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说如何治理国家-------邪恶的中国文化
第三章 儒家学说如何治理国家
第一节 儒家学说治国的能耐
儒家除了拍封建帝王神权占有者的马屁外，顺君之过以谋其私，除对自己有利外，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底层“刍狗”而言，几乎无正面作用。尤其是对如何治理国家，发展社会生产力，提升国力，创造社会财富，根本不能无力，而且起严重阻碍作用。儒家学说仅仅是为满足如何治理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服务的学说；是一种“治人”的学说；是一种“治心”的学说；是一种控制思想文化意识的学说。
孔子同时代的名臣，他尊敬的著名政治家——晏婴如此评论孔子：“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居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史记·孔子》。
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未能获得各诸侯国的君主们的信任重用，究其根本，他不能解救各诸侯国的纷乱祸患。例如，居住陈国三年（陈国是儒家所称颂的圣人“舜”的后裔的侯国），陈国被周围大国所苦，战乱不停，而孔子不能为力，只能黯然离开……孔子只能无可奈何地仰天长叹，告诫弟子们：“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史记·孔子》。
儒家思想太过于讲究繁琐的礼仪，在战争年代，这是用兵之大忌，世界上没有哪一个真正优秀的统兵元帅，愿意统帅像子路这样的将领：在激烈的战场上，仅仅因为头绳断了，不符合儒家礼仪，“君子死而冠不免”，而放弃作战，“遂结缨而死”《史记·仲尼弟子》。此为孔子在战乱丛生的春秋战国时代，到处求官，到处碰壁的根本原因。所以孔子只能无可奈何地叹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隋末农民起义军领袖窦建德率领大军与李世民的唐军对峙，时时遵守儒家礼仪制度的窦建德，在战争前夕都不忘记等级森严的儒家礼仪，最后惨败而归：窦建德群臣方朝谒，闻敌骑来，群臣连忙靠向窦建德，窦建德急忙招骑兵去应战，骑兵却为群臣所阻，窦建德慌忙叫群臣退后，进退之间，唐兵已到《资治通鉴·窦建德》。此为儒家繁琐的礼仪，影响战争胜负的真实范例。
此为西汉开国之君刘邦在战争乱世期间，贬斥挖苦不重用儒生的根本原因。当刘邦彻底地战胜项羽，西汉帝国正式建立之后，刘邦才开始大力重用儒生，制定等级森严的儒家礼仪，以树立刘氏家族的儒家封建帝王神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仪；利用儒生进行刘氏帝王神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教化”宣传。让刘邦高兴地说：“吾乃今日知皇帝之贵也”《史记·刘敬、叔孙通》。
儒家思想文化意识，除了在政治官场上，拍封建神权占有者们的马屁，获取私利外，对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科技几乎无任何正面影响。当儒生们在封建神权争夺中，不能占一席之地时，他们的际遇处境实在困难。所以有“百无一用是书生”，这句中华民族的古老俗语，才能流传千古。正如现今中共官员们，如果一旦脱离官场，绝大多数才发现自己除了会“当官”，拍上级马屁，对下级作威作福外，却无谋生的一技之长。
例如：汉初名臣曹参任齐相，召集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最后以黄老术，相齐九年，使历经无数战乱、劫后余生的齐国，很快安集《史记·曹相国》。而被儒生们称颂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广招致儒术之士，命令他们共同制定礼仪的小事情，十几年都不能成功《史记·礼》。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名垂青史的能臣干吏，大多不是以儒学为主。在春秋战国时期，正是各种人才显示才能、发挥才智的最好时期，却几乎找不到儒家人士的影子，而后世“名垂青史”的亡国之佞臣者，却以儒生为主。
“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史记·太史公自序》。
第二节 马屁犬儒
儒家学说，是为维护儒家封建帝王神权、神圣不可侵犯服务；是为维护儒家封建神权的各个阶层的等级差别服务。“礼”，就是维护等级差别的表现形式。
孔子本人如何以身作则地拍封建神权占有者的马屁呢？“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愉愉如也”《论语·乡党篇》这段话的大意是：孔子走进诸侯国君的大门，便非常恭敬地低头弯腰，好像不容许他直着身体走进去；站立时不站在门的中央，行走时，绝不能踩着门槛，经过君主的空座位前时，脸色立即庄重起来，加快脚步，说话时好像有气无力；提起衣服的下摆向大堂上走的时候，非常恭敬谨慎地低头弯腰，尽力憋着气不呼吸；出来时，才稍稍舒展必恭必敬的脸色；走完了台阶，才快步向前，如释重负般地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仍然要表现出恭敬而不安、诚惶诚恐的神态；孔子出使到别的诸侯国时，举着圭，非常恭敬地低头弯腰，好像举着千钧重担；向上举，好像在磕头作揖，放下来好像是在递东西给上司；脸色庄严慎重而亢奋，毕恭毕敬、战战兢兢；脚步又小又快，如同沿着一条直线前行，在赠送礼品的仪式上，一副和颜悦色的形态；私下会面时，满脸堆笑。孔子在儒家封建神权权贵者们的面前的表现，与哈巴狗有什么两样？具有“人的尊严”吗？
儒生在拜见帝王时的“礼”：三拜、九叩、山呼万岁，这种俯仰之间的动作神态，与北京牌哈巴狗有区别吗？具有“人的尊严”吗？
第三节 儒家的封建帝王神权崇拜
孔子的儒家思想文化意识，仅仅是为维护封建帝王、贵族和权力占有者们的尊严而存在。
孔子公开鄙视底层“刍狗”们的农业生产劳动《论语·樊迟》；为了保持统治者的政权统治权力，宁肯饿死“刍狗”，宣称任何时候都会饿死人，饿死人是正常现象，对“刍狗”们的生命漠不关心《论语·子贡问政》；可是他对统治者（鲁君）不符合周礼的行为三缄其口，还为其狡辩《论语·陈司败》。说得坦白一点，孔子就是想从权贵者手中获取权力，而拍权贵者的马屁。
而且，孔子仅仅是对拥有神权者服务，而不理会神权占有者是何人，并非对特定的权贵者忠心。孔子在宗主国鲁国求取权力失败后，率领弟子们周游列国，司机到别的诸侯国获取权力就是他的行为明证。
即使不符合儒家核心思想理念，“以下犯上”的“公山不狃以叛费氏，使人召孔子”；孔子都找籍口：“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下，倘遮几乎？”欲往；子路很不高兴，劝止孔子；孔子托词说：“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论语》、《史记·孔子》）。“以下犯上、擅自称王”的楚王召孔子，孔子及其弟子们欣然前往（孔子却在《春秋》中贬称楚王为“子”）《史记·孔子》。孔子尊“以下犯上”、争夺儒家封建帝王神权造反成功的“汤”、“武”为圣人；宣称“汤”、“武”是接受“天命”进行放逐或诛杀“桀”、“纣”。这就形成儒家思想“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理论基础。《史记》、《论语》。
儒家后世弟子们，当然以此为榜样，形成唯神权利益是图的犬儒集团。
第四节 儒家的做官术
何况孔子教导弟子如何做官：“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馀，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论语·子张学干禄》其大意是：做官的人，要把可怀疑困难的地方避开，谨慎地说出简单的事情，就能少犯错误；把危险艰难的事情避开，就能减少后悔。加官进爵自在其中……
如此儒生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在儒家封建神权官僚体系中，那些整天无所事事，只会溜须拍马的庸碌之辈，反而得到重用的根本原因。此为“屁股决定脑袋”的儒家思想文明意识的必然产物。
如果从心里学角度分析，在充满血腥的儒家封建神权争夺的社会里，神权占有者们，当然不希望下属比自己更加聪明能干，以对自己的权力构成威胁或潜在威胁；何况在儒家封建神权官僚体系中，下级必须绝对地服从上级的任何指示命令，绝对禁止“以下犯上”。所以，在儒家封建神权官僚体系中，只要拥有溜须拍马的奴性“才能”，便可以在儒家官僚体系中游刃有余，其它所谓的才能智慧都毫无用处。
第五节 儒家的多重人格
儒家学说，本质上是虚伪的，舜为了建立所谓的儒家思想文化的核心之一——“孝悌”之道，以身作则，对犯有谋杀罪的父亲和弟弟，不予惩罚，而且多次圆谎。
孔子本人就是不守信用之人，与蒲国盟约之后，立即背盟。弟子子贡责问他：“盟可负耶？”孔子答道：“要盟也，神不听。”此为不语“怪、力、乱、神”；“不事鬼神”的孔子以“鬼神”为卑鄙的籍口托辞《史记·孔子》。可是经商致富的子贡是很注重商业协约，所以在无数的孔门弟子中，只有子贡才提出异议。
儒家学说严禁“犯上作乱、以下犯上”，孔子却尊称“犯上作乱”的“汤”、“武”为圣人；也称反对周武王“犯上作乱”，“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为圣人。一生竭力维护儒家礼教的孔子，对统治者（鲁君）不符合周礼的行为三缄其口，还为其狡辩《论语·陈司败》。
孔子最心爱的弟子及儿子死后，却拒绝把自己身份地位的象征——马车卖掉买外棺葬死者。《论语》此为竭力主张厚葬死者的孔子，在自己行为上，仅为他一己之私：绝不能放弃他曾经做过士大夫身份地位的象征：车马、华服。
又如程朱理学的祖师——朱熹，就是一个言行不一的伪君子。他曾经引诱两个尼姑做了自己的宠妾；为葬自己的母亲，却强行挖掉他人的祖坟；为报私仇，对一个无辜的妓女严蕊强加罪名，严刑拷打；当听说新皇帝登基，他抢在大赦令到来之前，拉出十八个所谓的囚犯，砍了头……（《中国科举史话》·林白、朱梅苏）
“道貌岸然”就是儒生们生活的真实写照：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即满口的仁义道德，满肚子的男盗女娼。所以，在儒家官场上不可能找到真正守信用之人。
第六节 中国帝王和儒家学说
儒家思想文化受到封建帝王和权贵者们的欢迎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狼狈为奸，互惠互利。儒家思想文化以繁琐的礼仪，制定规范森严的社会等级，来凸显帝王、贵族和权贵们的高不可攀的社会地位；儒家思想文化以束缚老百姓的思想道德观念，把帝王神权捧上神坛，把人间的政权维护和封建帝王神权崇拜推向顶峰。
当轩辕“犯上作乱”打败神农氏、“禽杀蚩尤”，“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史记·五帝》。所谓“天子”，就是“上天之子”。西汉大儒董仲舒根据《易经》和“阴阳五行”学说，提出的“天人感应”学说：天帝有意识地创造了人，并为人世生产了五谷万物，有意识地生下帝王来统治万民，并立下统治秩序，即儒家的礼教制度。
如此，儒生们据此学说制造出各个时代的帝王神话，即让“君权神授”、“神权天授”合理合法化，把最高权贵者尊称为“上天之子”，即“天子”。在所谓严肃的儒家史书中，都从不间断地制造了各个帝王的神话故事传说，把皇帝塑造成半人半神之物，厚颜无耻地、鸿笔丽藻、竭尽所能地美化帝王的“天子”威严、不可亵渎的伟大形象……
儒生们据此学说制造了各个时代的文臣武将、儒士权贵阶层自身的各种神话，把文臣宣称为“文曲星”下凡，把武将宣称为“武曲星”下凡，他们都是上天（玉皇大帝）有意识地派遣下来，辅佐自己的儿子（天子，即帝王），来统治万民。在儒士阶层主宰的文学艺术里，如小说、戏剧、绘画中，都充斥了帝王将相的各种各样神话传说。
程朱理学进一步灭掉中国“刍狗”的“人欲”，仅仅存在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封建各级神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理”。
明朝开国之君朱元璋的相貌丑陋不堪，而儒家史书《明史》曰：“姿貌雄杰，奇骨贯顶”；《名山藏》称：“日章天质，凤目龙姿，声若洪钟，奇骨贯顶”。俨然一副英俊潇洒之帝王龙颜。
可是儒家思想文化却以“不事鬼神”来打倒、消灭影响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世俗神话传说中的各种神明（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仅仅剩下有利于儒家封建神权统治的各种神明。如此逐渐形成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神圣不可侵犯；各级儒家封建神权崇拜、神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基础，以代表各种身份地位的繁琐礼仪，来规范中国人的行为，“教化”中国人从思想、意识、行为……全方位地、诚惶诚恐地、跪伏匍匐于儒家封建帝王神权的脚下。
可以说，封建帝王需要儒家学说，就与中国帝王需要宦官一样，必不可少。中国帝王借助儒家学说，来阉割中国“刍狗”的思想文化意识，把中华民族变成帝王神权崇拜、各级儒家封建神权崇拜的精神和思想阉奴，让中国“刍狗”的精神思想意识，永远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心甘情愿、服服帖帖地跪伏在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各级儒家封建神权的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