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毛派专机迎接尼克松访华背后的风波
“中国人邀请尼克松(再次)访华，是在刻意强调福特小心迟缓的步伐和尼克松举世瞩目的破冰之举之间鲜明的对比，从而清晰地释放出这样的信号：他们对中美关系的进展缓慢深感不满。”
“我在等你们的父亲。”
1975年12月31日，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对应邀来访的尼克松的女儿朱莉·艾森豪威尔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说。
此时，美国总统福特前脚刚走。12月1日，福特对中国进行了为期4天的访问，双方没有发表联合公报。1972年曾让毛泽东和尼克松走到一起的苏联问题，在1975年成了毛泽东和福特之间的障碍。
为了打破僵局，毛泽东作了一个谁都想不到的决定：邀请因水门事件下台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
“超礼宾”
这并不是尼克松下台后第一次接到访华邀请。
1974年8月，尼克松辞职回到加利福尼亚没几天，就意外收到了周恩来的电报。周恩来表示了对他的良好祝愿，邀请他再次访华。
两个月后，尼克松因患静脉炎住院，毛泽东亲自打来电话慰问，并表示中国在任何时候都欢迎尼克松来访。
1975年7月，美苏首脑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尔会晤，签署了旨在改善共产主义阵营与西方国家关系的《赫尔辛基协定》。同月，毛泽东在与来访的泰国总理克立会谈时说：“水门事件过分夸大其辞了。请写信告诉尼克松，说我很想念他。”
当时，中国“出土文物展”正在美国举行，8月28日将在加州的旧金山举行闭幕式。时任中国驻美联络处政务参赞钱大镛在党委会议上向联络处主任黄镇建议，闭幕式后可以顺道拜访尼克松夫妇。黄镇认为，尼克松是下台的总统，时机不合适。没想到，过了两天就收到外交部的电报，指示黄镇去拜访尼克松夫妇。
闭幕式结束当日，黄镇、朱霖夫妇带着钱大镛和一等秘书沈若云，前往洛杉矶圣克利门蒂拜访。
87岁、曾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的钱大镛告诉作者，他们按约定时间抵达时，在大门外摁了很久的门铃，才有一个警卫人员来开门。晚上吃过便餐后出来，庭院里一片漆黑。前总统夫人解释说，可能是工作人员忘了开灯。这不禁令钱大镛感慨，总统一旦下台，“门前冷落车马稀”。
这一次，黄镇带来了中国更为迫切的邀请：如果尼克松的身体状况允许的话，毛泽东希望尽早见到他。
尼克松马上给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打电话，说只要福特不反对，他准备于9月份动身前往中国。基辛格说服了他：如果辞职不满一年的前总统，在现任总统福特本人访华之前先访华的话，会让新政府很难堪。
现在，福特的访华已结束，对于女儿女婿捎回来的毛泽东的再次邀请，尼克松立刻接受了。
1976年新年过后不久，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向外交部党委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派专机赴美，迎接尼克松，而且，仍然要按照元首的规格来接待他。
79岁的朱传贤告诉作者，派礼宾司长坐专机去接一位下台的总统，这属于“超礼宾”。
在已在外交部礼宾司工作了整整10年的朱传贤的印象中，中国派专机去接他国政要只有一次。那是在1975年，他随专机前去迎接非洲莫桑比克候任总统萨莫拉访华，因为“对方穷”。
这次情况更特殊。尼克松在任时，为其前任林登·约翰逊总统安排的待遇是出门旅行可以使用军用飞机，但他的继任者福特并没有给他同样的待遇。
按照惯例，外交部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接待组，除朱传贤外，成员还有钱大镛。他陪同朱莉夫妇从美国来华，之后奉命留在北京参与此次接待工作。
尼克松办公室主任、海军上校杰克·布伦南是主要对接人。他发来电报告知，尼克松不久前刚做完静脉曲张的手术。为此，接待组决定，机组返程时尽量不停留，减少在途中的时间。
中国民航总局北京管理局迅速组建了专机机组，由北京管理局副局长曲延绍带队，和机长李学忠、肖德亮一起，执行专机任务。
管理局专门对飞机进行了改造。机舱中部隔出了两个房间，尼克松和夫人各占一间，机舱后部作为美国随行人员的休息处，前部供中方人员所用。机上还配备了小灶，可以同时供应中西餐。
大洋彼岸的震动
2月6日，新华社播发了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先生和夫人于1976年2月21日，即在第一次访问四周年之后，再次访问中国。他们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根据乔治·桑特尔所著的《尼克松传》，当地时间2月5日下午，中国驻美联络处副主任韩叙才将这一消息正式通知了福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几乎在同时，基辛格也接到了尼克松的电话。对方解释说，中国仅仅将通知他本人的时间提前了36个小时。对此，基辛格根本不信。
美国大选即将拉开序幕，福特总统和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罗纳德·里根将于2月24日在新罕布什尔进行预选，争夺共和党总统提名人。尼克松偏偏选择在这样一个敏感时期访华，很多人都感到极为恼怒。
当天，基辛格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显然，尼克松总统在打开中美关系上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我们希望增进两国之间的关系。前总统以普通公民身份的出访，将会成为这种关系的象征。
在当天下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政府新闻发言人罗恩·尼森强调，这只是一趟私人的出访。他明确表示，美国政府不会为此付费。
2月7日，新华社发布了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消息。世界再次被震惊了。
8日，福特在新罕布什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尼克松的访华不会有什么“政治上的后果”，“普通公民能做这样一趟旅行是健康有益的”。不过，记者注意到，他对这一话题很不起劲，不愿多作评论。福特同时表示，他相信对华国锋的任命不会影响中美关系。
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9日的新闻简报显示，尼克松的访华和中国政局的变化成了美国主流媒体议论的焦点之一。
《纽约时报》认为，中国人邀请尼克松访华，是在刻意强调“福特小心迟缓的步伐和尼克松举世瞩目的破冰之举”之间鲜明的对比，从而清晰地释放出这样的信号：他们对中美关系的进展缓慢深感不满。
媒体对福特所感到的难堪一致表示了理解。《华盛顿明星报》称尼克松的访问为“令人尴尬的朝圣之旅”。《波士顿环球报》更尖刻地指出，尼克松此行会让全世界困惑，水门事件到底算怎么回事?“尼克松应该主动避免再一次羞辱自己的国家。”
敏感的记者们都看出，邓小平的地位再次面临着危机。路透社记者罗杰斯从北京发回的报道指出，批判邓小平的大字报已经在北京大学出现了。《纽约时报》认为，这几年来多种迹象表明，毛泽东对周恩来-邓小平领导的行政机构不满意。“问题只在于：华国锋的上台是中国派系斗争的最终结果，还是权力向‘激进派’(指以四人帮为代表的左派)进一步倾斜的过渡?”
但媒体也承认：这将是美国人认识华国锋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中国领导人的第一个重要机会。
诉讼威胁
2月11日，美国驻华联络处代理主任亨利·塞耶向美国国务院报告，中方发来的签证申请显示，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朱传贤将带队来美迎接尼克松。
在此后的来往电报中，塞耶还建议，鉴于朱传贤是因联合国和中国驻美联络处之外的事务赴美的最高级别官员之一，并且曾在福特和基辛格的访华中扮演了“重要的和建设性的”角色，应给予其应有的礼遇。
经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磋商，美国国务院答复塞耶：驻华联络处应该去机场迎送尼克松，并礼节性地表示，愿意提供所需协助。但除非应中方所请，不主动提出任何具体建议。至于对朱传贤，美国政府重视他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但鉴于尼克松旅行的私人性质和飞机在美停留时间的短暂，除提供正常的VIP待遇外，不拟提供额外的礼仪。
2月18日傍晚，北京首都机场，漆有蓝色“中国民航”字样的波音707飞机(与尼克松担任美国总统时乘坐的“空军一号”为同一个机型)腾空而起。
北京时间19日晚(当地时间18日上午)，飞机降落在加拿大温哥华。机上人员被接到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馆。按照计划，飞机将在温哥华停留两天，办理各种手续。
吃过午饭，钱大镛打算给中国驻美联络处副主任韩叙打个电话，问问“家里”的情况，也汇报下专机的情况。
电话是联络处一等秘书沈若云接的。沈若云告诉他，韩叙去洛杉矶了，以便就近协助尼克松处理相关事宜，并代表中国驻美国联络处给尼克松送行。
她还说，刚接到美国国务院通知，一位中国国债的持有人已向洛杉矶地方法院起诉，诉请中国偿还债券，并提出了扣留专机进行财产保全的申请。法院已受理了此案。
事发突然，钱大镛紧张起来。
从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开启中美交流的大门，到1979年5月中美签署《关于解决资产要求问题的协议》，历史遗留的债权债务问题始终是两国博弈的一个焦点。
跟朱传贤商量后，钱大镛决定乘坐最快的一班飞机赶往洛杉矶。此时，外交部的电报也到了，做出了相同的指示。
最近一趟航班将在半个小时后起飞。领事馆紧急与当地民航部门沟通，对方同意通知航班等候。钱大镛赶到后，航班立即起飞，比预订起飞时间晚了约10来分钟。
钱大镛抵达洛杉矶后，住进酒店，和韩叙汇合，并与身在圣克利门蒂的尼克松办公室主任布伦南组成了一个临时小组。韩叙负责统筹，布伦南负责跟进法院消息，钱大镛负责其他事务。
临时小组当即为尼克松夫妇一行和中方接待人员预订了从洛杉矶飞往东京的机票。韩叙还联系了中国驻日大使陈楚，请对方帮忙预订从东京飞往北京的机票。按照计划，机组成员将暂时留在洛杉矶善后。
钱大镛还奉命起草了一份针对专机被扣的公开声明。他向作者回忆，大致内容是：中国派专机来迎接尼克松夫妇访华，飞机意外被扣留，我们对此表示遗憾。
此时，温哥华领事馆里也不清静。一个使馆工作人员匆匆找到朱传贤，说有个男的打电话来，要找开飞机接尼克松的负责人，怎么办?
朱传贤接了电话。对方称自己持有中国政府发放的债券，要一个说法。朱传贤用流利的英文反问，是哪一年，你知道吗?
对方答了一句，一百多年前。朱传贤回道：“那简单，你去找一百年前发债券的人要债!”
打发了对方后，他立刻向外交部做了汇报。
同时，机组领队曲延绍把机组成员召集到一起，开了一个内部小会。会上决定，将机组分成三个小组，三位机长各带一组，命名为“党小组”。“如果一部分作为人质被扣了，剩下的一部分人也能把飞机飞回来。”机长肖德亮对作者说。
外交暗流
当地时间2月19日一大早，沈若云奉命打电话给美国国务院负责东南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威廉·格莱斯廷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里查德·所罗门，要求美国政府履行约定，为此次航班提供一切安全保障。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紧接着联系了尼克松办公室主任布伦南，建议由他们向中国驻美联络处提出，尼克松愿意改乘商业航班去日本，然后从那里搭乘中国专机。布伦南同意了。
随后，格莱斯廷奉命请沈若云前来，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美方转告了尼克松的意愿，同时表示，如果中国和尼克松方面坚持原定计划，美国政府也将提供一切必要的便利和安全保证。但是，没有合法途径可以确保飞机不被扣押，只能保证，万一飞机被扣最后也能解除扣押。
沈若云回答，对于前往中国的美国特别航班，中国政府都给予了礼遇，美国政府却以可能被扣为借口，阻止中国专机来美国，这是“完全不合理的”。她说：“我们只能认为这个问题是美国政府故意设计的。”
这一指责当即遭到了美方斩钉截铁的驳斥。他们在事后写给副国务卿罗伯特·英格索尔的报告中称：“中国人相当固执，完全不合作。”
当天，尼克松也与韩叙讨论了形势。尼克松重申了愿意改搭民航班机的意愿，但韩叙也很坚持，说他有北京的指示。尼克松亲自给北京发去电报沟通。
尼克松的华盛顿律师当天下午也联系了美国国防部法律顾问门罗·利，来评估资产被扣押的风险。门罗称，他认为风险很高。
当天，洛杉矶的特勤人员向美国国务院通报，据他们得到的消息，向地方法院申请资产扣押令的女子是代表台湾方面的。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负责中国事务的一位副主任当即飞抵洛杉矶，以防事态发展。
当晚，朱传贤和机组成员接到了来自中国外交部的电报，要求按照原计划起飞。
尼克松登机
当地时间2月20日一早，专机准备起飞。朱传贤打电话给外交部办公厅总机，告知专机很快就会出发。
韩叙和钱大镛提前到了洛杉矶国际机场的专机接待区等候。停机坪上停着很多警车，警灯闪烁。大批记者在候机楼前等候着。
他们跟布伦南随时保持着联系，对方告知，法院方面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从温哥华起飞两个小时后，专机抵达了洛杉矶上空。云层很低，曲延绍与李学忠配合着，顺利降落。机组成员和泛美航空公司的员工开始着手飞机的加油、检查等例行事宜。
专机抵达后，尼克松夫妇的车队立即从圣克利门蒂出发，约一个小时后到达机场。随同访华的，除了布伦南，还有15名美国联邦特工人员。
尼克松西装革履，系一条深色领带，夫人帕特穿着毛领大衣，拎着手提包，优雅如故。他们和韩叙等人一一握手。
尼克松登机有一个习惯动作，就是和夫人一起停在舷梯顶端，转身向送行者挥手致意。不过这一次，他们的旁边还站着朱传贤和钱大镛。
多年以后回忆起来，朱传贤猜想，他是有意做给外界看。“看，中国外交部的一个礼宾司长专门来接他!”
“大家都显得很高兴。”钱大镛告诉作者。但他心里却恨不得快点走。上飞机之前，他找韩叙拿回了那个声明稿，以备不时之需。“洛杉矶这关过了，下一站还有安克雷奇。”
天气出状况
上飞机后，尼克松不再笑容满面。他看着窗外，若有所思。
朱传贤和钱大镛陪着尼克松夫妇二人聊了一会儿，他们仍然称呼两人为“总统先生”和“总统夫人”。
钱大镛对尼克松说：“72年在白宫玫瑰园(尼克松接见回访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您说希望再次访华。现在，您的愿望实现了。”他又说：“您第一次来中国访问后打开了局面。在您的任内我们达成了协议，向美国买了10架波音707飞机。今天，我们很荣幸驾驶着最好的这一架来接您。”尼克松听后露出微笑，又高兴起来。
飞机停靠安克雷奇加油时，美国海关人员上来检查，要没收飞机上的水果。钱大镛心想，这下没扣飞机，要扣水果了。中方辩解称，水果是专机上用的，不是入境美国，美方最终放行。
飞机再次冲上云霄，朝着中国飞去。所有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在太平洋上空时，国内传来消息：北京当地天气很不好，可能需要降落别处。这让接待组再次紧张起来。飞机必须在21日准时抵达，以与尼克松四年前的访华日子完美呼应。
待北京的天气稍有好转，中国民航总局局长刘存信立刻安排了一个机组，在首都机场进行试飞和降落。
下午4点，飞机过站东京。再次起飞后，接到了来自北京的好消息：可以降落。
北京时间2月21日晚8点，专机平稳降落在首都机场。
新任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外交部长乔冠华和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等少数中国高官，和以代理主任塞耶为首的三名美国驻华联络处官员，在机场的寒风中等候着。
那一年，北京的冬天似乎格外寒冷。没有了第一次访华时的仪仗队，接机的人里也没有了周恩来。
专车将尼克松夫妇送至他们首次访华时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开启了为期9天的访问。
三天之后，美国总统大选初选在新罕布什尔州拉开序幕。
“对福特政府的委婉批评”
2月23日，塞耶向美国国务院报告了尼克松所受到的接待：中国人小心地做出安排，既要显得热情，又要保证接待规格略低于福特总统，以免得罪美国政府。机场欢迎仪式是低调的，非正式的。毛泽东和尼克松的会见时间(1小时40分钟)，短于与福特总统的2个小时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官员在次日的欢迎晚宴上没有被安排在首桌。
其实，美国方面的安排也同样是小心的。之前，中国外交部礼宾司曾打来电话，邀请“10位以上的联络处高级官员和夫人”出席欢迎宴会和文艺演出。联络处斟酌后认为，7这个数字比较合适，请示美国国务院后做出了这样的安排。
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2月23日的新闻简报称：所有的报纸都突出刊登了尼克松访华的照片。
媒体都注意到了尼克松在欢迎宴会上的祝酒词：“有人天真地以为，‘原则性声明’的签署，就可以马上带来持久和平。”路透社评论说，有观察家认为这是影射赫尔辛基协议，还有人认为是对福特政府的委婉批评。
《华盛顿邮报》很不客气地说，这次访问表面上只是一次多愁善感、无伤大雅的旅行，但其实半自我膨胀、半屈膝叩头，在外交和政治上都有搬弄是非之嫌，只会传递出错误信息，导致中国人误以为，邀请前总统访华，能在某种程度上操纵美国政治，使美国更加亲华反苏。
《华盛顿明星报》说，福特总统的竞选经理们正怀着恐惧、颤抖着注视着访华报道的影响。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因为，尼克松开始访华之旅后新罕布什尔州的一次民调显示，支持里根的选民中，有5%是因为福特特赦了尼克松。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们在密切关注着中国专机的返程。
2月24日，主管东南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罗伯特·米勒在写给基辛格的报告中称，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威胁提起扣押申请的女人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但是，由于她或其他债权人有充分的时间来做准备，回程中飞机被扣的风险明显增加了。
他分析，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中国机组成员肯定会离开，而把返还飞机的责任推给美国。美国政府如果为此埋单，毫无疑问会受到媒体的大肆批评，尤其是在目前媒体对尼克松访华持一致的批评态度的情况下。他粗略估算了归还飞机的费用：加上机组成员的回程机票，约为50000美元。
米勒说，虽然从理论上来说可以取消对第二次航班的飞行许可，但从外交上考虑并不明智。所以，唯一现实的选择就在于，要不要向尼克松提出这个问题，并建议他搭乘商业航班回国;另外，如果建议不被采纳，要不要告知中国人，美国不接受归还飞机的责任。
幸运的是，这一风险最终没有发生。
2月29日，专机从北京起飞，经广州、东京、安克雷奇，顺利将尼克松夫妇送抵洛杉矶。随后，机组成员也原路平安返回。
各自解读
3月10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查尔斯·葛乐士向国务院发去电报，汇报了当天与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注：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后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谈的情况。
费彝民称，中国严重错估了美国人民对于前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反应。中国领导人充分了解到美国媒体的批评态度后，就采取行动，稍微降低了此行的礼宾标准。他举了三个例子：北京在最后一分钟决定，不允许美国电视台使用卫星直播;原计划允许美国记者搭乘接尼克松的专机一同访华，后来取消了;游览桂林丽江时，让尼克松一行和媒体分乘两条游船。还有，华国锋在欢送宴会上的祝酒词中，祝福特总统健康。
费彝民几次重申，无论中国领导人，还是他个人，对美国人对此事的激烈反应都感到惊讶。他坚持认为，美国人误解了中国对尼克松和水门事件的态度。他说，这个邀请只是出于对尼克松在改善中美关系上所做努力的敬意，而与美国内政无关。他还开玩笑说，他听到福特总统在新罕布什尔初选中获胜，感到如释重负。
报告末尾总结道，费通常被认为是中国政府在香港的半官方发言人，所以有这种可能：中国人有意通过他把歉意传达给华盛顿。
钱大镛告诉作者，尼克松原本通过秘密渠道与中国约好了，在他第二个任期内的1974年，与中国建交，但却遭遇水门事件下台。所以毛泽东此举，一是不忘老朋友之意，二是敲打福特，间接表达对中美关系止步不前的不满。
当年11月，福特以微弱劣势在大选中落败，卡特当选总统。1979 年1 月1日，在卡特任内，中美正式建交。★
《中国新闻周刊》 总第64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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