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沌的童年（10）: 沙漠绿洲

到了1968年底，学校里有人说我们学算术[1]是已经被批臭了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我们女生就那么点儿听话的看家本事，也被说成是“5分加绵羊”，缺乏革命造反精神。左不是，右也不是，学校成了“转椅”，一上就晕。

 

1969年开始北京实行“就近入学”的新政策。我被迫离开二龙路小学，离开自幼儿园起就认识的好朋友，转到离家较近的后达里小学。转学时要填表，上面有“政治面貌”一栏。想起母亲机关有个老人，糊涂到把自己的脸型当成“政治面貌”，填了个“长方形”，闹出笑话；所以，自以为很懂政治的我，十分庄重地填上“红小兵”。

 

虽然学校里没有人知道我家的事[2]，“家庭出身”那一栏，还是让我犯愁了。父母不是“工人”、“贫农”、或“解放军”，若填“知识分子”，肯定是自找麻烦。可父母都是好人，为什么没有“好人”这个出身？我只好向母亲请教，她斩钉截铁地说“就填‘革命干部’”。母亲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我才意识到，越是害怕，恶梦越多。

 

转学前，去学校革委会拿介绍信。介绍信有个备注：二龙路小学（文革前的试点学校）是五年一贯制，四年级相当于普通学校的五年级。办事的老师认识我，不知为何又加了个备注：“该学生是‘排文革’的骨干”。

 

从我家到后达里小学，要往胡同的纵深方向走，穿过好几条小胡同，基本上是“碰鼻子拐弯，撞脑袋到家”。与曾是王爷府的二龙路小学相比，后达里顶多就是个小太监的宅子。可是，从第一天起，我就喜欢上了这里。

 

条条胡同仿佛是天然屏障，使这里成了被“史无前例”遗忘或忽略的角落。学校里，老师说话还管用，没看到有人搞 “阶级斗争”。无论是上课、作业，还有考试都一切照常。老师们认真地研究了我的情况，对我说，先在四年级上一天，看看算术的进度再说。

 

真要感谢二龙路那个文静的辅导员[1]，她教的算术，使我的水平基本达到后达里五年级当时的进度。放学后，我被留下来，老师们告诉我，第二天可以进五年级了。五年级班主任是30多岁、表情严肃的何老师，她问我：

 

“学过小数点儿吗？”

 

我一下子傻眼了，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小数点儿”。看着愣在那的我，何老师说：

 

“我们也才开始学。我给你讲讲吧。”

 

于是，何老师给我单独上了一节小数点的课。第二天就是考试。我都不记得上一次考试是什么时候，也不知道畏惧考试。我很快把题作完，看也没看就交了。卷子发下来，竟然有近一半的题作错了。我也没当回事儿，大人自顾不暇，社会上又在搞文革，谁在乎考试成绩？

 

可是，何老师不高兴了。放学后，我被留了下来。何老师说“你的错都在没有四舍五入”。接着，她寥寥数语，我一点就通，从此，我的算术成绩总是90多到100分。

 

可是没过多久，我又惹老师生气了，这次是语文作业。当时四合院的大孩子们都在“学”连笔字，我跟风儿把字写得寥寥草草，以为这就是“连笔字”。何老师给我留下了语气严厉的批语：“红小兵同志！……”。我生来敬畏老师，从那以后，我认真地写字，再也不敢马虎。

 

我来到新班不久，不知为什么要改选班干部。何老师特地介绍我曾经是“排文革的骨干”，然后让大家讨论决定。讨论会上，和我从没说过半句话的男生们要推我当，而女生和我的朋友们则说我不熟悉情况，不同意改选。这时我才知道，我的新朋友们都是班干部。我觉得与她们相比，自己象个“没有驯化的野生动物”，所以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当干部。表决的结果是不改选，我很乐意这个结果，我和新朋友们之间的友谊也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

 

几个月后的一天，我和朋友们全被何老师罚站了。那天，我们乘午休去游泳，下午上课迟到了几分钟。严厉的何老师，毫不留情地让我们站在外面。我们能听到男生们幸灾乐祸地说“（女生班干部）‘全锅端了’！”。10分钟后，何老师才允许我们进教室，还要求我们必须按时完成课堂作业。

 

多年后，时值77届大学毕业，我们相约返校看望何老师。学校显得更破旧了，何老师也到了发福的年龄，脸上出现了皱纹。看到我们来，她笑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的笑。何老师笑得很美，那是一种完成了艰巨的任务之后所发出的轻松、欣慰的笑！

 

文革中的后达里小学，象沙漠中小小的一片绿洲。那里的园丁，将一棵流落到此的小树苗扶正。当她再经受风雨时，弯而不折。后来又遇到几位好老师，使曾经“输在起跑线”上的我，成长为柏克莱加大的工学博士，并且后来也加入了育人的行列。

 

这些老师都是最普通的人，却在动乱的年代，坚持了作为一名教师的底线。她们做的事，看起来象小雨点一样微不足道。但是，如果有无数多这样的小雨点汇聚在一起，就会象扬子江一样，汹涌澎湃、势不可挡。

 

[1]：《混沌的童年》之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