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15：1973年，9岁，第一次吃烧麦（远房堂爷爷家的悲喜剧，第二部分）

1973年是值得我自豪的一年。这是因为，我们生产队种了花生！

别的生产队有大马车，我羡慕我自卑；

别的生产队种大蒜，我羡慕我自卑；

别的生产队种土豆，我羡慕我自卑；

别的生产队种甜瓜，我羡慕我自卑；

别的小学有洋鼓洋号，我羡慕我自卑；

别的生产队没有沙土地，种的白薯不好吃，我自豪；

别的生产队不邻近小河，我自豪；

我们生产队种了花生，我自豪，我由衷自豪。

周围六七个村子，只有我们大队的四个生产队都利用老滦河西面的沙子包地（妈妈用语）种了花生。在此之前，是老姑（那时候老姑还没有随军，还没有成为城里人）每年从婆家拿些她们生产队种的花生给我们吃的。

吃花生是一个非常令人激动的故事，是一个在我的童年时代，我与周围的人互动而又充满温馨和乐趣的、少而又少的喜剧故事，以后我会专门花篇幅去讲。

单说有一天，我照例走了1.5公里去河西花生地蹭吃着花生，只见从东边由远渐近走过来三个人。一个是队里的看青的，外号董三冒（只有一只眼，这可如何看管好庄稼不被人偷？），另外一个是村里的基干民兵，背着一个三八大杆枪（突然想起来，回美前吃蒸饺时表姑说到，抗日时她外祖父（我的曾外祖父）为八路军捐过12杆大枪，都一顺的是日本子的三八大杆，要用现大洋去黑市上买。反正我听着解气！TMD，说不定我太姥爷捐的枪还打死过日本鬼儿）。跟在他们后来的，是低头丧气、手里拿着一面锣和锣锤、却从脖子上拴着两大撮带着花生的花生秧的老汉奸。这是唱的哪一出？

走到花生地人群处，只听得嘡的一声锣响，不是山大王带小喽罗要截道开抢，是偷生产队花生的老汉奸的地头批斗会正式开场。队里面终于种了花生，社员们在地里面要可着肚子吃生花生，连我们这些小孩子都吃了个肚圆，社员们还在下工时用尽各种手段往家里拿。这个大爷爷想到自己家的小孙子，也就也拿了。

但是别人家拿没事儿，他拿就是偷，就要挨批斗。社员们心里面明镜似的，虽然不至于同情他但是也不至于义愤填膺的批判他。

有的孩子从小就爱欺负弱者，这些人长大了是不是就要习惯性地欺负弱势者？

1974年夏天到了，玉米开始吐穗了，玉米棒子长出来了，这是挡不住的诱惑，to everyone。

话说1958年，大跃进热火朝天的时候，我们家有幸成为村里开食堂的地方，这是因为我们家不是地主，房子再多土改时也不是被革命的对象。这不，58年大跃进时来补刀了。全家人被赶到一个小地主家的厢房屋里。我奶奶仍然惦记着春天的时候她在属于她家的院子里种下的几棵玉米。待玉米棒子成熟时就去掰了下来准备拿回来煮给爷爷吃，我爷爷就是爱吃青玉米的。这就让一个村干部看见了，也是当即开我奶奶的批判会，让她在夏日的毒太阳下，站在一个板凳上，要她低头承认错误。奶奶倔强着昂着头嘴里还喊着“我们家可是贫农！”“玉米是我自个儿春天种的”。村干部“啥你们家的，都是国家的”。一个和我奶奶要好的、村里的唯一烈属老奶奶边佯装骂着我奶奶边把她拉下凳子来，说你傻呀？

现在想起来，那个村干部应该是准备自己把青玉米掰下来吃的，没有想到让我奶奶“抢”了先。

近几年我去过了很多名胜古迹。我逐渐地得出来这样一个结论：凡是从事迷信职业的人，其实最不信迷信，他们连起码的因果报应都不信。

还是回到1974年，青玉米又开始诱惑人了。大堂爷爷家的三堂姑，也如同其他人一样，也受不了诱惑了，所以她心里面想着小侄子也就掰了生产队的玉米（小堂姑的下一代现在哈佛大学建筑系做博士后，如果我言而不实的话，我可以去南京向她赔罪。我是始终尊重着说我父亲像电影明星王心刚的小堂姑的。那时候别人都掰了生产队的青玉米，为什么小堂姑不可以？）。

可是小堂姑你要小心啊，你不知道有那么多人像四值功曹、五方揭谛、六丁六甲、一十八位护教珈蓝般专盯着你们家人的一言一行？

开始的细节我不太清楚，只记得妈妈下工回家和爸爸提及wx（小堂姑名）被抓住偷玉米了。

过了几天，我到大队部去玩，只见两个威风凛凛的公社干部、还有两个气势汹汹的大队干部，正在第n次批判着wx。批判者时而忿然作色、时而勃然大怒、时而暴跳如雷、时而拍桌瞪眼、转而口出秽言，甚至于一个公社干部走上前去狠狠地把她揪起来“你给我站好了”。

只见不到20岁的wx，时而翻白眼望房顶，时而做聆听窗外知了声状，时而带冷意的扫视他们一眼，腿在晃动着，嘴里甚至还哼过歌，连分辩都懒的分辩。

作为一个十岁的孩子，我当时模糊着想到的是：一个人不论对方的地位、权势、性别、年龄、力量、后台、气势，我就可以不理你、就可以瞧不上你，就可以鄙视你，就可以在心理上、气势上战胜你。

整整四十年后，我第n次去南京时，和二堂姑、三堂姑一起吃午饭，小堂姑还不禁气愤的说“他们四个大男人，搞我一个小姑娘”。

1976年，我因为拾麦穗被抓住，被罚款。

自从我记事儿，这是村子里唯一被罚款的两个人，wx姑和我。我的故事请见我博客里的故事9：我第一次吃火烧。

在公社干部和大队干部眼里面，我们是村子里唯一的两个贼，被抓住的贼，其他人不是。

我，欧洲一个大学的博士、美国博士后。

小堂姑的下一代，东京大学的博士、哈佛大学的博士后。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