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屯子里的反革命分子
我们屯子里的剃头匠老郑是从长春市放逐到农村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他年轻时在国军部队当兵,是一名后勤兵,负责给官兵理发和日常杂务。在一次战斗中,老郑当了共军的俘虏,接受教育后没领那一块大洋的回家路费,而是变身为东北民主联军的一员。反正是当兵吃粮,在哪儿还不是剃头呢?
一年后,老郑在一次遭遇战中小腿负伤掉队,被国军的收容队碰个正着,藏无处可藏,跑又跑不动,只好束手就擒当了俘虏。他本来就是国军的人,便顺理成章地继续为国军剃头。又过了一年,他部队的长官阵前倒戈,带着数百人枪投了共。于是,他又当上了共军,接着剃共军的头。
朝鲜战争期间,他随部队赴朝作战。在一次战役中,他那个团伤亡惨重,不成建制,撤回后方休整。由于部队减员,没有那么多头可剃了,上级派他去战俘管理处为联合国军战俘剃头。老郑在那里为十来个国家的战俘理发,还跟着他们学会了几句英语,说自己是“坝波儿”,意思是理发师。这个英语单词,我还是跟他学的呢。
回国后不久,老郑在师后勤部助理员任上复员,怀里揣着一张革命军人退伍证明书落户在长春市。他也算是解放战争负过伤、抗美援朝过过江的革命功臣了,民政局将他安置在一家国营理发店当副主任,国家干部编制。他习惯了给人剃头,当不惯这个副主任,大部分时间到营业厅给顾客理发。
三十三岁那年,老郑经人介绍娶了媳妇,本以为可以安居乐业,生儿育女,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没想到遇上了三年困难时期,两人一天到晚饥肠辘辘,营养不良,全身浮肿。媳妇生了一个儿子仅三斤半,没几天就夭折了。好容易熬过了困难时期,安稳日子没过几年,又迎来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初期,有人揭发他那次被国军俘虏是假,投敌叛变是真。群众运动是暴民政治,只要有人揭发,不容当事人申辩,众人便群起而攻之,先将其打翻在地再说。汹涌的群众运动落潮后,组织介入审查,老郑找不到自己被俘的证明人,组织也找不到他投敌叛变的证据。工作做了很多,总不能没有战果吧?最后的结论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曾两度在反动军队服役,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下农村劳动改造。
这样,他失去了城市户口,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和媳妇一起来到屯里落户,反正到哪儿都是剃头,倒也随遇而安。凭着剃头的手艺,老郑在农村走屯串户给全大队的人剃头挣工分,不用起早贪黑,不用劳筋苦骨地修理地球,日子比一般社员过得还好。
我们和他同病相怜,常在一起聊天。他已经下到社会的最底层了,也没有那么多的忌惮,同我们唠起嗑儿来无所不谈,国共两军中的逸闻轶事,长官们的蜚短流长,国军败而不服,共军胜之不武,以及在联合国军战俘营中的见闻。
在他的军旅生涯中,虽然没有千军万马中取上将首级,但剃的人头不计其数。士兵的头,团长、师长的头,国军的头,共军的头,联合国军的头,全都剃过。甭管是什么官阶,在战场上多么骁勇善战;甭管是哪路英雄豪杰,百万军前横戈跃马,在他的剃头刀下,谁都不敢乱说乱动,一个个老老实实地任他摆布,让低头就低头,他想剃哪根毛,就剃哪根毛,想在哪儿来一刀,就在哪儿来一刀。当年曹操耍了一个割发代首的花招,如果发能代首的话,老郑割下的首级可谓成千上万。
七十年代末的一天,在大街上有人喊我,我回头一看,一个似曾相识的人冲着我笑,定神细看片刻,不禁惊呼道“老郑!”多年不见,他显得有些老了,但精神头十足。上级给他平反了错案,落实了政策,让他回原理发店工作,不过没有恢复副主任的职务。他不在乎那个虚职,还是那句老话:在哪儿还不是剃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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