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十年（4）顺江东流去上海，乘车南下到广州

我的文革十年（4）顺江东流去上海，乘车南下到广州

尽管中共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停止大串联，并明确规定12月20日以后不再提供免费乘坐火车、轮船、汽车；从12月1日各地政府不再给串联的外地学生提供免费食宿。但是，夏国林和我都觉得亏欠了红卫兵的骨干们，让大家抓紧时间，争取在12月20日停止大串联之前，哪怕跑一两个大城市看看也好。

1966年11月底，住在汉口的同学好不容易弄到几张大客轮“东方红”的船票，我们上船一看，基本上都是来自全国各地串联的大学和中学学生。白天，船上革命歌曲此起彼伏，欢声笑语随着江水向东流去。晚上，三三两两在船边扶栏看两岸流动的夜景，尽管只能看到远处的点点灯光如同当时农村的油灯一样昏暗，也难掩饰学生们激动兴奋的心情，毕竟大家大多都是第一次独自远行。

如果不是大串联，哪个家长有钱让学生走南闯北？我家住在武昌火车站旁边，从早到晚只见南来北往的火车轰鸣而过，不知坐火车的滋味；偶尔坐轮渡往返汉口武昌，看到“东方红”大客轮上走动的人们，梦想哪天自己也可以坐它顺江而下该是多么好玩啊！

没有想到实现梦想来得这么快，令人来不及回味。船到上海码头，沿江边走到外滩，去南京路看看。还在读高中时就知道南京路上“好八连”，而且在湖北剧场看过以好八连事迹创作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走在南京路上，那感觉与走在我们汉口的江汉路上也差不多，只不过南京路上的高楼大厦更多更高而已。

当年高考也曾填报过上海交大，于是去那里看看校容校貌，结果看到的是满园的大字报。

两天后，乘船返回武汉。

船过有小汉口之称的武穴后不久，看到船的扶栏边，有很多人围观，只见一位不知来自哪里的女红卫兵，坐在那里手捧一尊头被碰破了一点点的毛主席的石膏雕像，满脸难受之情，不知所措。围观者七嘴八舌，言不及义。一位男红卫兵走过去，一口标准的武汉普通话对她说：“我‘请’伟大领袖毛主席可以吗？”一个“请”字，表明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已经深入人心了！那时已经不允许对毛主席的雕像、画像、《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等说‘给、要、买、卖’等词，必须用此尊称！

女红卫兵不知怎么回答，双手把那尊破了头的雕像，非常虔诚地举起来。男红卫兵双手接过去，走到扶栏边，高声说：“请伟大舵手毛主席继续畅游长江吧！带着我们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吧！”说完，就把那尊雕像扔到长江里了。围观者看在眼里，想在心里，没有一个人哪怕说一个字“好！”

人们都静静地散去了，女红卫兵如释重负，满眼谢意看着那位热心助人的男红卫兵远去的背影。

这一幕深深烙在我的脑海里，至今快六十年了，难以忘怀！我不知道那位勇敢而机智的红卫兵是那个学校的，更无从知晓他的人生经历，但他的言行给予我思想上的震撼实在是太大了！让我想起了高中《语文》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中的“可是在中国，那时是确无写处的，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

从上海回武汉休息几天后，我们又急急忙忙南下去广州。我们到广州时，各中小学红卫兵串联接待站全部关闭，除了乘车免费外，食宿都要收费。好在我们短训班的学生每个月有十三元五角伙食费，我们出发前，在总务处领了两个月的伙食费，足够付两天的食宿费了。

广州大小餐馆当时还保持着先吃后付钱的传统。

有一天，我们在一条河边的小餐馆的二楼吃饭，现在记不清是一条什么街了，但记得那个餐馆的格局：店面大门朝街，收银台在一楼进门处，吃饭的客人坐楼上楼下自便，二楼朝河边的窗户下面就是河水。我们上楼坐在靠窗边一张桌，那个店的服务员不多，吃完饭结账，要等服务员来清点各种不同规格的盘子的数量，然后写单，到楼下收银台买单。

坐在窗边的我们，突然听到窗外河水上传来“啪”的一声，一二分钟后，又传来一声“啪”，循声看到，是从旁边的窗户扔下的盘子落水的声音！原来，那桌的几个外地学生模样的食客，居然用这种卑劣的手段逃单！我相信，除了我们这桌的几个人看见了之外，还有人也看见了。但是，出门在外莫管闲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等古训，让见者禁声，让小人得逞。只能慨叹那几个小人实在是缺乏好的家教，古训“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应该广而告之。

“大串联”期间，两次上北京，都是组织上安排的；东到上海，南下广州是自己决定的，为什么选这两个地方呢？当时，“大上海”之名如雷贯耳，去广州则是因为冬天南方不冷吧！这只是表象，也许是“宿命”吧！我在77岁的今天，回首往事，才知道，且相信“宿命积福应，闻经若玉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