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三道四（90）树挪死，人挪活

说三道四（90）树挪死，人挪活

“树挪死，人挪活”这个谚语说的是，树移栽多次，根系受到损伤，不易成活；人挪挪地方，增长了见识，更具活力。谚语所言，通俗易懂，言简意赅。

我的一生，从长江之北移到长江之南，后来继续南下，跨过琼州海峡，到了海南岛。退休后，漂洋过海，从地球那一边，到了这一边。实在是增长了许多见识，且更具活力。

“死”的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就说说“活”吧。

武汉三镇，我出生在武昌，读书在武昌。1965年高中毕业，因“不宜录取”，没有被大学录取，直接被武汉市教育局录用当中学语文教师，送到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短训，还是在武昌。本来计划培训一年，因1966年5月16日爆发文革，延迟到1967年12月，被分配到武汉市水厂路中学，终于离开武昌到汉口了。1977年恢复高考，我跟着安大庭校长调到硚口区重点中学武汉四十三中，也在汉口，而且离武昌更远了。啰嗦半天，无非是说明，我一直是从学校到学校，对学校之外的人事不甚了了。从水厂路中学调到武汉四十三中所有手续，都是安大庭校长办好了，通知我到武汉四十三中去上班。即使如此，也增长了一些见识。

在水厂路中学十年，“水中”是武汉市教育局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新建的十六所新校之一，校址在武汉市硚口区水厂路，武汉自来水公司职工宿舍里面，一块巴掌大的地方。据久居那里的老人讲，原来那里就是一个臭水塘。新建的学校只有两栋四层的教学楼和一栋两层的办公楼。依据地形，三栋楼的平面图呈倒“L”形。学校大门就在那个拐角的地方。大门外边是水厂的职工宿舍，进门左边一栋教学楼与水厂路垂直，进门右边是与水厂路平行的办公楼，继续往里面走就是第二栋教学楼。大约有三、四个篮球场大的一片空地，我们去学校报到时还是坑坑洼洼的，没有围墙，空地那边是一排市民的民宅，大多是平房，也有几栋二三层的楼房，参差不齐。

怎么看都不像一所中学，那么一点点小，完全不能与我读了六年的母校——湖北省重点华师一附中相比。而且，那时只能服从分配，到了“水中”，文革还在如火如荼进行，后来，工宣队军宣队进校、清理阶级队伍、复课闹革命等等，好在“水中”的教师队伍总共四十人，十九个个华中师大六五届的大学毕业生，二十一个短训结业的高中毕业生。尽管当时阶级斗争无处不在，而且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还有人说什么“庙小神通大，池浅王八多”，折腾几年的结果是“池浅没王八”。

而1977年之后，从这个小庙走出去了许多神通大的人。最值得一书的物理老师李芳，正值芳华之龄的她，是华中师大物理系的学霸，1965年毕业被分到正在兴建的水厂路中学“储备”，下放到农村搞“四清”运动。1967年回到学校继续参加“运动”。那个年代，在这样一个全是年轻人的新校，找不到“运动”对象，于是就在“矮子里面挑将军”，把她列为“学习班”的重点。她那时还有六七个月的身孕，挺着大肚子接受“批判”，回到宿舍，她忘我学习英语、背单词。当时，我正在恋爱中的女友、现在的老伴，还笑着问过她：“你为什么还要学英语啊？”她笑了笑，无语。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她以优秀成绩考取了北大物理系空间物理专业，毕业后分到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工作到退休。

我到了武汉四十三中，才真正走上了语文教学之路。后来，安校长的倾情助力，母校袁福校长尽心全力，让我回到了母校，才开始健步走在语文教育教学的漫漫长路。

就是在从江北的四十三中，调到江南母校，这咫尺之遥，一年多时间让我阅人无数，增长了许多见识。

“树挪死”，死在树根；“人挪活”，活在人缘。

恢复高考后，我调到武汉四十三中执教文科重点班，安校长给我的升学率指标：“实现零的突破！”为此，我尽心尽责尽力，两年坚持不懈。没有想到，在学生还没有毕业之前的1979年国庆节，我从武胜路新华书店买了几本语文高考复习资料，出门遇到了母校原来校办农场的王仕良场长，时任华师一附中总务主任。

王场长紧握我的手说：“好个李培永啊！居然十几年不回学校看一看！你现在哪里？做什么工作？”

当他听说我在武汉市四十三中教文科重点班的语文时，深情地对我说，回母校来吧！学校现在急需年轻人啊！当他知道我已经有两个孩子了，爱人也是教师时，他告诉我，如果你回来，你的两个孩子将来不论成绩是否达到省重点中学录取分数线，都可以到华师一附中上学！临分手时，他再三嘱咐我，假期结束来学校找我吧！为了你的两个孩子，你也应该马上回来呀！

我在母校读高三时，是班团支部书记，每学期都去农场劳动，就归王场长领导，当年我们亦师亦友，无话不谈。十几年不见，这次邂逅，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算“人缘吧！”

再说一件“人缘”往事吧！

结缘海南，始于1984年9月中旬，海南农垦总局教研室吴多雄主任，来武汉听了我的一节课之后。

现在也记不清当时上课的内容是什么，反正我一贯坚持的原则是，不论谁来听课，我都按教学计划该讲什么就讲什么。下课以后，听课的老师们非常兴奋，谢谢声不断。带队的吴主任对谭老师和听课的老师们说：“我们这样突然袭击式的推门听课，听到的、看到的都非常真实。李老师教态自然，讲课要点清晰，重点突出，学生主动学习、思维积极、课堂气氛非常活跃！感谢李老师为我们上了一节很好的、非常真实的语文课。”吴主任握着我的手说：“请你在方便的时候，一定到我们海南来，给我们农垦系统的语文老师讲讲课吧！”

不成想，那几年，每年暑假人民教育出版社都举办全国性的教材改革实验工作会议，1985年在青岛，1986年在上海，1987年在太原，1988年在西安。每次会前要准备论文和总结材料，会议结束以后，回到湖北还要继续开会研究新学期的实验工作计划。

到了1989年暑假，吴主任又一次邀请我们，并说如果这次不来，以后就可能没有机会了。于是，湖北省教研室谭爱旭老师就组织我们到海南讲学。我主讲语文，借农垦中学的学生上示范课。

结识赖瑞光校长却是在农垦中学一堂语文示范课后。赖校长也来听了课，课后邀请我们一家，第二天早上到海口华侨宾馆喝早茶。

在喝早茶时，赖校长详细介绍了海南农垦中学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前景，盛情邀请我们来农垦中学工作。

赖校长真是一个非常会做说服工作的人，他讲到农垦中学当时的工资和新建的高级教师楼，无法打动我，就转而问我的两个女儿读几年级，在哪里读书。当他得知我的女儿正在华师一附中读书时，他马上告诉我，你的两个女儿如果到海南来参加高考，一定可以考上理想的大学。然后，他详细介绍了海南高考的情况。我说，如果考不上呢？他说，只要你愿意正式调来农垦中学工作，如果考不上，我们就花钱给你买指标。赖校长如此求贤若渴，这样盛情，还有什么话说呢？于是，我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为了我两个孩子的未来，为了你强烈的事业心，我一定会考虑来海南的。

可以说，1990年，我们举家南下到海南农垦中学，是最早的高考移民。

最后说说，我们一家能从中国来的美国，还是“人缘”。

1993年，我们从武汉、湖南、四川到农垦中学工作的“大陆”老师，与农垦中学的海南老师，同心协力，取得那一年高考升学率全省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时任教育厅长谢峰逢会必讲农垦中学“低分进，高分出”真经验。报社记者、后来还有新华社记者前来采访，赖校长让我负责接待。因而与新华社记者尹鸿祝相识相知相熟。

我的小女儿从小就梦想出国留学，上大学后，特别重视学好英语，大一过四级，大二过六级，大三过托福，大四过JIE。1995年、1996年暑假，还住在北京“新东方”强化英语。1997年大学毕业，已经具备了出国留学资格。

1997年四月初，我到北京开会之余，与老朋友、新华社记者尹鸿祝一起吃饭，恰遇他的朋友、教育部留学生处刘处长。我立即向刘处长咨询有关留学事宜，明确告诉他，我的女儿今年大学毕业，想去美国留学，请他帮忙。他表示，现在公派很难，只要有自费指标，首先就给我。

一个月后，尹鸿祝打电话给我，让我马上带钱到北京办自费留学的手续。刘处长已经帮我联系到美国自费留学的指标，要到教育部留学生服务处交三万美金。交钱后，该服务处给我一张临时收据，明确告诉我，如果将来孩子能顺利签证到达美国，该服务处收取三千美金手续费，将在美国把二万七千美金打到孩子的账户上。如果将来孩子签证不能通过，就凭这张收据退钱，一分不收。

该服务处收费后，由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负责教育事务的贺念平先生负责联系学校和办理有关入境及入学手续。

1997年九月开学，我到女儿顺利到美国来留学了。女儿硕士毕业时，我和老伴应学校邀请，第一次出国到美国，住在女儿就读的学校研究生楼。在那座楼边，有一个人工湖。有一天我们在美丽的校园散步，走到湖边，看到一群野鸭栖息在那里，女儿非常感叹：“连野生动物都知道选择优美安全的生存环境，我们为什么不选择工作、生活环境更好的地方呢？”于是，她积极帮姐姐和姐夫技术移民到加拿大了。

从此，我和老伴就开始奔波在中国和北美之间了。

人生如梦，圆梦不仅靠自己拼搏，还要靠人缘！

“树挪死，人挪活”，树死在根，人活在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