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社会转型危机及应对（3）
未来5—10年，政治体制会有中小型改良
现在我根据以上四层的介绍，做一点推测，五点：
第一，未来五年至十年，如果经济增速保持在7％左右，出现一二级危机的概率不高。如果出现，按惯例政府将及时让步，主导并控制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严重失序的可能性极低，未来想发生革命的希望可能非常小，别说到一级危机，二级危机时政府都会及时让步，把这事及时平息下来，政府开始主导改革。
第二，未来五年至十年，在中小级别危机的驱动下，政治体制会有某些小型甚至中型改良。第一点说的一、二级可能性极小，第二点说的四、五级或者三级可能性不小，这种危机的驱动造成中型或小型的让步，这种改良发生在对党的风险比较小的领域，自由化性质的改良可能降低反抗的风险，开放报禁风险太大，因为这样很容易引发更高级别的危机，所以中型改良更可能发生于容易控制的领域，比如司法独立、人大代表选举。这是未来五年、十年如果发生中小型转型政治体制改革动作的话，可能见到的两个方面。
第三，未来五年至十年，在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下，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得以完善的概率比较高。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迹象，将来可能会走得更好，如果经济危机更严重，开放步伐会加快，这是未来五到十年最容易发生的事。现在中国经济自由度，按照《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计算，自由度以1-100分看，香港90分，欧美80分，世界平均水平62分，我们是51-52分，将来很可能达到、超过世界经济水平。如果这一轮中美贸易、中美对话取得大进步，TPP水平我们也就能达到了，那时候相当于WTO的升级版，中国如果跟美国进入这样的关系，中国市场的自由化会大进一步，这是未来5-10年最可能发生的事。
第四，未来十年，如果没有严重的危机，我们都消消停停地过去了，到十年换届时，怎么选择最高权力传承规则的本身也是危机，十年后最高权力传承规则重新会到眼前，怎么办？引出危机。在这十年内，如果最高决策者的处置有什么失当，我们知道胡温十年小心翼翼地走下来，如果未来大手大脚、粗受粗脚出了事，按中国的政治常规，严重的危机和错误将引发路线斗争，丧失路线代表人物的权威受损，替代路线或者替代者的地位会上升，这种情景一旦出现，马上会问一个问题：谁说了算？谁是裁判？在什么范围内决策，最后谁说了算？在争论激烈而又无力的强制的条件下，处理规则不得不向党章和宪法上的明文规定靠拢，而明文规定中的民主法治成分显然比现在的水分高得多，在那种危机驱动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也会启动。
第五，假定一切都平稳，什么都处理好了，经济增速下行导致的问题处理好了，财政问题处理好了，各种危机应对顺利，十年太太平平过去了，那时中国经济跃居世界第一的梦想成真，会怎样？那时中国经济增长在未来10年—20年之间总要降到常规水平，财政的好日子总要过下去。那时，政府手里的好牌不多了，国有资产基本划分完毕，权力的油水越来越少，麻烦越来越多，失业增加，财政危机，穷人保福利，富人抗税费，一二级危机发生的概念越来越高，在那时官僚集团将追逐最后剩余的最大利益，也就是生命和财产安全，以生命和财产为条件，开出和平转型的高价，尽力在自己的掌控之下捞最后一把向民主和法治社会过渡。这种事在很多国家中都看到了，中国在未来10—20年间也会看到。谢谢！
主持人：谢谢吴思老师，今天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蔡霞也在讲座现场，蔡霞老师多年对政党意识形态、执政党建设有专门研究，欢迎蔡霞老师给我们点评一下。
蔡霞：谢谢大家！吴思老师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思考非常深刻，首先大家可以看到他用的分析框架和平时所讲的分析框架不一样，这个不一样不光是和中国共产党宣传的框架不一样，也和我们经常学到的西方政治学理论和社会学框架也不一样，这开了非常好的学风：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自身来研究，有自己的理念，可以吸收各方面的成果，但不要照搬照抄。也许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套话，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吴思老师今天的分析框架非常新，分析框架重要一点是政治国家与社会去分析，从政治层面切入到社会、经济，这是第一。
第二，金字塔四个层次的分析，我就想到他对当代中国社会各种力量的博弈以及各种力量对未来中国影响的分析。毛泽东在1926年写过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吴思老师这样分析是“中国当代社会各种力量的分析”。如果说欠缺，吴思老师略微粗了一点，粗在哪里？就是我想讲的问题，即对官家的分析略粗一点，为什么？可能很多人不在体制内，不了解体制内的运行，所以在这里我说几个问题：
一是上级和下级、官员个人之间的分析吴思老师分析得不够，现在的问题在哪里？体制从战争年代走过来到50年代延续的是阶级斗争，坦率地说，官家主义就是权力的专制主义，权力专制对国家整体而言是对社会专制，对内是上级对下级专制，因此这种专制产生的是一种高压。这种高压有些人能感受到：国家权力对社会的高压，权力体制内部的高压是下级承受来自上级的高压，这种高压会使各级干部做出自保的决定。上层改革意愿，有新举措出来时往往会出现新的扭曲，到下面给社会领域放一点自由和松口，但官员老怕地方出事，地方出一点事，上面就就地免职和罢官，这使地方官员采用极端行为，这个地方不管用什么手段把所有出事的星星之火消灭，在这种压力下采取的是极端手段，这种极端现在越来越多靠国家暴力，靠国家暴力对社会进行各种各样的措施，加剧社会各个方面和官家的矛盾。吴思老师分析了官家有几张牌，打出去有道理，但若算上内部高压和社会危机因素的互动，那几张牌的有效性会缩短一点（掌声）。
二是专制权力的一个大特点是不受制约，社会不缺制约权力，但大家看到的是下级对上级的制约很难，上级对下级的制约也难，在个人的一亩三分地里也制约不到，因此会出现官家一旦要改革，改革的口子一开，下级很可能拿着改革的旗号在自己的权利范围内剥夺，获取新的利益。以改革缓解社会矛盾，促成社会往前走。但有些东西不是，以“改革”的盾牌掠夺，比如城镇化，为什么十八大以后关于新型城镇化问题的争论那么大？这是下级体制内的官员打着城镇化名义进一步掠夺农民的利益，把农民最后一点利益榨干，这是我们担心的问题，也是我们讨论的问题，怎么去防止它。
三是吴思老师说未来五到十年，市场经济体制可能会进一步健全，这个概率比较大，这点我想跟吴思老师商榷，为什么？其实市场经济体制分两层，一层是商品市场，一层是要素市场。90年代到现在，商品市场体系大概建立起来了，但深层次的要素市场极度扭曲导致现在这样那样的很多状况，包括现在的金融、钱荒问题，房地产泡沫问题，股市泡沫问题，而要促进要素市场的健全、要素市场的健康生长发展，必须有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于是就涉及到官家权力和社会公民之间权利博弈，这一层的博弈可能不是一个市场经济进一步健全，可能作为一种促动因素促使中国要么改革、要么革命、要么动乱三个因素进一步加剧。这是我个人的三个想法，谢谢大家！
吴思：谢谢蔡霞老师！蔡老师整天和官家打交道，她说的肯定比我准确，你们信她的，别信我的。前面我讲的内容我写过一篇文章《危机驱动：政改预测的框架》，本来发在《财经》杂志上，今天没有讲国际形势大背景，也没有谈民族问题，这两个在未来中国转型中都可能会有大影响，但我对民族地区情况了解太少，不敢胡说八道，就没谈。再是中国体量越来越大，不像过去一个弱小的国家很容易受外面影响，现在越来越自信，只要不闹战争，国际环境对中国转型不起决定作用，因为中国体能太大了。这是两个我今天没谈的问题，可能会出事，谢谢！
主持人：现在是提问时间。
理论创新囿于思维模式
提问1：您讲到很多关于中国未来变革的问题，变革因素很多，但有一个我想谈一下，即中共执政党的理论创新问题。中共经常讲中共是一个非常注重理论创新的党，过去几届领导都提出这样的说法，比如科学发展观、三个代表。但十八大以来，给大家印象比较深的是“三个自信”，但大家可能不太接受这三个自信；“中国梦”，虽然在大力推动，但接受也有障碍，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共在理论创新上遇到很多障碍，进入到停滞状态。理论上创新或者政改的停滞会否加速社会变革的发展？
蔡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中共感受到了中国社会的变化，也试图努力想去做一些理论思考，但问题出在：第一，思维方式不好，思维方式始终没有改变，所以理论创新大家感受到其文字语言花样翻新大于内容观点；第二，当大家真正感受到一种理论要脱壳而出时，缺乏相应的政治勇气。“三个代表”思想很多人贬低它，我恰恰是看好它的，可惜的是“三个代表”思想没有很好的继续往前推进，90年代中国社会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以后，中国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把“阶级”词换成“阶层”就是90年代后期到2000年以后，就那么几年，为什么？中国社会真的变了，社会化生产使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变。那怎么看社会结构深刻性历史变化，以什么样的眼光看待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三个代表”其实用人类文明的、政治文明的眼光看待它，试图对中国社会的变化做出一种新的解释以及想后来形成一种新的思路推进，但党内传统思维和保守势力相当大，因此很快一段时间内对它提出各种质疑，加上理论改变，往前走，会触动原来的体制，而它会大大推进民主的发展，很可惜这个东西在中途夭折了。所以后面的理论越来越倾向于维持现状以及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具体问题代替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性的思考，因此理论不是提升而是下降。这十年中我一直持这个观点，2002年以后的十年，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思考掉下来，没有站在上面，而是在下面，解决具体问题以技术性的思考取代了对发展趋势和本质规律的理论站位的思考，越来越往下走，理论不能解决根本性体制性弊端和机制，自身的思想资源就匮乏了，以致于匮乏到现在像吴思老师讲的要拿一个“梦”出来作为一个理论其实是比较荒谬的。每一个公民、每一个老百姓可以做一个梦，有个人自己对未来的美好追求，这种追求从政党来说需要提供如何让人民群众的“梦”实现，提供什么样的制度和社会环境，用什么样的公共政策指导能够让每个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比现在好，这就不是拿一个“梦”画一张大饼给大家，而是怎么做才能让大家未来更好，这没有回答，这是一点。
第二点，“中国梦”往往聚集在狭隘的民族情结上，搞不好是狭隘的民族情绪的东西，所以理论没有提升。而这个东西没有很好的创新，未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情况以及危机应对很难做好。有可能促使中国社会发生大的危机时，由于没有一个合适的理论资源指导它怎么看问题和分析问题，以致于应对失措，这是我非常担心的。另外，由于没有理论高位，未来发生变革和重大问题怎么和社会各方面达成共识，缺乏理论上的说服力和感召力，这也是我忧心忡忡的，可能会导致中国社会未来的分裂。谢谢大家！
提问2：吴老师您好，现在大学生公务员考试特别热，未来五到十年既然不会发生大的动荡，是否还继续考公务员？
吴思：你说个人选择是否该考公务员，看你自己喜欢，只能个人解决，有的人真的当了公务员，可能觉得那个工作其实枯燥乏味，浪费青春。要借那个机会发财可能等到二十年后，等当到局长了，但那时候又民主了化了呢？（现场笑）
提问3：吴老师您好！您的分析建立在比较量化的经济立场角度来讲的，我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国家的认同可能不是单纯经济立场的认同，有精神共同体的诉求，但极权统治创造了奇观：剥夺了你的利益，让你感到幸福。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对危机的判断跟观念有关，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对利益的判断不一样，未来有没有应对危机的办法？通过变化观念而不打那四张牌。通过切换观念重回思想信息的监管制造新的幸福感，那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一是社会大规模的溃败，二是社会急剧向左转，重新回到那样的道路上？谢谢！
吴思：第一个问题，观念的变化是可遇不可求的，中国历史有几种观念，比如儒家、道家、法家，后来进了一个印度的佛家，新的东西出来试试，这么多年来党一直在创造，我们看到他的困难和困惑、艰难困苦，就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体系，经过了证伪，然后说不行了，改革开放，试图寻找新的意识形态。这个寻找如果从80年代开始到现在也是三十多年，呕心沥血，费了多少心思，未来二、三十年呕心沥血就能出一个东西？那需要天才，不仅需要天才还需要时代，如果时代有好的东西，比如民主法治好，会抑制人的创造，我就不会想编出一个比民主好的东西，不认为我有这个才能；也不认为有人认真想去做这件事，有人想做这件事其实是一种利益的辩护，自己都知道，那样的人通常不是一流人才，很难真正弄出一流的事来。一流的人都不见得弄出来，二流、三流怎么做？谢谢！
第二个问题是社会溃败，我很难想象社会溃败这样的状态，是一盘散沙散了吗？比如辛亥革命，中国是一个大国。而捷克斯洛伐克那样的小国，游行到第6天、7天时，警察宣布不要用我们来解决问题，我们是维持秩序的，不是替你们镇压的。到10天时军队说法，11天时党的总书记辞职：我指挥不动了。这个社会就彻底散了，它的层级少了，是一个小国。辛亥革命闹的整体是王纲解领，王朝跨了，但军队还在，各省纷纷宣布独立，中国一个省相当于外部的一个国，所以我们的二级组织、“条条”组织仍然健在，不至于溃败，只是最高层解体，但二、三级还在。所以社会溃败对中国这样结构复杂的大国来说不可思议。
有三个问题，社会会否向左转？我认为向左转也是假左不是真左，真左是毛泽东时代那样，工业学大庆，农业大干。人民公社那样现在的人愿意干吗？我想他们肯定不会。毛泽东以前做得非常彻底、非常好，做得太认真、太努力，那个失败是彻底的失败，不是半途而废。所以“左”是已经被证伪的一套方针政策，既然失败得那么彻底，证伪得那么彻底，真正要复活办不到，人们经常打着“左”的旗号干一些仇官、仇富的事，这可以理解，因为没有适当的旗帜，毛泽东那时反对贪官污吏，现在高居毛泽东的旗号，以当年反贪官、打走资派的旗号来举，我觉得不是真左，而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为了打官员把毛抬出来。这个问题全世界都不会，只要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那些人，他们办不到，除非第二代人的信息完全被剥夺，都傻了，才能漠视上一代人发生的那么重大的历史经验教训，我觉得这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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