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丹阳评三国系列·人物1.刘备的成功之道，简评《反经》
赵丹阳 丹阳时评
原标题：《反经》中的大智慧（大体）篇：舍小就大的人生智慧
【导读】 所谓“大体”者，宏观全局也。在本篇中，作者从帝王治国之道的高度出发，阐述上位者如何才能成就事业。
《韩非子·主道》篇曰：“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躬于智；贤者勑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躬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躬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舍小就大”——这不仅是为君之道，也是古往今来任何一位出色的精英人物必须把握的基本原则。
所以管仲宰辅天下之际，对齐桓公说：“揖让有礼，进退得宜，说词刚柔有度，我不如隰朋，请封他为‘大行’。开发荒地，建设城邑，增产粮食，扩充人口，利用沃土，我不如宁戚，请封他为‘大司田’。在平原广郊之上，使战车不乱，兵士不退，鼓声一起而三军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城父，请封他为‘大司马’。审判案件，调节纷争，不让无辜之人蒙冤受屈、遭受刑戮，我不如宾胥无，请封他为‘大司理’。敢于冒犯君颜，进谏必忠，不明哲保身，我不如东郭牙，请立他为‘大谏’。这五个人，我一个都比不上；但是用来同我管夷吾去换，我是不干的。君上您想要治国强兵，有此五人就够了；若想图霸王之业，则有管夷吾在此。” 这番口吐珠玑的言语，堪称“量凿正枘”。
郑国大夫子产参与执政，也以此道自持。譬如冯简子能够决断国家大事；子太叔貌美俊秀而有文采；公孙挥能够知道四周邻国诸侯的行动，还能辨别它们大夫的种族姓氏、官职高低、尊贵卑贱、贤愚与否，并且还善于做外交辞令；裨谌善于谋划计略，在野外谋划就能获得成功，在城邑内谋划就会失败。所以，每当郑国要有诸侯之间的外交事宜的时候，子产便向子羽询问四周邻国的情况，并且让他跟他们多做一些外交辞令。之后便与裨谌驾车来到野外，让他看谋划计略是否可行。等到回去再告诉冯简子，让他来作出决断。如果决定这件事可行，子产就会把任务分配给子太叔让他去执行命令，来应酬对付各诸侯派来的贵客。因此子产执政时很少有失败的事情发生。
总之，选贤举能而非事必躬亲，放眼全局而非固守一隅，借力打力而非师心自用——这是《大体》一篇中所着力阐释的精髓所在。
当然，凡事过犹不及，赵蕤先生也并非提倡所有事情都该委权于人，置之不理。具体来说，位居尊要之人，所应独擅者二：一曰信赏尽能，必罚明威；二曰以庸制禄，控名责实。如果违背了这一原则，“抓大放小”只能适得其反，中国历史上宦官跋扈、外戚专权的现象可以为鉴！此系别论，不在此章中加以展开。
【反经原典】 臣闻老子曰：“以正理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荀卿曰：“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傅子曰：“士大夫分职而听，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拱己而正矣。”何以明其然耶？当尧之时，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田畴，夔为乐正，倕为工师，伯夷为秩宗，皋陶为理官，益掌驱禽。尧不能为一焉，奚以为君，而九子者为臣，其故何也？尧知九赋之事，使九子各授其事，皆胜其任以成九功。尧遂乘成功以王天下。 汉高帝曰：“夫运筹策于帏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人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
【译文】 我知道老子说过：“以正道治国，以奇正用兵，以无为取天下，这是成大事者必须明白的最高法则。”荀子的说法是：“做帝王的，善于管理别人才算是有才能；普通人，以自己能干为有才能。”西晋哲学家傅玄说：“能让士大夫忠于职守，服从命令；让诸侯国的君主分到土地并守住它；让朝廷三公总揽天下大事并参政、议政，那么天子就可以悠哉优哉地坐在那里统治天下了。”这个秘诀是怎么知道的呢？看看尧、舜怎样坐天下就明白了。 在尧的时代，舜作司徒，契作司马，禹作司空，后稷管农业，费管礼乐，垂管工匠，伯夷管祭祀，皋陶判案，益专门负责驯练用于作战的野兽。这些具体的事尧一件也不做，悠悠然地只做他的帝王，而这九个人怎么会心甘情愿做臣子呢？这是因为尧懂得这九个人都各自有什么才能，然后量才使用，而且让他们个个都成就了一番事业。尧凭借他们成就的功业而统治了天下。 汉高祖说：“运筹帏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定国安邦、安抚百姓、供应军需、保证粮道畅通，我不如萧何；统领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的精英。但是我会使用他们，这就是我夺取天下的资本。”
【史海沉钩】 本篇是《反经》中的首章，较为完备的论述了“君王南面之术”：“一个官员的责任是以一味协调五味，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是以无味调和五味。大臣们以自己能胜任某种工作为有才能；帝王却以会用人为有才能。大臣们以出谋划策、能言善辩为有才能；帝王以善于听取臣民们的意见为有才能。大臣们以能身体力行为有才能；帝王以赏罚得当为有才能。最高统治者正是因为不必事事精通，所以才能统筹众多有才能的人。”
刘备就是这方面的成功案例。
在战火纷飞、流血漂橹的乱世中，昭烈皇帝以其独具一格的手法招贤纳士，广蓄良才，致使“众士慕仰，莫不归德”。更为难得的是，刘备所聚拢的这批文臣武将，俱皆感其殊遇，无论在他生前死后，都呕心沥血、奋不顾身，为蜀国的发展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事实上，除却他那两位义结金兰的兄弟（关、张）之外，还有很多人物值得一表：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自隆中对策之后，便倾心投效，而后奉命于危难之际，与鲁肃力促孙刘联盟，使得玄德公得以存身立业，实现霸图。故主殡天之后，他又辅佐刘禅，可说是明睿笃诚，披肝沥胆。虽无开疆拓土之功，然而却能赏不遗远，罚不阿近，且兼以身垂范，致令全国上下“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
“劳绩既著，义贯金石”的赵云，于建安五年追随刘备，两年后便助其阻击顽敌，锐不可当，让夏侯惇、于禁二人损兵折将。而后两扶幼主，荡寇荆南，克定祸乱。景耀四年，少帝在下诏时给予嘉许：“朕以幼冲，涉涂艰难，赖恃忠顺，济于危险。夫谥所以叙元勋也，外议云宜谥。”
“强挚壮猛，摧峰登难”的黄忠，本为刘表部下中郎将，后感念刘备厚恩，加以归附，并助其攻伐益州。在战斗中，他“常先登陷陈，勇毅冠三军”，一路打到涪城。刘璋派遣部将刘璝、冷苞、张任、邓贤等前来阻挡，都被击败。见此形势，守将李严、费诗望风而降。建安二十四年，这位年逾古稀的老将又在定军山扬威立功，赐爵关内侯。
“忠清款亮，忧公如家”的杨洪，早先是彭山小吏，后被刘备拜为功曹，其为官心怀百姓，急人所难，以廉自戒，任人唯公，不植私党，为此甚至开罪了好友张裔。汉中之役时，他更是勤于职守，稳定后方，保障供给，毁家纾难。杨戏在《季汉辅臣赞》评价他说：“越骑惟忠，历志自祗，职于内外，念公忘私。”
“威武不屈，凛然赴死”的傅肜，在夷陵之战时担任别督，后刘备被陆逊击败，傅肜为了主上不受楚囚之辱，以身犯险，断后拒战。后兵人死尽，吴国将领劝他归降，傅肜骂道：“吴狗！怎么会有投降的汉将军！”于是战死。
“清贫俭约，政绩卓然”的董和，曾任益州牛鞞，后任刘备手下掌军中郎将，与军师将军诸葛亮共同主持管理左将军、大司马府的事务，他殚精竭虑，筹谋划策，每每料事于前。自其居官食禄以来，对外治理安抚边疆少数民族，在内参与军国大事，二十多年，临终时家中竟然没有一石粮食的私财。
“不饰意气，善恤卒伍”的邓芝，在刘备入川时任郫城府邸阁督，后因克己奉公，严谨缜密，官箴颇佳，被擢为尚书。章武三年，他不辞艰险，前往江东，劝说孙权，陈以“唇亡齿寒”之意，令吴、蜀两国重结秦晋。建兴六年，邓芝为了北伐大业，不惜舍身饲虎，诱敌主力，与曹真旷日对峙。延熙十二年，涪陵国人杀死都尉反叛，邓芝率军前往征讨，将其渠帅枭首，使百姓安居。公元251年，邓芝逝世。其为将二十余载，断事明快，待下如亲。家中的浮财都被用来犒赏兵卒，身上的衣食都从官府资取，虽然权倾一郡，然而家小却无法避免饥寒交迫的窘境。
另有庞统、简雍、吕凯、费祎、孙乾、陈震、蒋琬、董允、秦宓、马良、程畿等等豪杰，也都为刘备的江山留了汗，洒了血，出了力。 如果说刘备与以上诸人的倾盖相交，不过是“茅庐三顾，渭水同车”的老桥段，那么他与法正之间的这段君臣际会，足可誉为“古今盛轨”了。
刘备的成功之道：抓大放小，任人以贤
众所周知，按照孔明“三分天下”的战略规划，益州乃是必取之地。于是在建安十七年，刘备佯装进军葭萌，声称要北伐张鲁，为刘璋解除心腹大患，实则按兵不动，准备伺机夺取巴蜀。后因内应张松谋事不密，身死人手，刘备不得不与刘璋公开决裂，短兵相接。 羸弱之旅自然不敌虎狼之将，转瞬之间，刘备已经拿下巴东、广汉、犍为，刀锋所向，直指成都。此时此刻，刘备是喜忧参半、百感交集。高兴的是自己的军队奔逸绝尘，频频攻城克府，声势日壮；烦恼的是这回的敌人也是刘氏宗亲，而且已无抵抗之力，如今假若再行相逼，难免要背上“同室操戈、狼子野心”的恶名。
就在这进退两难之际，法正站了出来，说愿意修书一封，向刘璋讲明利害，盼其能够顾全大局，不战而降。 信中之言辞大略如下：“法正我禀性缺乏才智，现在您与左将军友好结盟受到损害，我担心您身旁的人不明事情的来龙去脉，必定会把所有过错都归咎到我一人身上，使我终生蒙受耻辱，也使您连带受辱，故而失身流落在外，不敢回去复命。怕您厌恶我的言语声音，所以这期间也不敢向您写信致意。回想起往日您对我的恩情，我常常翘首西望，心中极为悲伤惆怅；然而我考虑还是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说清楚以披露自己的心迹。从事情的初始直到最终，我绝没有隐瞒任何真情，有言不尽意表白不清之处，是我愚笨拙劣，诚意没能将您打动，以致造成今天这种局面。现在国事危急，大祸临头，虽然我流落在外，张口就会增加您对我的怨恨，我觉得还是应该把心中要说的话说出来，以剖明自己的忠心。 将军你的本心，法正我是了解的，实际是谨慎小心不愿得罪左将军，而最终还是引起矛盾，是因为您身边的人不明白英雄处世从事的道理，以为可以违背信义誓约，凭着意气办事。他们长期以来，追求顺耳悦目，阿谀奉承趋炎附势，皆因他们缺乏远虑不为国家作长远打算。事变发生以后，他们又不能估量双方势力的强弱形势，以为左将军孤军远道而入，缺乏粮草储备，故想以多击少，旷日相持。而左将军自白水关到此，所过郡县全被攻破，将军您所有的行宫、营寨，日益孤立衰落。雒下虽有兵马上万，但都是败阵之卒、破军之将，如果打算凭此军队争一时战斗的胜利，那么兵将势力确实不相当；打算长期相持来消耗左将军的粮草也行不通，因为左将军的营地已扎守坚固，粮草已有了积囤，而将军您的地盘日益渐少，百姓日益困穷，敌对力量越来越多，军需供应又被远远隔开。以臣愚见，真正粮草先竭、无法坚持长久的却是将军。照目前两边情况相持下去，将军实难维持。现在张益德率领数万之众，已平定巴东，进入犍为境界，并分兵平定资中、德阳，正三路向前挺进，您如何抵挡得住？原来替将军谋划的人，肯定说左将军是孤军远来而缺乏粮草，运送不及，而且兵少无援。如今荆州入蜀的道路已被开通，左将军的军队比原来增强几十倍，还有东吴孙权将军已派遣他的弟弟及李异、甘宁等领兵做后援。比较主客双方的形势变化，如果您想凭土地广大来取胜，而今对方已完全占领了巴东，广汉、犍为也大半被攻占，巴西郡又非将军所有了。计算起来益州所能凭依的只有蜀郡，而蜀郡已经不复完整，益州土地已三分失二，官员百姓已疲惫不堪，每十户人家就有八户企图起来作乱。如果敌军离得远则百姓忍受不了长久的劳役，敌军进逼近则他们就会投降反叛。 广汉郡各县就是明证。此外鱼复县与白水关，实在是决定益州祸福成败的门户，如今两门全被打开，坚固的城池皆被攻破，各路军队都被击败，能战的兵将已损失殆尽，而敌军几路进击，已攻入益州的心腹之地，而您仅能困守成都、雒城二地，谁存谁亡的局势，昭然可见。这只是大致情形，比较明显易见，至于其余曲折隐伏的因素，就难以一一用文字表述清楚了。像我法正这种下愚之人，尚且明白如此局面再难扭转，何况将军您身旁聪明多智的谋士，岂能不明白事情的必然后果？他们靠暂时的苟且侥幸，乞求容身，献媚邀宠，不作长久打算，不肯尽心献上良策。如果事情危急大势已去，他们将各自谋生逃命，保全自家门户，调身转背，就会作出与现在完全不同的打算，绝不会为将军您尽忠死节，反过来您的家口还会受到他们带来的忧患。我法正虽已蒙受不忠的诽谤，但扪心自问我并未有负于您的恩德，顾念我们之间的君臣名分义务，我实在为将军疾首痛心。左将军为了国家的根本利益而举兵前来，对您的旧情依在，并无敌意，我窃以为您可以根据事情的变化而改变策略，以便保全自己的家族。”（译自《三国志·蜀书·法正传》）
刘璋及其部属接到信后，觉得字字千钧，环顾四下，又见城池将陷，故再三权衡，不久后，便出城投降。
刘备见法正有蔡泽、甘茂之才，于是任命其为蜀郡太守、覃丽扬武将军。 上任之后，法正恪尽职守，着意为刘备拉拢士族、举荐贤才。 但由于其性情太过快意恩仇、我行我素，所以不免于谤。有人就借这个机会向刘备进言，说蜀地初定，文法羁縻，人心不服。当此关节，应该凡事亲理机宜，耳提面命。切莫轻用外邦，以致基业倾覆。 刘备对此充耳不闻，只是置之一笑。因为他深谙治世御人之道。《礼记·缁衣》篇曰：“信以结之，则民不倍。”正是因为自己初来乍到，还处于“三九之位，未见其人”的境地，才更应该就地取材，以示恩信。倘若横加猜忌，一味排斥异己，到头来不免沦为孤家寡人。昔者伏羲主政，不恃己能，而是以“共工为上相，柏皇为下相，朱襄，昊英常居左右，栗陆居北，赫胥居南，昆吾居西，葛天居东，阴康居下，分理宇内”，由是“政化大治”。
这才是帝王韬略！至于“凡事亲理机宜，耳提面命”，充其量是一介尚书的风范，绝非人主所当为。 于是，他不但不对法正加以罢黜，反而恩宠更深。事实证明，此举非但不是“倒持干戈，授人以柄”，而且还赢得了十分丰厚的回馈。法正在以后的日子里为其“以身挡箭”、“计斩妙才”，立下了汗马功绩。
公元217年（建安二十二年），法正向刘备献计，认为曹操一举降伏张鲁，却未继续进攻益州，而留下夏侯渊、张郃驻守汉中，一定是内部动乱，而夏侯渊、张郃的才能不足以守住汉中，应该立即发兵夺取汉中。且告诉刘备夺取汉中的意义：上，可以讨伐国贼，尊崇汉室；中，可以蚕食雍、凉二州，开拓国境；下，可以固守要害，是持久的战略。刘备赞同，于是率领诸将进攻汉中。
刘备有一次与曹军在作战中，形势不利，本应马上撤退，而刘备却大怒不肯撤军，无人敢进谏。当时箭如雨下，法正便走去挡在刘备前面。刘备赶紧喊道：“孝直避箭。”法正回道：“连明公也冒着箭雨、飞石，何况我呢？”刘备只好允诺：“我和你一起撤退。”便暂时撤军了。
公元219年（建安二十四年），正月，刘备南渡沔水，于定军山、兴势山山麓扎营，与率军前来的夏侯渊部对峙。当时夏侯渊（字妙才）驻守南线据点走马谷，张郃驻守东线据点广石。法正采取声东击西之计，让刘备将万余精兵分作十队，趁夜轮番进攻广石。张郃率亲兵搏战，虽然没有丢失据点，但也抵挡不住刘备军的轮番攻击，于是向夏侯渊要求增援。 夏侯渊将精兵分拨一半去支援张郃，自己继续固守南线。随后刘备派兵偷袭走马谷，放火烧毁了曹军阵地前的防卫工事鹿角，夏侯渊亲自率四百军士出营救火、修补鹿角。此时，法正看准时机，见夏侯渊正处于劣势，提议全力进攻夏侯渊，刘备于是命黄忠居高临下从后方擂鼓突袭，夏侯渊猝不及被黄忠斩杀，曹军溃败。刘备从此占据了汉中之战的主动权。不久，曹操亲征，听闻是法正献计取汉中，因而感慨不已叹道：“吾故知玄德不办有此，必为人所教也” ！
接下来的战事中，曹操虽然兵力占有优势，但是刘备敛众拒险，终不与曹操交锋，曹操积月不拔，亡者日多。到了夏天，曹操不得已而引军还，刘备遂占据汉中，自立为汉中王。
可以说，刘备的成功，正是对《反经》中“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这一要理的出色运用。 相反，“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到头来只能是一无所成，魏昭王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反面教材。
相传昭王为政时，十分信不过手下的大臣，于是想亲自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就对孟尝君说：“我想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孟尝君说：“大王想参与管理国家的事务，那么为什么不试着学习法令呢？”昭王才读过十几条法令，就忍不住躺下打瞌睡了。别人问他因何困倦，昭王显得力有不逮、精神疲惫道：“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由此可见，君主不想着学习“赏罚以道”、“控名责实”这些最根本的东西，反而试图越俎代庖，替下司职，那么打磕睡不也是很自然的吗？（取自《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
现今有劳形草草、身心两乏却使事业发展长期无法突破瓶颈的领导，大都与魏昭王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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