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与黑暗的较量（画说一生二十三）
光明与黑暗的较量（1974-1976）
1974年春节我和妈妈去广州。妈妈从干校回来后，每年都要去广州和老同学及十二集团军的老战友聚会。我们住在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杨重华的家里，他的女儿小欣整天陪着我，有一天她告我有个朋友聚会，让我也去参加。
到了朋友家，已经有几个人，有些神神秘秘，关好门拉好窗帘，打开录音机，播放一个讲话录音。一个人给我介绍讲话的是“李一哲”中的一个人，李一哲是三个人——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各取名字中的一个字，合成一个名字。这三个人是广东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在1973年11月7日写了一份两万六千言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批判某党建国以来破坏民主法治的种种行径，反对现行集权政治。一大批像小欣和他的朋友们一样的热血青年追随李一哲，最起码也是赞同他们的观点，这让广东省革委会非常惊慌，组织了写作班子“宣集文（宣传部集体作文）”，并发动全省各单位对李一哲展开针锋相对的大批判。
他们送给了我许多阅读材料，论战双方的都有。李一哲的文章援引马克思主义经典，有理有据，鞭辟入里，痛快淋漓并且文彩非凡。而“宣集文”则秉承“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风格，连篇累牍的空话，帽子，叫骂，水平低下。
我十分佩服李一哲们的水平，并且承认他们说的非常在理，但是我也很彷徨：我这些年拼命往脑子里灌输的东西和他们的理论正相反。我应该站在哪一边呢？我把这些材料带回家细读。无论怎么读，都觉得李一哲说得对。就在那几年，我对文化大革命，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党和领袖都产生了疑问，人们在下面偷偷议论，我很爱听，但行动上还还是相当谨慎。
李一哲们1975年被抓，1978年释放，其中一个多次抓放，几十年后到了美国，已经是一个头发全白的人了。
1976年是中国共产党史上的又一个多事之秋。一月八日，周恩来总理去世，全国上下都陷入深深的悲哀之中。因为上层的争斗，对于周恩来的祭奠非常低调，引发了人民群众的不满。人们对于王张江姚（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以及毛泽东已经失望以至激愤，四月五日清明节之前，人们自发地组织了大规模的到天安门广场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悼念活动。
悼念活动的规模之大，一九四九年以来前所未见。整个天安门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人民英雄纪念碑下花圈堆成山，花圈上和纪念碑上贴满了人们写的挽联诗歌、散文和小字报。无数人聚集在纪念碑周围念诗，演讲，喊口号。不仅表达了对总理的歌颂和怀念之情，而且痛斥王张江姚把持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挟天子以令诸侯，不断地发起一轮又一轮的运动，把中国推向危险的边缘。还有无数的人抄写诗歌挽联，将其带到全国各地。对文化革命的不满情绪已经达到了饱和。
我们一家都十分激动，经常去看，妈妈去了几次照相，还抄了好多首诗歌，装订成册。海燕不仅抄了大量的诗歌，自己还写了几首贴上去，她的诗立刻被人们广泛传抄。四人帮倒台后，有人编辑了《四五天安门革命诗抄》第一页第一首诗就是海燕的。当时海燕和多数人一样不署名，书上的作者是“佚名”。我那时已经怀孕七个月，也大着肚子去看了天安门的盛况，还照了相留念。
群众的纪念活动惹恼了当权派，几天以后中央文件下达到各单位：任何人不得再去天安门。文件没能阻挡悼念的人群，天安门广场仍然象一口沸腾的大锅。一天晚上，早已在中山公园和人民文化宫埋伏好的上万“工人纠察队”手持大棒，冲进天安门广场，见人就打就抓，花圈没收，诗抄撕毁。有上千人被捕，天安门广场被清洗一空。群众的悼念活动就这样遭到了暴力镇压。这就是有名的“四五天安门事件”。
天安门清场完毕，中央又下发文件，要求各单位清查曾去过天安门的人名单，收缴所有天安门诗抄，向上汇报，情节严重者送交公安机关。那时“中央文革”的权势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四五镇压事件”可以看成是它们的垂死挣扎。对他们的作为，人们的心里像明镜似的，都感觉社会将会发生大的变化。各级领导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卖力地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 只是一般地问问有没有人去过天安门，如果你否认，便不再追究。我学校的领导也是这样“阳奉阴违”，在开会时只是提了一句，让去过天安门者及有诗抄者向领导汇报，然后就没有下文了。我和很多人讲过天安门的见闻，包括校领导，他不仅没有追究我，还在下面和我偷偷讨论有关上面的小道消息。
婚后两年我一直没要孩子，我不想那么快就生小孩，结婚已经束缚了手脚，有了孩子更没了自由，但是老宋非常想要，他是他家老大，似乎总得有后才对得住父母。他虽然不说，但心里很急切。这让我经常有负罪感，我觉得自己有些自私，终于决定生孩子，主要是为了他。
1976年的6月18日，儿子出生，叫大田。
生大田的过程真是艰难，预产期到了回家等待，谁知过了近两周，他老人家还是没有动静（就是因为他延误的这两周，我后来被同事批评“提前两周回家待产”）。我去了全市最好的妇产医院。医院说孩子必须尽快生下来，因为过期不生胎儿在腹中会因“老化”而夭折，而且羊水破了孩子随时都有可能窒息。
住院后，医生给我用了各种引产方法：吃药，喝蓖麻油，电针刺激，均无效，子宫就是没有收缩，只好采取危险的一招——使用催产素。从早上开始，催产素通过点滴进入身体，我立刻有了强烈的宫缩，这种收缩和正常产妇的由慢到快由轻到重的收缩不同，一开始就半分钟一次，非常强烈，把我痛得死去活来，真切体会了老话说的“生孩子就和阴间隔一层窗户纸”。这种强迫性的宫缩会导致子宫破裂，所以主任医生黄九妹亲自坐在我身边，手按在我的腹部，检查宫缩的程度。终于，大田在晚上八点钟降临人间，七斤八两重。
黄九妹大夫给我的印象很好，四十岁左右，上海人，医术高，敬业，严厉中带着亲切。两年以后，中国23年来第一次上调工资，群众评议，领导拍板，黄大夫没被评上。宣布的那天她照样上班，为一个个产妇接生婴儿一直忙到晚上。下班后，她安安静静地脱下白大褂，穿好衣服，然后推开窗子，从六楼跳了下去，一个有前途的医生就此断送。
我在妈妈家坐月子。很多烦心事都聚集在一起：七月底的天气特别反常，闷热潮湿，阴沉沉的，压在头上让人喘不过气来。人不断地出汗，汗又不干，粘溻溻地包着身子。大田不肯睡觉，吭吭哧哧，哭哭兮兮，小身子被汗弄得水淋淋的。第一次带小月孩，没有经验，不知道他那里不合适，整天抱起来不是，放下也不是，忙乱成一团。更紧张的是他一吃完喝完，吃下去的东西就立刻以抛物线状喷射出来，弄得到处是呕吐物，一天不知要换几身衣服。空气里湿度大，衣服尿布几天也晾不干。妈妈不得不升起一个火炉整天坐在旁边烤衣服烤尿布。我的奶水不多，流得又不畅，大田吃几口，吃不到什么，就大哭大闹。想到五十六天的假期很快就会过完，那时肯定要停喂母乳，不如早些停了算了。大田勉勉强强吃到一点母乳的第三十天，我吃了回奶药。我那时的想法十分革命，等到产假期满，到穷苦的远郊县比如延庆，找一个看孩子的农妇，孩子就长期放在那里了，不能让他影响我的工作。
就这样狼狈不堪的，那天到了。这都是些征兆吗？我有的时候怀疑。
自从地震局成功地预报了东北海城地震后，从头年十二月起就在各个单位传达京津唐地区将有大地震，让大家做好准备。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抢购大米面粉和各种生活用品，以备地震之需。妈妈也买了很多饼干，灌了几瓶水放在桌下床底。我认为这是十分荒唐的事，地震是无法准确预测的，这样没边没沿地做准备，要等到哪年哪月？时间长了，北京的老百姓听狼来了的故事听多了，也都松弛下来。就在这时，“狼”真的来了。
7月28日的凌晨，十二点多钟，大田又醒了，没了母乳，他无依无靠的，哼哼哧哧地哭。我喂了他几口水骗骗他，他抽抽噎噎地又睡去了。我把他胸前的米袋摆好（一条宽布带，两头缝上米口袋，布带盖在孩子身上，米袋在身子两旁。这是防止新生儿睡觉时手脚惊抓抓乱动），把小床栏杆拉起，掖好蚊帐。此时，房顶上的老鼠像炸了窝，排着队，蹬蹬蹬从东跑到西，又蹬蹬蹬从西跑到东。耗子的闹声，加上儿子偶尔的抽泣，还有屋子里昏黄的灯光，让我心里感到一种悲凉，那一晚上我记得非常得清楚。
三点多钟，我被老宋急促的叫声吵醒了：“海鸥，地震！海鸥，地震！”他那天恰巧来看我和孩子，被妈妈喊醒。几十年神经衰弱的妈妈第一个觉察到地震，疯狂大叫，唤醒了全家。我睡得那么死，如果老宋没来看我，我还不知在那个爪洼国里。
我的床在猛烈地上下震动，黑暗中有一种可怕的轰鸣声。这与我们1966年感受到的邢台大地震的余波不同，那次是左右摇摆的感觉。这次地震来势凶猛！我一跃而起，冲到儿子的小床前，抱起了儿子，连同米袋，连同蚊帐。和老宋一起冲出屋门。
妈妈和刘元已经站在外面。我家住在西跨院的耳房里，耳房正对着西屋的山墙，我们半睡半醒，半醒半懵，站在山墙底下哆嗦着，还没有回过味来。地下继续发出沉闷的轰鸣，地面先是弹跳着，然后又像风浪中的甲板歪斜着，我们随着大地摇晃。
突然，头上在掉土，越掉越急，夹杂着小碎砖块。转眼碎石烂沙如下雨般落下，不知谁喊了一声“山墙要塌！快跑！”妈妈和刘元冲出小跨院与正院相隔的栅门。我和老宋头顶头颈交颈胳臂环绕着，把怀里的婴儿严严遮住，像个连体人一样挪向栅门，山墙上开始掉大块砖头，砸在我们的头上脚上。栅门被掉下来的石头绊住，拉不开了！情急中，宋抬脚猛力一踹，门开了一条斜缝，就在我们俩奋力挤出山门的半秒间，轰隆一声，山墙轰然倒塌，砸坏了栅门，碎砖盖了一院子，飞进了我们的屋里。
生死竟在瞬间。
半秒钟的时间赢得了三条性命。首先想到的是大田，他有没有受伤？他在老宋的怀里纹丝不动，我感到不好，喊了几声，没有一点反映。天黑，看不清。我们跑进西屋邻居家在灯下仔细观看，儿子的头脸象个土葫芦，襁褓也全部盖满灰尘，额角一丝细细的血流正在往下淌。我的心已停止了跳动，老宋简直要哭出来。他小心地吹去儿子脸上的灰土，在我们的狂喊中，儿子动了动，巴巴嘴，又睡了，样子很恬静。除了额上小小的擦伤，他没有事！
西屋的小四见到我们，惊恐地喊起来：“二姐，血！血！”我这才感到，头顶上正在汩汩向外淌血。血流过我灰尘蒙面的脸，流到胸前，染红了整个胸襟，又往下染红了裤子。宋也一样血流满脸。
那阵小四不学好，流里流气，偷东西，见了我早已经不再打招呼叫姐姐。可是这会儿，他急忙给我找了一块手绢，男人的有点脏的手绢，帮我捂在正在流血的头顶，关切地让我坐下。北屋的三福妈也不示弱，非要拉我们上她家去坐不可，理由是他们家更安全。邻居们平时为了一两分钱水电费常常闹得你死我活，这会儿表现出了空前的爱心，我真是很感动，但是我们哪家也不能留，我们必须马上去医院治疗。
我们去离家不远的隆福医院，走路时我发现我的脚也受了伤，一瘸一拐，行动困难。天还早，街上没有什么车。路上有很多人躲地震，他们集中在马路的中心，远离路边的建筑物。有人发现了我们，张口结舌地指着，啊啊地说不出话来。我们的样子肯定很可怕——在朦胧中行走的的血衣，上面架着两颗血葫芦。
到了隆福医院才发现，我们的伤势不算什么。急诊室里已经挤满了伤员，砸胳臂断腿的，血肉模糊的，哭天喊地的，不省人事的。一位母亲背着比自己矮不了多少的孩子，飞奔而进，大声哭喊着：“大夫大夫，救救我的儿子！”孩子趴在她的肩上脑袋耷拉着，可是医院的值班大夫根本不知道在哪里。看到这般情景，我说：“回去吧，轮不到咱们。”
回到家一会儿，不知谁把“红医站”（那时每个胡同都有一个红医站为本胡同的居民治头疼脑热，还管打针发药）的老太太找来了，她给我们头上抹了一点紫药水，盖上一块纱布，拿绷带裹巴裹巴。
余震频繁，一直是站在甲板上的感觉。人们不敢在屋里呆，都站在院子里。院子太小，躲过这边的房子，就靠上了那边的墙壁。站在那都不合适。我们决定天一亮就回自己体院的家，那里到处是大操场，避震容易一些。
当我们头缠绷带，穿着血衣，抱着孩子坐着嘣嘣车（当时流行的三轮摩托出租车）回到体院家属宿舍时，在外面避震的人们都震惊了，赶紧把我们拥到医务室重新消毒包扎打针。我们的头上被纱布结结实实地缠起来，就像电影里的伤兵。
天开始下雨，体院理论系的人都转移到教学实验楼躲避。这个教学楼是五十年代末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建筑的，和苏联的一切东西一样，虽然粗笨，但是结实。我们受到特别照顾，三个人分到一间教研室。
雨越来越大，多天来堆积的厚厚云层全部化为雨水，终于像决了口一样从天上狂泻下来。我有生以来也没见过这么大的雨，从窗子望出去，雨水密得看不见任何东西，只有惊天动地的雨声和雨幕包围着你，好像面临洪荒时代，整个宇宙即将天塌地陷，淹没在大水之中。我们感到恐惧，不知道下面老天爷还要干什么。
有消息传来，地震中心在北京东南的唐山，整个城市全变成了一片废墟，更是让人心惶惶。大田一直都在睡觉，他平躺在一张办公桌上，两臂摊成一字，两腿还像在腹中一样踡着，偶然双臂受到惊吓一样挥动两下。天凉快了，他终于能舒舒服服睡个踏实觉了。看着危境之下的这个四十天尚无知无觉的幼小生命，我无助地流下眼泪。
形势不允许我们更多地发泄感情，余震又来了，每次余震，震级都不小，整个楼都在剧烈摇晃。每一震动，人们都像惊弓之鸟一样东奔西跑。更可怕的是眼前的消息：医务室杨大夫的丈夫带着杨大夫的妹妹大哭着从唐山回到体院。他说杨大夫在地震中遇难了。地震的前一天，体院有一辆便车开往唐山拉货，杨大夫夫妻和另一个老师杨再春的家在唐山，就搭这辆顺风车回家看看。结果杨大夫被落下来的房梁夺去了生命，永远地留在了唐山。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没了！不久以前她还给我做过产前检查。他们说，唐山几乎没有留下一件完整的房子了，地震后一片死寂，仿佛人全死光了。杨大夫一家人只剩了他们俩，他们所知道的人几乎都死了。杨再春老师死里逃生，但是没有回来，就像当时所有幸存者一样，义不容辞地留在那里抢救受难者。十几天后杨再春回来时，眼睛血红，神情可怕。他天天和死人打交道，看尽了人间惨状，似乎神经都出了毛病。
预报还有更大余震，全体教师和家属都转移到打靶场的带有顶棚的看台上。大田渴了，我给他灌了一瓶白开水，出来得匆忙，什么吃喝都没有带，那刁孩儿尝了一小口，扭头拒绝再喝。教研室的一个老师带了一瓶软包装的果汁，兑了一些在瓶子里再给他，他先用舌尖舔舔，尝出甜味，立刻咬住奶嘴，咣叽咣叽一口气把水喝光。他的挑剔引起一片欢乐的笑声，给恶劣的环境带来一线生命的阳光。
晚上我们被安置在学校里的一个自行车棚里睡觉。男人们冒着危险回家搬被褥碗筷煤气灶。车棚里并排摆上床板，支上蚊帐，便是一个个的“家”了。我不放心爸爸妈妈，要老宋进城把他们接来，并顺便将儿子的生活用品带回来。宋找到爸妈时，他们在大马路边坐在小板凳上，正无计可施。临走时，妈妈把给我坐月子养的几只鸡送给了院里各家，为的是感谢他们在地震时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
露天住宿真是困难之极，白天又闷又热，没法休息，吃饭幸亏有食堂。我们的煤气罐主要给孩子热奶。儿子出生四十多天了，从一出生就是一天一瓶奶。地震后他天天拉稀，屎绿绿的，夜里还老哭。眼看他一天天瘦下去，我们商量的结果是，把他送回贵阳老家去。作出这个决定，我不禁为儿子松一口气，也为自己大大松了一口气。我怕地震，怕得要命。
我们买票十分顺利，排队时人家主动把我们让到前面。本来无论何时火车票都是十分难买的，可是售票员一看我们头上包扎着绷带，立刻卖给了我们卧铺票。在去火车站的汽车上及在火车上，人们都对我们这两个抱着月孩的伤员表现出同情、关心和照顾。
到了贵阳，我们到了安全岛。
我不必每天夜里惊醒，感受地震余震的恐惧，这里也没有不停的政治运动让你精神上无法喘息，没有各种渠道来的政治小道消息让你无所适从。尽管这里的生活比北京艰苦得多，比如用水，没有自来水供水系统，各家要到街上挑水，一条街只有一个水龙头，一大队等待接水的人。挑满一缸水要半天的工夫。好在那时“抓革命，促生产”可有可无，老宋的兄弟姐妹上班很随意，可去可不去。这些工作他们全包了。我们只需在这里安心地养伤、带孩子。
贵阳的牛奶很难搞到，儿子来贵阳后只好吃糕干粉。糕干粉熬得稠稠的，灌满一大瓶子，那小家伙抱着瓶子咕咚咕咚一会儿就喝得精光。吃喝拉撒都正常了，再也不哭不闹，睡得安安稳稳。我这才意识到，在北京他天天拉稀哭闹是因为饿的。
我头上的伤基本好了，但是脚上的伤被忽略了。等我发现时被砸伤的脚趾缝间已经腐烂发臭，清理干净后伤口愈合，但右脚一个脚趾下面肿起一个大疙瘩，一着地就痛。去贵阳人民医院看看能否以此为由多留些时候。谁知照了透视后，莫医生——据说是贵阳有名的骨科医生——说第四趾的骨头被砸碎，又自己生长起来。碎骨被后来长起来的纤维组织包围，长成疙瘩，会永远影响行走。治疗的办法是将该趾割除。我想也不想就同意了。
当我在手术台上头脑清醒地接受着半身麻醉手术，听见那个姓莫的医生在教他的学生如何动这样的手术，边说大家还哈哈地笑，我万分地后悔了，我怀疑这个手术是多余的，医生纯粹是为了让他的实习生做一些临床练习。反过来再想想如果没有这个手术，又哪能得到在贵阳休养生息的机会呢？
贵阳的医院脏乱得可怕。每个病人的家属恨不得把全家都搬来。七大姑八大姨都在病房里转来转去，谈笑哭闹话家常，比菜市场还热闹。家属们甚至把煤炉子也搬进病房，炒菜煮饭如同在自己家里（医院没有饭吃）。护士除了发药打针露一面，根本看不见。老宋和他的妹妹轮流来看着我，主要是送饭和伺候上厕所。十几天后我的绷带拆掉了，少了一个趾头的右脚丑陋不堪。后面的半辈子，一直在下意识地遮掩我的脚不要暴露在别人面前。
唐山大地震对外报道７点９级，但内部盛传是9点1级。按官方公布的数字死亡人数24万人，民间的数字大大地超过此数（从官方，永远也别想得到真实情况）。中国拒绝了所有国际援手，“自力更生”地抗震救灾，不知道耽误了多少宝贵的生命。
更加荒谬的是，震前国家地震局已经接到大震的预报，却慑于政治风险没人敢向中央汇报，这件事多年后才被揭发。而我知道最真切的一个例子就在我身边：我们中学有一个刚从海淀第三师范分配来的年轻物理老师，他是地震预测爱好者，并且是海淀区地震预报小组的成员。他天天观测自己制作的地震预报仪器，在地震前两天，准确地测出在两天之内北京东南二百公里将发生特大地震，学校不敢耽误，立即把预测上报区政府，但没人重视这个业余地震预报爱好者的警报。地震发生后，海淀区这才梦醒如初，把他捧为英雄，开大会表彰请功颁发奖状。
顶个屁用啊。
我呢，从那以后健康就开始走下坡路，持续性地头疼，1990年查出脑子里有个三厘米大的脑瘤，西医们在看病时总是要问我脑袋是否受过创伤，中医们更是则言之凿凿地断定，这瘤子就是地震那一击造成的。事情还没有完，按照中医人体的辩证法来说，开颅的大手术影响了我机体的平衡，从那以后，大小十多次手术。不过我还是幸运的，想想唐山大地震的遇难者，我的算什么呀。不值一提。
1976年7月6日朱德去世，然后万寿无疆的毛泽东也难违天意。
1976年的9月9日，我正在贵阳的街上走路，忽然听见到满街响起哀乐——毛泽东去世了。看看街上，人们没有什么动静，该干什么还在干什么。有几个女售货员坐在柜台前，把头埋在胳臂里。看上去很悲痛，但是她们没有哭，似乎觉得在同事面前不做出沉痛的表情很说不过去。
几天以后天安门开公祭大会。全国上下在那一个时间都同时祭奠。我身穿素色臂带黑箍，还给大田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带了一个小黑箍。当收音机里播送全国军民默哀三分钟时，我认真地低头站着。后来宋家弟兄谈起来当作一个笑话说。现在想起来我自己也不理解当时为什么那么虔诚，我心中的毛泽东还是在神坛上，只不过在晚年时被身边的佞臣架空，一切坏事都是他们做的，并非毛的本意。
我没有哀伤的感觉，只是心情沉重，觉得毛一死，国家一定会乱，当时关于“四人帮”的非议已经四下流传，人心不满。这些人究竟会把中国带到什么地方呢。
人们对文化革命已经厌烦透顶。为了挽救文革的末势，收音机和电视里天天大放“文化大革命好”的歌。那歌词已经完全和小孩打架强词夺理一样了：“（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就呕是好！……（喊）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就呕——是好！”唱起来只需声嘶力竭地喊，就行了。就是这样地招魂，文革还是不可避免地在毛泽东寿终正寝后随毛而去。
不久接到克阳的信，讲到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及北京狂欢的盛况。文化革命在全国人民的狂欢中结束了。
等到截趾手术完全恢复，我十一月份才回北京，回到学校，有些老师听说我做了手术，要看我的脚。我脱下鞋袜给他们看了，但是几年后第一次调整工资时，大家对我的意见中有一条就是地震时抱着孩子回老家躲避抗震救灾。没有人提起我头上受的伤，没有人提起我失去一个趾头。人们想到和记住的只是我去了外地几个月“逃避抗震救灾”，而他们则天天在上班，他们吃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