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文怀念母校周南

　　周南，职业生涯启航的母港，我感激你，怀念你！对于我，这段珍贵的经历不是一片云烟；用不着闭上眼睛，许多的人许多的事，都会穿越久远的时空而复现在面前。

• 　　60年代 ，在南奥度过了充实的苦读春秋和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的严酷锻炼后，我回到一别7载的父母之乡长沙。虽值红 的“文革”岁月，可是我仍觉得有一种极不合时宜的理想火焰在周身燃烧，多么想在“史无前例”的年代，这种志向只能说比梦还要虚幻。负责毕业生分配的省“四个面向办”难以顾及“文革大学生”所学的专业，考虑到我与流行的价值观不太相符的客观条件，要将我派往一个边远地区的乡村。我彷徨而痛苦，迷茫中想到了初中时高我两级的老同学黄更生，他在周南政工组工作，何不求助于他。黄老师热诚地接待了我，非常理解我的志向，同情我的苦衷，安慰我先在周这所重点中学安下身来，一切朝前看，理想要立足现实，一步一步去实现。他的一番话让我看到了希望。黄老师随即出面，同程安老师一起在市政府和教育局多方奔走交涉，终于办好了将我改派四中的复杂手续。于是，1971年3月，我总算找到了一个单位安身立命，带着自己的全部家当——两口装满了外文词典、原著和三 衣服物品的木箱（其中一口是肥皂箱），在周南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教“初三连”学生的英文。同连的任课教师还有周范群、方洪、唐日瑞、陈昭琼、朱碧勋、汤淑芳、张锤和郭曙等，他们都必须把热情的手伸向了我。外文组的蒋镜榕、齐天仇、熊人杰、胡克勤、张 英，周雪璧、周应兰和 西奇等同事 对我十分友善。校领导刘秉芳同志更是非常关心我的生活工作；我与欧阳均、汤崇阶，周巽宜、陈涤新、易松涛、贺志强、周启东、王建江、廖乔甫、关瑞航、关逸珠、常伯炎、韩文斌、谢念武、刘国际、鄢金心、彭妹琴、张世华、陈出亚、马迎建、赵树勤、高 苏、柳淑云等老师接触交谈，也感到很融洽。

   

  　　70年代初，教育“战线”像全国各行各业一样，在人际关系中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师生员工都得“天天讲，月月讲”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周南中学通常晚上都要召开批判声讨会，置于那促氛围中，大家难免心惊肉跳。但是，一离开不得不出席的会场，摘下强迫自己罩上的愤怒的或忏悔的面具，广大教职员工往往露出本来的面容；这些“老 ”其实是正派，勤勉，诚恳而善良的，同事们和蔼的举止和真诚的微笑使我感到温暖。他们是一群普通的中国知识分子，有的解放前开始执教，已成为长沙市中学界的名师；有的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刚三十出头，是各学科的教学骨干；还有一批刚从师专和师训班分配来的青年同志，虽然也穿着清一色的蓝衣裤，不过更显得英气勃发，活泼可爱。就是这只教职工队伍，从早到晚在校园里操劳，随着单调不悦耳的铃声作息，在课堂内外周旋在一群一群的学生之中，默默无闻地奉献着。

   

  　　可是，在共和国地教育史上，这是一个打上荒唐标记因而不堪回首地特殊时期，师生们地付出，难以得到相应地回报。举例说，英文教材充斥着反帝反修的内容以及敬祝万寿无疆的标语口号，却没有常用的词汇的系统的语法；数学课本里的计算题，则要与地主资本家剥削贫下中农和工作的内容联系在一起；早读时间本可用来熟记数学物理公式，外文单词或唐诗宋词，却必须用来反反复复背语录和老三篇…..说实话，“广阔天地”的前景对学生时缺乏吸引力的，但受“读书无用论”思潮的影响，许多人无心向学，老师家长们苦口婆心的规劝通常也无济于事。然而，即使在那样的环境下，还是有学生认真读书，比如刘小姗、黄定宇、许建元、章异纯、敖海、彭春娥、盛百放、李明启、田鸣、刘卫伟、张远志等，其中一些人后来都在自己工作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那年月，广大职工的工资是相当微薄的，子女多的老师往入不敷出。我有时在“头卡子”碰到几个同事，见他们提着篮子为买白菜萝卜那样省钱而犹豫不决，得算来算去；有的还顾不上斯文，为足不足秤或一毛以内的四舍五入问题与售货员争吵几句。遇到喜事或发工资的几天，才有三三两两的老师欣然相约，摘下袖套子在衣服上掸几下粉笔灰，而后牵着兴奋得活崩乱跳得嫩伢细女一道朝和记粉店轻快地走去；那里面粉地味道驰名北正街一带，特别是油水比较足。。。。。。

   

  　　在周南的两年，我向老师们学习了在逆境中怎样做人，如何去工作，怎样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如何在艰苦的条件下积极的面对生活，等待和迎接中华民族美好的明天。可以说，我在周南奠定了自己作为人民教师的职业人生的精神基础。1973年春，一所高校因援外需要新设法语专业，要调我去任教。宽厚的周南中学没有责怪我见异思迁，而是开绿灯放行；主管部门起初不同意，多亏市政府的帅履初同志（周巽宜老师的爱人）向经办人说明专业人员归队符合党的政策，我才拿到调令前往该校报到，开始了下一段的人生之旅。

   

  　　在改革开发的春风吹拂下没，我这艘从母港周南出发“其修远兮”的小船，为了探索和耕耘，后来又驶向燕园的未名湖、珞珈山下的东湖、异域的莱蒙湖、塞纳河、圣劳伦斯河和地中海西岸，而今停泊于珠江畔。在日照月随的航程、在风晨雨夕的路径，我又有幸与许多人---黄皮肤的、蓝眼睛的---共事，结伴前行。回首往事时，我在一首诗中写道：“人生乃奔马，驿站接驿站，旅途多新知，旧雨终难忘。依稀梦相逢，晓风杨柳岸……”是的，周南中学，那里的老师，那里的学生，频频出现在文立的怀念中。

   

  　　（本文作者为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国历史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