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诊所抽血之后
打针的人有时候会开着一辆车从很远来到我们学校。老师把我们集合在一起，领到一间布置好了的教室，在老师言语的鼓舞下，我们排好队，卷起袖子，很英勇的等着被打针。
也会传来嚎啕大哭声。
我也怕得要死。但我没哭过。我觉得那是一个小学生应有的体面。
有一次是扎手指头，挤出来一些血。弄完后，一个排在后面等着的男生凑过脑袋问我，疼吗。
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就听到老师在边上教训那个男孩子，大意是胆小鬼，连女生都不怕，你还怕。
其实我也是怕的。只是扎完了，自然不再害怕，只觉得轻松。
今天为了验血。没吃早餐。平时我也不吃早饭。但临出门我破例给自己做了一个三明治。抽完血可以立即吃。好像是救命的三明治一样。
给我抽血的老太太一直在和她同事用方言说话，说一个住养老院的病人要疯掉了，因为他们不许他的妻子孩子拜访他，以新冠为理由限制他出行的自由。这事让她觉得十分气愤。
她情绪很激动，针管扎进了我的血脉，她扭头一边继续说话一边滑动针管，我看到暗红色的血液迅速充满了容器。她拔下来换了一个更小的容器，又推进去一管。整个过程都在情绪激动的和同事讨论那件事。
当她拔出针头时，我说新冠使得人们有了借口拒绝不想接待的人。
她这才注意到我。对我说：“是的。这是不人道的。限制老年人与自己的亲人见面比死亡无异。”
她给我贴了一个创可贴。我告诉她我经常接到一个老人的电话，她找Jakob. 一开始我告诉她打错了。但她仍旧不停的打来, 而且自顾自的说起来自己的近况，吃的什么，做了什么事，哪个老太太对她说话不礼貌，哪个护理总是不停抽烟等等，大多是抱怨。我只好假装是Jakob。我甚至故意压低嗓门假装自己是个真正的Jakob。
一段时间后，她不再打电话来。我竟然有点想念她。不知道老人现在过得怎么样。
“他们需要人。需要说话。”她一边在装好了血液的管子上贴标签一边对我说。
然后我就出来了。
一点都不疼。我在创可贴上面画了一个会飞的心。
诊所对面有一个理发店。我在那里剪过一次头发。理发师是个四十左右的漂亮女人。我朝里面张望，门紧闭着，里面没有灯，八点半还太早了，应该是还没开张。边上那家干洗店去年就倒闭了。
干洗店倒闭后一直没有新的店面开张，边上是银行，靠着银行是小区的教堂。
在街道的把角有一个杂货店。里面只有两个工作人员。一个是年事已高仍旧在店里操劳的店主。只要有客人进去，他就会抬起头，停下手里的活，热情洋溢的问好那是在其他的连锁超市遇不到的打招呼声，是日渐要消失的传统商人的职业操守。另外的一个店员是他的儿子，也已经不再年轻，他和他父亲一样，服务客户既骄傲又礼貌，似乎他服务的是最尊贵的客人，而他为此感到荣幸，打心里觉得愉悦。
我很喜欢去那家店。来这里的也大多数是蹒跚的老人。他们彼此熟识，在这条街共度了很多个岁月。
店里的招牌都是手写。听说传统的kaufmännische Ausbildung有一门课就是如何写招牌。如今应该被视觉平面设计取代了。
不知道这样传统的小店还有多少。我猜店面是店主所有，店里一切的事宜都是店主自己操作，所以它才在竞争中顽强的屹立在这条街上，在我心里它不仅是一个杂货店，它是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
这条街的另一个方向的街角是一个意大利冰激凌店。门口有一个比人还高大的冰激凌雕塑。吸引很多人在那里拍照。
夏天我经常去那里买冰激凌吃。坐在露天的椅子上，看着街上来往的车辆和行人。斜对面喷泉处小孩子们嬉戏追逐。
有一次一个四五岁的孩子跑到我跟前，问我能不能舔一口我的冰激凌。他想尝尝什么味道。我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在这时候他妈妈追来了，是一个身材矮小，有着大肚子的女人，头发乱糟糟的，在后面束了起来。她训斥孩子，强拉着他的手把他带走了。我听到他一直在喊：我要冰激凌！我要冰激凌 ！
那个小孩叫Marlon. 我后来知道他的名字还是在这个冰激凌店门口。他在门口表演翻跟斗，以此换钱去买冰激凌。
我听到一个五官松散眼神幻散的卷发男人对他说：Marlon, 再来一个。给，这是你自己赚的冰激凌。
冰激凌对面是一个鞋店。我不太喜欢那个店。店面很大，满满的都是鞋子，里面很黑，像个仓库。鞋子很贵，式样并不多。
裁缝店在鞋店边上，老板是个上了年纪的男人，他头发花白，穿着比身材大一号的衬衣和裤子，领口松开着，露出松弛的颜色发红的脖子。他还有一个酒糟鼻。他从来不多说一句话。只是默默的打开客人递过去的衣物，量尺寸，隔着窗户我看到他神情冷淡的量女人胸围，腰围，把尺子挂在脖子上，用一只圆珠笔记在一个翻得满是折角的本子上，冷冷的说再见，然后坐下来继续干活。他没有帮工。所有活都是他一个人做。价格不贵，只是送过去的活至少一周才能取回来。
对了，诊所隔壁是个面包店，也卖咖啡。它的名字叫Bäckerei Mack. 靠街的桌椅上有毯子，可我更喜欢坐在里面。那是一个明亮的面包店，面包把整个屋子都反射成金黄色，空气里飘着浓郁的咖啡香。
此刻我就坐在这家店里，写下了以上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