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五千年”第二部《西风烈：西周篇》（四十六）
帝辛火葬之际，走进新时代的姬发意气风发地接受诸侯的祝贺和欢呼，那八个方国的酋长们格外高兴，就像买了垃圾股的股民一觉醒来发现垃圾股突然成了明星股，发大财了，身份也不一样了，他们将成为新朝的新贵。朝代的更递，不过是锁链和项链的主人掉个个而已。
据说当时朝歌城里的商民集体在城郊恭候大驾光临，手里挥着小彩旗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在这种情形下，在我们的想象里，姬发一定神采飞扬地站在车头，向围观的人群挥手致意（他挥手时，身边的甲士可以暂时代掌大旗），回应一两句吉祥话，比如“上天将赐福给你们！”。他确实说了这句话，但不是对列队迎候他的人群说的，而是让手下的大臣去跟人群如是说，（“于是武王使群臣商百姓曰‘上天降休’”）。这个场面很蹊跷，难道姬发激动得失声了？
商民听了周朝大臣转达的、来自武王的良好祝愿，于是齐刷刷向姬发稽首，姬发还礼答谢。稽首念“起首”，是跪拜礼，手和头都要触地，九拜中级别最高的，稽首礼不是谁都做得了的，身体差的趴地上就起不来了。
朝歌的百姓得知武王进城，纷纷涌到郊外去迎接武王？并一个个跪在地上向武王稽首？这是真的吗？殷商的臣民怎么就那么贱？在城里候着都等不及，非得急吼吼跑到郊外去献殷勤？或者换一种说法，商民不是贱，而是子受德先生实在太坏，坏得暗无天日，人民被压榨得已经到了临界点（不是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吗？他们为什么一直不闹革命？如果西土之人不来革命，他们是不是一直就忍受下去？），所以一听说受德垮台，姬发上台，一个个高兴得“说都不会话”了，只会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于是对解放他们的西土之人表达迫不及待的感激之情，千言万语都化成彩旗的海洋。
帝辛在彩旗的海洋中沉没了，沉没在深深的海底，但他没有被人们遗忘，他经常被拿出来示众，多数时候是作为反面教材。但毛泽东认为帝辛“在历史上是有功的”，因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一九五九年二月，毛在济南的一次座谈会上说：“商纣王是很有本领的人，周武王把他说得很坏。他的俘虏政策做得不大好，所以以后失败了”，并且认为帝辛“能文能武，值得学习”。不过毛把帝辛的失败归于俘虏政策不好，既对又不对。
笔者认为帝辛最大的失误是没有处理好兄弟关系，他善待兄长说明其厚道，但治国靠厚道是不行的。帝辛对微子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可惜的是他不“知人”——他到死才知道微子是什么人，只是已经太晚了。毛泽东说微子是个坏人，是个“汉奸”，没有微子使坏，俘虏就不会倒戈，那也就不存在帝辛的俘虏政策有问题了。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对手，何况是蛇蝎一样的兄弟？
帝辛武功出色，文治也不差。当时的殷商文明程度远远高于周围的任何诸侯国，经济发达，社会繁荣，远非才经营了三、四代的岐周可比。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在关于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交谈中，一说到商品生产，毛泽东马上就想到商朝，他说：“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这是郭沫若考证出来的。”，毛泽东可能太激动，他把话说反了。商朝之所以被称为商朝，不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而是因为商朝发祥于商丘，盘庚迁都殷邑后，商朝又叫“殷”。相反，现在的商人、商品、商业的说法是从商朝的“商”而来，因为商朝人天生就会做生意，重农不轻商。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治国理念，此后的中国王朝一律重农轻商，生意人是被人瞧不起的，吕不韦那种巨贾尚且为时人轻视。中国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都一直保持轻商的“优良传统”，资本主义的尾巴从封建主义一直割到社会主义。现在好像又矫枉过正了，农民不愿意好好种田了，情愿去城里打小工，商人成为时代的偶像，尾巴竖立成大旗，好像也蛮奇怪的。看来看去，还就是商朝的政策先进：亦农亦商。
姬发对受德的几项指责基本属实，除了“荤曲”、听信妇人之言外，其余的比如疏远同祖兄弟、重用刑囚和忽视祭祀恰恰说明了帝辛非同一般的治国理念。
商朝是女权的黄金时代，除了比不上原始社会的母系社会，此前和此后的任何一个时代的女性地位都不能和商朝比。女性可以象诸侯一样拥有封地乃至私人军队，还可以担任祭司、大臣或将军。到了西周，女性地位一落千丈，女性的“封地”就是闺房和厨房，别说参与国事，家事上能插上嘴的就算是摩登女性了。
帝辛并不特别重视家庭成份，王族成员除了“三仁”外不见其余亲属被委以重任，也就是说帝辛不愿意任人唯亲，这也许是他与“三仁”频发争执与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西周实行绝对的世袭制度，以“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为指导思想与方针政策，所以姬发才能理直气壮地批评帝辛“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维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大逆不道。
帝辛任人唯贤的方针，在当时绝对是革命性的，可想而知，殷商那些游手好闲、养尊处优的贵族有多恨帝辛了；反之，也可想象平民阶层有多拥戴帝辛。
孔圣人曾有一段名言，缅怀他想象中那么伟大、那么辉煌的尧舜禹时代：“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在那个美好的大同世界里，国家选人才的标准是“贤与能”，而不是亲属关系。孔圣人想象的大同美景美如神话，事实上它就是个神话。圣人常见的一招是缅怀从不存在的东西与时代，然后一往情深地抒情、阐述，最后的重点是呼喊，站在一个高耸入云的制高点上指点江山与众生。
帝辛的施政方略不正符合“选贤与能”吗？圣人们为啥跟着姬发把受德踩成一无是处的“纣王”呢？姬发一拥有天下，便给亲属狂封爵位与封地，这不正是大同的反面教材“独亲其亲，独子其子”吗？圣人的另一大招便是双重标准，基本就是说你行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行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