北京的愿望，“创作意愿燃烧到生命最后一刻”。
 

 

周作人

    之前有关于周作人的研究，多基于在中国出版的日记。受到其孙周吉宜的委托，弘前学院大学研究院教授顾伟良于2014年年末在北京调查了信件等后表示，“这些被发现的、与周作人有交流的日本人寄来的大量信件和明信片，是第一手史料。通过整理和总结这些新的事实，将成为今后周作人研究的基础。”特别是，“随着实际上信件往来的公开，周作人作为人文主义者的真实形象将会更加明朗”。

　　然而更为紧迫的是，周作人寄往日本的信件还未被找到。顾教授将公开此次找到的信件和明信片的发件人名单，并呼吁提供相关信息。他想要尽可能地寻找周作人寄往日本的信件，并考虑将来出版一本有关于“周作人与日本各界人士的信件往来”的书籍。

上世纪50年代周作人和其孙周吉宜摄于北京。

人物简介:
    周作人本名:櫆寿（后改为奎绶）（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
    1901年到南京進入江南水師學堂（民國後改海軍軍官學校），在管輪班（輪機科；輪機專業）讀了6年，後來考取官費生，和哥哥魯迅、好友許壽裳（季茀）等人留學日本。
    1911年從日本回中國，1912年做了半年浙江省教育司視學（督學），后轉浙江省立第五高級中學教员。1917年到北京大學附屬國史編纂處做編纂，半年后的1918年出任北京大學文科（文學院）教授，並創辦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出任首任系主任。
    1927年，李大釗等20餘名國民黨員（有的身兼共產黨員身份）被奉係軍閥張作霖絞死。周作人在冒有生命危險的情況下，把李氏子女李葆华和李星华藏在自己北京西城八道灣胡同的家中。此後，對李氏遺孤的救濟幫助一直持續近20年。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北京大學撤離北平，他沒有同行，成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受校长的委托看守校产。北大校長蔣夢麟后来在回憶錄裡談到：「抗战的时候，他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说，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于是，他果然没有走。法庭问我有没有这件事？我曾回信证明确有其事。」
    抗戰结束后，1945年12月在北京以漢奸罪名被國民政府逮捕，并押解南京受審，监禁于老虎橋監獄，1946年11月6日，高等法院判處他14年有期徒刑。前任校長蔣夢麟去函法院證實託他在那裡照顧學校，而新任校長胡適之也替他證明有保全北大的圖書和設備之功，1947年12月9日改判10年有期徒刑。
    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任總統，下令釋放政治犯，周作人在1949年1月26日被放出監獄，在上海学生家暫住。
    胡適從上海要到美國前，曾託王古魯遊說他離開中國，他反託王古魯勸胡適不要離開中國。
    1949年8月14日，他從上海回到解放軍管治下的北平定居。
    毛澤東很早就與周作人有來往的事實。1920年4月7日《周作人日記》：『毛澤東君來訪』。「君」常用於老師稱呼學生。毛当时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時旁聽了許多課程，並造訪了多位老師。周作人1949年後给周恩来写了一封六千多字的长信，作了一些检讨，也为自己的过去作了一些解释。周恩来将这封信转呈毛泽东。今非昔比的毛澤東，對昔日老師的信以如下口氣作了批示：“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周作人搬回北京八道灣的老房子，專心翻譯和寫作，以稿費維持生計。
    周作人在1951年給毛寫信，毛的秘書胡喬木1951年2月24日给毛泽东書面報告说：“周作人写了一封长信给你，辩白自己，要求不要没收他的房屋，不当他是汉奸。”“我的意见是：他应当彻底认错，像李季一样在报纸上悔过。他的房屋可另行解决（事实上北京地方法院也并未准备把他赶走）。他现已在翻译欧洲古典文学，领取稿费为生，以后仍可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周扬亦同此意。当否请示。”毛澤東批了：“照办。”
    周作人從1952年8月起出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編制外特約譯者，每月預支稿費200元人民幣，按月交稿。反右運動中，在北京圖書館工作的兒子周豐一被劃為右派，停發工資，讓他的經濟負擔大增，只好給中央領導寫信。在康生和周揚的过问下，稿费從1960年1月起，調高到每月400元人民幣。1964年9月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入高潮，其稿费又減半至每月200元人民幣。
    文革開始后人民文學出版社不再給周作人預付稿費。1966年8月2日，他被红卫兵查封了家，并遭到皮带、棍子抽打。其后周作人两次写了短文让儿媳张菼芳交给当地派出所，以求服用安眠药安乐死，都无音信。1967年5月6日，周作人下地解手时突然发病去世，享壽8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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