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民族学研究往事——燕园负笈

燕园负笈

1949年姥爷北上，是要去北京投奔一个人。

这个人是翁独健。

翁独健，中国著名史学家、教育家，时任燕京大学代理校长，同时兼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

燕京大学由美国英国四所教会联合创办，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学术水平最高，环境最优美的大学之一。中国大学与所谓“世界一流大学”的距离，从未有1930年代的燕京大学之近。

燕京大学的校园，简称燕园，原为皇家园林，风景秀美。

解放后燕京大学被取消，北大鸠占鹊巢，占据了这片美丽的校园。未名湖和博雅塔，其实原本和北大一点关系都没有，现在反而成为了北大的象征。她们相对无言，熟悉她们历史的人也都凋零落去。

翁独健是老燕京人，但被新政权所信任和倚重，因为他曾经帮助过地下党。

他的前任，心理学家陆志韦就没有这么幸运。他被当做旧燕京的代表被批判。在一次批判会中，他试图撞墙自杀，被翁独健一把抱住。此时还不到文革，而是1951年。

姥爷在北京得到了翁独健的帮助。

姥爷和翁独健能攀上关系，是因为他们都是福清人，是同县同村的同乡，而且他们都毕业于英华中学。

英华中学（Anglo-Chinese College，直译为盎格鲁-中国学院），是美以美会在福州创办的一所教会名校。虽然中文名字是中学，但英文名字是college。采用全英文授课，毕业生水平相当于大学二年级。从英华走出了20多位著名科学家和院士，比如侯德榜和陈景润。

作为学问大家和校长的翁独健提携同乡后辈，是一种科举时代流传下来的传统美德。

姥爷考取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硕士研究生，并获得一份助教的兼职，每月给400斤小米，生活得到了保障。

关于翁独健，在他子女的纪念文章里有这样一段：

“文革时期，我们都不在父亲的身边，章诒和（章伯钧二女，《往事并不如烟》的作者）总是跑去和父亲聊天，父亲也喜欢跟她聊。换了我们，父亲未必喜欢，因为我们都不懂文科。”

我现在看到这句，眼泪真是在眼眶里面打转。作为理工男的我，以前对文科兴趣不大，和姥爷谈得太少了。近年才有一点时间，对历史发生了兴趣，有很多问题很想找姥爷谈谈，但已经不可能了。

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为当时中国最强。个中高手如云，大师荟萃。其灵魂人物是吴文藻。

吴文藻，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西方社会学中国化的奠基人。他的夫人是著名作家冰心。八十年代的时候，他们夫妇居住在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楼”里。这栋楼非常有名，因为据说只有名教授才能住进去。还有人说盖这栋楼的钱是中央拨款给刚海龟的吴文藻夫妇盖小洋楼的。被他们谢绝后，盖了一栋多层单元楼，将其中2个单元给了他们。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和小伙伴玩捉迷藏，跑到教授楼里面楼梯拐角处躲藏起来。冰心老人听到响动，出来问小朋友你是谁，到这里来干什么。

1929年，吴文藻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归国应聘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并担任系主任。任职十年间，培养出大批人才，影响深远，号称燕京社会学派。学派的代表人物，吴门弟子林耀华（时任燕京大学社会系教授和系主任）和费孝通（时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两个人，早已成为名满海内外的著名学者。林耀华的《金翼》和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这两本书，用英文写就，一经发表就成为让世界了解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经典读物。

姥爷是拥有光辉历史和优秀传承的燕京社会学系的最后一届学生。

他在燕京大学的两年多时间，见证了这所大学和这个学科的消亡。

首先是社会学系被改名。

社会学是建国后最先受到冲击的学科之一。

据说当时费孝通曾当面向毛泽东苦苦哀求，希望不要让社会学断子绝孙，多少留一个种，留点苗苗。毛泽东的手势和语气都非常干脆：不能留，坚决断子绝孙！

所有大学的社会学系一律取消。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社会学，已经不存在了。

在这种形势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改名为民族学系，希望夹缝中挣扎求生。

1952年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撤销，各学科并入其它院校，校园转让给北京大学。

这所中国迄今为止和“世界一流大学” 距离最近的大学，从此烟消云散。

燕京大学民族学系，并入中央民族学院（现在的中央民族大学）。

那些民国大师们，也从燕园搬到了位于魏公村的民族学院。和燕园比起来，民族学院的校园小得可怜，也没有任何风景。

对院系调整时的阵痛，姥爷并没有太大感触。因为他那时在那些前辈面前，尚算学术小兵。他对民族学本来就感兴趣，反而觉得划入中央民族学院，更专业，更专注，而且顶着“中央”的名字，直接归中央民委管，更利于开展少数民族研究。

姥爷安心地在民族学院扎根下来。

1956年，民族学院历史系成立，翁独健、王钟翰、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潘光旦，这些耀眼的学术明星们，重新汇聚在一起。社会学被禁止了，这些学贯中西的大家们，转向研究民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