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的“恶的共同体”

2014-07-31 06:07

中国式的“恶的共同体”

2007年10月22日，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九位成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外记者见面（从左至右分别为：周永康、李克强、李长春、温家宝、胡锦涛、吴邦国、贾庆林、习近平、贺国强）。

7月29日，周永康被中国官方宣布立案审查。在网络沸腾之时，种种以周永康为核心的人脉关系图被详细创作出来，清晰地显示出周永康在政界、商界以及亲友圈复杂的利益关系网。

自“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口号诞生至今，一个个曾经万般光鲜的人物，从圣坛上接二连三掉下来。让人不禁要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何企业家、商人、娱乐明星、主持人等等，本来并非官场人物，也都搅进了腐败的漩涡？我想，这不但触及到现有体制下人才选拨的弊端，更涉及到中国主流意义上对成功的定义。

人是社会性动物，在个人与社会系统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社会体系由每一个具体的人组成，而人的特定行为又决定着社会体系的最终走向。打个比方，一个有五千名公务员的城市，其中一位公务员贪腐了，这是公务员自身的问题，而非社会体系出现了病变。如果有两千五百名公务员贪腐了，这显然不能单单指责公务员的品行，而是社会体系发生了巨大的癌变。

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在《社会系统》一书中曾经指出：“社会系统中，被制度化了的角色整合可以影响全局，影响整个社会结构，可以说制度就是这些角色整合的复合体。”这句话的意思是，在好的制度下，人们被约定成俗的道德标准与法律规则所制约，从而在规范化的社会系统中各演角色，各尽其职。而在坏的制度下，道德标准与法律规则皆已丧失了控制人们日常生活的能力，人们的角色扮演随之位移，每个人很可能出现多重面具，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系统混乱失范。由此可见，“被带走”的主持人之流，既是社会系统失范的获益者，又是社会系统失范的受害者。作为电视主播，主持节目是他们原本该扮演的角色，依傍权势、唯利是图、利用职务套取钱财，本来不是他们需要频繁换戴的花样面具。

在任何社会体系中，人们都会加入各种各样的共同体：爱的共同体，这是共同体中最小的单位，由两个人组成；经济共同体，几个人合伙开公司；环保共同体，一群有环保意识的人聚合在一起；政治共同体，有共同政治理念的人组成的团体。诸多社会共同体，虽然名目繁多，但皆有一个核心纲领：共同体成员都持有相同的价值观。只有价值观相同的人们，才会在密集的人群中，形成一个以区别他人与自我的边界性共同体。我不知道中国当前社会的共同体有多少种类，但每每看到近一年来的反腐新闻报道，都会频频想起一个词——恶的共同体。

在中国，一位年轻人，要获得社会学意义上的成功，不仅要学会依附权势，还要学会进入恶的共同体，与恶同床共枕。我曾遇到过这样的成功饥渴症患者，他明晓很多社会弊端，每每议论时政，他比任何人的言论更极端，更富社会正义感。但一遇到官员，他便点头哈腰，宛若软体动物，比谁的腰都弯，让你几乎怀疑他的脊梁骨是否存在。他给官员们行贿，私下里与官员们处好关系，并给新来的从业人员炫耀性示密：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你找哥，哥和XXX（官员名）关系很铁。这种精神分裂的景象，在当前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为了往上爬，为了所谓的成功，人们信奉说与做断然决裂的二轨制：说一套，做的却是另外一套。话语中是公平与正义，行动间却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肮脏与龌龊。

为了获得巨大的名声与利益，成功饥渴症患者在说与做的极度分裂中驰向未来，从而进入了恶的共同体，成为有权有势者的虎子与马仔。出身基层、爬到重庆公安局长位置的王立军，便是依傍权势、与恶共舞，最终却与恶同归于尽的典范。显然，这是一种冒险式投机。当事人不但要具有赌徒般的勇气，还需押下人格尊严、名声荣誉等等作为赌注，因此选择队伍，傍好靠山，是这些人最为艰难的抉择。但王立军们并不认为他们在玩火，他们觉得权力不但是最好的春药，还是千年不倒的城堡。权力的城堡里，他们可以惬意快活一辈子。前段时间被相关部门“带走”的央视财经频道的主持人芮成钢的成功之路，即若在事发败落之后，亦有颇多人羡慕。事实上，芮成钢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大群人。芮成钢是目前社会体系下中国式成功学的最佳形象代言人。

在一起做过不可明言却心知肚明的坏事，便成了密不可分的好兄弟、好朋友、好同事，原本是一种黑社会才有的共恶逻辑。但当前中国社会中的许多利益团体，很多时候便是恶的共同体：共同贪污，共同嫁祸，共同使得异见者倒台，共同钻法律的漏洞。一旦共恶的根基丧失，这友谊和利益关系便会雷峰塔般分崩离析。周永康事件，无非是恶的共同体效应再次引发的严重后果：当第一张牌因外力而被推倒，后面的牌便如雪崩般随之倒掉。大恶与小恶，主恶与从恶，众恶纷呈，恶恶相因，凝目观看成功者的恶事与恶行曝光的人民群众，难免如看到神仙如厕，触目惊心。

作者：马小盐 FT 2014.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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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AKB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