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獨眼女人

移民加拿大報到的那一天，恰是1996年12月最後一天，但這日子幾乎不可避免地稱爲“白色”報到（White Landing），即那個時間正是“白雪公主”狂飛亂舞之季。

果真，那天辦好一切出關手續之後，迎來的便是機場外多倫多早來的暗夜-----那時才晚上六點鐘，跟漫天皆白的大雪。

來接機的麥克驅車把我接到他家裏，解決了飢渴問題之後，便帶我到事先租下的房子那兒，跟包租婆打個招呼。

那是多倫多市内的一條清靜的内街，包租婆是個高大的希臘女人，講英文帶著濃重的希臘口音，見到我，很熱情地輕輕擁抱了我一下，等我們拉開點距離的時候，我卻發現她的左眼沒有眼珠，一個灰藍色的球體代替了眼珠和眼白，剩下的那隻眼睛則很熱切地望著我，仿佛要探究一些什麼。

我暫時租住她家的地庫，地方雖算不上寬大，卻也五臟俱全，床上的被褥枕頭發散著漿洗過的味道，廚房浴室整潔乾淨，夫復何求？從香港到多倫多，兩次轉機，已記不清經歷了多少個小時，反正此時已經頭重腳輕，昏昏沉沉，待他們掩門離去，我立即撲到床上。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我依稀聽到有人在叩門，披衣察看，原來是那希臘女人笑容可掬地站在門口，我這才如夢初醒。

那時已是1997年1月1日下午四點了，我這一覺睡了一年呢！希臘女人熱情如初，請我晚上在她家吃除夕晚餐，當她在我的床邊發現有一台傳真機時，她顯得有些驚訝，我解釋說跟香港聯繫時，傳真機比較經濟，也方便。

有了這個好的開始，我們便逐漸成了好朋友。希臘女人常常到地庫里來探望我，絮絮叨叨地告訴我她的故事，我這人又是對所有人的故事皆感興趣的，所以，很快就成爲她最好最忠實的聽衆。

她告訴我她是如何從希臘移民至此，如何組織了家庭，有了兒女，後來老公有了女朋友，離她而去，云云。跟中國許多女人的遭遇其實相差不多。

我發現， 這希臘女人雖屬膀大腰圓的孫二娘一族，卻擅長刺繡。有一天，她把我喚到她樓上的客廳，一面作她的繡工，一面帶著滿面的喜氣告訴我：

“我的男朋友寫信給我了，我不知道應該怎麼做，找你商量商量。”

我聽了嚇一跳，有句老話“交淺言深”，信任我到如此地步，我倒有點不敢承擔了。不管怎樣，先瞭解情況再説，便問她男朋友現在哪裏。

“他現在在美國，我是在前幾年學英文的時候認識他的，他是我的老師。後來他在美國學校找到一份教職，便離開這裡了。”

“他信里說什麼？是不是請你到美國會面？”

“他說他很想我，叫我到美國去見他。不過，你知道這是不可能的。我這裡有家庭子女，一天都離不開。”說這話的時候，她停了手中的針線，一隻眼睛憂愁地望著我。

“那你就把你的困難告訴他，請他來看你好了。”

忽然間，她的一隻眼睛閃了一下，説道：

“他給了我他的傳真機號碼，我可以借你的傳真機給他傳一封信嗎？”

“當然可以。”我滿口應承。

當天晚上，希臘女人輕輕敲開我的地庫門，手里拿著她剛寫好的那封信。我很快地幫她傳真過去那封信，想到那封信同一時間可以被男朋友看到，她在一旁興奮得一如小女孩一樣。

那年，我在多倫多只停留了三個月，便返回香港。那期間，我搭火車去了西海岸一趟，又見了許多的朋友，參觀了幾乎所有多倫多的博物館，有空就泡在多倫多圖書館，剩餘的時間實在不多，有時便怠慢了希臘女人的邀請，不能作她忠實的聽衆。希臘女人對我漸生不滿，常常在我要出門的時候，匆匆地從客廳跑出來，問：

“你今天去哪裏？什麼時候回來？”

我心中好笑，我一個租客，什麼時候變成人家的聽衆兼心理醫生了？

三月底離開多倫多的那天早上，又是大雪紛飛，尺厚的雪堆在門口，希臘女人竟沒有出來相送，我衝著樓上喊了一句：

“再見！多保重啊。”

樓上的窗簾掀開了一條縫，旋即又靜靜地垂下了。直到我將門口的雪掃出一條能走的小路來，那女人也沒有出來，是不忍我的離開還是什麼，我都沒有時間去追究了。唯有留下這遺憾的希臘女人，和希臘女人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