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为何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
在中共的领导人中，毛泽东堪称是最能读书的一位。毛自己读书，也经常劝告中共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要读书，而且还经常给他们开列书单。毛在晚年的时候还向党内推荐六本书（全部为马列著作），而毛泽东以身作则，把其中的《共产党宣言》读了上百遍。可见毛对其毕生的信仰和事业有多么的专注和投入。
红小鬼出身的胡耀邦也酷爱读书，据说在临终前仍在精读《周恩来传》。赵紫阳在位时没听说读过什么书，也许是改革改的太忙了，无暇读书。到是下台后，由于被剥夺了一切公开露面的机会，反倒有时间读了很多书，但具体读了哪些书，喜欢哪些书，小民无从知晓。
江泽民也是个喜欢读书的人，且涉猎很广，学贯中西。据说还专门研读过罗素的《中国的问题》。
朱镕基是社科院出身，肯定没少读书，但他在公开场合推荐的书目除了他自己的书外（朱镕基出书的稿费据说有上千万元，但他全部都捐给了基金会），只推荐过一本《中国农民调查》。不过他推荐这本书并不是看好它，而是因为书中批评了他的分税制，让他很恼火，荐书的目的是为自己辩护。最可笑的是，他将此书列为异见分子们喜爱的书，这等于把一本反应农民负担过重，为农民利益呼吁的书当作了敌对分子的宣传。后来此书成为禁书，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朱镕基的定性。看来一向被认为开明的朱总理也是听不得批评的。
胡锦涛是读苏联革命小说长大的，后来担任过全国读书活动办公室主任。估计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办公室都搞了些什么活动，推荐了哪些书。
温家宝则非常倾心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据他自己说他读了不下一百遍。他还五次向人推荐过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也许道德情操的学问只会感动自己和软化人的性格，以至于重权在握的大国总理却无能力和狠心去管好自己的家属。
习近平没当一把手的时候就向国人推荐一本古书----《弟子规》，当他进入中央后，曾向中共省部级干部推荐过金一南教授所著的《苦难辉煌》。这本书我还没读过，但在当当网和豆瓣读书上则是好评如潮。
在中共历届领导人中，实用主义的邓小平大概是最不喜欢读书的，也没听他推荐过什么书，只知道他是个金庸迷，估计武侠小说没少读。看来，读书对邓小平只是一种娱乐，和打桥牌没什么分别。
中共领导最近推荐的一本书是王岐山在一次专家座谈会上向与会专家推荐的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王岐山推荐这本书时说：“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坦率地说，我是带着好奇心去读这本书的。我想知道为什么一本写于两个世纪前的历史论著，会成为今天中国高层领导热读的书籍，而且政治局常委王岐山还向专家们推荐此书？难道书中的观点对今天中国有某些特殊的现实意义吗？难道藏在这本书中的一些思想与王岐山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思考产生某些共鸣吗？我想，作为政治局常委之一，王岐山肯定是不希望中国发生革命的。因此可以断定，王岐山推荐这本书的目的肯定与同样推荐此书的自由派精英如任志强、樊纲们不同。后者推崇的是书中的自由主义观念。
法国大革命是诸多历史偶然性和法国多年来独特的社会历史事件所促成的。也就是说，大革命虽然有必然性，但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大革命为什么会在法国爆发，而不是在欧洲其它境况不如法国的国家如德国爆发呢？要知道德国的农民和第三阶级远不如法国的农民和第三阶级享有更多的自由和权利，他们受的压迫更深。托克维尔正是带着这个疑问去复原大革命前的历史，以期在历史的尘埃中找到问题的答案。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托克维尔将政府的堕落和革命的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归结为政府缺钱。缺钱导致政府堕落，这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家似乎都是相同的。美国政府缺钱就开始胡乱印钞票，胡乱发债券，而不是思考如何改革政府和制度。
让我们看看托克维尔如何描述法国大革命前，由于政府缺钱而导致的那些可怕的堕落的。
“详细研究旧制度的行政和财政史，你就能明白，缺钱会让一个政府堕落到何种程度，不管他看起来多么温和。历史充斥着这样的案例，国王撕毁契约，糟蹋个人已经取得的权利；国债持有人每逢危机都被牺牲-----王权持续失信于民。” 《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国友谊出版社出版，(P128)
“城市、行会、救济院都被迫到处借钱，好借给国王。教区不敢建有意义的公共工程，，就怕钱一花，国王看本教区有钱，农业税就得涨。”
“正是由于国王对金钱的极度需求，加之他们又不愿意向三级议会低头索取，于是发明了卖官的好办法，旧制度下该现象慢慢变得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很少能在别的国家找到类似情况。买官卖官就来自这种财政思想。而第三等级的虚荣心也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时间里长盛不衰，第三等级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获得一官半职。民众心中充满了对官职的欲望，这种欲望奴役着人心，也成了大革命的源泉之一。国库越缺钱，新职位就越多，而免税和特权就是所有新职位的好处。”（P131）
对照中国的现实，会发现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以农村为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最满意的时期是联产承包制开始实行的头十年，而农村最危险的时期是江、朱主政的那些年。由于分税制，农村基层政府开始缺钱，而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关于农村的各种政策花样却层出不穷，而这些政策最终都要由农民买单，由基层政府执行。这种缺乏调查研究不负责任的政策不仅极大地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而且加剧了农民与政府的对立。为了向农民征收各种苛捐杂税以完成红头文件规定的各项指标，农村基层政府变成了征税政府，而为了完成征税任务农村基层政府自身则变得越来越庞大，有时征税成本与所征的税相差无几。那些年，由于农民不满负担过重而产生的抗争悲剧和群体事件层出不穷。而基层政府的腐败和对农民的冷漠，更加剧了农村的政治危机。毫不夸张的说，在有些地区，就差当年的共产党了，革命已经来到大门口。
实事求是地说，我觉得胡温政府是做了实事和好事的。胡温政府的最大亮点就是他们的亲民路线，这不单单表现在温家宝总理那些经常被讥讽的亲民秀上，而也实实在在体现在他们的关注点和推出的政策上。胡锦涛上台伊始，就特别关心下岗工人和弱势群体。这与上届江泽民、朱镕基政府的关注点有很大不同。记得胡锦涛即将接班之前，曾到沈阳视察，对沈阳正在上马的浑南开发区进行了批评。质问沈阳的领导们，为什么放着铁西老工业区不管，还去开发新的开发区，老工人和下岗工人怎么办？
始于江、朱时代的农村税费改革，在胡温这届结出了果实，而且是税费改革开始时没有人想到的结果。
2004年3月5日, 在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宣布：“从今年起，中国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以上，五年内取消农业税。”实际上，只用了三年，在全国范围内就取消了在中国实行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
很多人以为取消农业税只是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而不明了其对农村的深远意义。自从中国取消了农业税后，农民的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这不仅是因为农民的负担减轻了，而是因为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农村基层政府的职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基层吃财政饭的人大大精简。从某种意义说，农业税的取消与当年小岗村农民搞的联产承包制一样，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他不仅重新规范了农村基层政府的职能，而且使干群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官民对立得到了很大缓解。
农业税取消后，提高农民收入剩下的唯一政策手段就是土地使用权制度的改革，即承包土地的流转权从集体转为农民个人。这一条可以确保征地补偿不被乡村干部截留，杜绝村镇干部的腐败，保证农村征地过程的利益平等分配，也可极大缓解农村的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农村生产效率的提高也到了土地需要集中经营的时候，分散的以家庭为单位经营模式已经达到劳动生产率的极限，无法再提高农民的收入。这也是国家工业化的必由之路。总之，农村最终的现代化，其出路已不在农业本身，而是要依赖于国家工业化的成功。
在胡温政府最后这几年，由于中央财政的宽松，国家开始实行一些对农民和农村的反哺政策，比如：国家投资兴建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和乡村公路，甚至一直将沥青路铺到村子里，结束了农村几千年的土路泥路历史。还有一个更让人振奋的政策是，国家依靠雄厚的财力，拟在农村地区推行劳保和医保。让以前只有城里人才能享受的国民待遇也惠及到亿万农民身上。
这一系列的政策和改革措施本身就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我不知道，如果现在发生革命的话，还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打倒了共产党，农民会变得更富裕还是更自由呢？
在托克维尔的笔下，法国大革命前的农村和农民是十分凄惨的，其凄惨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自由，也不是因为经济有多差（与法国比邻的德国当时还实行的是农奴制，而法国农民已经享有拥有土地的自由），而是整个农村遭到城市的遗弃，农民遭到上层社会歧视和冷漠。托克维尔是这样描述大革命前法国农民的境遇的：
“农民和上层阶级几乎完全分离，他们和那些本来可以帮助他们、领导他们的人疏远。那些人地位越高，越有钱，就越远离农民。农民好像从整个民族里被淘汰并丢在一边。
上层社会和知识精英中充满着对农民的偏见、歧视和冷漠。最喜欢鼓吹平等的政治经济学派，却对普遍存在于农民身上的不平等视而不见。甚至还对农民满是歧视。” （P151）
农民阶级“在一个艺术和科学迅猛发展的年代，他们毫无技术上的进步；在一个知识和智慧闪光的世界，他们却一直保持蒙昧，远离文明。”（P160）
好在中共还没有完全蜕变为一个贵族党，党内高层的一些人还时刻关注农民的疾苦，每年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民、农村和农业的。有人说共产党就是魔鬼，打倒了共产党中国就清除了邪恶。可我不这么看，那些贪污腐败、欺压百姓的的确是共产党干部，但那些反腐败的，关心民众疾苦的也是共产党干部。为什么毛泽东时代有焦裕禄那样的好干部，而改革开放后这样的干部就没了呢？除了体制因素之外，是不是也与执政党的理念和党的建设有关呢？
人的善与恶和党派无关，与政治信仰无关，那是永恒存在的基本人性。
《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中，揭露了很多无视农民疾苦，用敌对和暴力手段欺压农民的干部，但也叙述了很多有良心的中共干部顶着压力推行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事迹。中共不是铁板一块，中共也是由人组成的，而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就有善和恶。中国农村面貌的改善和农民生活的改善首先是农民自己辛勤劳动的结果，但也不能排除中共健康力量顺应民意，实事求是进行改革的结果。于是我想，如果法国大革命前，法国有一个关心弱势群体，代表农民利益的党，也许法国就不至于爆发带来人道主义灾难的大革命，至少，最具破坏力的农民阶层不会加入大革命。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托克维尔最重要的观点是：真正的革命在大革命前已经完成，大革命则是一种非理性的盲动，也是一项长期工作的收尾工作。革命本身并没带来什么新的东西。
“专制君主本来可以是危害较小的改革家的。当我考虑到全面革命摧毁的那些和自由相悖的制度、思想和习惯，革命摧毁的那些自由赖以存在的制度、思想和习惯，这时我就会想，如果改革是由一个专制制度完成的，可能我们更加适宜成为一个自由的国家，比大革命的效果要好一些，虽然法国大革命是以民众主权的名义由民众亲自发动的。”（P195）
这些话好像是在告诫今天中国的激进改革者和潜在的革命者。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实践也的确是托克维尔这些话的最好的注脚。
如今自由派仍然在高喊深化改革，可在我看来，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已经到了效益衰减期，底层百姓与上层精英在改革问题上已经没有共识。阻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不是什么金融效率问题，也不是央企的垄断和产权不清的问题，而是各行各业，深入骨髓的腐败，是权力的市场化和新兴权贵们对社会财富的野蛮掠夺。
中国社会目前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经济效率问题，而是经济成果的再分配问题，而经济成果的再分配则是典型的政治问题。记得南怀瑾曾说过，一个国家如果社会安定，经济自然就会好起来。我是十分赞同这句话的。尤其我们中国人，既聪明又勤劳，对挣钱又有着无比的热情，如果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心情舒畅的社会氛围，经济繁荣会不请自来。在中国，搞好政治比搞好经济困难的多。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也不是因为经济不够繁荣（当时正是法国经济繁荣的时代），而是政治没搞好，也即利益分配关系没搞好。
托克维尔认为，法国旧制度灭亡的根源是愚蠢的税收制度，即穷人纳税，富人不纳税。但这种情况好像发生在美国，而不是中国。如果说在取消农业税之前，中国还真有类似的问题，但取消农业税和提高了个人所得税上限后，在中国纳税的大都是中等收入以上的人，而且纳税人口大大缩小。如果单从纳税来说，中国似乎没有爆发革命的可能。但革命的爆发并非一个原因，而是众多原因导致的一个结果。中国也许不会因为税收问题爆发革命，却很可能会因为权贵阶层的愚蠢自私、阶层的分离和固化、政府权威的软化和弱化以及执政党的腐败无能而爆发革命。
法国大革命的原因之一是社会各阶级的分离和对立，中产阶级与农民和城市底层尽量保持距离，旧贵族和新贵族也相互瞧不起。以前法国贵族对自己领地的农民富有同情心和责任，他们愿意帮助农民。法国大革命前，贵族们则不再关心领地的农民，因为他们自己也变成了贫困户。
法国大革命非理性的一个原因被托克维尔总结为文人成为政治领袖。“法国大革命竟然是文人领导的。他们是大革命的启蒙者，也是大革命的精神领袖。”他不无讽刺地对法国文人的特质进行了生动地描述：
“他们倾向于蔑视古人的教诲，依赖个人的推理，比普通的思辨性政治作家更加脱离实际。这是那个时代文人共有的愚昧。”（P168）
“不幸的是，同样的愚昧使民众对他们言听计从，衷心爱戴。”（P168）
“文人不仅向作为革命主体的民众提供思想，还渗透了自己的情绪和气质。全体法国人长期经历这唯一启蒙老师的熏陶，对实践一无所知，所以通过阅读就直接沾染上了文人的直觉、心理特征、品味以及天生的缺陷，所以当法国人终于行动起来的时候，全部的文学原则都搬过来解决政治问题。”（P173）
“文人的美德可能是政治家的罪恶，能让一本书行文优美的特点，对革命却可能是致命的。”（P174）
看看今天中国的民间舆论和左右公知们的批评风气，托克维尔的这些话似乎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怀有一种既爱又恨的复杂和矛盾的心态。在他看来，大革命除了绞死了一个仁慈和开明的国王和一个优雅的王后（路易十六），推翻了王权政府，并没有改变什么。法国依然是以前的法国，因为人还是那些人，没有变化。
从人道主义观点来讲，法国大革命确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实际上历史上任何暴力革命，不管有着怎样的美丽动人的口号，有着何等的正义主张和伟大理想，从人道的角度来讲，都是一场灾难。
1791年－1794年雅各宾派专政期间，巴黎设置断头台，三年内被斩首的“反革命份子”，达7万人之多，但不少并非保皇党成员，只是反对雅各宾派的人士。断头台遗址即今日的巴黎市中心协和广场。（见维基百科）
"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这句名言就产生于法国大革命时代。法国大革命是高喊着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进行的，我也相信，那些革命的鼓吹者也是真心抱着这样的理想追求的。可革命却是残酷和血腥的。革命爆发后，自由是有了，平等也达到了，但博爱却丢失了。等到后来，当人们厌倦了无休止的动乱后，连自由也放弃了。大革命最后换来的是一群在拿破仑统治下的心甘情愿的平等的奴隶。
从制度成果来说，法国大革命虽然摧毁了数百年来统治欧洲大陆的封建制度，并用一种更简单、以各个阶级平等为基础制度取而代之，但这个制度并不是一个更自由、更民主的制度，而是一个权力无限大的更为专制的制度。
从文化成果上看，法国在经历了一场血与火的洗礼后，最终凤凰涅磐，让自由、平等、博爱、宽容的现代精神在法国深入人心，并将这一伟大精神传遍全世界。历史有时就是这么残酷而又诡异。
这样的结果，让我联想到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似乎也有着类似的轮回。
如果看现在网上的一些言论，感觉中国似乎在革命的前夜。各个阶层都对政府和社会有严重的不满情绪。但深入现实的生活，则是另一幅图景。每次回国，我都要与发小和同学们聚会，我发现我的这些同学和发小们，不管穷富，过的都很知足快乐。当然，做小本生意的时不时地会咒骂政府的腐败。我的大学同学和研究生同学，虽然也有很多牢骚，但他们的生活都过得很滋润。我也经常下乡与农民交谈，因为我知道，农民很少受社会舆论，尤其是网上舆论的影响，他们对社会和政府的感受主要来自于生活本身。一个快70岁的老农民对我说：现在真是想吃啥有啥了，简直没什么好想的了。对中国老一代农民来说，今天的日子是过去无法想象的。虽然作为一个阶层，农民总体的生活水平还是所有阶层最低的。
中国的现代化能否成功，不在于我们拥有多少高楼大厦，多么先进的高铁和飞往月球的嫦娥、玉兔，而是能否将亿万农民和无权无势的城市平民带入小康。记得何清涟在《中国现代化陷阱》一书中，曾对经济增长优先战略和权力市场化的分配不公提出质疑和批判。实质上也是对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理论的质疑。如果说何清涟那时的质疑还是一种预警的话，那现在则是到了经济发展向人类关怀回归的时候了，而且刻不容缓。将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发展战略成功的转变为社会大众共同富裕的道路，是中国能否避免拉美化和底层革命，成功进入现代化的关键。这个政治变转则完全取决于中共是否还具有草根性和人民性。
我之所以对薄熙来的重庆模式持肯定态度，不是因为薄熙来这个人如何如何，而是因为我认为重庆模式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是中国社会向公平正义回归的一个积极尝试。现在的习李政府其实也是在悄悄地地向这条回归之路迈进。
托克维尔是以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视角审视和评价那场改变整个欧洲，影响整个世界的法国大革命的。但我想，托克维尔的自由主义与现在很多自由派精英所表达的自由主义有很大不同的。看看托克维尔对自由的论述，我们也许会发现差别在哪里。
“只有自由可以摆脱独立的孤独感，把人们连接起来，为了相互理解，为了共同利益进行相互争论和相互妥协。只有自由才能使人们从对金钱的崇拜中解脱出来，从琐碎的日常烦恼中脱离，让他们意识到，个人之外，还有一个国家存在于他们之上，存在于他们左右。只有自由可以唤醒高尚而强烈的情绪，超越享乐可以带来的快感，可以给人提供比赚钱更高尚的信仰，并且产生光，清晰的照亮人类的美和善到底是什么样。”
“专制者本身也承认自由是个好东西，但他们觉得只有他们自己才能享有自由，声称世界上其他人无权享有。所以，自由是好是坏，大家意见一致，分歧在于对人的尊重。所以严格来说，一个人越爱专制就越蔑视他的祖国。要让我蔑视法国，恐怕还得等些日子。”（前言）
“谁要获得更大的独立自由，谁就必须沉入奴役。”
“很多偏见、特权和错误思想都妨碍自由，在很多人心里都激起了一种独立精神，甚至反叛的性格，更有甚者，就是不服从的精神。”（P137）
“只珍视自由带来哪些好处的人，绝对不能长期拥有自由。”（P196）
“谁为了获得自由之外的东西而妄称寻求自由，谁就已经变成了奴隶。（自己欲望的奴隶）”（P197）
在我看来，与其说托克维尔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莫不如说他是一个理性主义者，这在浪漫激情、充满文人气质的法国人当中是难能可贵的。托克维尔理想的社会变革是英国那样的渐进革命，是理性始终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变革。也许这种思想也是王岐山和后毛泽东时代历届中共领导人的共识。他们在这一点上与托克维尔有深刻共鸣。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随处可见托克维尔对英国人理性精神的欣赏。例如，他如此评价英国与法国的不同：“英国人不像法国人，他们有政治自由和由此派生出来的地方独立。如果不是这样，英国的掌权阶级早就脱离民众了，就像法国的掌权阶级一样。只有自由精神可以使掌权阶级与民众在同一阵线，不离不弃，而当相互理解的需要出现时，他们就能立刻达成一致。”
“英国贵族的天性比法国贵族要傲慢的多，更讨厌和地位低下的人打成一片，但是他们的处境促使他们必须收敛这种骄傲。为了维持权力，他们宁愿牺牲任何事情。几个世纪来的英格兰，所有税法调整都是有利于贫苦阶级的。我请你们注意到，英法本为近邻，但因为统治原则不同，于是，他们走向了多么不同的方向。18世纪，英格兰所有的免税者都是穷人，法国都是富人。在英格兰，贵族承担所有重负，以换取统治权，在法国，贵族一直拒绝缴税，以补偿失去的政治权利。”（P125）
看看今天中国的某些新贵们多么像当年的法国旧贵族啊，而且比法国贵族更加自私和愚蠢。他们满身名牌，到处招摇，还大言不惭地将自身的所谓成就当作自己能力和努力的结果，丝毫不认为他们的地位和财富来自于父辈的权力，也因此不觉得他们应对这个社会负担更大的责任，对弱势的群体应有真心的关怀和更多的补偿。如果中国有一天真的爆发了革命，那一定不是因为底层民众的愚昧，而是新贵们的愚昧。
法国大革命前的革命领导阶级和王权政府有着同样的愚昧，因为他们都不了解民众，脱离群众，脱离了社会。路易十六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仁慈的君主，也诚信诚意的为底层减轻负担，但他却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对什么不满。同样，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政策失误和改革弯路，无不是改革理论家和其路线的执行者们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造成的。比如：牵涉到五千万国有企业工人就业问题的国企私有化改革，就是在缺乏足够的调查研究的情况下，草率又一意孤行推行下去的。本来东北地区是国有企业最多的地区，可改革试点却选在国有企业最少的广东顺德进行，可想而知，这样的改革试点其实就是为了试验通过，好急急忙忙推动私有化。在实施私有化的过程中，又不分青红皂白的一刀切，不考虑各地的不同和各行业企业的不同。最后把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变成了权贵们瓜分国有资产的一场盛宴，倒霉的是那些被下岗的工人。
中国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历史关口，是在理性光辉照耀下，平稳自然地过度到一个平等、自由的社会，还是在偏激的口号中，跌入另一场革命的动乱，从而让中国的现代化之梦变为泡影。这不仅取决于中共领导人和知识精英是否能审时度势、实事求是地对待中国的问题，也取决于中共这个党是否还具有人民性。中共一党执政的合法性，不是靠经济发展成果，而是靠这个党是否还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们在人民普遍对政府不满的情况下，在世界各地连续爆发颜色革命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却依然置身事外，没有爆发革命。有人说，这得益于邓小平当年对学生运动的镇压；也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经济一直保持增长，绝大多数人的日子过得都比以前要好。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却很少有人提起，那就是因为中国有过文革。人们对动乱的恐惧让他们对任何色彩的革命都抱有抵触、不信任和厌恶的心态。而且持有这种心态的最多的人群恰恰是现在拥有话语权的知识精英和权力精英们，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经历过文革的那代人。
毛泽东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最重要的政治遗产是以这样的方式惠及他的后人们的。
如今，中国底层百姓中又出现了毛泽东热，这股热潮可以说是革命前的热身。但愿“造反有理”这句口号只是一个刺激中共领导人不断进取、不忘自己出身和根本的警钟，而不会变为现实。
中国不再需要革命，中国也承担不起再一次革命，中国需要理性的渐进的变革。而变革的方向是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而不是一个表面繁荣，人民怨声载道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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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为人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