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延安还是西安
我爸爸——延安还是西安 刘海鸥
走自己的路
记得好像是《毛选》中有这么一个类似标题，意思是站在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立场上。我用这个标题没有什么政治象征性，只有地理上的意义，纯粹是说爸爸的毕业去向问题。一九三九年的秋天，爸爸从西北联大毕业了。本来他可以通过地下党的介绍到延安去工作。他的好几个同学还有弟弟长菁都去了延安，可是他没有去，他说，自己不适合做党政工作，只希望把所学的俄语派上用场。
在国统区，每天的报纸上对延安的负面报道铺天盖地。这曾经让我把毛泽东“延安还是西安”这个形而上学的命题具体化到爸爸身上，反复思考他没有去延安的背后是否还有更深刻的原因，是因为爷爷“不当官”信条的潜移默化？还是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对政治和革命的厌倦？或是对延安那边有什么看法？
先抛开爸爸拒绝延安的动机不说。对历史了解得多了，我开始为爸爸庆幸。幸亏他没有去，一九四二年延安搞的“整风运动”和“抢救运动”是一次和斯大林三十年代发动的“肃反”一样残酷的大清洗，许多人被打成“AB团”“改组派”汉奸特务反革命，一大批真正的革命者遭到迫害。凡是知识分子，凡是从国统区来的人，凡是被国民党抓捕过的人，凡是出身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或与国民党有关联的人，无不在运动中被整被肃。爸爸符合上述所有“凡是”，如果在延安，估计无法逃脱厄运，很可能不会有今天的我了。
他弟弟长菁去了延安抗大，就是因为惧怕延安的生活又从那里逃出来。
他的同学郑太巩，毕业后满腔热血从西安到延安，一九四二年被当作特务整死。
他的同学朔望的妹妹，也是同学郭有仪的妻子，一九三八年由城固西北联大奔赴延安，后来下落不明，生死未知。
他的一个地下党联系人，老刘，三十岁左右，陕西西府人。从西安到延安，又被派往敌后工作。一次不幸被伪军俘获，他自称是生意人，和共产党没有关系。伪军不信，夜间在郊外挖了一个坑，问他供不供，若不招供就活埋。老刘仍坚持不说。伪军把他推到坑里，扬土埋了一半，接着逼供。实在问不出来又把他从坑里拉上来，过两天再假活埋一次。如此反复，老刘始终不承认自己的共产党身份，伪军只好将他放了（题外话，爸爸有个大学同学刘衡——人民日报社资深记者，文化革命中也曾被造反派这样反复假活埋，逼迫她承认自己是右派。二者如出一辙，不过她是被共产党所埋。刘衡始终坚决否承认“右派罪行”。她虽然是个女性，却可称为铁骨铮铮的硬汉子）。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风”中，老刘受尽酷刑，被逼迫承认是向敌人投降后才放出来的。他坚决不从，剁掉自己的食指，写血书给朱德，表明自己的清白。上天眷顾，朱德令人把他释放。一九五二年爸爸在北京曾经见过他，解放军授军衔时他被定为上校。他告诉爸爸，当时受冤屈的人实在太多了，一些人被杀，另一些人被迫脱党，他算是非常幸运的了。
爸爸决定先回西安。
路上，爸爸与王家骧、金玉昆（也是爸爸发展的党员）同行。又经过庙台子，住了一晚。第二天他们特地去竹林看几年前王家骧在竹树上的刻字。竹子还在，粗壮了一些，字迹还在，宽展了一些。如果那片竹林现在还没有被砍伐，那个“朋友，战斗”的竹子应该是革命文物了。
八月份一行人到了西安，爸爸先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接上了党的关系。在办事处巧遇他的高中同学，正好作为他联系人的朱读箴（居敬），他也是安徽人，高中毕业后没有上法商学院，回家乡养病，抗战开始后奔赴延安。此人非常有才干，在延安颇受重用，在党中央统战部工作，可惜后来得肺炎死去。党组织又派了一个叫周子健的人和爸爸联系。他们一两周见一次面，谈谈形势和任务。
当年十月，爸爸被党组织派到河南汤河孙连仲的部队给苏军顾问当翻译。孙仲连的部队大约有一个集团军驻扎在汤河。爸爸说，孙仲连的样子又粗又黑，乡下农民模样，不过打起日本人来倒是骁勇战将一个。他和刘荫远为西北军同僚，关系一直不错，八十年代云子姑从台湾来北京提到过他，说在台湾孙连仲常去她家打牌，他打牌又笨又慢。
爸爸的俄语会话不好，硬着头皮去上任。苏军有一个步兵顾问，五十多岁，又傲慢又暴躁，常常因为爸爸的发音不对或听不明白大发脾气。爸爸实在没法和他相处，干了一个多月就辞职了。
离开河南爸爸去了重庆。苏军顾问事务处在那里办了一所俄文学校，学生毕业后到重庆市郊靠长江以北的汤家坨（王家花园）实习。在那里实行的是连营的操点规则。爸爸已经有良好的俄文基础，不需要学习，直接被派去翻译俄文的军事书籍，并截收日本军事电文再译成俄文。由苏联人分析日军动向之后交给国民党有关部门。
在汤家坨工作了两个月，爸爸又被派到成都的苏军办事处。在成都爸爸有一个好朋友——西北联大的同学刘骏。刘骏也叫刘骏达，他以前在北平大学文学院的中国文学系学习，是个地下党员。爸爸在汉中被捕后，他接替了爸爸的位置做了西北联大的党支部书记，领导全校师生继续开展反解聘运动和援救被捕学生的活动。刘骏也是个学者，对文物考古很有研究。后来爸爸去新疆前，他还给爸爸讲述新疆的汉代竹简的来龙去脉，让他注意搜集。
刘骏一直在成都做党的工作。一九四九年初，共产党决定在国统区掀起“反饥饿，争温饱”的斗争。当时刘骏是一名中学教员，三月二十八日他发动和组织了全市中学教员的罢教斗争和示威请愿游行。四月二十日他和妻子一同被国民党抓捕。在国民政府大势已去的形势下，国防部保密局毛人凤下令处决所有政治犯。十二月七日刘俊达和其他三十多名志士被秘密杀害于成都郊外的西十二桥。距离共产党夺取成都仅差二十天。
九十年代中期曾经有一个以刘骏为原型的电视连续剧以志纪念（叫什么名字爸爸记不得了）。刘骏的妻子马可力是他文学院的同学。在被捕后因病获得保释，幸免于难。五十年代爸爸参加了民进（民主促进会），马可力也加入了民进，是民进成都地区的负责人，俩人常有工作联系。
咸阳古道音尘绝
在这个期间爸爸身边发生两件事情，影响着他的一生。
一是和父亲决裂。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之后，西安也陷入一片“白色恐怖”。爸爸虽然从来没有向他父亲说过自己的共产党身份，但是根本瞒不住刘荫远的眼睛。当初他在城固被捕的消息其实早就传到了西安刘荫远的耳朵里。四太太（据姑姑们说，四太太对丈夫前几个太太的几个孩子都非常好）和三叔刘逸南都很着急，催促他马上打电话跟警察局要人，刘荫远却不慌，说：“没关系，让他在里面多呆几天，多吃点苦头他就明白了。”爸爸的获释完全是由于社会进步力量的作用，和他父亲没有关系。他回到西安的家里，尚未进屋，就被站在正厅前高台阶上的父亲挡住了。父亲训斥道：“身为中国人谁不爱国？你以为就你自己爱国？你爱国没有错，但是中国的事情没有你想像的那么简单，不是闹闹学潮就能解决的。”
刘荫远知道中国事情的复杂性，也知道爸爸这样闹下去一定会出危险，到时候他也无能为力。他对爸爸说：“现在全西安（的国民党）都知道我的儿子是共产党，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让我很难办。在你面前只有两条路，或者脱离共产党，我在西安替你谋个差事。要不然你就走得远远的，别让我再看见你。”
在父亲和共产党之间，爸爸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他离开了家，从此再也没有回过西安，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父亲。
咸阳古道音尘绝。
第二件事是和共产党分手。
爸爸和父亲断绝关系是因为共产党，但是同时他和共产党也断绝了缘分。离开西安之前，爸爸与他的地下党联系人周子健约好，党的关系通过直接与西安雷神庙街某号通信联系。初时他写过一两封信，后来就断了联系，原因是在军队中工作，流动性很大，通信方式难以为继。同时，他想到“白色恐怖”日益严重，雷神庙街的通信处难免遭到破坏。就这样爸爸失掉了党员的身份。
此事爸爸在一九五二年的忠诚老实运动中，一五一十向党作了交待。给他的政治结论定为“自动脱党”。在人们眼里，这与叛党没有什么差别（后来在我的思想汇报中，也多次查“资产阶级思想”根源，就追查到这里）。在爸爸那边则是有理说不清，比如，他在西安已经是国民党里人所共知的共产党，虽然离开西安，他的行踪难保不被国民党所追踪监视，他的信件也可能就是顺藤摸瓜抓捕共产党人的线索，而且如果通信处已经遭到破坏，信件落到国民党手中，爸爸本身也会有危险。在白色恐怖时期，保护组织和保存自己是同样重要的，可是这些道理都是“小道理”，“大道理”就是你脱离了共产党，不管说什么理由，这就是背叛。
共产党建政后周子健当了建材部长。文化革命中爸爸在交待材料中提到周子健为证人。外调组去他那里调查爸爸的情况，他竟然说不认识刘长菘这个人。说不认识是可能的，事隔二十多年，哪儿能把所有的人和事记得那么清楚？不过话说回来，在文革中，“不认识，不知道，不记得”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托词，用以摘干净自己和被外调人的关系。关系越简单越好，免得节外生枝。
文革结束爸爸去建材部找过周子健，那时他又认识爸爸了。
出十还一
离开父亲，爸爸听说在新疆伊宁的航空委员会空军教导队需要翻译人员，决定前往。
一九四一年春，爸爸乘坐着国民党航委会派的飞机飞往新疆。飞机很小，只有十几二十个座位。飞机上有一个长者，长髯及胸，颇有仙风道骨之相。爸爸认出他是画家张大千。有一个女子和张大千同行，二十岁左右，身材粗大结实，比张大千的个子高。她的脾气不好，说话常刺儿叨张大千，张大千倒满不在乎，仍是慈祥和蔼的样子。张大千是四川人，那女子讲得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后来听说那是他的四太太，原是他的女佣人，跟随张时才十九岁）。他们到兰州下机后去了敦煌。张大千在台湾去世时是八十多岁，算来爸爸见到他时，他应是四十多岁。在张大千的简历中也的确提到一九四一年去敦煌考察。此为题外话。
飞行不久遇上大风，上下颠簸得厉害，只能返回机场等待风停。
空军教导队的地点原本是俄军占领时期哥萨克的营地，现在是培训中国飞行员的大本营。教官都是苏联人，学员的训练课有专人翻译。爸爸不熟悉飞行专业的俄文词汇，所以工作不多，只是在学员检查身体时给苏联军医做做传译。他觉得这种工作对口语的长进帮助不大，就在不忙时找当地人学习俄语，练习会话。
伊宁的俄罗斯人不少，在全疆俄国人中占的比例最高。这些人多半是俄国十月革命后经由哈萨克斯坦到中国的。有些是逃荒谋生而来，也有些是为了逃避苏维埃政权（一九六三年新疆发生“伊犁塔城事件”，绝大多数的俄国人又都越过了中苏边境，回到苏联定居。七十年代初我去伊宁时几乎见不到一个俄国人了）。开始爸爸找了一个四十多岁的俄国妇女做老师。爸爸读《静静的顿河》，她纠正他的发音，解释他不懂的词语。才学了两三个月，女人就得了疟疾。她的丈夫也是俄国人，正在迪化做生意。爸爸托人给她丈夫带信，可是从迪化到伊宁坐汽车需要好几天，等丈夫回来时，女人早已去世。他们有一个女孩叫香子，女人临死前一直呼唤女儿的名字：“香，香”。丈夫回来不过两个月，也得疟疾死去了。一天，爸爸在街上见到一个俄国女孩正在乞讨，一眼认出那是香子。香子灰头土脸衣服肮脏，看样子已经流落街头多时，一见到爸爸就哭了，用俄语对他说：“爸爸死了。”爸爸把自己身上的钱都给了她，除此之外他没有任何帮助的办法。
伊宁是一个疟疾肆虐的地方。冬天还好，常常零下十五度，蚊子出不来。夏天不热，但是疟蚊厉害，加上医药不足，很多人都死于疟疾。每天都有病死的人从各家各户抬出来。教导队有一个工作人员就是发疟疾死掉的。爸爸也不幸感染，发高烧，打摆子，连吃奎宁都压不住。万幸苏军医生给他吃了一种药，病竟好了。
爸爸又找到一个俄国老头学俄语。老头名叫莫洛夫，在沙俄时期是做会计的。十月革命后被迫离职，来到了中国。家里只有他和老伴两人。他们自己有一个院子，出租了一间房子给苏联空军教官。莫洛夫有一个儿子在苏联，读书时学的是油矿开采，毕业后当了石油工程师，已经结了婚。以前常有书信往来，可是忽然间儿子音信杳然，无论通过什么途径都打听不到他的下落。老两口总是在想念儿子。爸爸每次去学习，都要关注地问一下，来信了没有。他们总是失望地摇头。爸爸在老头那里学了一年半，他们的儿子一直没有音信。爸爸后来不再问了，他有个预感，但是不敢说穿：儿子肯定是在苏联肃反扩大化的乱杀无辜中被害。他看得出，其实老两口也是心中有数的，但是不说出来，顽强地抱着希望。
因为爸爸不懈的努力，他的俄语从那时起有了很大的进步。伊宁市有一个蒙古人开的苏联书店。他经常光顾这个书店，买了许多俄文书籍。他离开伊宁时，俄文书已经装了满满一箱。他后来翻译的《哈吉·穆拉特》、《上尉的女儿》、《普希金诗选》等著作都是在那里买的。那时爸爸已经萌生了把俄国文学介绍到中国的愿望。这些书后来大多数烧毁于桂林大火，但是其中有几本他最宝贵的托尔斯泰和普希金的书一直随身携带，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始终没有丢掉，跟了他一辈子。
一九四三年初，航空教导队撤销，爸爸离开伊宁回成都。回去时坐的是大卡车，走一站停一两天，很慢。在吐鲁番，他第一次吃到哈密瓜，一切开，满屋清香，吃一口，满嘴蜜汁。车子在新疆和甘肃交界的星星峡停了好几天。车上的人在那里闲逛，发现很多海里的贝壳，大约过去这里是海洋地带。在嘉峪关，大家用小石子投一口大铜钟。有一种说法，出关的人，在这里投石问路，如果打不响大钟，就再也回不到关内。据说教导队得疟疾而死的那个人就没有打中大钟。
嘉峪关还有一块石碑上书“出十还一”，是说出关的人十有八九变成一抔黄土永远地留在了关外。过了嘉峪关，爸爸松了一口气，总算是完完整整地回来了。想起在新疆的两年，见过那么多人的死生无常，“出十还一”真是所言不虚。
除去他的两个俄文老师家的不幸，空军教导队也如蛊咒附体，厄运不断降临在某人身上。教导队里有一个安徽的青年学员，是皖中人。因为是老乡，爸爸和他的交往最为密切。有一次练习飞行，安徽学员和另一人驾驶一个教练机。那天大约出行了五六架飞机，等到返航时，只有他的飞机没有回来。经过搜寻，找到了飞机的残骸，两个驾驶员都遇难了。
一个和爸爸一起去伊宁的年轻翻译，叫赵斌，才二十二岁，身体很壮实。教导队撤销后，工作人员陆续离开伊宁，赵斌是乘飞机走的。经过哈密，飞机失事，赵斌随机身亡。爸爸说幸亏自己坐的是汽车。
一个叫韩羲的翻译，是从哈尔滨来的，口语很好，英俊，爱玩，和当地伊宁医院的一个中俄混血护士结婚。航空教导队撤销后，他因为妻子而留在伊宁没有走。第二年新疆发生了大规模的民族暴乱，见汉人就杀（清朝期间也有一次）。韩羲成了这次暴乱的牺牲品。韩羲的妻子因为有外国血统，侥幸逃脱，跑到内地找到了韩母。韩母是个寡妇，就养了这一个儿子。婆媳两代寡妇相依为命。
空军教导队里有一个俄国教官三十多岁，作炸弹试验，把炸弹扔在缸里，计算爆炸时间。有一次时间过了，炸弹还没有爆炸，教官伸头去看缸中，一声轰响，教官的一只眼睛被炸瞎了。爸爸和大夫去看他，他倒满不在乎地说：“没甚么，不过眼睛里的浆水流到喉咙里真是令人作呕。”
还有一个翻译，一天忽然疯了，骂人说脏话，又打人又要杀人。人们去抓他，他的力量比正常时大得多，难以制服。后来人们把他关在一个屋子里，锁起来。他睡了一觉醒来，又恢复正常了，完全不知道自己发疯的事情。
而爸爸的疟疾病若不是苏联大夫给他的一点药以及他身体底子好，也躲不过这神秘的蛊咒。
真让人怀疑是不是哥萨克军营里面的冤魂不散。
《囚徒》
路上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到达成都，爸爸收到了和他同时被捕并获释的郑伯华从桂林写来的信，说他想找人翻译一些俄文作品，在生活书店出版，他约请爸爸到桂林去工作。这正和爸爸的意愿，他欣然前往。
从成都到桂林坐的是军用卡车，是爸爸的舅舅余文忠给找的车。余文忠在云贵川一带运输军需物资。他年轻时离开家乡外出闯荡，到西安找刘荫远，请他帮助给某个差事。刘荫远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让他到军队去学开车。同去的还有一个爸爸的小学同学郭宗歧。后来他们就在西南开车，路段是重庆到贵阳或贵阳到金城江。余文忠说在贵州开车时每过一站都要喝酒，喝的都是茅台。不喝酒还真没胆量开那些九曲十八弯的山路。郭宗歧在一次车祸中死去，车子翻到沟里，他开门跳车，被车砸死，而车上其他的人都安全无恙。
经过重庆时，爸爸稍作停留去看望三叔和弟弟。自从商震任国民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外事局长后，刘逸南跟随他到了重庆，做他的机要秘书。长菁此时也在重庆。
陪都重庆已经是疮痍满目。一九三八年二月到一九四三年八月，重庆遭到日本敌机长达五年半的狂轰滥炸。平民炸死过万，受伤无数，房屋大半摧毁。站在三叔家的楼上远望，眼底尽是大片的瓦砾废墟。忽然一只老鹰俯冲下来，从瓦砾中叼起一只老鼠又飞上天空。残垣断壁之下不知道有多少日军轰炸的牺牲者来不及或者根本没人埋葬，以至重庆鼠害肆虐。
一天爸爸阅读在新疆买的俄文书。读到一首普希金一八八二年写的诗歌《囚徒》。这首诗是一个囚徒对一只被束缚的雏鹰发出的感叹，表达了对自由的渴望。诗虽然短小，但是深深打动了他。他眼前又浮现出大学毕业前夕被关押时的种种情景。那时他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年轻的鹰，无时不刻想冲出牢笼，飞向自由。他又想到，整个中国现在就像一个大监狱，自己从小立下的志向，不就是为了打碎这个牢笼，让千万人获得自由吗？他应该让更多的人读到这首诗。他把《囚徒》翻译出来，投到重庆的《新华日报》。小诗很快就在报纸上刊登出来了。看到自己的初次译作用铅字印出，他心情激动，信心大增。这首诗的刊登开始了爸爸俄文笔译的生涯，他打算从此专心从事笔译工作。
这首诗不长，抄录如下，以表达对爸爸翻译开端的纪念：
我坐在潮湿的铁栅牢房里。
窗前有一只豢养的幼鹰。
这个失去自由，忧郁的朋友，
扇着翅膀啄食血淋淋的食物。
它一面啄，一面甩，一面望着窗外，
它和我仿佛想着同样的事；
它使眼神和叫喊招呼我，
它想说：“咱们飞吧！”
我们是自由之鸟；是时候了，兄弟！
飞到乌云后面泛白的山峰，
飞到那泛着蓝色的大海洋，
飞到那只有风和我游玩的地方!……
既不延安也不西安，爸爸选择了自己的路。
节自长篇家史《半壁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