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民族学研究往事——边疆考察
边疆考察
姥爷在燕京学习的几年，真正安坐书斋的时间很少，在外面跑的时间却很多。
对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来说，需要长时间在“外面跑”的田野调查（fieldwork）都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
田野调查，是社会人类学巨匠，长期任教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波兰裔学者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aw Malinowski）在1920年代所创立的一套研究方法。当时被西方国家的学者用来研究他们所不熟悉的世界各地尚处于蛮荒状态的土著的生活和社会形态。
后来这套研究方法被他的学生费孝通引入中国，并用来研究中国的少数民族。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在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领域有无数迫切需要解决的棘手问题和需要真抓实干的事情。到处都在向中央要人，人才极度紧缺。
姥爷1950年刚入燕京，坐席未暖，就被派到内蒙古参加了民族调查团的工作。
第一次是调查“旗县并存”问题。第二次是去呼伦贝尔盟，考察“驱梅站”的工作。
关于驱梅站，姥爷讲述了一个令人惊悚的画面。
在内蒙古克鲁伦河畔的一片平地上，一个晚上的时间，几千个蒙古包被竖立起来，形成了一座流动的城市。在夜色中，几千个帐篷中灯火闪烁，与星光相辉映。
不明就里的人，看到此情此景，会很自然地联想起纳兰性德的名句“夜深千帐灯”。
然而在这片诗情画意之下，却隐藏着蒙古近百年的悲惨命运和令人叹息的社会现象。
因为每一座蒙古包中，都有梅毒患者，在等待医生的救治。
这流动的城市，实际上是一座梅毒之城，是解放后在内蒙古设立的驱梅站之一。
驱梅站，全称是“驱除梅毒工作站”。
类似的驱梅站，在内蒙古还有很多。
蒙古人口从乾隆朝就开始下降，一直到解放后2年才恢复增长。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一时期，全国人口从乾隆朝的2亿人增加到解放前的5亿人，翻了一倍不止。
梅毒，是造成蒙古人口减少的罪魁祸首。
因为梅毒可以通过母婴传播，造成蒙古的婴儿死亡率极高。“只见娘怀胎，不见儿走路”。
病毒侵蚀了一个民族的肢体，使得这个曾经征服了大半个欧亚大陆的强悍民族，变得无比的孱弱，甚至滑向灭种的边缘。
而梅毒在蒙古的肆虐，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和政治原因的。
入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传统的北方边患问题，用心良苦地将黄教（中国藏传佛教格鲁派，着黄冠）引入蒙古，“崇释以制其生”，毁灭性地破坏了当地的传统家庭结构，造成人口剧减。
据冯玉祥《外蒙古行记》中描述：“满清利用喇嘛教以统治蒙古人民，凡有兄弟八人者，七人须当喇嘛，兄弟五人者，四人须当喇嘛。仅有一人可为娶妻生子的平民。当喇嘛者有红黄缎子穿，又可坐享优厚的俸禄。”
冯玉祥的描述可能有夸张的地方，但基本事实是正确的。黄教禁止娶妻，大量蒙古男丁被清政府的优惠政策吸收进寺庙，成为不事生产的寄生人口。此举更破坏了草原上稳定的家庭结构，使得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更严重的是，黄教的喇嘛们并不遵守清规戒律。草原之上，性滥交成风。在没有青霉素的年代里，这导致性病泛滥，梅毒肆虐。冯玉祥当年所见，连很多活佛都因为染上梅毒而烂塌了鼻子。
完整稳定的家庭结构，对一个社会的生存和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走笔至此，不禁联想起今日美国的黑人区。
在芝加哥南部的黑人区，民生凋敝、罪犯猖獗、毒品泛滥、枪击不断。正常人谈之色变，避之唯恐不及。如果有谁壮着胆子，开车进入，只见一片断壁残垣，有如二战之后尚未重建的欧洲。此情此景，会出现在高度发达的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左派人士几十年一贯地将所有问题归因于种族歧视。
右派人士则认为是1960年代以来，黑人社会传统家庭结构的崩塌，普遍的单亲化，导致诸多社会问题的发生。
在1960年，只有22%的黑人孩子成长于单亲家庭。而现在超过70%的黑人孩子是单亲家庭。传统的拥有健全双亲的家庭结构遭到了极大破坏。黑人女性靠生孩子获得每月的国家生育补助，作为主要收入来源。黑人青少年则在成长中完全缺乏父亲的庇护和指导，一代一代走上歧途。
很多右派人士认为重建家庭是解决美国黑人问题的关键。然而传统家庭结构一旦被打碎，要想重建，难度重重。因为传统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一旦被破坏，就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恢复的。
而更令人不安的是近年来，随着各种“进步”思潮的流行，媒体、学界、和政客们高举LGBTQ等大旗，从小就给儿童们灌输传统家庭结构已经过时的观念。这种从根本上毁灭传统家庭结构的努力，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奏效，导致所有欧美国家的极低生育率。
而我们的邻居韩国，更在2018年成为全球第一个生育率跌破1的国家，人口负增长指日可待。
梅毒可以用青霉素等现代药物加以防治，但一种社会思潮或者趋势，则就没有任何灵丹妙药可以解决了。
北上之后，就是南下。
如果说北上蒙古只是一个实习，而南下则是真正投入到民族识别工作中。
这项工作从1950年开始，于1954年正式冠名“民族识别”，到1956年为止。向全国各地大范围多批次派出了各种调查团，研究分析当地少数民族状况。
各调查团的领队都是著名学者。比如内蒙古调查团由翁独健带队，他是蒙元史专家。云南调查团的领队则是费孝通。
作为一个学术后辈，姥爷有幸被任命为福建调查团的领队。
他还参加了海南和云南的访问调查团。
从这个角度看，姥爷是幸运的。他被时代大潮所选中，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作为骨干，投入了民族识别这项史无前例而且后无来者的庞大的社会学工程。
很有意思的是，在姥爷的回忆中，北方富庶，南方艰苦。
内蒙古虽然人口凋敝，但自然资源丰厚。
对当地牛羊肉之高质、牛肉粥之鲜美、牛奶配砂糖之充足，他几十年后仍然印象深刻，描述起来绘声绘色，令人禁不住唾津的潜溢。
在南方山区的考察，则艰苦得多。
因为他们去的都是云南和福建最偏远的山区。
那时候没有高速公路，很多地方甚至没有盘山公路。一行人骑着马，翻越崇山峻岭，深山老林，到达与世隔绝的少数民族村落。
当年少数民族选择聚居于此，就是为了利用天然险阻，躲避汉族基层政权。
能够让当地的基层政权都犯难，可以想象这些地方的偏僻、险峻、难以到达。
用费孝通的话说，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路——“山壁峭立处竟疑无路”。
姥爷去的一个地方，叫“山羊隔”。
山羊攀岩的本领，令人叹为观止。现在网上有很多山羊攀岩的视频，吸引了很多眼球。
那个地方，号称连山羊都过不去，可以想象其艰险。
姥爷在山区几次遇险，惊马（在陡峭的山路上，一面是万丈深渊。如果马惊了，冲撞到人，那真是要粉骨碎身了），落水，下巴上留下了永久的伤痕。
费孝通的第一任妻子王同惠，也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就是在广西大瑶山进行民族考察时落水遇难。
这些少数民族当时极为困苦。到了村落里面，肯定是没有内蒙古那么好的待遇，早餐能有牛奶配砂糖和牛肉粥喝了。野菜是标配。调查团一项重要的任务是带一些粮食救济这些村落，自然也不好意思自己吃这些救济粮食，所以吃得比内蒙古差远了。对南方艰苦的印象，就是这么来的。
田野调查，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需要有极大的精神力量和长期顽强的毅力，才能贯彻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