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偏方

三年多前的一天，我从国内回到乌干达不到两星期，就接到父亲检查出肝癌晚期的不幸消息，真是晴天霹雳，这么多年来我的人生一直起起伏伏，生活刚有好转，残酷的事实又一次逼到眼前，我知道以后再也没有尽孝和与他举杯共饮的机会了，此前我从没有想到过会失去父亲，容不得多想也容不得悲伤，等眼泪止住，我赶紧买了一张机票又飞了回去。

在北京下机，没能买到当晚回X城的火车票，在王府井附近的汉庭酒店住了一夜，第二天暮色降临才赶到X城人民医院。乘电梯到达父亲病房所在的楼层，我挨着房号找病房，一位素不相识的大姐看着我微笑着说，你是小静的哥哥吧，我说是的。她看着我拖着行李便知道我从远方赶来，又看模样与我父亲有几分相似，就肯定了是我。大姐的老公也是肝癌晚期，才四十多岁，与我父亲在同一个病房，聊天的时候小静告诉她我要回来的事情。

那天晚上，我弟弟妹妹母亲都在，父亲已经打过杜冷丁，疼痛暂时散去，看到我回来，他显然很高兴，挣扎着要坐起来，我弟弟连忙将病床前头升起来，这样父亲就能依着床背和我聊天了，他说你为什么回来？显然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实际病情，以为住几天院像去年那样康复了就回家。我不能说我回来就是为了看他的，那样他会意识到自己病情的严重性。我说回来联系厂家为公司订货呢。

他沉默片刻，说我没事，你去跑你的事情去吧，别耽误了。我说不着急。过后，弟弟带我去见主治医生，医生说你已经看过化验报告了吧，我说是的。他告诉我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做手术已经没有意义了，强行做手术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我问他还能维持多久，他说一个月光景，让我心里有个准备。

父亲的病情一天重似一天，每天看着大剂量的乳白色药液输入他的身体却无丝毫作用。我将化验单发给济南的医生同学看，发给北京的医生朋友看，都表示无力回天。我绝望透顶，但又不敢在父亲面前表现出来。有一天半夜我在病床旁边的折叠椅上躺着睡着了，父亲用胳膊推了推我，我醒之后扶他上卫生间。搀着他的身子歪歪斜斜地走，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在打麦场的地排车上睡着了，等我醒来发现地排车已经停在自家的庭院里，原来父亲忙完把我推了回来，我睡了一路。当时看着院里满天的星星和摇动的树影，我觉得很幸福。

可是在这半夜的医院里，只有房间里的白炽灯发出惨白的光，只有房间外躺在走廊里陪护家属们此起彼伏的打鼾声，我心里只有悲痛，父亲身上只有疼痛，无论我怎样贴心陪护，都不能减轻他丝毫的疼痛，我感到自己的无能和无力，我的眼泪再一次奔涌而出，但我敬佩父亲是条汉子，虽然剧痛在折磨他，但他没有像别的病人那样毫无节制地大喊大叫，自始至终他都是在小声呻吟，极力压抑着自己，保持作为一个人的基本尊严。

那时白天总有送报纸的进病房，所谓报纸，都是私自印刷的广告，每一份报纸上面都有一所小医院，小医院里都有一位“神医”，一篇长长的文章描述这位神医是怎样让绝症病人起死回生的以及所救治的人数。很多绝症病人的陪护家属天天收到这样的报纸，便免不了受其影响，产生试一试神医偏方的想法，因为这是最后的希望。甚至有几个时刻，我都被报纸上的奇迹打动了，想找他们来给我父亲施展他们的回春之术，但我知道，那都是骗子，“神医们”靠着大发广告来收割绝症病人家属的钱袋。

父亲弥留之际，我们把他接回了家里，农历二月中旬的北方天气还很阴冷，但我们把老屋的房间设置得很温暖，那时他很难再说出什么话来，我看到他想用手挠头，于是我站起来用双手给他按摩头部，我一生很少与父亲交流，这都是源于我们这个家族不善表达的传统，我不知道我的按摩能否让他感受到一点安慰。当天晚上我坐在窗前，陪了一夜。病发前，我在网上给他新买的茶叶和茶壶都摆在茶几上，他却再也不能拿它们泡他喜欢喝的红茶了。

那天早晨我怎么都找不到母亲，就打电话问她在哪里？她说很快就回来。中午的时候，她提着一包药，风尘仆仆地进了家门。马上展开药包要给父亲服药，我说这是什么药，她说偏方，很管用的偏方。她一早就请堂弟开车带她去几十里以外的神医那里，据说凡是被他救治的病人都能延寿很多年，母亲便动了心，花了几千元，带回来一包药。

两天后父亲还是走了，最后的偏方一度给母亲带来很大的希望，但最终让她感受到的是深沉痛苦的失望。

那位在病房里认识的大姐后来还特意来我家看望我母亲，安慰她。我把我父亲没用完的杜冷丁都送给了她，希望她老公能够有所好转。我返回乌干达不久，她老公也去世了。我知道在她老公最后的日子里，肯定也尝试了不少神医的偏方。

偏方是绝望的人难以摆脱的最后的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