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泉石上流-我的父亲母亲（45）

四十五　敖汉旗

1972年初，也就是“林彪事件”发生半年后，母亲和小妹妹离开李家营子，搬到敖汉县城。

敖汉县城是个两万人口的小镇，大部分土坯房，红砖和青砖是好房子，最高两层楼。地处沙漠的边缘，树木很少，整个城镇一片灰暗，了无生机。

纺线（胡考作于1946年）

母亲的家也是一栋土坯房，也是一间半，比李家营子的房子略大些。这里不烧牛糞烧煤，相邻的北票县出产品质极好的煤炭，黑亮的无烟煤。住在敖汉最大的好处是有肉吃，羊肉只一毛几分钱，随便吃。在鞍山，在辽宁其它地方，每个月发油票、肉票，每人只三两油三两肉。辽宁省“革委会”主任陈锡联上将，老百姓叫他“陈三两”。70年代绝大多数中国人营养不良，一脸菜色。所以我们兄弟姐妹每次回家，可以大量补充营养，容光焕发。春节以前，母亲买几十斤肉等我们回家。母亲还托人到北面的翁牛特旗买奶酪，当地叫“奶豆腐”，不脱脂的，油性越大越好。每次从敖汉回鞍山，我带的也是肉和油。那年我当段长，一次工地午餐，我拿出一个大饭盒请客，二斤雪白的猪油，你一勺我一勺吃得好不开心。多年以后，还有人提起猪油的故事，成了美好的回忆。

母亲到县文化馆上班。文化馆六七个人，主要工作是组织“乌兰牧骑”在全旗的巡回演出。内蒙古的“乌兰牧骑”是半专业的基层文娱单位，是县办小型文工团，文革期间名噪一时。演出的节目是完全政治化的，如《草原英雄小姐妹》之类，专业素质很差；演员走村串乡十分辛苦。

母亲还是做文化宣传工作，组织报告文学之类。我去过文化馆，那里有几百本书，借来读。在文革期间，书籍少得可怜。有一次，文化馆来了一个女孩儿，二十五六，摆出领导的派头，气指颐使。母亲只有点头称是。来人是新上任的旗“革委会”副主任，年轻的“造反派”，小学文化程度。文革时期打破一切常规，村支部书记可以当政治局委员，纺织女工可以当国务院副总理。

母亲和胡爱农（1978年摄于沈阳）

胡爱农到鞋厂做工，算是有了工作。

插队干部中有一个做学问的人，写了一部书稿，《鲁迅评传》，拿来请母亲指教。这人叫彭定安，四十多岁，文质彬彬。他是江西鄱阳人，下乡前是《辽宁日报》的文艺编辑。他的哥哥叫彭涛，“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50年代第一任化工部部长，四十几岁因癌症去世，是英年早逝的政治明星。母亲把《鲁迅评传》手稿给我看，确实写得不错，下了很大工夫。彭定安的家在母亲家后面一排土坯房，于是我到彭家坐坐，和彭叔成了文学的谈伴。我当时很想写东西，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又写了一篇报告文学，题材是鞍钢的建设。我把这些不成型的作品拿给彭叔看。当时唯一的文学期刊《萌芽》在上海。在毛泽东时代，我们这个社会成为数百年来最为封闭的社会，晚清时代还有半开放的“洋务运动”，民国时期是全面的对外开放，真正的百花齐放。焚书坑儒，毛泽东说他超过了秦始皇。

我把短篇小说投给《萌芽》，《萌芽》退回了。《鸭绿江》复刊后，我用报告文学投稿，也退回了。彭叔说：

“你的文学底子好，总会成功的。”

从此，我的文学生涯一直在彭定安的注视之下。1979年，我发表了处女作《阿玛蒂的故事》，第二年，我以此作当选辽宁省作家协会理事，而彭叔也是新当选的理事，我们同时走进作家的沙龙。以后，我每有新作，彭叔皆热情鼓励，为我的长篇小说《太阳雪》两次写评论。彭叔的《创作心理学》开辟了文学研究的新境界。彭叔缜密而深邃，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80岁的2008年，他这样回答记者的采访：

“在我对当前文学的接受中，时不时会感叹：一面是中华大地亘古未有的社会变革、历史进步、文化转换、人性进化；一面却是如此疏离的、冷漠的、浅薄的叙事！那些震颤灵魂的社会流动、人生浮沉，都付诸流水。对于文学来说，失去这样巨大丰富的叙事对象，等于失去生命。我们需要巴尔扎克所说的‘历史的书记’、托尔斯泰所说的‘写人民的历史’、鲁迅所说的反映‘中国的人生’的作家与作品。”

彭定安的话说得多么好啊！

1974年《鸭绿江》复刊后，组织全省创作，母亲代表敖汉旗到沈阳开会。母亲在沙窝子里五年后第一次回到省城，来到她创建的杂志社，见到当年的老同事。母亲住太原街东北旅社，我从鞍山到沈阳看母亲。和母亲一起来的有一位青年作者，名叫金河，敖汉本地人，比我大一岁。他说辽西话，还带一点儿蒙古腔，有几分滑稽。我和金河住一个房间。十几年后，我的这位朋友以短篇小说名扬海内，他当上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而我和彭定安先生同为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