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诗人的浪漫主义城寨

       我想到城寨一词，还会想到20年前何平的电影《天地英雄》：传说中的丝绸之路上，在一个夯土围起的八世纪的城寨里，李校尉和遣唐使来栖，同护送舍利的觉慧师傅一起，用弩机、火箭，抵抗数千名响马，面对来自突厥人的狼群般的吼叫，城寨里上演了一场关于刀光剑影、火光飞天的战争叙事。一千三百年来，城寨是中国文人的浪漫主义，目睹岑参穿过凉州，在烈日中骑马数月到达玉门关外；海州的城墙上，刻录辛弃疾夜率五十骑兵突袭金营，生擒张安国的事迹；建康的门楼中，有李清照丧夫后低低细语的回响。城寨之于中国文人，是国家的代名词，建功立业的或客死他乡后的最后归宿，是传统追求和反传统叙事的集合，是国家精神又是个人主义，既是偶像也是英雄。

       我第一次见到把城寨和诗歌连起来的人，是读文艺青年偶像海子的诗《以梦为马》，诗人说，诗歌的重量可比他“高高举起”的火，而“此火为大”，是 “祖国的语言和乱石投筑的梁山城寨”。对于诗人来说，写作是构筑诗人理想世界的工具，文字是砖石，语言和乱石，构成了浪漫主义的文学舆论。让诗人成长起来的，是现实中的火；每一个诗人的痛苦，都照亮砖石上的千年文字，在一千三百年的乱石和太平中，被高高举起，成为城寨影影绰绰的背景，刻录人心。在西域，岑参曾经看过的北庭，是“古塞千年空，阴山独崔嵬”。而如今，在北庭都护府，我们能看到的场景，仍然是同一首诗里的“边城寂无事”。无论是岑参的一千年，还是我们的一千年，好像都未曾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可这两千年中，每一句诗人的语言，都是可以穿越千年的文字，讲述这两千年来未曾变化的城寨里，发生了什么。两千年里，每一个诗人的每一次写作，都在为自己的生命创造意义；这些所有意义的集合，创造了一种关于国家的浪漫主义舆论。一千一百年后，左宗棠征服新疆的行为，被军机大臣文祥描述成“上承先皇高宗之遗志，下惠子孙万代“。当今我们站在这里，就是文祥笔下的子孙万代。

       文人想建功立业，是因为诗歌给了他们力量，让他们相信海子说过的“此火为大”的力量。在李校尉之后的四百年，辛弃疾的诗歌也围绕国家。就连“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也有“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诗人的世界里，每一个生活的场景，都是历史的映射；每一个走过的人，都像自己的偶像英雄。辛弃疾的叛逆，是诗人不相信现实：不相信女真人统治的世界，不相信朋友叛变，不相信一人之气，不能吞山河。诗人觉得，诗歌成就的就是万世千古。四十年里，诗人相信皇帝会“横跨汉唐，鞭挞异类”，因为他的眼里，岑参的“散入珠帘湿罗幕”不是愁绪，而是坚持；在他的眼里，有“此火为大”，有跨越四百年的豪气，有平定安禄山的气概；可历史的左右前后，从来不以诗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是一个自称稼轩的大理少卿可以决定。

       南宋的主题除了辛弃疾，还有朱熹。朱熹叙事里的儒家，要求文人齐“气质之禀”，以“天必命”为“亿兆之君师”；对于辛弃疾来说，《大学》中的“明明德”是一生的宏愿。诗人的力量，是将现实打乱，让梦境代替生活，让虚妄的蓝图扩展到国家的每一块土地。在那个辛弃疾的夜晚，五十个骑兵必然战胜五万军队。因为诗人注定的命运，有“天必命”的背书；诗人就是“气质之禀”，诗歌就是现实，现实就是胜利。在这一方面，辛弃疾就是朱子传统叙事里的一环，诗人的理想就是明明德于天下。而对于皇帝，朱子的传统则是另一套理论。治国是皇帝的权威，是天下人不能觊觎的力量；修身齐家，才可以是读书人的梦想。显然，诗人不愿只接受这样的梦想，四十年的光阴，除了600多首词，还有《十论》和《九议》，回想起童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登高望远，指画山河”，谈起未来，唯有“以优战伐…… 激励将卒”。对于诗人来说，国家的城寨由刀剑堆砌，而堆砌自己城寨的，是明明德的围城，是诗歌的语言。

       在这一百年的故事里，还有一个李清照的传奇。在诗人的世界里，前半生，她的诗歌是金石古籍；后半生，她的诗歌是个人主义。青年时代，写诗作画，举案齐眉，构筑诗人的城寨；人到中年，金人来袭，“载书十五车…… 青州故第锁书册什物，用屋十余间，期明年春再具舟载之”。数月之后，青州沦陷，所藏之书，皆付之一炬。而灰烬里，诗人活出的是精神。南渡数年，如丧家之犬，而曾经拥有的一切，却“未尝忘于胸中”。所爱之人，所爱之物，心心念念，清清楚楚。爱人故去，又所托非人，诗人也不曾褪去追求。像每个求真的人一样，离开那个不属于自己的人。即便失去身份地位，即使沦落草莽，也不曾后悔。用爱自己的方式生活，用诗歌构筑精神，“容华淡伫，绰约俱见天真”。

       我常仰望活在诗歌里的人，就如同自己活在诗歌里。像文艺青年偶像海子最后一首诗中写的一样，“飞奔而去，尘土飞扬”。活着的时候，能用诗歌构筑浪漫主义城寨，临死之时，能照着范晔的话说，“然平生行己任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