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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沌的童年(12): 走近真实

混沌的童年(12): 走近真实

博客
生活在北京,就象住进了封闭的高墙里,对外面的真实状况一无所知。在北京,我从来没有见过乞丐。小时候听说,曾经街上有个乞丐,当外国记者将照像机对准他时,有个好青年挺身而出,挡住了外国人的镜头。在蚌埠等候去合肥的火车时[1],我惊讶地看到车站外遍地都是乞丐。这里没有外国人,自然也不需要“好青年”挡镜头了。
 
到了合肥后,我在街上和餐馆附近看到更多的乞丐。乞讨的孩子被人从餐馆里撵出来,然后又灵巧地钻进去。更多的时候,乞丐们走家串户地要饭。每次要饭的来了,心慈的外婆都尽最大的努力满足他们。有一次,一对身强力壮的年轻夫妇来要饭。外婆问他们:“这么好的劳动力,为什么不在家乡劳动?”他们说:“家乡闹水灾”,还说有生产队长开的要饭证明。没多久,我就象所有人一样,对乞丐见怪不怪了。
 
人们告诉我,安徽有要饭的传统,这个传统可以用凄凉的“凤阳花鼓”[2]来描述。凤阳是朱元璋的故乡。据说朱要报答家乡,让他们吃外地粮食。他死后,便没人再向凤阳进贡粮食,家乡的人因为不会种地了,只好乞讨。无论是“天翻地覆”还是“史无前例”都没能改变这个传统。不同的是,我见到的乞丐并没有身背花鼓、唱着跳着来要饭。也是,饿肚子时谁还能跳得动舞?母亲来信提到,那时凤阳的情况比以往更糟,举目四望,就是一个“穷”字。干校的牛病死了,他们把牛埋了。谁知当地老乡知道后,硬要把死牛挖出来吃。干校医生向他们解释,病死的牛是不能吃的,可是老乡们根本不听劝告。为此,“五七干部”们只好轮流给牛“守墓”,防止老乡“盗墓”。
 
外婆和舅舅住在合肥市郊“三里庵”(现在那里已是一片繁华的商业区)。居民房是一排排朝阳的房子,还有几个简易楼。一排住10来户人家,每家门前有一个小菜园,后门外则有个很小的空地。舅舅的家在居民区的边上,从外面看还不错,进去一看,是家徒四壁的感觉,这还是外婆努力的结果[3]。刚到不久,我发现后门的木闩,有被人撬过的痕迹,几乎被人从外面弄开。我和外婆每天晚上或出门时,只好用水缸顶住后门。我不解,我们已经很穷了,有什么可偷的?外婆说“还有更穷的”。
 
三里庵有上千户人家,自来水龙头和公共厕所,都在居民区的中心,距我们的住地有几百米,去时下坡,返回上坡。尽管当地水源丰富,用水却远不如北京方便。虽然舅舅病情好时也挑水,外婆自己也常常亲自提水,她还是雇了人挑水。我上了新学校后,发现挑水的男孩是我的同班魏姓同学,还比我矮一头。我很惭愧,认为自己太资产阶级了。我自己学会挑水后,便让外婆辞了他。虽然我挑不动两个大木桶,挑两个小铁桶、多挑几趟还是可以胜任的。
 
谁知魏同学的妈妈很看中那每挑一担几分钱的收入,她央求外婆不要辞掉他们,说如果我嫌弃魏同学,她可以自己挑。这触动了我的底线,我只好在魏同学来挑水时躲出去,而且我自己也在其他的时间挑水,就是要让人家看到,我不是资产阶级。
 
新学校叫“乐农新村小学”,名称很合乎学校介于城乡之间的地理位置。学生中有不少是附近农民的孩子。第一天的政治课印象极深。老师在黑板上随手画了个中国轮廓,接着,他十分自豪、神圣地说:“我们四面八方都是敌人,我们正处在‘反华大合唱’的包围之中!”然后他一一列举东西南北的敌人。令我惊讶的是,他把越南、朝鲜分别叫做“越修”、“朝修”,也是敌人。我心说了:“在北京好像没有听说呀。就几天的功夫,又多了两个敌人?”这位 “夜郎”一样的政治课老师太富于创造性了。
 
我可不能没有朋友。起初,同学们对我很好奇,尽管我说了很多次是从北京来的,他们还是叫我“上海佬”。但很快我就和他们打成了一片,还学会了一口安徽话。我发现同学中有生理缺陷的人数比例,远比北京高。这都是缺医少药、营养不良的结果。一位同学住在我们家附近,她家有八个兄弟姐妹,人们叫大儿子名字,老二就叫“二丫头”,接下来是“小三子”一直到“小八子”那么叫着。小点的孩子就由大点的孩子背着,和一群有人养、没人喂的猫和狗混在一起,在居民区里从早晃到晚。
 
我观察到一些同学家里常年累月没有起码的荤、素菜吃,米饭上只有很小一撮咸菜。能吃到米已是很好了,方同学住在简易楼里,到晚饭时间,家家户户煮地瓜(白薯)干,楼道弥漫着发了霉的地瓜干的气味。这气味彻底颠覆了我原来对白薯干的好印象。方母一边吃着地瓜干、一边头头是道地讲着革命大道理:“世界上还有2/3的人民在受苦哎,只有我们中国人民过的是幸福生活。我们有饭吃要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是啊,连我们的“幸福生活”尚且如此,那2/3的人民可怎么活呀?所以,再穷,我们也应该感到幸福。
 
有几位同学每隔一天才上一天学校。缺席的那一天,他们要帮家里拉车运货。那是一种人力平板车,下坡时,大人驾驭着车把,车和人在重力的作用下快速行进,没有高超的技术,势必人仰车翻。上坡时,孩子们要帮着拉纤绳:他们费力地拉着,头几乎触地。如果赶上“打摆子”(疟疾),他们就在不打的那天出车(“打摆子”是浑身在寒热之间“摆动”,每隔一天犯病)。
 
还有一位同学住在学校外面,家就是一个破旧的土坯房。房顶是稻草,墙上捅两个洞、钉上塑料薄膜就是窗户。进门后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到(母亲说凤阳和淮河边上的农民的家也都是这样)。象很多同学一样,这位同学每天要做沉重的家务。那时“穷就等于革命”,所以她总是高高兴兴地唱语录歌。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教她,“的” 字唱歌时要发“地” 字音。最终不仅我放弃了这无谓的努力,还跟着她一起高唱“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班里有几位上学晚的同学,16、7岁的金姓堂姐妹,打算小学毕业就嫁人。金家姐妹对我很好。她们带我到附近的荷叶塘洗衣服,这样可以节省挑来的水。听着潺潺流水声和青蛙的鸣叫,闻着荷叶的清香,我也学着用木棰敲打衣服。金家姐妹中的妹妹,金二姐,还成了外婆的朋友,即使在我离开安徽以后,她还经常去看望、帮助外婆。
 
紧邻居民区,是一所老红军“干部修养所”,就在我们的坡上。花砖围墙里是另一个世界:亭台楼榭、曲径花园,每家住一座小洋楼,不时有警卫巡逻和汽车出入,与贫穷的居民区形成巨大的反差。对此,人们只有羡慕的份:人家打了天下,现在就该坐享天下嘛!
 
那时的学校时常安排大家劳动,还美其名曰“政治任务”,这倒也加深了我和同学们的友谊。一位余姓男生是附近农民的儿子,和气善良,笑起来像个弥勒佛。个子比我矮一头,却特别能干活。他总在我出尽洋相或一筹莫展的时候过来帮我。在“送肥下乡”的任务中,我们要把城里的粪便,用扁担担到偏远的农村。一到这类活动,我就恨自己不争气:别人早到了,我还在路上挣扎。余同学一边笑我那狼狈的样子,一边不容分说地把粪担抢走。
 
与“拾废铁”相比,“送肥下乡”还是容易的,因为粪到处都有。废铁可不是哪里都有。找不到像样的废铁,我和几个女生爬到钢厂外高高的炉渣堆上,挑拣金属相对多的炉渣。问题是,要把金属与非金属分开,没有合适的工具,谈何容易!看到我们完不成配额愁眉不展,余同学让我们跟他走。我们来到一个工厂的围墙外面,那里人迹稀少、杂草丛生,余同学让我们在远处等着,他则很灵巧地翻进围墙里。过一会儿,我们听到有人不断地把沉重的东西扔到围墙外面。之后,余同学翻出围墙,叫我们过去一起抬废铁。过去一看:天呐,这哪里是废铁?分明都是好好的机器零件。看到我那吃惊的神情,余同学说:“不这样,怎么完成任务?都是这样的。”我们也就只好这样帮着“抓革命,促生产”了。
 
那时当局常用马克思的话教育我们:“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可是,我们不仅一无所有还要弄虚作假。拿什么解放你,我的全人类?
 
[1]:混沌的童年之11
 
[2] 我听到的《凤阳花鼓》歌词:
“说凤阳,道凤阳,
凤阳是个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咚咚咚咚呛!咚咚咚咚呛!
大户人家卖土地,
小户人家卖儿郎。
奴家没有儿郎卖,
身背花鼓走四方。
咚咚咚咚呛!咚咚咚咚呛!
咚咚咚咚呛呛呛呛,呛呛呛!”
 
[3]:混沌的童年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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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五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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