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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亡到美国的阿富汗同事

逃亡到美国的阿富汗同事

博客

这几天,塔利班占领喀布尔,喀布尔机场阿富汗民众舍命逃亡的惨象震惊了全世界。这场残酷而无望的战争,打了二十年,是美国卷入的为时最长的一场战争。对于这场战争的意义,历史会做出评说。从我,一个草民的角度来看,战争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摧毁了许多人的家园,剥夺了无数人正常生活的权利,给阿富汗几代人留下了永远的心理创伤。我诅咒战争,不管发动战争者打着多么正义多么神圣的旗号!

二十年前,美国出兵阿富汗,为的是捣毁基地组织的老窝,捉捕拉登。不少有正常思维的人对此举表示怀疑,为了捉捕拉登,动用情报岂不比出兵更为有效?偌大的一个国家,派出重兵去抓一个匪首,犹如高射炮打蚊子。蚊子不一定打得到,蚊子飞过的城市丛林却会被炮火摧毁,夷为平地。

当然,也可以理解,美国老大,竟被恐怖分子炸到了家门口,不作出一点表示,难平民愤。政治,国际关系,都需要作秀。

话说拉登,一见美军杀来,立马逃到巴基斯坦去了,后来还是靠情报,在巴基斯坦把他干了,曲线实现了这个目标。

阿富汗战争的另一目标是要打击圣战组织的军事力量,美军在阿富汗旗开得胜,打得塔利班四处逃窜。本该见好就收,却决定留下来,帮助阿富汗建设民主社会。不知道决策者是怎么想的,一片不良的土壤(有人称为有毒的土壤),撒下再优良的种子,也无济于事。我们在家种花种菜的,都知道改良土壤需要时间。同样,一个国家理念的改变,如果不是来自全民每个个体的努力,内心发生了质的变化,光靠革命和表面形式的改革,无非是换汤不换药。

在美国积极培育民主种子之时,塔利班的散兵游勇又重新组织起来。这些圣战组织,不少是美国中情局扶植起来的。1979年,苏联军队为确保阿富汗成为自己的卫星国,气势汹汹杀进阿富汗,准备清剿反政府的军事力量。美国见状,赶紧让中情局培植各种反政府游击队,其中包括拉登的队伍和其他圣战组织。阿富汗各色游击队,跟苏联顽强地打了十年,最终让苏军落荒而逃。

美国没有料到的是,当年培植游击队,犹如打“滴滴涕”,滴滴涕是无法消除的,只能听任它残留在阿富汗,毒化空气,毒化土壤。

这二十年,阿富汗经历了没完没了的军事“摩擦”。多么温和的词语,掩盖了战争的血腥残酷。至于无辜民众在战争中的牺牲,不过是“附带损害”(collateral damage)。细想一下,“损害”的是什么?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啊!当家人被战争夺去了生命,一个完整的家庭从此残缺了,幸存下来的人再也没有了平静的夜晚和美好的早晨。

一些“幸运”的阿富汗人,离乡背井,逃亡到了稳定富饶的美国。我认识这样一位“幸运者”,他叫瑞山。

有好几年,我主管二十多个语种的海外留学,其中包括阿富汗的两大语言,达利语(Dari)和普什图语(Pashto)。达利语是阿富汗的官方语言,将近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说达利语,达利语的意思是:“阿富汗的波斯语”。普什图语是阿富汗人口中最大的民族,普什图族的母语。普什图族的人口跨越中亚南亚数国,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和塔吉克斯坦。达利语和普什图语是异化的波斯语,也被称为波斯语的方言。

为了建立波斯语、达利语和普什图语的海外留学点,我四处碰壁,伊朗进不去,阿富汗在打仗,最后把目光锁定在塔吉克斯坦,因为塔吉克斯坦跟伊朗和阿富汗在历史、文化、语言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官方语言塔吉克语也是波斯语的方言。

(春天来到了阿富汗的邻国塔吉克斯坦)

为了了解达利语的教学需求,我决定见见主管达利语的瑞山先生。据说,瑞山先生是阿富汗皇亲国戚的后裔,我猜想他是一个大胡子老头,带着船帽,穿着昂贵的大袍子,就跟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差不多的打扮(见下图)。

(网图)

瑞山先生来了,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中等身材,戴眼镜,穿着合身的人字呢西装,一口流利的英语,第一感觉是一个知识分子。他跟我热情握手,诚恳谦和,跟他的会谈很有成效,教学需求解释得清清楚楚。短短一小时的会议,就商定了去塔吉克斯坦实地考察的计划。我们已经在塔吉克斯坦建立起了波斯语的留学点,因此这次考察由我的助手与瑞山先生一起前往,让他们在同一所学校增添达利语项目。

助手出差回来,一再称赞瑞山先生敬业,每次工作洽谈都准备得非常周到,接人待物极有分寸,不卑不亢,与他合作十分愉快。

由于留学项目的关系,经常跟瑞山先生联系,慢慢熟了,话题也多了起来。他家在阿富汗是有产阶级,家境富裕,战前过着平稳舒适的生活,从小在英语学校接受教育。瑞山先生和他哥哥是在英国上的大学,大学毕业后,双双回国,瑞山先生是工程师,哥哥是眼科医生,两人都结了婚,妻子都是家庭妇女。八十年代初,苏军入侵阿富汗期间,他们一家为避战乱,逃往西方。他直接逃到美国,又去念了个工程学硕士;哥哥和父母先是去了欧洲,几经辗转才来到美国定居。

瑞山先生曾供职于私营企业,因工作压力大,而且年龄也大了,决定换个比较轻松的工作。正好阿富汗战争爆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急需达利语翻译,就改行做了翻译,之后留在达利语项目工作。虽然不是文科出身,但是他出类拔萃的工作能力和语言能力使他晋升为达利语系的主管。

与瑞山先生相比,他哥哥的经历远不如他顺利。眼科医生到了美国,什么都不是。他哥哥从小养尊处优,虽然会做眼科手术,却不善干粗活。父母同样,动手能力极差,再加上已是老人,早过了大干一场的年龄。眼见家里坐吃山空,哥哥决定开个小店维生。可是开什么店呢?饭店和杂货店,都需要人手,最后还是嫂嫂站了出来,说开个点心店吧,专做带有中东特色的甜点,如:果仁蜜饼 (baklava)、蜜枣馅饼干(Maamoul) 等。眼科医生成了杂物工,买食材打扫店铺的活儿由他包了。父母七老八十,也来帮厨,一家人经常忙到半夜三更才能上床,就这样,勉强维持了一家人的生计。

父母去世了,哥嫂老了,儿女也长大了,哥嫂终于关了点心店,精打细算,靠有限的养老金生活。他哥哥现在的爱好,是研究伊朗和阿富汗的诗歌。我想象着他哥哥,跟瑞山一样,戴着眼镜,在窗边的夕阳里,捧着发黄的波斯文诗卷,从右往左,忘我独吟。跟随着诗句,又回到了失去的昨天和家园。

瑞山先生是个顾家的好丈夫,特别在意与他同甘共苦的太太,他常说自己是幸运的,有喜爱的工作,有机会接触不同的人,多多少少融入了美国的文化。而他太太,离开家乡,意味着踏上了无尽的孤独之旅,她英语不好,难以跟当地人交流,世界变得很小很小,只有丈夫和子女。

作为移民,我深知缺乏归属感是什么感觉,因为自己也是这样一步步挣扎过来的。然而,哪怕在挣扎中,我还是有底气的,实在混不下去了,我随时可以逃回上海,我的故乡。

可是,难民,如果想活下去,是无法选择回家的,那里战火熊熊,旧日的家,可能只剩下断壁残垣,可能已化为灰烬,熟识的亲友飘零四方。孤独,只能用令人难熬的孤独,去换取生命。战争,就这样,剥夺了人所有的向往和企盼,人活着的意义被简化到两个字:活着。

不少人同情我们这一代,小时候失去了读书的机会,十几岁下乡插队,而我并不觉得自己很惨,因为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一直生活在和平年代。革命和战争有相似之处,能剥夺人的一切,甚至生命。然而,我还是觉得战争更可怕,更残酷。

这种感觉来自童年,小时候,坐在大人的身边,听他们回忆淞沪会战,一家老小跟着逃难的人潮,冒着日寇的炮火,没日没夜,一步步走进上海的租界。在母亲的笔记本上,我看到她是这样描写逃难的:“一路上到处是倒在血泊中的同胞,有些地方河水都染红了,惨不忍睹。路上黑压压一片逃亡的人流,扶老携幼,肩挑背负,有多少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许倬云先生回忆起逃难,泪流满面,禁不住失声痛哭,“老年人筋疲力尽,再也走不动了,催着自己的孩子丢下自己,快走,快走。孩子就这样离开老人,一步三回头,哭着往前走……”战争的恐怖,逃难的惨象,从小就烙进了我的心灵。我憎恨战争,也害怕战争。

几年前,我厌倦了没完没了跟人打交道的工作,跟博主多伦多橄榄树的感想一样,“与人打交道的职业最辛苦,因为人心难测”。虽然把与人打交道当作一门知识,置身度外地学习,但在实践中,还是需要处处留意,时时小心,实在是违背我随意粗心的天性。为此,我换了个部门,专门对付抽象、干净的文字。瑞山先生也长久不见了。

再见瑞山先生,是在他的退休欢送会上。他老了,消瘦了,背驼了,活力不知去哪儿了。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瑞山先生强忍泪水,告诉我,他女儿,才四十多岁,在黑夜里,发了心脏病,悄然无声离开了,女婿一觉睡到天亮,醒来才发现,睡在身边的人已经没有了呼吸。

瑞山先生悲痛欲绝,心灰意冷,陷入了抑郁的深渊。向来躲在他身后的瑞山太太,竟比他勇敢,开导他说:当年全家逃难出来,命就是捡来的,之后的每一天都是白捡的,女儿白捡了三十多年的生命,我们白捡了三十多年的快乐,不要悲伤,应该感恩。

即便理性上认同太太的意见,瑞山先生对生活对工作,难以再打起精神。太太让他退休,卖了住房,搬到南加州去,那里有女儿留下的一双儿女,是女儿为父母留下的礼物,他们应该珍惜。

千疮万孔的生活,也是生活,也是礼物,需要一天天认真过下去,或许能暂时忘却长远深刻的痛苦,沉浸于快乐闪光的瞬间。

阿富汗,因为瑞山先生,人性化了,离我近了。我祝福平安早日降临阿富汗,也祝福瑞山夫妇在第三代的欢笑中,享受静好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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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海风随意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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