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拾遗之058：代号“083”

《尘封档案》拾遗之058：代号“083”
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
一、“083”专案
1950年夏，华东公安部接到一份北京转来的重要情报，一名由台湾“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点名指派的“心战专家”将于近日秘密潜入内地。这个代号“083”的高级特务所执行的使命是：配合“韩战”，培训和指导上海、南京两地的“保密局”潜伏特务在内地进行“心战”活动。为粉碎敌人的阴谋，北京方面指令华东公安部牵头组建专案组，迅速查明“083”的行踪，在其开展活动前将其抓获归案。
华东军政委员会决定把这一任务交由华东公安部副部长王范负责。王范，原名张庭谱，江苏如东人。192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根据组织安排来到上海，考入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以巡捕身份为掩护从事秘密工作。后因叛徒出卖被捕，关押在南京陆军监狱。1937年8月，经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与国民党当局交涉获释。同年10月，王范赴延安，此后一直从事政治保卫工作。1949年初，王范受命负责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前的准备工作，肃清了大批潜伏敌特分子。这年4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进入北平时，王范乘坐第一辆汽车开道，圆满完成了保卫任务。上海解放后，王范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保卫处长，不久又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副部长，分管政保工作。这次，他以副部长身份主持“083”专案的侦破工作，可见上级对此案的重视程度。据说“083”落网后得知自己的对手竟然是王范，不由连声叹气：“怪不得我还没开始活动就被抓了！”
王范受命后，于7月13日在上海市局召开了第一次专案组会议。这是一个阵容强大的专案组，王范担任组长，下设第一、第二两个小组，其成员均是从上海、南京两市公安局抽调的精干侦查员。当时的行政区划中没有江苏省，只有苏南、苏北两个行政公署，南京市跟上海市一样，都是自成一体的特别市。十名上海侦查员组成的专案一组由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科长徐三友担任组长，十名南京侦查员组成的专案二组由南京市公安局政保处副处长路惕升担任组长，徐、路二位同时兼任专案组副组长。
大家互相认识后，王范便向众人介绍了一应情况。说是“一应”，其实就是本文开头的那段关于“083”的文字，没有更多信息。摆在大伙儿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难题：台湾派来的那个“心战专家”，只知道一个“083”的代号，姓名、性别、年龄、容貌、体态等一概不知，至于这个“083”是哪里人、是否曾在上海或者南京待过，那就更不清楚了。专案组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这么一位，难度可想而知。在座的虽说都是政保侦查员中的精英，以前都侦破过不少疑难案件，可包括王范在内，谁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是否还有后续情报？”有侦查员问。
“这个……上级交代任务时没说，我们只能当作没有后续情报来对待了。”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侦查员们首先以“083”身负的使命为着眼点，即“心战”。所谓“心战”，就是心理战，“心战专家”就是精通心理战的主儿。根据以往破获的敌特案件，台湾特务机关对大陆的所谓“心战”，无非就是策划和实施策反、散发反动传单、张贴反动标语、制造和散播政治谣言之类，以达到扰乱人心的目的。其实，心理战在中国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公元前202年，项羽兵败垓下，被汉军包围。汉军在夜晚唱起了楚地的歌，楚军以为刘邦已经平定楚地，因此军心被瓦解。这就是“四面楚歌”的典故，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心理战。
国民党特务机构之前注重的是情报和行动，对心理战根本没当回事，其特训班的训练科目中并无“心战”内容。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48年中共武装力量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也就是国民党政权行将瓦解前，方才意识到“心战”的重要性。蒋介石下令选派特工前往美国攻读“特工心理学”、“心理战要义”等科目，但这种学习是需要时间的，派去的特务学业尚未完成，国民党军队已经一败涂地了。撤离大陆前，“保密局”在布置潜伏特务时，还是以情报和行动为主，即使想到还有“心战”，也没有这方面的人才。
国民党败逃台湾后，国共两方的对峙情势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台湾特务机构不得不对“心战”予以特别关注，由那些在美国完成“心战”培训返台的特务以及美国专家为教官，举办训练班，并成立专门策划并实施“心战”的特工部门。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无论从财力还是从安全因素考虑，台湾方面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向大陆派遣大批的擅长“心战”的特务。因此，“保密局”决定采取一种更有效率的办法，派遣“心战”教官潜入大陆，对原已潜伏在大陆的人员进行“心战”培训。
以上，就是专案组对“保密局”派遣“083”来大陆的背景的推断。然后，就该研究如何张网捕拿了。一般说来，特务潜入大陆后要想安身，必须具备一个貌似合法的身份。否则的话，他是没法儿在南京、上海那样的城市找到落脚点的。即使作为游客，也要入住宾馆、旅社，或者下榻于居民（可以是特务同伙，也可以是普通市民）家里，或者租借市民的空房。而这种办法在目前的上海、南京，已经不具备安全要素了——住宾馆、旅社需要证件或证明，民警隔三差五要来盘查；下榻于市民家里或者租房，则须向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否则时间稍长，就会被居委会注意到，继而报告派出所。如果不幸到了这一步，别说进行特务活动了，只怕想安全撤离也为时已晚。
那么，这个身份如何获得呢？可以有以下几种办法：第一，盗用或冒用他人身份，但这种方式只适合进行短期潜伏的特务，如果是长期潜伏，很容易露马脚；第二，伪造可以以假乱真的身份证明；第三，由同伙或者不知情者为其提供旁证，通过合法手段取得身份。
当然，如果有条件，也可以另辟蹊径，比如秘密入住某座独门独户的花园洋房或开明绅士、民主人士的宅第，尤其是后者，这类人家大多是深宅大院，居委会是没有条件监视的，派出所一般也不会去查户口，即便查，也是点到即止，不会挨门查看。如果找到这样的地方，“083”不但可以平安住下，甚至还可以利用这里的便利条件召集特务进行“心战”培训。
专案组随即作出安排，专案一组、专案二组分别在上海、南京查摸上述适宜于“083”作为落脚点的目标，要求辖区公安分局、管段派出所留意此类住户。与此同时，对被我方拘捕（包括被捕后因各种原因释放）的部分敌特分子的供述材料进行审阅，查找当初奉派前往美国进行“心战”培训人员的线索，以缩小甄别范围。
当天散会后，上海的专案一组和返回南京的专案二组随即开始行动。
当时的上海市共有三十个区，专案一组的十名侦查员作了分工，每人负责跑三个区，主要是去分局传达以华东公安部和上海市公安局名义联合下达的协查指令，至于具体如何进行，没有统一做法，可以由分局自己派员调查，也可以由下辖的各公安派出所调查。专案组十名侦查员则坐镇三个分局中交通最便利的那个，协调调查工作，汇总调查情况。这项工作进行到第三天，专案一组发现了两条线索——
一条来自洋泾区政府所在地浦东洋泾镇。该镇的东北角有一座老宅子，镇上人都称其席家大院，但宅院的主人却不姓席，姓薛，名无易，是个五十来岁的老者，操一口四川方言。没人知道薛无易是怎么跟席家大院沾上边并成为宅子主人的，只记得早在北洋后期，这位薛先生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时就已经出现在洋泾镇上了。然后，忽然有一天，原席家大院的主人席祥昌全家离开了洋泾，据说是去席氏的老家江西南昌了。
洋泾一带把所有外埠人士一概称为“客边人”，在他们看来，薛无易这个客边人在镇上为数不多的客边人中属于另类——来历不明，沉默寡言，没有家眷，深居简出。薛无易把席家大院稍加修缮，改成了一座货栈。洋泾镇位于黄浦江畔，当时系浦东地区有名的水陆码头，因此货栈生意很好。抗战时期，货栈曾被日军征用，辟作军用物资仓库，抗战胜利后物归原主，薛无易继续经营货栈生意。上海解放后，货栈被华野部队临时征用，作为军用物资储存仓库。半年前，部队退租，薛无易也不再折腾了，就把大院空置着。上个月，他突然请了几个匠人师傅，对院内的部分房屋进行了修缮。镇上人以为这个客边人又有什么新的经营路数了，不料，房子修缮好后却一直不见动静。本月初，有人注意到几乎天天有陌生人进出席家大院，来去的时间没有定规，上午下午清晨黄昏，想来就来，想去就去。
上述情况自然引起了洋泾镇公安派出所的注意，已经将其作为需要了解的对象了，可是，这一阵子因忙于清除匪霸，腾不出手来，只好往旁边暂时搁一搁。这时，接到专案组的协查通知，派出所首先想到的就是席家大院，不敢耽搁，赶紧把情况上报。
另一条线索来自徐家汇区。该区的襄阳路上有一座法式花园洋房，户主的姓氏绝对冷僻——职，所以这一带的人们就把这座花园洋房唤作“职园”。“职园”的主人职老爷子单名赓，字柏龄。借用洋泾镇的说法，老爷子也是客边人——广东梅县人氏。不过，职赓并不像薛无易那样神秘，他的情况不但徐家汇一带的人们知晓，还上过报纸——年轻时追随孙中山，曾主持华中地区地下交通工作，为革命党人传递情报、运送军火。辛亥革命前夕，职赓被捕，遭到严刑拷打，一条腿留下残疾。中华民国成立后，论功行赏，职赓被安置于上海，按月领取一份不菲的薪饷，还把位于拉都路上的一座花园洋房拨给他居住。上海解放后，拉都路改名为襄阳路，职老爷子在此居住至今。
1912年至1950年，将近四十年间，职老爷子经历了北洋政府、南京政府、日伪政权和新中国，竟然一直安安稳稳过着一份滋润日子。北洋时期，北京政府对其颇为尊重，凡有高级官员来沪公干的，必由地方大员陪同着前往拜访；南京政府时期，蒋介石、汪精卫、孔祥熙、宋子文等也都登过门，历届上海市长每逢年节必定上门慰问；日伪时期，侵华日军驻沪部队的将领以及汉奸政府的头头脑脑也曾频频光顾，请其出山，均遭到拒绝；上海解放后，潘汉年副市长受陈毅市长委托，也曾上门探望。
那么，职老爷子为何被认为与“083”专案有关呢？那是因为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反映“职园”近日一反常态，隔三差五有宾客出入，而且这些人的年龄性别、穿着举止都各不相同，有西装革履、旗袍高跟的，也有长衫马褂、绸衣绸裤的，还有粗布衣裤、布鞋草鞋的。这些人来到“职园”，或乘私家轿车、出租汽车、军用吉普，或摩托车自行车、黄包车三轮车，也有步行的。“职园”雇有门卫、花匠、车夫、厨子、保姆，每有客人登门，均各司其职，殷勤接待。职赓老夫妻俩从来不迎接客人，也很少送客到门口，那几个联名反映情况的邻居唯一看到的一次，老两口送出来的客人竟是一个五十来岁看上去属于劳动阶层的妇女。
正是因此，才让几个邻居感到不可思议，凑在一起议论了一阵，越发觉得可疑，于是产生了向派出所反映情况的念头。派出所对此自是重视，正好接到专案组的协查通知，于是就作为可疑情况报了上去。
专案一组遂决定对这两个可疑情况进行调查。
二、两条线索
一组组长徐三友作了分工，侦查员万国伟、蔡鸣和老谢、小祝前往洋泾镇调查席家大院的主人薛无易，刘兴昌、老林、老丰、小贾前往徐家汇区调查“职园”的主人职赓。
7月17日上午，万国伟等四人便衣装束，搭乘轮渡过了黄浦江，前往洋泾镇。先去了洋泾公安分局，找到政保股金股长说明来意。金股长自是积极配合，指派两名侦查员听专案组调遣。其中一位姓马的年轻侦查员是本地人，住在席家大院附近，每天上下班都要路过席家大院门口。小马说，今天早上路过那里时，看见有四五个陌生汉子在门口转悠，不知是什么来路。万国伟等人商量下来，决定请小马出面前往席家大院所在地的居委会，让居委会大妈通知薛无易到镇政府民政股开会，侦查员则在镇政府等候。
不一会儿，小马满头大汗地赶到镇政府，说薛无易不肯来，称他今日有要事，不能离开。万国伟沉吟片刻：“既然他不肯出门，那我们就登门拜访。”
一干侦查员过去一看，暗吃一惊。席家大院大门一侧竟然挂出了一块招牌，白底黑字，赫然醒目：“华北军政委员会物资部驻沪办事处物资储运站”。三个操北方口音的男子正把“军事重地闲人莫近”的牌子往另一侧墙上钉。侦查员有点儿纳闷，怎么席家大院突然变成“军事重地”了？于是上前亮出证件，点名要找薛无易说话。那三个男子不敢阻拦，说薛老板在宅子里面，你们自己进去吧。蔡鸣寻思不能让他们溜了，便说我们没来过贵处，不熟悉，劳驾您三位头前带路。言毕，众侦查员早已围上来，簇拥着那三个男子进了大门。
薛无易从容面对侦查员，说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相遇不认自家人了。说着，拿出一个外面印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的牛皮纸档案袋，把里面的一应文件、证明一一拿给侦查员过目，同时解释说，华北军区因采购军用物资需要，特在上海设立物资储运部办事处。此事分派给了薛无易的堂弟、华北军区后勤部军官薛无冕，薛无冕想起堂兄在上海浦东洋泾镇上有一座宅院，水陆交通均很方便，遂决定征用席家大院作为储运仓库。当时军队征用民房是按市价付房租的，薛无冕还以“华北军政委员会物资部”的名义跟堂兄签订了一份租房协议。
侦查员马上提了两个问题，一是那个“驻沪办事处”在哪里，二是那个薛无冕是否在场。薛无易说堂弟在市里，正为筹建办事处到处找房子呢，储运站可以设在洋泾，办事处却是必须设在市区的。这个回答听起来似乎合理，但侦查员不能仅凭对方的一面之词就打道回府，至少要找相关部门核实一下。万国伟寻思，军方在镇上设仓库，按说镇政府方面应该是知道的，可是，刚刚在镇政府的时候，侦查员向镇领导简单介绍了他们要调查薛无易其人的情况，镇领导却并未提及仓库的事，这又是为什么呢？正疑惑间，侦查员小祝有了新发现——对方出示的证明上的印鉴似乎有问题！
小祝那年不过二十一岁，但于印章却颇有心得。他出身刻字匠世家，九岁开始就跟着祖父、父亲鼓捣印章，到十八岁上，他刻出的印章跟老爸相比一点儿不差，算得上一个专业刻字匠。五年前，小祝因“窝藏”遭到追捕的地下党（他的小学老师）上了国民党警察局的黑名单，不得不投奔苏北根据地，若非如此，他可能已经子承父业当上刻字铺老板了。现在，小祝的专业特长发挥了作用，凭经验，他觉得对方出示的那些文件上的印章略显粗糙，笔画间有拖泥带水的痕迹。
他断定这是伪造的印章，于是盯着薛无易连连发问。对方反复解释说他是房东，不过是受堂弟委托暂时保管这个牛皮纸档案袋，其他情况一概不知。可越是这样，越显得疑点重重。其他侦查员在一旁看着，已经明白眼前这几位必定有事儿，二话不说，拔枪的拔枪，掏手铐的掏手铐，转眼就把连同薛无易在内的几个嫌疑分子铐在一起。然后搜查全宅，搜得伪造的印章一盒，公文、证件若干，手枪三支，子弹二百多发，现钞三百余万元（此系旧版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是10000∶1）。
侦查员没想到误打误撞竟撞上了这么一条大鱼，尽管还不知道这些人与“083”案件是否有关，但肯定是潜伏敌特无疑。出于保密的需要，他们请洋泾分局设法联系一条汽艇开到席家大院后门河边，沿着黄浦江把人犯直接运到了市区，再转汽车押到市公安局。汽艇还没到，身穿解放军军官制服的薛无冕忽然从市区过来了，自投罗网，倒是省了侦查员不少事。
这边几个侦查员分头讯问薛无易等人，却不知另一路侦查员刘兴昌、老林、老丰、小贾四人正遭遇另一个版本的大水冲了龙王庙——
刘兴昌这拨人马的调查路数跟万国伟那一路不同，他们没去徐家汇分局，也没去襄阳路派出所。为什么呢？因为“职园”的可疑情况是徐家汇分局提供的，按常规，如果情况有变化，徐家汇分局会在第一时间告知专案组，现在专案组并未接到通知，所以应该还是老情况。那就没必要去麻烦人家了。
那么，该怎样对“职园”进行调查呢？侦查员一番商量后，认为应以不打草惊蛇为原则，先查外围，盯着那些在“职园”进进出出的主儿查摸，比如他们是何许人，来自何方，居住何处，频频进出“职园”有何目的，跟职赓是什么关系，等等。这种调查当然得悄然进行，于是，四名侦查员分别化装成三轮车夫和乘客、路人以及沿街叫卖的小贩。
刘兴昌个头不高，身材瘦削，他就化装成乘客，让人高马大的老丰扮成车夫，蹬着三轮车载上他，沿着襄阳路由北向南，边走边观察。经过“职园”门口时，三轮车的链子掉了。当然，这是有意安排的。老丰下车装链子，尽管这是个简单活儿，但他以前不曾干过，还是显得有些笨手笨脚。“乘客”刘兴昌则借这个机会下了车，一边等候老丰修车，一边来回溜达，目光有意无意地往“职园”里面窥探。忽然，他注意到“职园”竟然是装有电话的，一根黑色电线从围墙上的丁字形铁架子上伸出，与马路旁边的电线杆相连。刘兴昌暗忖幸亏过来看了看，之前还真没想到电话的问题。既然“职园”是上海滩为数不多的私人电话用户之一，是不是可以考虑请邮电局协助，对这部电话进行监听呢？
正这样想着的时候，刘兴昌忽然感觉到背后似有异样动静，正待转身，后腰已被硬物顶住，有人低声在他耳边说：“不许动！”
刘兴昌一惊，意识到那是手枪，便不敢动弹。因为搞不清对方是何来路，他便用江湖口吻和对方盘道，同时也是向正埋头修车的老丰报警：“不知是哪位老大？兄弟今天正好没带钱钞，请高抬贵手！”
“别啰嗦！”对方显然是个熟手，说话的同时，伸手从刘兴昌怀里抽去了手枪。
一切都发生在瞬间，犹如电光石火，快得让人根本来不及思考。蹲在地上装车链子的老丰发觉情势不对，正待起身，突然两条胳膊被人以擒拿手法反扣住，接着双脚离地，被两个汉子快速抬进了“职园”大门。那二位的动作有些粗暴，将其抬到门内往地上一扔，老丰的半个身子差点儿被摔散了架。一个翻身正要爬起来，又被一脚撂倒，这一脚的力道也不小，老丰怀里掖着的手枪掉了出来。这时，刘兴昌也被人拗住推进来了。两人这才看清，对方是四个彪形大汉，为首的那个利索地捡起手枪，摆弄两下，冷冷地下令：“搜身！”
这一搜，把刘兴昌和老丰的证件搜了出来。对方一看，愣了一下：“你们是市局的？谁叫你们来的？哦……先把他们松开。”
刘兴昌反问：“你们是什么人？”
对方没有回答，把两人请入一间空屋，关在里面。刘、丰听见那个为首的吩咐下属：“给市局打电话核实他俩的身份。”
十分钟后，那个为首的又进来了，把手枪、证件还给二人，说是闹了点儿小误会，然后请他们从后门离开——三轮车已经停在后门口了。
刘兴昌已经意识到对方可能是自己人，但对方自始至终没有亮明身份。遇到这等事儿，他们自是立刻返回专案组驻地报告，刚进门，徐三友已经等着他们了，告诉他们说上级来了电话，命令停止对“职园”的调查，什么原因没有交代。直到很久以后，刘兴昌才偶然听说，“职园”的主人职老爷子当时正奉北京之命执行一桩重要使命，那几个便衣系北京直接派赴上海的安保人员。至于这项使命的内容，只怕连市局领导也不一定知晓。
这时，另一路侦查员已经初步完成对席家大院拘留人员的讯问，所获情况也是“一包气”（上海方言，令人非常沮丧的意思）。
薛无易的堂弟薛无冕时年三十九岁，早年曾在上海滩干过证券交易买卖，不过没有执照，只是给人当助手——当时证券交易执照极为难考，跟如今的注册会计师有一比。别看他没有执照，人脉却很广，据说经常出入上海滩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的公馆，由此可见其活动能量了。照这样发展下去，薛无冕很可能在证券行业成就一番事业。不料抗战爆发，上海失陷，薛无冕进了日伪政权的财政局当了一名科长。如此，到抗战胜利后，他就是榜上有名的汉奸了。在提篮桥监狱吃了两年半的牢饭，出狱时他已是两手空空，孑然一身。于是，他以投资为名到处借钱，折腾了几回，却闹了个血本无归，只有四处躲债。
薛无冕知道，老是这样下去肯定有躲不开的一天。古话说穷则思变，可是，怎样变呢？上海解放后，他所熟悉的证券交易已经停止了；做其他正经买卖也不可能，一是缺本钱，二是没经验，三是国家已经有意识地在控制私营经济的发展。那怎么办呢？看来只有行骗，大捞一笔然后远走高飞，去香港或者澳门。
那么，骗谁呢？薛无冕把主意打到堂兄头上。薛无易是个老实人，也没什么野心，换句话说就是不思进取，靠出租房产就能过上一份舒心滋润的日子，倒也逍遥自在。上海解放后，军方按市价租用席家大院，他照样有一份不菲的收入。后来军方退租了，一时半会儿又没有新房客登门，担心坐吃山空，他才有了点儿危机感。这时，薛无冕来了，说是供职于华北军区后勤部，专门替军方在江南采购物资，并在上海建立一个物资储运点，寻思着肥水不外流，就想到了堂兄的院子。薛无易自是乐意，就跟他签订了协议。房子出租了，薛无易没拿到一分钱，反而贴进了一笔装修费用——薛无冕是打算空手套白狼的，怎么会老实付房租？但薛无易并不担心，他以前有和军方合作的经历，知道军方是信守承诺的，又对堂弟所说深信不疑，做梦也想不到这是堂弟设下的骗局。
薛无冕和他招收的几个帮手一一招供，交代了准备打着军方的旗号大肆行骗的犯罪事实。公章、文件、证明之类，自是薛无冕伪造的；军服、手枪、子弹，则是从黑市上买的。当时上海北站附近的虬江路旧货市场，白天卖的全是合法物品；到了夜晚，正规商家关门打烊，魑魅魍魉纷纷出动，五花八门的违禁物品一应齐全，别说手枪，就是炸弹据说也有出售。政府取缔过几次，但不久就死灰复燃。
如此，费了好几天工夫查摸到的两条线索，就全都断了。
三、暗娼和嫖客
专案一组四处奔波的时候，专案二组也查摸到了一条有价值的线索——
这条线索是侦查员朱福家到派出所布置协查任务时无意中获得的。老朱原系国民党“首都警察厅”的刑事警察，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南京解放前夕接到组织上的通知，说他可能已经暴露，命其火速撤离到江北。南京解放后，他参加了接管工作，仍然干老本行，但不再当刑警，而是调到南京市公安局政保处。这次华东公安部组建“083”专案组，他被领导点名抽调过来。专案二组一干人马返回南京后，随即布置工作，朱福家负责鼓楼分局辖区的协查。他最初当刑警时就在鼓楼区，对这一带很熟悉，接受任务后，他也没去分局，而是直接往下面跑，把协查的事儿交代给派出所。
7月14日，朱福家来到中央路派出所，所长老郁正在和一干民警开会，听取户籍警对管段治安情况的汇报。朱福家没有打断，坐在一旁听着。汇报结束，老郁问他有何贵干时，他指着民警老毕说：“我要查摸的情况好像跟这位同志刚才的汇报有关系。”
老毕刚才汇报说，其管段内的印家巷有一个单身女子，名叫蒋琦蓉，今年三十岁。这个女子的经历很不寻常。她本出身富家，其祖上三代均是南京城里有名的商人，其祖父在世时拥有的房产就达二十处之多，蒋琦蓉现在居住的印家巷12号即是其中之一。她自幼生活优越，一天到晚都有娘姨、保镖、司机围着打转。不过，到她十岁那年，她的生活发生了剧变。先是祖父去世，父辈分家；然后是父亲外出时遭土匪绑架，勒索大洋两万。家里如数交纳，可是，那伙土匪根本没有职业道德，钱到手后依然撕票。
蒋父生前娶了三个老婆，蒋琦蓉是第二个老婆所生。老爸一死，三个老婆闹分家，其母分得房产三处、钱财若干。靠着这些财产，本可以过上相当滋润的日子，可是，原本就有赌瘾的蒋母没了丈夫的约束，不但变本加厉，不久还抽上了鸦片。有这两项开销，别说三处房产，就是三十处只怕也会折腾个精光。不到三年，其母输掉了总价值三四万大洋的浮财，两处房产也抵押了，最后贫病交加，于一个风雪之夜跳江而亡。从此，十三岁的蒋琦蓉成了孤儿。幸亏之前由于族人的强烈干涉，其母没有卖掉位于印家巷的最后一套房产，她才有个落脚之地。在族人的帮助下，她把这套房子的四分之三出租，靠租金维持生活和学业。
蒋琦蓉初中毕业那年，抗战爆发，南京沦陷。当时她已考入教会办的护士学校，日军制造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时，适逢她参加学校组织的教学交流活动去了外地，总算逃过一劫。可是，当她半年后返回南京时，赖以栖身的印家巷房产已被汉奸霸占，接着，护士学校又停办了。其时，蒋氏家族的成员死的死，逃的逃，破产的破产，谁也帮不上她的忙。蒋琦蓉为求生存，只好委身于一个青帮流氓裘三宝。姓裘的许诺三个月内帮她索回印家巷的房产，转眼三个月过去，她不但没要回房产，反被裘三宝灌醉了卖给妓院。直到抗战胜利，妓院老板因汉奸罪入狱，妓院被查封，蒋琦蓉才恢复自由身。不久，国民政府将日伪霸占的财产发还原主，蒋琦蓉才得以回到印家巷的老宅。
遭此大劫，蒋琦蓉身心俱疲，啥也不想，只图过一份安稳日子。而其时的经济状况跟抗战前的“黄金十年”根本没法儿比，仅仅靠出租房屋，蒋琦蓉难以维持生活。她想找一份工作，可多年的妓院生涯让她养成了好吃懒做的习惯，再也受不了朝九晚五的辛苦；想嫁人，那段窑子生涯成了拦路虎。无奈之下，蒋琦蓉在出租房屋的同时，又做起了暗娼。不过，她对主顾是有选择的，只跟几个固定的男性保持来往，不图发财，过上小康日子她就满足了。
本来，各人有各人的活法，上海解放初期，类似蒋琦蓉这样的暗娼行为并无哪条法律予以禁止，所以也不会引起派出所的关注。但是最近，蒋琦蓉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三天前，她的三户房客同时接到房东蒋琦蓉的通知，要求他们在七天内搬离。当初订立租房合约时，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房东如需收回房子，须在三十日内告知房客”，因此，三户房客认为这样的要求不能接受。
若在旧时，遇上这种情况，可以向法院告状，也可以找甲长、保长调解。如今，上海刚刚解放，人民法院虽已成立，但要处理的大要案件颇多，这类小事根本顾不上，而甲长、保长已进了历史博物馆，取而代之的是居民委员会。于是，三户房客便向居委会反映情况，希望协调解决，其诉求是最好不搬，如若一定要搬离，那房东也得给足一个月的时间让他们寻找新的房源。
户籍警老毕在例行巡查时，从居委会得知了上述情况。其时派出所还没有接到“083”专案组的协查通知，老毕只是将其作为日常工作内容在派出所的例会上向所长作了汇报。旁听的朱福家认为这个情况值得注意，就留下老毕专门了解，不问别的，单问两点——蒋琦蓉要求房客退租时，说了什么理由；蒋氏的那处房产面积多大，结构如何？
老毕说，蒋琦蓉要求房客退租时没说理由，只说她的房子另有用项，而且比较急，所以要求房客立刻退租；作为补偿，她愿意免除本月的租金。蒋的房子是一座小型石库门宅院，独门独户，两层楼房，进门有一个天井，分前后两进，有前后客堂、东西厢房以及阁楼，总居住面积应该不少于一百八十平方米。朱福家听着，心里一动：如此建筑结构，颇适合给那位“心战专家”作培训场所，只要大门一关，里面别说开“心战”课了，就是练擒拿格斗外面只怕也听不见，而且还有那么大的面积，一次聚集十几人应该不成问题。
朱福家返回专案组驻地向专案二组组长路惕升一汇报，立刻引起了重视。侦查员们兵分两路，一路跟房客接触，了解相关情况；另一路则密切注视蒋琦蓉的一举一动。
侦查员钱春白、荣冲福、老王、小姜四人奉命向房客了解相关情况。三户房客分别姓郭、宋、杨，都是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三人提供的有关房东蒋琦蓉的情况，归纳起来如下——
蒋琦蓉这几年里的相好比较固定，总共不过五六人，上海解放后至今，常来往的有三个，一般一星期来印家巷这边一次，有时过夜，有时待上半天。邻居都知道蒋琦蓉曾做过妓女，再说人民政府当时也没明令禁止这种暗娼式的卖淫，因此对蒋倒也比较宽容，有时背地里偶尔说起，有人还认为这种固定嫖客至少比没有节制的胡乱接客显得“文明”些。郭、宋、杨三户房客对那三个固定嫖客也没有另眼看待，时间长了，偶尔遇见还打打招呼，聊上两句。由此得知，这三个嫖客一个姓李，系长江客运码头的机修工；一个姓陆，系秦淮区不知哪所学校的体操老师（旧时人们把体育课称为体操课）；还有一个姓闵，也在秦淮区，是个中医。
房客们对那个姓闵的中医印象最为深刻，此人性格温和，比较健谈，而且热心，三个房客都受过他的惠——家里老人孩子有个头痛脑热什么的，适逢他登门，顺便请其诊治，当场开个土方，往往药到病除，而且不收费用。此外，这位郎中先生还精通电气，三个房客家里的电灯、收音机、留声机之类的出了故障，让他摆弄两下，立时解决问题。
蒋琦蓉其人生性小气，比较贪财，对房租卡得很紧，只要听说别家涨价，她必定会在第一时间跟涨；交纳房租的时间也严格按照合约规定执行，只能提前，不能延缓，有时交租日房客正好不在家，她即便等到半夜也绝不拖到第二天。所以，这次她主动提出愿意免收本月租金，房客们都颇觉意外。三个房客不约而同判断，她之所以急着把他们赶走，肯定是因为有了愿意出高价的新房客。
那么，平时蒋琦蓉是否有嫖客之外的其他客人来访呢？在房客们印象中，蒋琦蓉平时一向没有什么亲朋好友登门，即使逢年过节也是如此，这可能跟她做过妓女有关。可是，五天之前，忽然有一个肤色黝黑、举止粗鲁的大汉登门，蒋琦蓉热情款待，比对那三个老嫖客还殷勤。那黑大汉是下午三点多来的，蒋琦蓉随即拜托房客老郭的妻子去菜场买来生熟菜肴和老酒。吃过饭，那大汉由蒋琦蓉陪同着出去了。房客都以为他是告辞离开了，而蒋是去送客的。哪知晚上八点多，两人又回来了，房客们从其言谈间得知，原来两人去看电影了。当晚，黑大汉留宿蒋琦蓉家，次日日上三竿方才离开。当天傍晚，蒋琦蓉就向三户房客提出，要立刻收回房子，另有急用。
三位房客提供的情况中，有两个人让侦查员们产生了兴趣。一是那位中医。身怀岐黄之术不算啥，那个年代中医有的是，问题是一个中医怎么会精通电气，甚至会修理收音机？这在当时是比较罕见的。另外，就是那个突然冒出来的黑大汉，这主儿是什么来头？跟蒋琦蓉是什么关系？此人出现之后，蒋琦蓉就要求房客们搬家，这是偶然的吗？
次日，专案组派员分头查摸。尽管三个房客提供的嫖客信息比较模糊，但对于侦查员来说已经足够了。他们分头跑了半天，就顺利地找到了目标。这三人分别是长江客运码头职工李圣培、私立“勤俭小学”体操老师陆中民和私营中医闵玮钧。进一步调查，李圣培、陆中民历史清白，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或帮会，除了跟蒋琦蓉等暗娼有来往之外，并无其他劣迹。闵玮钧则不同。这人是中医不假，而且还是祖传郎中，医术不错，但他在抗战时曾参加“中统”，系“中统”派驻上海特务机构的地下报务员，在法租界霞飞路以中医诊所为掩护，秘密从事报务工作，后因组织遭到破坏，奉命撤离。离开上海后，他没有返回重庆听候总部重新安排，而是私自回到了南京老家，脱离“中统”，开业行医至今，不过，尚不清楚他现在跟“中统”方面是否还有联系。至于那个黑大汉，专案二组虽然费了不少劲儿，却未能查到其底细。
“083”专案组组长王范听到上述情况汇报后，认为专案二组有可能查摸到了有价值的线索，于当晚赴南京坐镇，指挥进一步的侦查。
专案二组继续对蒋琦蓉进行秘密监视，发现她除了去过一趟一街之隔的“达诚牙医诊所”治疗蛀牙外，并未跟其他人有过接触。与此同时，专案二组侦查员跟已经排除嫌疑的两个嫖客李圣培、陆中民进行了接触，辗转了解蒋琦蓉跟闵玮钧的关系，那二位都说没听说过此人。再细问下来，李、陆二人也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也就是说，蒋琦蓉对三个嫖客均隐瞒了自己另有相好。
7月16日一早，李圣培、陆中民向专案二组报称，他们分别收到了蒋琦蓉寄出的挂号信函，说现在已经解放了，人民政府颁布了《婚姻法》，提倡新风尚新风气，作为守法群众，应该响应政府号召，所以她决定从此中断跟他们的关系，准备在适当的时候物色对象，组建家庭，生儿育女。
这两封内容相同的信函交到专案二组，侦查员们传阅之后，马上产生了疑问——蒋琦蓉正被秘密监视着，可监视人员并未发现她曾经去过邮电局寄挂号信呀？再看邮戳，这才恍然。原来这信是7月14日寄出的，那时候监视人员还没到位。当时邮局的投递效率不高，再加上初解放时各行各业都百废待兴，邮局这边人手不足，即便是同城的信件，隔上一两天才送达也是常事。
这时，管段派出所打来电话，说有个叫闵玮钧的中医跑到蒋琦蓉家里去吵架，双方争执不休，闵对蒋动了手，打得蒋口鼻淌血。邻居报告居委会后，居委会干部把两人送到了派出所。因为涉及蒋琦蓉，派出所马上致电专案组，询问应如何处理。
二组组长路惕升立即指派侦查员荣冲福、老钟、小夏前往派出所，以派出所民警的名义分别跟蒋琦蓉、闵玮钧谈了话。原来，闵玮钧也收到了蒋琦蓉寄出的断交信。闵有妻子，跟蒋琦蓉的交往无非是寻求刺激。现在，蒋琦蓉不愿跟他保持关系了，本也无可无不可。可是，前不久他刚送给蒋琦蓉一块女式“英纳格”手表，此刻忽然接到断交通知，心情可想而知。于是，就拿着挂号信赶到印家巷，向蒋琦蓉讨还手表。蒋琦蓉生性贪财，哪肯把已经到手的手表还给人家？争执中，闵玮钧一怒之下抽了蒋琦蓉一个耳光。
事情就这么简单，双方都没有说出更多的内容，侦查员就把此事交由派出所处理。当时的法律对于个人赠予尚没有统一的观念，承办民警都是凭着感觉办案，向闵玮钧问明价格后，让蒋琦蓉付了一半的钱钞，“英纳格”就归她了。
离开派出所，蒋琦蓉捂着半边脸去了“达诚牙医诊所”，不到半小时，跟踪的侦查员就看见牙医把她送出诊所，一边还叮嘱些注意事项。侦查员根据他们断断续续的谈话判断，蒋琦蓉的那颗蛀牙被闵玮钧一巴掌打得摇摇欲坠，牙医已经将其拔下来了。告别牙医，蒋琦蓉在附近的一家豆腐店里买了两块豆腐，径直回到印家巷。
次日上午，专案二组的侦查员们正讨论蒋、闵的这次争吵是否有什么其他背景，又接到派出所的电话，说蒋家的三个房客来反映，他们昨晚接到蒋琦蓉的通知，告知不必搬离，欢迎他们继续租住。一干侦查员吃惊不小，这是怎么回事？她为什么打消驱赶房客的主意了？
专案二组之所以把蒋琦蓉列为“083”专案的嫌疑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她的私房特别适宜于提供给“083”执行培训“心战”特工的使命。现在，她不再让房客搬离，那岂不说明敌特方面已经决定放弃这个地点了？为什么放弃？难道跟昨天闵玮钧上门一闹有关？
专案二组当即举行案情分析会，由坐镇南京的“083”专案组组长王范主持。王范综合了众人的意见，认为还是得盯着蒋琦蓉，这个女人身上有明显的可疑之处。撇开那个不明身份的黑大汉，仅是她这两天的言行举止就颇值得商榷。在整个“083”案件中，蒋琦蓉不过是个棋子而已，这一点没有疑问。印家巷住宅是否作为授课点，当然不是她本人能够决定的。但是，她既然明确通知房客可以继续租居，说明她得到了上家的指示。问题是，这个女人已经处于我方侦查员的密切监视之下，她是通过什么途径跟她的上家或者上家的代理人取得联系的呢？
根据监视人员的值班记录，自蒋琦蓉被监视以来，除闵玮钧外并无其他人登门。蒋琦蓉离开过住所两次，前一次是去牙医诊所，后一次是去派出所解决纠纷，在返回途中又去了一趟诊所，然后去菜场买了两块豆腐。除此之外，她所接触的人就只有同一屋檐下的三户房客了。三户房客应该没有问题，因为之前跟他们进行的谈话已经算是打草惊蛇了，而蒋琦蓉并无反应。
那么，闵玮钧是否有问题呢？侦查员认为似乎可以排除其嫌疑。如果仅仅是为了向蒋琦蓉传达上家的指示，不需要采用讨要手表这类借口，更没必要大动干戈，闹得邻人尽知，他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手段做到这一点。而且，也许正是因为闵的上门，动静闹得太大，蒋琦蓉将此事上报之后，其上级认为此地已不适宜作为培训地点。照这样分析下去，蒋琦蓉接到取消原计划的通知，应该是在闵玮钧上门之后。
这样，剩下的疑点就是那个牙医诊所了。蒋琦蓉这两天一共去过两次，昨天是第二次，去过之后的当晚，就挽留房客继续租住。对于她来说，这应该是第一时间，因为那时三个房客刚刚下班回家。当然，昨天她还去买过豆腐，不过，跟豆腐店老板娘的接触不过分把钟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要把闵玮钧登门闹事的信息告知对方，还要等待对方作出放弃原计划的决定（前提是豆腐店里的人即是蒋的顶头上司，有决定权），实在是太过仓促。所以，侦查员认为问题应该出在牙医诊所，那个牙医是有决定权的，听到蒋的汇报之后，随即决定放弃原计划。于是，蒋当晚就挽留房客了（这可能是她自己的主意）。
“083”专案组组长王范当即下令，秘密调查“达诚牙医诊所”。
四、牙医诊所
不到半小时，跟踪的侦查员就看见牙医把她送出诊所，一边还叮嘱些注意事项
“达诚牙医诊所”是一家只有一名牙医唱独角戏的小诊所，牙医名叫钱达诚，四十岁，是个自学成才的牙科郎中。旧时做牙医不必凭文凭，也没有执业医师证书之说，第一只要敢想，第二只要敢做，第三须得有患者光顾，那就足够了。钱达诚就是这样，先是在马路边上设小摊头，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再撑一顶遮阳伞，弄一张马粪纸写上“专治蛀牙”什么的，就算是开张了。他在遮阳伞下从十八岁熬到三十六岁，方才买了套门面房开了诊所。凭着长期马路设摊练就的那套水磨功夫，他跟一干邻居搞好了关系，主顾渐渐增多。
不过，跟邻居关系好，也意味着人家会了解自己的情况。不止一个邻居告诉侦查员，他们最近曾见到过一个肤色黝黑、面容狰狞的中年汉子去过诊所。
信息反馈到专案组，王范果断下令：拘捕钱达诚，搜查诊所！
7月19日晚，一干侦查员悄然包围了诊所，请一位女邻居以“丈夫急病，请求相帮”为名叫开了门。众人一拥而入，竟有意外发现——那个相貌特征明显的黑大汉也在诊所内。因为天热，黑大汉在后面天井里用门板搭了一张凉床，光着膀子躺在上面。这厮颇为机警，听见动静，一个翻身滚下凉床，从墙边花坛里取出预先藏好的手枪，正推弹上膛时，被率先冲上来的侦查员一拳砸飞。黑大汉身手不错，随即一脚踢倒侦查员，但往下却不敢“有所作为”了，因为此时至少已有三支手枪对准他了。
众侦查员押着钱达诚和黑大汉前往专案二组驻地，当即讯问，不料却是一场空欢喜……
黑大汉名叫齐大梁，江苏盐城人氏，四十二岁，系苏北一带小有名气的海盗，道上字号唤作“黑煞神”，二十多年来作恶多端，血债累累。抗战期间，曾被日伪收编，给了他一个伪军营长的官衔。后来因为跟上司关系恶化，制造了一起灭门血案，把上司一家八口杀光后逃到南京，改名换姓，混进一家国术馆当教习。立稳脚跟后，齐大梁拿着多年打劫得来的钱财挥霍，隔三差五逛妓院，结识了当时尚未从良的蒋琦蓉。蒋贪财，认钱不认人，跟齐大梁厮混了一段时间。抗战胜利后，蒋琦蓉之所以能收回印家巷的房子，也是借了齐大梁的光。
尽管国民政府下令发还原产，但曾经霸占房产的那个汉奸已经将房子租给了好几个房客，那些房客就是赖着不走，蒋琦蓉无可奈何，只得求齐大梁帮忙。齐大梁动用他的江湖朋友登门威胁，才迫使房客们就范。为此，蒋琦蓉对齐大梁特别感激，甚至有了嫁给他的打算。齐大梁还没盘算定当，突然得到消息说他已被列为“江苏省七大双料巨匪”之一（“双料”指的是抗战前是匪盗，抗战时投敌），立马拔腿开溜。在东北、西北混了一阵，三次被捕，都被他逃脱。最近齐大梁又回到南京，想先待上一段时间，歇歇脚，喘口气，有机会就干几票，然后再想办法逃往境外。
抵达南京后，齐大梁先去找了牙医钱达诚。用钱达诚的说法，齐大梁应该算得上是他的“恩公”。他在认识齐大梁之前，一直在马路旁摆小摊头。那时候没有城管，不过警察时常要来训斥或者驱赶，隔三差五他就得装孙子；另外，地痞流氓小瘪三也常来敲诈勒索，时不时得破点儿小财，甚至还有人来拔“霸王牙”——拔了牙不给钱。自从结识齐大梁后，因为警察中有齐大梁的国术弟子，只打了声招呼，从此就一切太平，警察和地痞流氓不但不再骚扰，还时不时给他拉几个客户。他的生意从此越来越好，有时病人来拔牙还要排队。
钱达诚渐渐有了点儿积蓄，想买房子开诊所时，齐大梁再次相助，还垫了一些钱钞。钱达诚尚未把齐大梁垫付的钞票还清，齐已经被列为“双料巨匪”，滑脚开溜了。此刻，齐大梁登门，钱达诚自然热情接待。在他看来，老齐是国民党警察局通缉的，如今国民党政府垮台了，老齐自然也就没事了，只要别再惹麻烦就行。
在牙医诊所住下后，齐大梁又去找蒋琦蓉。他对蒋说了自己准备偷渡赴港的计划，蒋琦蓉马上提出要同行。齐大梁说一起走没问题，但你得把房子卖掉，设法换成黄金，否则这房子就等于是丢了。蒋琦蓉深以为然，却不知应该如何操作。齐大梁让她先把房客回掉，有房客的房子不容易出手。临走时，齐又告诉蒋，他近日住在牙医诊所，有事可去那里见面，但没事不要过来。
其实，齐大梁对蒋琦蓉隐瞒了一件事。他准备把以前的几个海盗弟兄召集过来，一起在南京干上几票，然后再伺机偷渡。由于那几个弟兄都在外地，赶到南京的日子肯定有早有晚，这就存在一个安全问题。旅馆查得紧，不能住；临时租房也有一个提供临时户口的障碍；悄悄猫在钱达诚的诊所吧，诊所太小，进出人员太杂容易引起怀疑。于是，齐大梁就想到了蒋琦蓉的房子。把房客撵走后，就可以悄然住人了，只要不往外乱跑，那幢独门独户的石库门院落绝对安全。
这边蒋琦蓉向房客提出退租后，又想到她得结束跟那三个长期嫖客的关系，免得哪天正好撞到，惹恼了齐大梁，发作起来那就误事儿了，就悄没声地去邮局寄了断交信。哪知，李圣培、陆中民倒还好说，不来往就不来往，那个姓闵的中医却十分难缠，竟然打上门来。说来也怨她太贪财，西瓜芝麻都想抓，结果就挨了人家一顿揍，还进了趟派出所，被迫出了一半钱款。她不服气，离开派出所就直奔牙医诊所，希望老齐能帮她出一口恶气。
齐大梁听她如此这般一说，马上意识到派出所肯定会因此事留下印象，印家巷那边显然已经不适宜作为“集结点”了，得另外设法解决。这个蒋琦蓉太贪财，而且喜欢擅自行动，容易坏事，还是甩开她比较安全。他就糊弄蒋琦蓉说，卖房子的事儿他跟人谈得差不多了，人家买来也是打算出租的，带着房客也无妨，只要能继续收房租就行，所以也就不必要求房客退租了。
齐大梁的反侦查意识极强，生怕蒋琦蓉跟闵玮钧的矛盾会牵连到自己，已经打定主意，尽快物色新的藏身地，哪知这么快就落网了。
尽管抓获了一名榜上有名的刑事要犯，但跟自己肩负的使命没有关系，专案二组的侦查员们空欢喜一场。齐大梁已被移交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侦查员们还得另行寻觅“083”案件的线索。
五、甥舅之间
回过头来，再说专案一组的侦查进展。
7月18日，专案一组开会分析案情。这个会开得有点儿长，从上午八点一直开到下午三点多。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大伙儿花费这么些时间还是值得的，因为专案一组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改变侦查方向，并获得了专案组长王范的首肯。
原来进行的调查是围绕“083”潜入内地后用以藏身和活动（即培训“心战”人员）的地点开展的，现在，大伙儿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决定撇开这个方向，另外寻找突破口——针对敌特方面潜在的受训人员进行调查。
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上海这个城市反特工作的特殊性。当时的上海是全国所有城市中潜伏敌特分子最多也最杂的一个，这当然与上海的地理位置、历史状况以及经济和政治重要性有关。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上海拥有大量的“边缘人员”。所谓“边缘人员”，指的是以下四类对象——
其一是双料分子，即“两面间谍”或“多面间谍”。由于历史原因，早在抗战之前就已有多方的情报特工在沪活动，除了国共双方的以外，还有苏联、共产国际和其他西方国家派遣的。上海解放后，这些特工有的离开中国，有的因历史问题被捕或被审查，有的归口到革命队伍，还有一些虽然不属于我方人员，但曾与我方有过合作，通常都是功大于过，不属于惩处对象。这部分人员不愿接受政府的安排，而是选择自谋出路，流落在社会上，做生意或供职于公私企业等。
其二是脱离分子。这类人员曾是国民党或者其他方面的特工，没有严重罪行，有的在历史上还为中共方面提供过帮助，而且早在解放战争甚至抗日战争之前就已经脱离特工组织，不再跟政治沾边。上海解放后，政府方面一时腾不出手跟他们坐下来“回忆往事，清点功过”，暂时任他们该干啥还干啥。
其三是自首分子。此类对象通常犯事不大，属于敌特组织中的小角色。上海解放后，他们主动前往公安机关登记，因罪行较轻，又属于自首性质，暂不予追究。
其四是嫌疑分子。这类人员曾经为敌方出过力，甚至直到上海解放前夕还有特务活动，已经是我方暗中监控的对象。
众侦查员认为，“083”潜入内地进行“心战”培训，其受训对象中的绝大多数肯定是公安机关不掌握的潜伏敌特分子，但不排除敌特组织临时物色一些他们认为适合拉拢的对象参加培训。根据以往破获的敌特案件来看，其潜伏使命中通常都有一项“发展成员，壮大队伍”，所以借培训之机拉“边缘人员”下水的可能性从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存在的。毕竟，他们相互之间可能相识，甚至以前曾共过事，抑或是上下级关系的也有。从另一方面分析，上述四类“边缘人员”中的第四类，即那些已被我方留意的嫌疑分子，有可能恰恰被敌特组织选中接受“心战”培训。因此，查摸这些“边缘人员”，就是目前寻找“083”踪迹的一条有效途径。
定下新的调查方向后，专案一组随即作了具体分工，一干侦查员忙碌了四天，7月22日汇总情况，一共查摸到十六名被认为符合条件的“边缘人员”。随即对这十六人的情况逐个进行分析，经过再次筛选，定下了七个重点调查对象。这一重点调查，焦点就集中到了其中一个名叫丁大有的调查对象身上。
说起丁大有，就不能不提他的舅舅屠兰盛。没有屠兰盛提供情况，侦查员也不会那么快发现嫌疑对象。
屠兰盛是浙江宁波人氏，时年三十三岁。他原是江南造船所（新中国成立后改称江南造船厂）的一名钳工，抗战爆发那年正是二十挂零血气方刚的当儿，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展为地下党员。1940年初冬，皖南事变前夕，屠兰盛忽然接到组织上的通知，说他的身份已经暴露，命其火速离开上海，前往皖南茂县新四军军部待命。组织上本来是准备将其安排到枪械修理所工作的，因为他既是钳工又是党员，容易跟那些技工师傅（属于军方雇佣人员，并非新四军军人）打成一片。可是，屠兰盛在辗转前往皖南的途中，穿越日寇封锁线时被敌人发现，交通员牺牲。这样，屠兰盛就跟组织上失去了联系。当然，他的目的地是明确的——安徽茂县新四军总部。
屠兰盛还是认定方向直奔皖南，可他的运气实在太差，半路又遇上了国民党第二十三集团军上官云湘部，当即被强征当了挑夫。排着队挨个儿从卡车上卸子弹箱时，旁边另一辆卡车抛锚，几个士兵修了半天也修不好，汽车团一名军官骂骂咧咧抄起扁担就要揍人。屠兰盛看不下去，便出言指点。人家按他的指点一试，引擎竟然立马就能发动了。那时候，别说像屠兰盛这种大上海著名大厂出来的钳工了，就是穿街走巷磨刀补锅的匠人都被看作技术人才，因此屠兰盛马上就引起了军官的重视，随即强令“光荣入伍”，而且立刻就是上士军衔，专门负责修车。
初时屠兰盛还惦记着找机会逃跑奔茂县，但不久就发生了“皖南事变”，新四军不知去向，他也就死了心，寻思先留下再说吧。一年后，“军统”首脑戴笠在进行一年一度的“战地视察”时，途经二十三集团军驻地，座驾出了问题，向部队求助，汽车团指派屠兰盛去排除了故障。戴笠向他表示感谢时跟他聊了几句，得知他来自上海，且是浙江人，心里就留下了印象。不久，屠兰盛接到通知，让他去重庆“军统”局报到。这时的屠兰盛，早就打消了寻找组织的念头，接到命令立刻动身。他估计，到了重庆八成还是让他去修车。哪知，戴笠不仅是看中了他的技术。他是上海人，熟悉上海的情况，又有技术作掩护，是从事地下工作的绝佳人选，而且，“军统”上海区行动特工的武器一旦发生故障，也好让其修理。就这样，屠兰盛在重庆加入了“军统”，经过简单培训，就被派到了上海。
抗战胜利，“军统”裁员，屠兰盛拿了一笔退伍费离开，还干他的老本行。不过不做钳工了，而是在北京路开了一家五金店铺，生意还过得去。上海解放后，屠兰盛遵照市军管会的通令，前往公安局登记。接待人员让他回家写一份自传材料，屠兰盛只有小学文化，花了一个星期方才完成。材料交上去后，没有下文，没人来找他，他也就定下心来继续做他的五金店老板。
不久，北京举行开国大典，新中国宣告成立。此后，时不时有人找上门来了，都是找屠兰盛外调的，有调查敌特情况的，也有中共组织部门审查干部时向他了解当时地下党某人的情况的，总之，都是别人的事儿。忽一日，又有两个政保侦查员来找他，问的内容却是跟他有关的。
“有一个叫丁大有的人你认识吗？”
屠兰盛说：“他是我外甥，哪有不认识的道理？怎么，他有什么事儿了？”
丁大有只比屠兰盛小一岁，但确实是屠兰盛的亲外甥，这种情况在那个年代司空见惯。侦查员问屠兰盛是否曾介绍丁大有参加“保密局”特务组织。屠兰盛说没有。对方追问：“没有？你再想一想！”
“真的没有！”
侦查员二话不说就掏手铐，屠兰盛慌了，要求让他再想想。想来想去没有结果，就要求对方“稍微提示一下”。对方说了三个字——姜青甫。这一说，屠兰盛终于想起来了。
姜青甫是他在“军统”时的同事，是个收集情报的小特务。抗战胜利后，屠兰盛离开“军统”，姜青甫则继续干特务。“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后，姜青甫晋升为少校。大约两年前的一天，屠兰盛在外滩偶遇姜青甫。许久不见，自是要打个招呼叙叙旧。姜青甫邀请屠兰盛去外白渡桥畔的礼查饭店喝咖啡，闲谈中，得知屠兰盛的外甥丁大有在交通大学做技工，就说想见见丁大有，交个朋友。屠兰盛干过几年特务，知道对方可能是想收集交通大学的什么情报，便把丁大有的地址给了姜青甫。之后，他再也没见过姜青甫，跟丁大有当然一年会见几次面，不过早把这件事抛诸脑后，也不知后来姜青甫是否去找过丁大有。
现在，政保侦查员为这事找上门来，那说明丁大有十有八九已经被姜青甫发展为“保密局”特务，而且可能还在活动。想明白这一点，屠兰盛更不敢隐瞒，一五一十把上述情况和盘托出。那二位问：“丁大有前年离开交大，去戏院干电工了，这事儿你知道吗？”
屠兰盛说：“这个我是知道的，他还没去的时候我就听我姐姐说了。”
“我们可以直言不讳地告诉你，丁大有是有问题的。据我们掌握的材料，丁大有为姜青甫收集过交大学生运动的情报。至于他是否加入了特务组织，我们还在调查。”
屠兰盛暗忖，对方告诉自己这些情况是什么意思？肯定有什么目的吧，而且多半跟自己有关。于是，看着对方不吭声，静候下文。果然，对方接下来就摊牌了，先说题外话：“你历史上有问题，不仅是参加‘军统’的问题。当初过封锁线时，那个交通员一共护送了四个人，怎么只有你一个人活着？这里面有没有问题，还要继续调查。所以，我们随时可以把你拘捕，而且可以一直关着，你信不信？”
那时候对于人犯羁押没有法定期限，“一直关着”的现象确实存在，屠兰盛也听说过，所以点头表示没有异议。然后，对方又说：“不过，我们并没有把你一棍子打死的打算，还是想给你将功补过的机会，就看你是不是愿意争取了。”
屠兰盛自是点头如鸡啄米。对方这才道明来意，让屠兰盛利用亲戚的便利条件对丁大有进行秘密监视，具体注意哪些方面，屠兰盛当过特务，都不必侦查员交代。此后，屠兰盛每隔十来天，就给侦查员写一份监视报告，详细记录丁大有的动向。
就这样，屠兰盛成了政保处的耳目，他也比较乐意做这件事。第一并不吃力，也不会影响他的生意；第二可以保全自己。最近他不断听说上海解放伊始去公安局登记的那些有历史问题的主儿陆续被捕的消息，其中有的还不是像他这样正式参加了特务组织，只不过是因为朋友关系偶尔为特务组织提供了帮助。他担心，如果不照政保民警说的做，只怕也逃脱不了吃牢饭的命运。
如今，专案一组的线索就来自屠兰盛的监视报告。
五天前，屠兰盛从姐姐屠兰菊（即丁大有之母）那里得知，在戏院干得好好的丁大有忽然跟老板闹翻了，要辞职。当时，许多厂家商铺的经营者对中共政策缺乏了解，担心被没收财产，其中也颇有一些人曾跟国民党、日伪方面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因此，都在上海解放前夕变卖资产，跑到海外去了，由此导致上海解放后社会上的失业情况比较严重。像丁大有这样捧着戏院电工的饭碗，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许多人羡慕都来不及，可他却吵着要辞职，不要说丁大有的母亲，就连屠兰盛也不免大吃一惊。不过，当过“军统”特务的屠兰盛随即就怀疑其中可能有什么特殊原因。正好姐姐托他劝劝这个外甥，他就借着这个机会跟丁大有聊了聊，得知了丁大有跟老板闹翻的原因。
不久前，丁大有向老板请两个月的假。老板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连问两遍确认自己没听错，丁大有说的是两个月而不是两天，立马拒绝。为什么呢？戏院的照明通风、放映设备、舞台灯光最为要紧，马上要进伏天了，几乎天天都要跳闸，电线也时不时烧焦，这都得靠电工来撑着。若是请两天假，那还可以商量，临时从其他戏院请个电工客串一下，请两个月的假，那不是让老板坐蜡？老板坚决不准假，丁大有就动了辞职的心思。
屠兰盛当然要问问外甥请两个月假想做啥。丁大有支支吾吾，说朋友请他临时去帮忙，报酬开得蛮高的。再问下去，外甥就不肯透露了。
第二天，屠兰盛又去了姐姐家，听说丁大有主意已定，先做临时工，顺带着另外物色饭碗。使他不解的是，姐姐和外甥媳妇竟然默认了，不再唠叨，也不再请他出面“劝劝大有”了。如果屠兰盛到此为止的话，可能也就无法为专案一组提供线索了。可是，这个情况对于曾当过特工的屠兰盛来说，几乎不假思索就觉得反常。他不再向一脸神秘兮兮的外甥媳妇和姐姐打听，出门直奔董家渡。
去董家渡干什么？找姐夫丁中耕。丁中耕已年过六旬，干了四十多年账房犹觉不够，还在一家南货批发行发挥余热。老头儿嗜酒，每餐都要喝二两。屠兰盛赶到董家渡，佯称办事路过，正好请姐夫去饭馆吃午饭。丁中耕有机会喝一杯，自是乐意。两人边喝边聊，屠兰盛终于从丁中耕的嘴里套出了外甥辞职的原因——丁大有在外面接了一个活儿（具体是什么活儿老头子也说不清楚），为时两个月，对方一次性支付了三百万元的报酬。
旧版人民币三百万元，相当于新版人民币三百元。不过，按上海解放初的物价，三百万元可以买一套位于上海市区、面积在六十平方米上下的二手房（平房），相当于丁大有在戏院打工近一年的薪水。屠兰盛闻听之下，顿时一个激灵。丁大有有几把刷子他最清楚了，充其量不过是接接电灯线修修放映机，这种活儿对江南造船所出来的钳工屠兰盛来说太过小儿科了，什么人会出如此高薪临时聘用这主儿？他马上就联想到了外甥的敌特嫌疑，于是把上述情况原原本本写进报告，送交市公安局政保处。
专案一组排查到这个情况，立即对丁大有产生了兴趣。一干侦查员讨论下来，最后的结论是，当初姜青甫通过屠兰盛认识丁大有后，利用丁在交通大学的便利收集有关学生运动的情报，当然是支付了报酬的。但是，丁大有并未参加特务组织。
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丁大有当初参加了特务组织，上海解放后，“保密局”完全可以派人来与其续上“组织关系”。这是由不得丁大有愿意不愿意的。根据“保密局”的前身“军统”创始人戴笠定下的规矩：一旦加入团体，只要未获准离开，终身不得脱离；否则，将执行“纪律制裁”。“保密局”只需派人找到丁，命令其“归队”，他就得乖乖跟着走。不然的话，客气点儿的，一纸检举信附上当年领取报酬的字条寄到上海市公安局，不客气的那就直接“纪律制裁”了。
一般情况下，特务津贴是按月领取的，底层小特务的津贴通常不会很高。如果丁是在册的特务，无论是否支付报酬，上级特务组织安排他干什么活儿，他都必须执行。可是如今，丁大有一次性获得了三百万元的报酬，这说明丁大有充其量不过是“保密局”的外围人员。
再往下分析，对方给了丁大有这么多钱，要让他干什么？从为时两个月这一点来看，跟“083”潜入大陆执行的使命是沾得上边的。那么，对方拉拢丁大有，具体安排他做什么活儿呢？根据丁大有的经历及其掌握的技能，侦查员们认为可能跟“心战”培训有关。估计“083”的授课方式不单单是空口白话，还会采用幻灯、小型电影放映机、播放录音等方式加强效果，而这些设备无法直接携带入境，也不适宜在内地搬来运去，所以，会通过“就地取材”的方式来解决。物色丁大有，就是出于这种需要。
综上，专案一组认为，这个丁大有是一条相当有价值的线索。
一组组长徐三友向王范汇报了上述情况，请示对丁大有的调查采取何种“规格”，即整个儿一组人马全部扑上去呢，还是只动用部分侦查员，剩下的人继续从其他方面寻觅线索。王范与徐三友商量下来，最后决定，为稳妥起见，先指派三名侦查员调查丁大有；如果查下来发现确实跟“083”案件有关，那就把一组的力量全部压上去。为便于即将开展的调查，王范通知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让那两个原负责联系屠兰盛的侦查员，即刻起将该耳目移交专案一组。
侦查员蔡鸣、老谢、小祝受命对丁大有进行秘密调查。7月22日晚，三人悄然约见屠兰盛，要求他从次日起，找个借口尽可能抽出较多的时间协助专案组工作。屠兰盛说这好办，我有高血压的毛病，就说不舒服需要休息几天就行了，以前也常有这样的事儿。
次日上午，屠兰盛把五金店的生意安排了一下，接着，去南京路的老字号“沈大成”买了些卤菜、皮蛋，拎着去了姐姐家。这天是星期日，姐夫丁中耕不上班，正好一起喝酒。饭后，姐姐屠兰芳说昨晚太热，大家都没睡好，“打个中觉”，睡一会儿吧。那天，丁大有不在家，其妻带着两个子女去娘家了，屠兰芳便把弟弟安排在丁大有的房间里午睡。
对于屠兰盛来说，这正好是一个机会，可以看看外甥的房里藏了些什么。四处察看了一阵，没有什么发现。正要上床，脚跟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低头一看，是床底下的一口木箱。屠兰盛是姐姐家的常客，因为是能工巧匠，时常被爱好无线电的外甥缠着，帮外甥设计制作各种外壳、线路板一类的玩意儿，这口木箱就是用来盛放此类物件的。不过，平时这个木箱都是摆放到位，上床时脚后跟不会碰上，今天位置有些靠外，看来外甥是动过这口箱子了。屠兰盛干过特务，心眼活，马上打开来查看，发现少了一样东西——一个便携式工具箱。
屠兰盛对这个工具箱的印象很深，那是他刚经营五金店时从两个美国水兵那里收购的。当时二战刚刚结束，黄浦江上停泊着美国军舰，水兵们常常把舰上的物资偷运上岸卖给市民。这口便携式工具箱只有寻常红十字医药箱那样大小，内盛多种精巧、轻便的五金工具，是为舰上的救生舢舨专门配备的，市面上根本见不到。屠兰盛买下后，正好丁大有去五金店，见之赞不绝口，屠兰盛就送给外甥了。现在，这个工具箱不在了，显然是丁大有拿出去了。
午睡过后，屠兰盛和姐夫坐在后院葡萄架下喝茶聊天，问及丁大有的去向。丁中耕说是今天早上出去的，没说去哪里，手里提着个包袱，看上去沉甸甸的。屠兰盛寻思，那就是那个工具箱了，于是又产生了疑问。这个军用工具箱极为坚固，即使从十米高处跌落也不会摔坏，密封也好，沉到海底也是滴水不进，而且携带方便，可拎可背。丁大有如果是正大光明地去给人干活儿，完全可以直接拎着工具箱出门，何必多此一举在外面包块布呢？看来，他是不想让人发现他拿着工具箱出现在公众场合。什么活儿需要这样藏着掖着？其中必有问题啊！
六、杀人灭口
傍晚，屠兰盛把上述情况向侦查员作了汇报。侦查员要求他继续留意，尽快弄清楚丁大有的去向。
次日，屠兰盛先去了姐姐家，又跑到董家渡南货行，屠兰芳、丁中耕夫妇也好，外甥媳妇也好，都没有透露丁大有去了哪里，只说他昨晚十点多才回来，今天一早又出去了，出门时打了招呼，说今天如果活儿干得晚就住在外面了，不要等他。
屠兰盛从专案一组侦查员那里接到的指令是每日必报，有情况随时报告。中午，屠兰盛就给侦查员打了电话。专案一组立即派员前往丁宅附近暗中监视。果然，丁大有这天晚上没回家。
7月25日，对丁宅的监视还在继续。侦查员们原以为丁大有当天即便回家，怎么也得是傍晚，哪知午前丁大有就坐着一辆三轮车回来了，下车时手里并没有提着屠兰盛所说的那个工具箱，而是拎着一个纸板箱。侦查员吃不准这是什么路数，想让屠兰盛去探问，又担心屠兰盛去得过于频繁引起怀疑。于是，另外想了个办法，找到丁大有原供职的那家戏院，向管事施定邦亮明身份后请其协助，编个理由前往丁家探看情况。施定邦连连点头：“其实您几位不来，我也要去找他的——最近戏院里连续断电，老板头都大了，让我去挽留他呢。”
施定邦平时跟丁大有并无交往，此番过去，只探听到丁大有是从苏州回来，带回来的那个纸箱子里装的都是些苏州特产，如虎丘菊花、卤汁豆腐干、糖藕、枣泥麻饼之类。丁大有还送了两盒豆腐干给施定邦。施要把豆腐干交给侦查员，蔡鸣说你拿回去吧，不过让我先拍几张照片。
至此，丁大有的行踪简直到了扑朔迷离的程度。这家伙到底去了哪里？跟什么人接触？干的是什么活儿？一组组长徐三友获知情况后，批评了负责监视丁大有的三个侦查员，说你们应该一接手就监视丁大有的，否则我们不会这么被动。好在丁大有的工具箱还没拿回来，说明他还会出去，届时一定要盯住了。
正说到这里，忽然传来消息，丁大有突患急病，昏迷不醒，家人已叫来救护车，将其送往附近的铁路医院去了。徐三友曾在部队保卫部门、根据地公安系统干了十来年，见多识广，经验丰富，当下心里就“咯噔”一下：完了！这必是杀人灭口！
后来查明的情况诚如专案人员所估料的，国民党“保密局”少校特务姜青甫当初通过屠兰盛的介绍认识丁大有之后，并未将其发展为特务，只是让丁帮着收集了几次学运的情报。每次提供情报后，姜青甫都付给他一笔酬劳，让他打个收条。收条由“保密局”专门印制，式样都是统一的竖式排版，右侧是“中华民国国防部保密局财政收据”，中间填写金额，左下则是领款人的签名、指印以及日期。丁大有没有想到，这几张收条竟然成了“保密局”潜伏特务要挟他的依据。
上海解放后，姜青甫已经不知下落，去戏院电工间找丁大有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健壮男子，见面后很客气，说久仰丁先生大名，不知今晚散场后是否有空，我请先生去宵夜。丁大有根本不认识对方，一时有些迟疑。对方轻轻说出了姜青甫的名字，丁大有便知道他是什么人了，心下便惴惴不安。
当晚，那个自称姓曹的男子请丁大有喝酒，席间说最近有点儿小事想请他帮忙。丁大有问什么事，对方答称：“做你的本行，无非是把一些零部件拆拆装装，活儿不多，你肯定应付得来。”见丁大有犹豫，对方不紧不慢地说，“我们尊重丁先生的选择，绝对不会强迫你做什么的。来，我给你看一件东西。”说着，就把情报费收据的照片亮了出来。“我们只要把这照片寄往上海市公安局，你的自由生活就结束了，是不是？”
就这样，丁大有乖乖就范。
这个姓曹的真名叫罗胜冠，是“保密局”潜伏在上海的“东南第一特种工作室第三组”组长。此次，罗胜冠接到密令，要求该组负责为代号“083”的“心战专家”提供工作、生活和安全方面的保障。“第三组”连罗胜冠在内一共有七名特务，分布于上海、苏州、南京三地。罗胜冠接到指令后，即召集六名下属赴沪，密议如何完成该项使命。这时，罗已收到“保密局”从香港汇来的折合人民币五千万元的活动经费，说经济上不必考虑，只要完成使命，钱花光了还可以要求追加。
七名特务反复计议，认为最好还是把“083”安置在上海比较稳妥，因为上海地广人杂，容易隐藏，便于活动。罗胜冠便让手下寻找场所，找了三天，最后选定了手下特务金大喜的一个亲戚在长宁区业已停产的工厂。这时，罗胜冠又收到已经潜入广州的“083”发来的密函，说其授课设备中的一架便携式小型幻灯、电影一体放映机因故未到，广州无处购买，要求“第三组”为其准备，有购则购，没有出售则须迅即购置零部件自行装配。
罗胜冠派人跑遍了上海滩所有出售相关设备的店家和旧货摊，别说什么一体机了，普通的电影放映机连旧货都没有，幻灯机倒是有出售的，不过需要凭证明。没办法，只好设法装配了。这方面，“第三组”的特务都是外行。罗胜冠突然想起，一年多前他奉命留下潜伏时，上司交给他一份材料，说是“准备扩大组织发展对象时可作参考”，材料中有一个名叫丁大有的原交大校工，后跳槽到戏院负责维修电路及放映设备。罗暗忖此人应该能够胜任，遂决定让丁大有“归队”。丁大有经不住威胁利诱，半推半就地成了“第三组”的一名新成员。
丁大有被拉下水后，按照指令跑了中央商场和几家旧货店铺，采购了拼装电影放映机的零部件，然后辞去戏院的工作，前往罗胜冠指定的一处密点（并非“083”栖身和授课的工厂）安装调试。头天，丁大有携带工具过去，忙碌到晚上。他原本是可以不回家的，但因为忘记带万用表了，只得往家里跑一趟。当晚回到家，从床底下的那口木箱中取万用表时，发现他在木箱上做的暗记已被人动过了，不禁大吃一惊。询问母亲，得知白天舅舅屠兰盛曾来过，饭后是在他的房间里午睡的。丁大有松了口气，以为是舅舅上床时无意中踢到了箱子，也就没再当回事。
7月24日上午，丁大有赶到密点继续干活儿。当晚，和罗胜冠共进晚餐时，罗随口问起昨晚他回家后有什么情况。如果丁大有不说床底下的木箱被动过的细节，他还不至于丢掉性命。可是，他却毫不在意地说了此事。罗胜冠是老特务，对此类细节有一种职业性的警觉，当下就打听丁大有的舅舅是怎么一个角色。按辈分丁大有是屠兰盛的外甥，按年龄却只差一岁，两人的关系更像兄弟，因此对屠兰盛的经历知道得比较多，就详细介绍了一下。罗胜冠不动声色，内心其实已经绷紧了弦，佯装无心地问了问屠兰盛的近况，得知这个有着“疑似革命叛徒”和“军统特务”双重罪名的家伙竟然没有被公安局拘捕过一天，马上意识到不妙。于是，丁大有的生命之路也就走到头了。
罗胜冠于特工这一行经验丰富，根本不敢心存侥幸，更不打算也没时间对丁大有所说的情况作一个外围调查什么的，当即决定灭口，宁可另行物色装配电影放映机的人员，也不能留下这个隐患。晚饭后，他把丁大有送到临时住宿点，又沏了两杯咖啡，和丁大有边喝边聊。咖啡里掺进了美国生产的间谍专用毒药，这种毒药可麻痹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导致心脏停搏，致命时间长短根据人体摄入的剂量而定。被害人死亡后，即使进行法医检验，也难以确定到底是因突发心脏病还是中毒致死。罗胜冠给丁大有下的药量，是算准在服药后的二十小时左右发作的。离开临时住处，罗胜冠立刻命手下前往外滩附近的市电报局，给苏州的特务下属发了一份加急电报，命其必须在第二天上午十点前携带一些苏州土特产抵沪。
次日上午，丁大有继续干活儿。十时许，罗胜冠来了，带了一箱苏州土特产，说今天工作暂停，让丁回家待命，并把这些苏州土特产带回去，对家人说昨天去了苏州，住了一宿，这些东西就是在苏州买的。至于几时再来，在家里等候通知，这几天不要出门。丁大有多少也有一些特工的经验，知道这当儿什么都不能问，服从就是。罗胜冠给丁大有叫了一辆三轮车，预付了车钱，两人客客气气道别。当然罗胜冠心知肚明，丁大有这一去，就是来生再会了。
上述情况，专案一组的侦查员此刻当然不会知道。获悉丁大有猝死，自是大吃一惊。侦查员们都并非初出茅庐的雏儿，他们的估计和一组组长徐三友一致——这人死得太突然，十有八九是被灭口的。徐三友召集大家开了个短会，下令兵分两路，一路调查丁大有的死因，另一路调查丁大有所谓“去苏州”的具体情况——去苏州干什么？下榻何处？会见了什么人？
徐三友率刘兴昌、老谢、小唐、小贾前往铁路医院了解丁大有的死因。他们过去的时候，市局派来的法医已经赶到。徐三友以前曾主持调查过十数起命案，他做事风格细致，每次都要陪同法医一起检验，一边看一边还问长问短，因此对尸检也能说得出若干道道，寻常法医糊弄不了他。这次当然更是重视，拿着照相机守着解剖台，一边看法医操作，一边拍摄照片，还吩咐一旁的侦查员做记录。
可是，当时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一周年，中国公安机关的检验技术和设备与西方还颇有距离，法医已经尽其所能了，最后得出的结论依然是心肌梗塞。至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从理论上来说，可以是疾病，也可以是药物。法医对死者的血液进行了化学鉴定，但现有的试剂检测不出有毒成分。
与此同时，另一路侦查员万国伟、老丰、老林、小祝赶到丁家，对丁大有全家包括大人孩子在内分别询问，还走访了多家邻居，均未发现可疑迹象。
这时已是晚上九点，但侦查员们还没有收兵的打算，临时凑在一起议了议，认为可以从丁大有午前带回家的那些苏州土特产上面寻找线索。
由于天热，寻常市民家又没冰箱，所以丁家下午已经把丁大有带回的土特产中容易变质的如卤汁豆腐干、糖藕什么的分送邻居品尝，还留着适宜保存的桂花米花糖、枣泥麻饼、奶油瓜子、蜜饯等，基本原封不动。这些食品都被侦查员收拢在一起进行检查，还把已经扔掉的包装纸或包装盒全部回收。
当晚，侦查员对如何调查丁大有赴苏州的情况进行了讨论。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基本可以排除乘汽车前往苏州的可能，那就只有搭乘火车或者轮船。从时间上看，乘轮船可以排除。因为当时的内河小火轮从上海驶往苏州要十二个小时，晚上七点从上海曹家渡出发，到苏州阊门终点站是次晨七点；而苏州开往上海的轮船则是早七点启航，当晚七点到达。所以，丁大有是不可能搭乘内河轮船往返上海和苏州的。那么只有搭乘火车了。当然可以到火车站去调查一下，但侦查员寻思基本上希望不大。
另外还有一个调查思路，就是通过那些土特产进行查摸。侦查员们认为这个方法虽然很费力气，但比较靠谱。于是，连夜对那些土特产的包装进行分析，还拿出了下午拍摄的丁大有送给戏院管事的那两盒豆腐干的照片一起察看比对。那时的商品是不注明保质期的，也没有生产日期，甚至生产厂家、地址也没有。所以，侦查员没法儿分析出这些商品是由哪家工厂或者作坊生产的，又是从哪家商店购买的。
好在，侦查员在那几张卤汁豆腐干的照片上终于有所发现。包扎豆腐干的纸绳颜色有深浅之分，很有规律，寸许一段，均匀分布。因为是黑白照片，不能判断那是两种什么颜色，不过，这跟当时市面上常见的淡褐色纸绳毕竟是有区别的。侦查员由此猜测，会不会是某家商店独特的包扎纸绳呢？
这时已是午夜，但侦查员还是立刻出动，前往丁家及其邻居家，分别提取那些苏州特产上的包装纸绳。几种商品的纸绳是一致的，都是粉红和墨绿相间。
7月26日，专案一组派员前往苏州。当时公安局装备简陋，专案一组只配备了一辆两轮摩托车、三辆自行车，这当然解决不了问题。经请示，临时调来了一辆中吉普，载上五名侦查员，一路颠簸了两个多小时方才抵达目的地。下车先去车站派出所，请他们出面跟车站工作人员联系，询问站台工作人员和流动小贩，昨天上午是否有貌似丁大有那样的男子出现过，是否有人送行，等等。能问的都问遍了，没有结果。
这是侦查员意料之中的。接着，侦查员抄下了苏州到上海的所有列车时刻，又开着中吉普前往市工商局，要求协助查明这种红绿相间的包装纸绳是哪家商铺使用的。工商局打电话请来了几个行业协会的老法师，他们一看纸绳，一致说这种纸绳全苏州只有一家商号使用——观前街上的“余兴隆”。
“余兴隆”的全称是“苏州余兴隆土特产商行”，专门出售苏州各类土特产，在旧时的江南地区比较有名气。这家老字号的经营颇有特色，第一是进货渠道正宗，每样土特产都有出处，拍摄了照片悬挂在墙上；第二是买卖公平，打出两个“无欺”的牌子，曰童叟无欺、贫富无欺，做成牌匾悬挂在店门口；第三是商品价格比同行略高，但保证质量，顾客不满意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退换，店方不会拒绝。
这样的商号，店员的职业素质自然也不低。侦查员登门访查，一亮纸绳，一出示照片，店方接待的账房先生马上说：“这种纸绳、这种捆扎手法（原来‘余兴隆’捆扎商品的手法跟其他商店也不同）确出自敝号。”
侦查员又问近一两天是否有人前来购买过一批品种、数量都不算少的土特产。账房先生立刻点头：“您说的定是昨天上午的第一笔生意了。当时敝人还没到店，是店员直接收的款，敝人到店后，店员立刻把货单和钱款交到账台了，因此我记得很清楚。至于具体是什么样的顾客购买的，那得问经手的店员老顾。”
老顾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店员，据他说，昨天上午一开门，就来了一个三十五六岁的男子，瘦高个儿，戴眼镜，穿着短袖衬衫和西装短裤，手里拿着一把黑色折扇，看样子像是个文化人，说一口苏州话，说要买一些本地土特产送人。这时，商行刚把当天进的货如卤汁豆腐干、糖藕什么的往店堂货架上摆放，那人就随意挑了若干。然后，又在另一侧货架上选了菊花、米花糖、麻饼等，让一并装在一口纸板箱里。这些东西分量不轻，店员正想问是否让店里的学徒给拎到前面街口的公交车站时，那人一手便提起纸箱，轻松出门而去。几个店员纷纷议论，说这位先生可能是会功夫的，看上去瘦弱，力气却不小。
中午，侦查员去了公园茶室，买了面包，又沏了一壶茶算是午餐，边吃边分析案情。
“余兴隆”的店面格局是江南常见的那种，外面是围墙、石库门，进门是一个天井，穿过天井才是店堂。所以，店员只看见那个“眼镜男”拎着纸箱走出店堂，穿过天井再出石库门，并不知他出门后是坐车还是步行，以及是往哪个方向去的。这就需要侦查员判断了。
当时是上午九点十分左右，而两个小时后，这箱土特产已经到了上海的丁大有家里。从苏州到上海北站，火车需行驶一小时零五分。从观前街到火车站有四五华里，乘坐三轮车最快也要十分钟时间，再加上排队买车票、进候车室、检票等，不管丁大有当时是在车站等候还是就在“余兴隆”门外待着（根据店员的描述，那个“眼镜男”的外貌与丁大有相去甚远，应该不是同一人），他也得坐九点四十分之后的那趟火车。侦查员看了时刻表，九点四十八分、五十三分各有一趟从北方开来的火车会在苏州站停车上下客。再往下就是十点钟以后了，可以不考虑。
这就是说，丁大有乘坐的肯定是这两趟车中的一趟。一小时后列车抵达上海，丁家离北站坐三轮车只需不到十分钟，那就跟专案组监视人员目睹他在十一时许拎着纸箱进家门合得上了。所以，“眼镜男”也好，丁大有也好，从“余兴隆”出来之后，只有乘坐三轮车、黄包车才赶得上九点四十分左右的火车。调查方向也随之而定：向苏州这边的三轮车、黄包车夫打听线索。
一干侦查员随即赶到苏州市公安局，通过市局联系人力车公会，调查昨天上午九点多在观前街“余兴隆”门前上三轮车或黄包车的客人。
这项调查进行了整整六个小时，晚上七点，最后一个车组的信息反馈上来了，结果出乎大家的意料——竟然没有哪辆车拉过那样的乘客！
七、生擒“083”
7月28日，市局法医用从香港空运来的最新化学试剂对丁大有的血液再次进行检验，终于确认系中毒身亡。当天，专案一组在苏州的侦查员已回到上海，“083”专案组组长王范下令，专案二组全体侦查员立即从南京赴沪。
当晚九点，两个组的侦查员全部到位，随即召开案情分析会，会上决定，专案一组继续负责上海这边的调查，专案二组放弃在南京的调查，全组赶赴苏州查摸那个“眼镜男”的线索。
7月29日，丁家大殓。专案一组自组长徐三友以下，一干侦查员全部前往丁宅，不是为丁大有送行，而是向其亲朋好友了解情况。这已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明显有撞运气的意思，不过，这个运气竟然真让一组给撞着了——丁大有以前一个叫彭葆真的同事说，7月24日午后他曾遇到过丁大有！
这就怪了。7月25日午前丁大有拎着苏州土特产回家时对家人说过，他前一天上午就去了苏州，彭葆真怎么会在24日午后看到他呢？侦查员的第一反应是时间有误，盯着彭葆真追问。对方说没错，就是7月24日午后一时许，地点是长宁区延安西路路口的“宝固五金机电旧货行”。
彭葆真四十挂零，系交通大学实验室技工，跟丁大有曾是同事，以前丁大有在交大上班时，两人关系很好，称兄道弟，互相知道底细。丁大有离开交大去戏院工作后，两人还经常来往，偶尔还在外面喝点儿小酒。彭葆真记得，上一次跟丁大有见面是今年5月下旬梅雨时节，那天他去黄浦区办事，顺便到丁大有供职的戏院看望，两人的午餐是在戏院附近的“老半斋”吃的，因为下午都还要上班，没怎么喝酒。在他印象中，那时丁大有一切均正常。
7月24日上午，彭葆真受学校指派，前往北站附近的虬江路旧货市场，淘一些从外国废电机上拆下的线圈，供学生实验使用。他在市场转了小半天，没看到合适的。返回途中，在淮海中路吃了一碗冷面，突然想起长宁区延安西路路口有一家“宝固五金机电旧货行”，以前他也去淘过旧货，现在何不再去瞧瞧？
他和丁大有就是在那家旧货行遇见的。当时他正在电机类的旧货架间转来转去，忽然旁边来了一个人，初时也没注意，擦肩而过时，意外发现竟是丁大有。对方显然刚喝过老酒，而且还喝了不少，呼吸粗重，酒气熏人。丁大有也认出了彭葆真，可不知怎么的，彭觉得丁大有的神情似乎有些怪异，既意外又吃惊，还有些许惊慌。彭葆真问他来淘什么东西，丁大有稍一愣怔，回答说戏院里的电风扇电机声音太响，可能要调换线圈，想来淘淘旧货。彭葆真提议去附近公园坐坐，喝杯凉茶，聊聊天。丁大有说改日吧，他是和别人一起出来的，路过这里，顺便进来看看。说着，便匆匆离开了。
当时彭葆真就觉得丁大有似乎有些反常，而且前言不搭后语，前面说是来淘旧电机的，后面又说路过，顺便进来看看。不过，也没再往其他方面想。不料，第二天他在交大上班时，接到了丁家打来的报丧电话。这样一来，彭葆真就不得不把丁的猝死跟前一天的反常联系起来。当晚，他匆匆赶到丁宅去吊唁，问了问，丁的家人告诉他，法医判断是心脏隐疾。他当然是相信法医的，那也就无话可说了。
本案破获后，徐三友在讯问罗胜冠时，罗交代的情况印证了彭葆真的说法。7月24日那天中午，罗胜冠和另一特务陪丁大有午餐，回来时经过那家旧货行，丁大有说进去看看，这家旧货行里可能有拼装放映机用的零部件。罗胜冠自无二话，不过旧货行里边又闷又热，他和另一特务也就不进去了，站在路边树荫下等候。原以为丁大有要待一阵才回来，哪知三五分钟他就出来了，说没有合适的货。
由此看来，罗胜冠并不知晓丁大有遇见了彭葆真。否则的话，以罗胜冠的谨慎，彭葆真也是性命难保。
当下，徐三友等人跟彭葆真聊下来，终于意识到丁大有根本没去苏州，而是一直在上海。这个情况对于此案来说非常重要，专案组据此判断，既然丁大有在上海装配电影放映机，那么“083”培训特工的地点肯定也在上海，于是抓住这条线索立即进行追查。
侦查员首先前往长宁区的“宝固五金机电旧货行”，了解7月24日彭葆真是否来淘过旧货。店方一查发票存根，确有“交通大学”购买旧线圈的记录。问是否有丁大有那样一个男子来淘过旧货，店方说这个就说不好了，每天来淘旧货的人至少有几十个，谁去注意呢？再查发票存根，也无甚发现。
根据预先拟定的计划，十名侦查员分成五拨，每拨两人，分头到附近的饭馆查访7月24日中午是否有貌似丁大有那样的一个男子在该店用餐。这样查其实是比较费事的。长宁区的这个地段，每家饭馆的午市虽然不至于都是顾客盈门，但上座率通常都不会低于一半，跑堂都在忙碌，不可能留意到每一个顾客。好在丁大有这人比较好认，肤色极白，头发极黑，两下互相映衬，就有点儿显眼了。不过，这样的特征还是太过模糊，五拨侦查员一圈查下来，竟然查到三家饭馆都有类似的客人。
又是一番折腾，到下午五点，终于锁定了那三家饭馆中的一个——“大富饭馆”。之所以锁定这家饭馆，是因为几乎所有的跑堂都说曾看到这样一个顾客。不是他们的记性好，而是因为丁大有不止一天来这里用餐，在之前的7月23日也曾去过，而且午市晚市都去了，7月24日的晚饭也是在那里吃的。每次都是三个人，每顿都要上五六个菜以及啤酒、白酒。
该饭馆结束晚市营业后，侦查员把跑堂和账房先生召拢过来，询问他们是否留意到丁大有等三主顾在用餐时说了些什么。遗憾的是，谁也说不上这方面的内容。
当晚，专案一组决定，连夜跟“大富饭馆”联系，次日起张贴“内部整修，暂停营业三天”的告示，全店凡见过丁大有等三个主顾的跑堂连同账房先生，均由穿便衣的侦查员陪着在附近转悠，希望能遇见那几个主顾。至于饭馆停止营业的损失，则由税务局扣除一定比例的税款作为补偿。这当然需要警方跟税务局协调了，当时讲究“公对公”，这种情况即使没有先例，两家之间一商量，基本也没什么问题，无须多费口舌。
与此同时，专案二组在苏州的访查也有了收获。他们研究下来，认为唯一能抓的线头就是“眼镜男”离开“余兴隆”使用的交通工具了。起初，他们跟专案一组一样，也认为是黄包车、三轮车，生怕一组查得不细，把一组走过的路又趟了一遍，毫无收获。继而扩大调查范围，把汽车、马车和自行车也算了进来。马车曾是旧时苏南地区包括上海一带常见的公私交通工具，沪宁沿线几个城市的马路上均有公共马车载客，后来随着汽车、自行车的普及，马车也就相应退出，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还见得到，以南京居多，上海、苏州要少一些。正是因此，专案一组的上海侦查员忽略了马车的问题，而专案二组的南京侦查员因为天天见到，所以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马车。
本案发生时，苏州还有二十来辆从事公共交通运输的马车。二组本着先易后难的路数，先从这些马车查起。这一查，竟然就查到了线索——
有个姓宁的马车夫说，他曾于7月25日八点多在“余兴隆”门口载过一个“眼镜男”，此人拎着一个沉甸甸的纸板箱，说要赶火车，让走快些。跟宁某谈话的是二组组长路惕升和侦查员钱春白，这二位都是老手了，拉家常似的又跟宁某往下聊，结果聊出了一个细节。宁某说，那天上午，他刚拉了个乘客到观前街。根据以往的经验，观前街必有主顾叫车，于是他就把马车停在“余兴隆”斜对面的一棵大树下等候。其间，他看见“眼镜男”乘一辆三轮车到“余兴隆”门口下车，当时此人并没戴眼镜。本来，他对这个情景也是留不下什么印象的。可是，那男子把三轮车打发走后，从口袋里掏出眼镜盒子，取出眼镜架在鼻梁上。他就觉得这个男子似乎有点儿奇怪，不过，这念头也就是一闪而过，要紧的是拉客。他断定对方是入内购物的，既然乘三轮车来，自然也会乘车离开。宁某赶紧把马车赶到“余兴隆”门口停下，专等对方出来后叫车。后来的情况果然如此。
路惕升大喜过望，安排侦查员再去人力车公会，请他们协助寻找把那个不戴眼镜的“眼镜男”拉到“余兴隆”的三轮车夫。
这一查，很快就有了结果。那个三轮车夫姓牟，长着一张看上去有点儿迷糊样的脸，可能脑子也有点儿迷糊，尽管之前警方已通过人力车公会调查过两次，但他脑子里想的是“眼镜”，却没去想“余兴隆”，因此什么也回忆不起来。这回，侦查员找到他，不跟他说眼镜了，他就想起来了。他说那个男子是在钱家巷口上的车，显见得是住在那条巷子里的。
二组顺藤摸瓜往下查，7月31日晚，将住在该巷的“眼镜男”许述卓拿下。许犯供述了一应情况，7月25日那天，他乘坐火车到沪后，随即叫了辆出租汽车，把那箱土特产直接送往长宁区凯旋路“德胜咖啡店”门口，那是上海发来的加急电报中指定的地点。他只在那里等候了两三分钟，就来了一个男子，对上了暗号，把纸板箱拿走了。
二组组长路惕升当即赴沪。王范听取汇报后，下令一组派员前往江西路市电报局，找到7月24日夜间拍往苏州的那份加急电报的底稿。底稿上留下的发信人的姓名、住址都是假的，不过，查到这一步，离目标彻底暴露也就不远了。
专案人员盯着长宁区延安西路至凯旋路之间的那个区域进行调查，次日，终于发现了“第三组”组长罗胜冠的踪迹。鉴于尚需捉拿“083”，专案组便把二十名侦查员全都拉了出来，对罗胜冠进行全方位监视。
1950年8月1日晚，罗胜冠突然前往上海北站。专案组立即全体出动，在罗胜冠刚刚和从广州抵沪的“083”接上头时，将二人同时抓获。罗胜冠被捕后，供出了其主持的“第三组”其他六名特务（他不知许述卓已落网）。当晚，这些分布于数地的特务全部被警方抓获。“083”（真名倪川泓）也供认了自己的身份和特务使命，并交代了在广州接应、掩护他的特务的情况。
1950年12月中旬，“第三组”七名特务分别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在这之前，代号“083”的“心战专家”倪川泓被押解北京，另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