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爷爷和他的子孙们
我大爷爷和他的子孙们 刘海鸥（铿锵诸）
我爷爷刘荫远（刘世荣）这一辈兄弟三人，还有一个大姐，大姐早年嫁出去，刘家对她知道的事情甚少，就不提了。我爷爷行二，上面有个哥哥刘世忠，我爸爸的大爷，我的大爷爷。今天要讲讲大爷爷和他的子孙们。
尽忠殉国的大爷爷
刘世忠是老大，理所应当继承父业，打理药房。他是个老实人，行事低调，买卖公平。不期牟取暴利，一年赚个千把元就十分满足。他人性好，若有人生病买药，他不计较钱多少，救人要紧，因而在镇上颇有口碑，算是个开明乡绅。老实是老实，但是他不窝囊，有气节。他有一句话流传于后人：“不用担心爹娘，你们在外面尽忠，我在家里尽孝。”这是他对弟弟们说的。二弟刘荫远和三弟刘逸南早年参加革命，两人时常为不能孝顺爹娘而于心不安，大哥的这句话打消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爸爸从小很少见到他爹，几乎没有得到过父爱，所幸大爷爷特别喜爱爸爸，待他如亲生儿子，而爸爸对他的感情比对自己的父亲要深得多。临涣十天二四七九有四集，逢集大爷爷总是带着爸爸上集。爸爸最喜爱的是集上的呼啦汤，那是临涣一绝，人人爱喝。汤里有豆腐、豆腐丝、芝麻、花生、胡椒，又香又辣。至于为什么叫“呼啦汤”，可能是“胡辣汤”的谐音，但爸爸更愿意相信是因为人们喝汤时发出“呼啦呼啦”的声音而得名，那才体现了呼啦汤的魅力呢。在集上大爷爷一定会给爸爸买一碗呼啦汤、一个烙馍。集上还有一家卖鳝鱼汤。鳝鱼段裹面，油炸，然后加上呼啦汤煮开，碗里扔一把葱花芫荽末。喝上这么一碗汤，神仙也不换。若是大爷爷高兴了，就会给他几个子儿让他去喝碗鳝鱼汤。大爷爷不吃，只是坐在一旁抽烟，和老板拉呱。
大爷爷读书不多，但是敬纸惜字。有一次大爷拿起爸爸的国文课本，见已经卷边折角，他一页页地展平，用板凳压着。这件事留给爸爸的印象很深，从此养成了爱护书本的习惯。
刘世忠英年早逝，他的死，具有大义凛然的气势和爱国英雄主义的色彩。
那是一九三八年。那年的农历四月十九日，日本人攻陷了宿县，进而占领临涣。全家人逃到了安徽与河南的交界的界首暂避。等他们回到临涣集，发现两辈人惨淡经营的药房已被掠劫一空。刘世忠对日本人愤恨之极，恰恰这时汉奸找上门来，说：“您家药店在临涣造福一方，您老在镇上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日本人很看重您，特委派您做维持会主席。”刘世忠说：“你告诉日本人，我的两个弟弟在外面革命，打鬼子，我绝不可能当汉奸！”汉奸含恨离去。刘世忠知道日本人不会放过他，遂悬梁自尽以明志。死时刘世忠不过五十岁。
刘世忠是刘家人心中的骄傲。没有他对父母的尽孝，刘荫远们怎么能全力为国尽忠呢？忠孝不能两全，刘世忠最终还是尽忠殉国。多少年后，刘荫远在祭奠兄弟的文章中写道：“抗战军兴，二十七年因吾乡陷敌，先家兄愤而自戕。”
风流浪荡的儿子们
刘世忠有两儿两女，可惜呀，两个儿子没有一个给他爹争气，而两个女儿都早早地死于非命。一个一个地说吧，
大儿子刘长萃很早就到外面读书，在北平读艺术专科学校，学的是美术，颇有绘画天才。他还是个风度翩翩，性情浪漫的英俊小生，很受女生青睐。一个舞会上他认识了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子，很快就堕入情网。一次晚间他又到女子家约会，忽然间冒出几个大汉，手持棍棒扑上一顿乱打。长萃仓惶夺窗出逃，摔断了腿。刘荫远和刘逸南把他送到最好的协和医院急救，请了最好的医生医治，想尽了办法，终究没能挽回他的生命。原来，那位美丽女子竟是某军阀的姨太太，她与长萃的恋情被军阀发现，便有了那悲惨的一幕。
刘长萃已经早早地消失在刘家后代的记忆中了，只有他的浪漫之死给人们提供了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家谱上虽留下了他的名字，却极少有人提起他。对于老辈人来说，此等有伤风化的事情实在是不堪启齿。本来刘家的男孩子小学毕业都到大城市就学，因为长萃的死，刘世忠再也不让二儿子刘长蔚到大城市读书了，怕他“学坏”。刘荫远和刘逸南觉得没“看住”大侄子，对不住兄长，便源源不断地寄钱回家，特别是刘世忠去世后，对刘长蔚更是有求必应。结果惯出来一个浪荡公子。
听大人们讲，这个刘长蔚纯粹是个混世魔王，一辈子不务正业，浑浑噩噩。他的外号叫刘大眼，光凭这个大眼，再加上一个略略鹰钩的鼻子，年轻时应该是很英俊的。但是这个英俊青年吃喝嫖赌抽，无所不为。他爹死后，他接管了药房，更是放浪形骸，就没一天好好操持过。药房的名字是“广顺药房”，刘长蔚正经打个广告都懒得干，只在村口草草用石灰水刷个“刘大眼药房”。药房挣到的钱全都抽了大烟。国民政府明令禁止抽鸦片，抓到者严惩不贷。刘长蔚不得不戒了大烟，又偷偷抽上了白面。钱抽光了，就跑到重庆去找三叔刘逸南要钱。三叔不给，把他锁在一个屋子里，强行戒毒。长蔚万般无奈，烟瘾上来时，求三叔给点酒压一压。毒品总算是戒了，可又增加了新的毛病，无酒不欢，成了酒鬼。就这样药铺最终被刘长蔚糟践光了。
一九五一年冬天，爸爸的家乡实行土地改革。早年刘荫远刘逸南在外面挣的钱都寄回家乡买了土地。土地还没来得及被长蔚败掉，共产党就掌了政权。要是把土地败光了倒好，多少地主富二代吃喝嫖赌，典卖土地，变成穷光蛋，却因祸得福，在共产党手下成为堂堂正正的贫农。刘家的土地被政府全部没收，留在乡下的刘家人只有刘长蔚一家和我那个一辈子独守空房的奶奶，他们替远在台湾的刘荫远们戴上了地主的帽子。
药房属于工商产业，按政策不应没收，但是“广顺药房”已成空壳，就算地主的房产吧。刘家被扫地出门，药房被公家占有。所幸刘家药行过去常给穷人散发药品，再加上在一九四八年淮海战役（徐蚌会战）中，刘邓陈粟谭大军的总前委指挥部就设在临涣集的文昌宫。刘家药房曾经被解放军征用，为军队提供军需药品，算是为“解放战争”作了贡献。刘长蔚得到“法”外开恩，被带上了一顶很滑稽的帽子——“善霸”。 最初听到长兰姑讲这个词，我还不十分相信，后来看了一本书，讲土改时有些地方确把地主分为三类：恶霸、不恶不善霸、善霸，后者一般是开明士绅一类的地主，但是再开明，也是“霸”。沾了一个“霸”字，总是有罪责在身的胆颤。
长蔚家分得一间小屋，穷得家徒四壁，可他仍然恶习不改，照样酗酒赌博。只要家里的鸡一下蛋，不是换钱喝酒，就是炒了下酒。这些鸡蛋长蔚媳妇还指着攒起来换一点油盐钱呢。家里长物都被长蔚卖光，拿去赌了，输了钱还不起，一到年关要债的挤破门槛，无奈就写信跟我爸爸要几个钱花。
长蔚媳妇比她不争气的丈夫强得多，是个过日子的人。媳妇娘家是袁集子姓尉的一个大家族，在当地势力很大。长蔚成年以后，尉家来提亲，彩礼直接送上门。刘世忠当时没有在家，他老婆做主收下了彩礼。待刘世忠晚上回家得知消息后勃然大怒：“不行，人家地方一霸，咱们绝不攀龙附凤！”他让人立即把彩礼退回去。老婆劝他：“算了，彩礼都送来了，就认了这门亲吧，不要伤人脸面，得罪人。”刘世忠不干，亲自连夜去退彩礼。家人发现后赶紧派几个人去追赶。从临涣集到袁集子有二十多里地。刘世忠是个近视眼，走夜路看不清，跌了一跤，滚到沟里，摔得爬不起来，被来人追上抬回家去，几天下不了床，彩礼也退不成了。家里人趁机成全了这门亲事。
大人家的闺女又怎么样，还不是跟着长蔚吃苦。媳妇和婆婆的关系倒是很好，两人结成一条阵线，对这个败家子恨得咬牙切齿。他母亲说：“真恨不能雇一个‘光蛋’（估计就是老毛在阶级划分中提到的‘流氓无产者’吧），用席子把他卷起来，打死才好。”
一九五二年长蔚母亲害肾炎，没钱医治，痛苦而死。死时六十来岁。当时大规模的禁毒运动正搞得如火如荼。临涣集是清毒试点，那时私藏大烟的人很多，都是观望风头，准备有朝一日拿出来卖高价，政府抓捕了一大批毒贩和吸毒者。有人揭发长蔚家里藏了大烟。积极分子队伍包围了他家，呼喊口号，让他交出烟土。其实，长蔚家倒是真的没有藏烟土，要是有，还不早让这位大烟鬼消受了。可长蔚害怕这阵势，早躲出去了，留下老婆一人在家代过。长蔚媳妇正因为婆婆的死悲伤万分，豁出去了，她一屁股坐在门口，挡住了要往里闯的积极分子，发泼道：“你们要进屋，先从我身上跨过去！”人散去后，长蔚媳妇万念俱灰，把门一关，上吊自杀了。临死前，留下了一句话：“婆婆都死了，我还活什么劲儿。”此话非至理名言，不知为什么老一辈的乡人都知道，并流传至今。我回乡时，不止一次地听到老人们跟我重复这句话，或许此举此话已经列为临涣第二十五孝？
因为长蔚是个有名的“败户头”，没有油水，再加上他的儿子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在朝鲜打仗，算是“光荣军属”了，大家最终放了他一马，可是他自己把自己搞得走投无路。母亲和妻子死后，长蔚只能靠儿子和我爸爸的接济维生。
我见过长蔚大伯一次。大约在一九五八年的某一天，家里来了一个乡下人。爸爸叫我们喊他“大伯”。我这才知道，除了爸爸妈妈，我们家还是有亲戚的。可是这个“大伯”二字我嗫嚅了半天还是喊不出口。他就是刘长蔚，到北京我家是来跟爸爸要钱的——一九五七年儿子儿媳成了右派，进了劳改营，截断了他的生活来源。
我们几个孩子对他的印象不好，倒不是因为他要钱，那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来干什么，我们是凭着他的外表来取人的。他一派穷愁落魄的样子，穿着一件肮脏油腻的长袍，头发稀乱，眼睛虽大，眼珠却是黄色浑浊的。双手黑黄，简直看不出本色。他整天坐在家里抽着老烟叶子，烟灰磕了满地。屋里充斥着怪异呛人的烟味。他还不断地咳嗽，然后一大口浓痰毫无悬念地啐在我家干净的花砖地上，让人看见就恶心。连保姆阿巧都私下里抱怨不已。总之他留给我的印象很糟糕。爸爸给了他钱。只要是乡亲开口，不管是谁，爸爸一定会接济他们。长蔚拿了钱，走了。
不久刘长蔚又给我爸爸写信要钱，他的信很频繁，总是要钱（顺便说一句，他的字写得很漂亮，间架四称，拐角处总有启承转合的一顿）。爸爸知道他拿了钱也和以前一样一喝而光，没给他寄钱，而是把家里的旧杂志收集起来，又让我们从自己的一千多本小人书和字书中分出一部分给他，让他摆个书摊，细水长流地挣点小钱。我们本来已经对长蔚大伯不满，把心爱的小人书给他，更遭到我们强烈的反对，一本也不给！爸爸只好自己去买了一批小人书和字书寄去。
提起长蔚大伯，爸爸摇头叹气：“唉，真是给你大爷爷丢脸。”即使如此，爸爸对长蔚有求必应，从不嫌弃。我问爸爸：“是不是因为大爷爷宠你，你才这样接济长蔚大伯？”爸爸说：“不全是，你长蔚大伯虽然不争气，可是你知道吗，在家乡以至在中国咱们刘家就剩这一个亲戚了。”爸爸又说：“更何况长蔚还救过我一命。”
爸爸在南京上中学时发生了一件事情，让他处于性命攸关的险境。那时节土匪猖獗，临涣四乡有钱人常被土匪绑架。爸爸有个叫郑小二的同学和他在一个中学，就是在寒假回乡的路上被绑了票。郑小二的父母当时正在河南做生意，还没来得及付赎金，孩子已经被撕了票。爸爸亲眼看见郑母痛不欲生地从河南一路哭到南徐州，心中恐惧，却不知道厄运也将降临到自己头上。
爸爸和弟弟寒暑假总是要回乡度假。回家的路线一般是先从南京坐火车到南徐州，然后步行经百善集走到临涣集。土匪预谋路上绑架这两个孩子。
刘长蔚在乡间混，三教九流的人他都认识，其中也有土匪朋友。有一个土匪和长蔚是哥们儿，向他透露了绑票计划。此时爸爸他们已经从南徐州出发徒步返乡。长蔚得到消息心急如焚，他和爸爸从小就是最好的玩伴，关系亲密。他立即带上枪支——由于土匪遍地，年轻人都有长短枪自卫——火急火燎沿着爸爸他们的来路堵截。在半路上找到他们，领到临涣东南的刘洪庄，安置在长蔚的一个哥们儿家躲藏了好几天，直到风声已过，才把他们护送回家。长蔚的救命之恩，爸爸一辈子感激不尽。他说：“如果不是你长蔚大伯，这个世界上可能根本没有你们。因为这些劫匪多不讲‘规矩’，拿了赎金也是要撕票的。我要是落到土匪手中多半小命难保”。
长兰姑也常说：“长蔚哥虽不争气，可是他人性很好。”
一九五九年开始的“大饥荒”席卷家乡，尽管爸爸多方援助，大伯还是在那年死于贫饿交加（关于他的死我在《有几个饥儿饿殍》里详细讲过，此不赘述。敬请光临铿锵猪的博客）。
生命不息，折腾不已的孙子们
长蔚大伯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子都像他爹，不安分，好折腾。其实这后六个字是似乎是刘家的遗传，或者是共性，区别在于怎么折腾而已。
大儿子原名刘玉洁，自己改名郁洁。郁洁有个很好听的乳名，叫“来印”，可是他这一辈子不仅没有印来，反而被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印，压在十八层地狱之下。
郁洁上学时跟随爸爸的脚步，也是学的俄语，毕业后在沈阳农学院教书。一九五七年他被打成右派，而且是《沈阳日报》头版头条点名批判的大右派。当了右派还不服，还嘴硬，最后被戴上了手铐脚镣。他的妻子因为坚持站在丈夫一边也被打成右派。他究竟什么言论犯了上，无从追晓。后来问爸爸，也说不清楚，只说他为人太狷狂，恃才傲物，口无遮拦，对任何事情都自有一番高论（三岁看老，当年他少时在刘荫远面前就天文地理上下五千年地口若悬河，被刘荫远骂道：“天知地知，你个王八蛋。”），这样的人一般不得人心，若有风吹草动，必遭落井下石。这种秉性若化为语言，重者招致杀身之祸，轻者加入三百七十万右派大军不足为奇。
郁洁被关押和留场劳动凡二十五年。在大饥饿时期，劳改犯的食物定量尤为低下，一天只有分量不足的六两粮食，但是劳动量一点也不能减少。犯人们饥饿的惨状可想而知。劳改场附近有一蛋糕厂，厂房后面的垃圾场上每天都有丢弃的鸡蛋壳。鸡蛋壳成了犯人们争抢的佳肴。抢到手立刻塞进嘴里，甚至来不及细嚼就吞下去，顾不上蛋壳碴子划得嗓子生疼，为的就是那点留在蛋壳里的蛋清。日子久了，郁洁的胃遭到严重损害。
后来一家人被发配到盘锦农村落户，只靠女人给人缝补衣服，男人修理自行车和无数的苦活养家糊口。
郁洁的精神也受到创伤，有些神经兮兮，说话大而无当，还有些疑神疑鬼，总是说自己被人监视，房间被人搜索。八十年代初郁洁得到“平反，适逢云子姑从台湾回大陆探亲。他竟然跪在地上求姑母将他带走，完全不顾尊严（说起来他俩岁数所差无几）。其实自从带上右派的帽子，郁洁哪里还有什么尊严可谈？云子姑泪流不止，但是她带不走他，怎么可能呢。
一九八二年的一天，郁洁从沈阳到我们家，专程来和爸爸商量重修刘氏家谱一事。郁洁是大房的长孙，“玉”字辈的打头人。他把重修家谱作为他责无旁贷的重大举措。他一下火车就直接奔了故宫，在一个玻璃柜前，对着一个金缕玉衣的出土文物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我问他：“你当真就在大庭广众跪地磕头了？”我觉得二十年的右派让他的脑子受了刺激。他说：“当然了，那是我们刘姓家族的老祖宗。”我向爸爸求证此事，他无可无不可地淡淡一笑。这种事情少说为妙。
郁洁后来把家谱修到何种程度，材料至今在谁手中，已经无法追究了，因为没有多久，一生饱受磨难的他就病逝了。
长蔚大伯的二儿子叫玉海。比较起来，我和他的接触最多。他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据他自己说是当参谋长。一九五二年因为负伤从朝鲜前线回国。他先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想在北京找工作。爸爸在我们租住的院子里单独给他租了一间房子。玉海在北京不好好找工作，玩遍了北京城，还带着我逛天桥看杂耍进戏堂子吃小摊。
他很爱“吹牛”，军队有些自己的专用语言，比如说“吹牛”，和现在吹牛皮说大话的意思不同，就是聊天。玉海喜欢“吹”朝鲜战场上的故事，都是血淋淋的。他的小腿曾被子弹打穿，见人就撸起裤腿展示那块鲜红的枪疤，讲述光荣负伤的经过。这已经让我六岁的心灵感受到恐怖，更让我受刺激的是美军剥人皮的故事，他说是亲眼看见的（现在想起来，不明白他怎么可能亲眼看见呢？），美国鬼子先在战俘的头顶划一个十字，然后拉着皮四下里往下撕，初时战俘还破口大骂，还没剥下头皮的一半，就没声了。这个故事把我吓得浑身发抖。再加上当时盛传的马上就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是原子战争的谣言，我整个人被对战争的恐惧占满了。
玉海在北京呆了一年多，工作没找到，倒找了不少女人。志愿军的美名让不少姑娘倾慕。他有一沓女人的照片。他把一堆女人的照片摊在桌子上，像摊扑克牌一样，让我选一个最漂亮的。我挑了一个，他说你怎么选这个，难看死了。他带过几个女人来过夜，五十年代初北京的老百姓怎么能容忍这样伤风败俗的事件发生在自己身边呢？院子里的大娘跟我说：“玉海不学（xiao读二声）好。”我问怎么了，大娘说：“他晚上和女的关在黑屋子里。”此事在我脑子里留下了一个明确的划分好坏人的标准：以男的和女的在一个屋子是否开灯为界。
玉海最终被义愤填膺的妇女代表们抓了现行，他一不做二不休，当晚带着人家姑娘跑到沈阳去了。最后不知此事如何结局，反正他在沈阳一家工厂当了工人，结了婚生了孩子，但是老婆不是他拐跑的那个。
玉海的第二个辉煌时期是文化革命。文革把人们心中的不安分因素提高到极致，像一根搅屎棍，令整个社会沉渣泛起。可以想象，玉海在文化革命中是不甘寂寞的，一有适合的气候就会大展拳脚地折腾一阵。一九六七年的造反夺权给玉海提供了这个机会。因为志愿军的光荣历史，加上“吹牛”的本事，玉海当了工厂以至地区的造反派头目，统领千军万马，叱诧风云一时。“三结合”之后，造反派实际上失势，遭人痛恨。人们很容易在玉海身上找到“狗崽子”翻天的强有力证据——“二祖父是台湾反动派，父亲是地主”。玉海遭到对立派的毒打，身体致残，失去了工作能力，忽一日头痛暴亡。
玉海算是造反派的一个典型，也是武斗牺牲者之一。从自身因素来说，要怪刘家不安分的基因——好折腾——强烈地表现玉海身上。
命多乖舛的女儿们
大爷爷还有两个女儿，大女儿长蓉，人称文姐，长得十分秀美，被公认为是那一辈女孩子中最漂亮的一个。她比爸爸大四五岁，对爸爸特别好，常哄着他玩。有一次文姐剁南瓜，爸爸站在旁边看，她一不小心竟剁掉一截指头。爸爸看见白骨和鲜血吓得大哭，还因此大病一场。
文姐后来的命运很惨，嫁到临涣集东边十里地的骑路周村，常遭夫家虐待，生第二个女儿后得了产褥热。那时她爹已经去世，娘家没了撑腰的人，夫家竟然不管，只是任由她辗转煎熬。刘逸南正好由临涣到宿县，途中顺路去看看侄女，只见她躺在床上已经病得奄奄一息。当叔叔的无计可施，只能把身边数目不小的钱留下来，叮嘱夫家给她瞧病，可文姐还是不久就去世了。
二女儿叫长荟，比爸爸小两岁，也是个漂亮女子，为了给刘家守护陵墓，嫁给了海孜的赵敬安。夫妻两人在大饥荒开始的一九五九年双双饿死（有关她的悲惨故事我在《有几个饥儿饿殍》里详细讲过，此不赘述。敬请光临铿锵猪的博客）。
唉，这一家人！
节自长篇家史《半壁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