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社会转型危机及应对（2）
梁启超与胡适
危机驱动转型的预测框架
我在这个基础上讨论了官家主义的历史、现状、弱点和优势，现在开始进入金字塔模型。
前面介绍了模型的轮廓，轮廓开头就是最高权力机构，我们知道权力宝塔尖就那么几个人或者二十几个人，他们决定中国转型还是不转型，如果有一个强大的皇帝，比如像秦始皇、毛泽东、邓小平那样还好办，问题是我们没有这么强大的一个人说了算。于是最高权力是一个班子，这个班子是“商量着来”，按票多票少来。所有转型意味着权力的自我限制，是一次重大的利益分配，在新的利益分配中，官家集团利益受损。所以从利益驱动来说没有足够的利益让他们转型。那推动转型的力量在哪儿？--在危机和压力。这是第一层。
我谈谈危机，也就是第二层。我把中国能够看得到的危机分为五层：
1.危机级别
一级危机，如辛亥革命、法国大革命、中国大革命、俄国大革命以及各种花革命，总而言之民间起来把最高层领导推翻，这是一级危机。前几天胡德平写了《破解法国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问》，回答王岐山推荐的那本书：为什么一放松管制，一开始改革老百姓倒不满、造起反了，然后引起了法国大革命，讨论大革命问题。
二级危机，没那么强大，没闹到革命的程度，我觉得代表二级危机的是五四运动或者四五运动以及二十多年前的那场事，闹起来中心城市动荡，蔓延全国。一旦出现二级危机就非常危险，很容易引起分裂，二十多年前内部就四分五裂。
三级危机是省级城市动荡，蔓延全省。比如四川保路运动，去年的乌鲁木齐“7·5”事件。
四级危机是市、县动荡，比如瓮安事件，大连散步，厦门散步，启东事件。
五级危机是乡镇或村以下。乌坎事件一开始是村级事件，后来到县里，五级危机升级到四级危机。
五级危机每年数以十万计，大量因为征地和上访。四级危机，即县市动荡，每年平均有一到两次，一次左右，有的时候没有，有的时候一年两次。三级危机发生的频率十年左右有一次。二级危机，中国上次出现二级危机是24年前，一代人的时间。一级危机，现在看不出任何一级危机的动荡。
2.互动常规
这些危机一旦出现会怎样？会出现内部团体互动，有一个常规--一旦出了一个事，比如乌坎，农民保护自己的土地闹起来，迅速有知识分子介入，知识分子开始传播这件事，维权，说这件事的意义在什么，先指出意义，这个意义通常跟每个人有关，今天发生在别人家，明天可能发生在你的头上，每个公民的权利受到伤害，任何一个公民不能袖手旁观。如德国一个牧师所说的，杀犹太人我不说，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杀共产党人我不说，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最后杀到我这里，再也没有任何人为我说话。中国近百年的革命都是知识分子挑起来的，是马克思那样的知识分子，是康梁那样的知识分子或者是孙中山那样的知识分子，现在在干同样的事，这个事与每个人有关，哪儿出事就围观，五级危机升级为四级危机，尽可能动员更多人参与，四级危机尽可能往三级走，只要动员有力、知道够长，这个危机可能就胜出了。我们知道乌坎事件迅速地往上升，官方处理一旦失当，就打一个滚上去了。一旦工农出事，知识分子介入，官方也介入，官方的态度跟公知的态度相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事没出——堵，严防死守，一旦成了气候，成为了五级危机或四级危机就立刻让步，反映非常迅速，比如什邡、瓮安、启东让步，乌坎不让步，上面领导急了，省里直接派人来指挥让步：你怎么那么不会办事，把五级危机弄成四级危机还要弄成三级危机吗？有一个地方难免出事，有人往上调，有人往下压，这就是危机一旦出现的互动常规。
我们在互动常规可以看到一个规律：小危机，小让步；中危机，中让步；没危机，不让步（现场笑）。结论是：危机可以推动制度改革，推动制度变革。如果出现了大量的中小级危机，甚至有可能出现比较大的制度变革。比如取消农业税。取消农业税就是由一堆农民抗税，五级危机堆积起来没完没了，最后官方得不偿失，干脆取消了，维稳花的钱比收税还要多，还收什么？顺着这样的思路往下推论，如果出现较大危机，如三级危机或二级危机，在那个情况下很可能会出现重大让步，启动政治体制改革。20多年前就遇到过这种事，如果有一方见好就收，很可能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开始了，但双方都没有掌握好，风险非常大，幸好有邓小平这样的强人，否则内部分裂，军队内部分裂，没有强人谁能承受那么大的压力？所以非得让步不可，不让步会造成内部大分裂，而分裂本身又会启动改革，要不然发生二级危机，要不然让步，要不然分裂，分裂后还照样让步，因为它会引发新的变革。这是互动的常规，从常规里能做出一个推测。
讨论过程中大家会发现中国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第二是五层危机怎么分类，它们互动的常规，每一层有可能带来什么结果，每一级危机可能出什么事。
八种社会行动者的满与不满
第三层讨论制造危机和平息危机的人。一是官——最强大的社会集团。中国官员集团可以说是世界最强大、规模最庞大、历史最悠久的一个集团，人才济济，不仅有人才还有钱，每年掌握着十几万亿，今年大概是12万亿财政收入。除了钱之外，还控制着能源、交通、金融、电信领域的世界级垄断公司，还垄断了教育、传媒、医疗行业，什么地方肥就把什么地方切下来，既有钱又有人才，这是官的实力。官在干什么？他们对全民的承诺是建设小康社会，过十年GDP再翻一番，那时候中国经济就是老大了，所以各位稍安勿躁，给我们一点时间，把中国经济搞上去，抓住历史机遇，让中国重新重回世界老大的位置上，换取大家的拥护跟我们走。这个条件如何？我估计很多人听这个条件觉得还行吧，十年还不太长，中国就是世界老大了，也是百年来仁人志士的想法。所以这是官方开出的条件：以经济绩效、经济发展换取合法性、换取民心和民众的支持，这是官方提出的理想。
要实现刚才说的理想，官方的政策是深化改革，而且是深化各种改革，李克强最近小步快走连续推出一系列的改革，马上要开三中全会了，大家关心会否推出更大力度的改革。但不管怎么说，这些改革基本发生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会不会改是一个很难说的问题，一直说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十八大文件也说，这话从1987年也就是十三大文件时开始说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但当年说搞就没搞，实际已经实现了一种均衡，这个均衡从1987年秩序至今，这个均衡就是说改革不做改革，说改革可以让民众、国际听起来得到安抚：要改革了；不做改革可以安抚官员：没人动你的利益。这是非常好的均衡，两头都满足的均衡，目前我还没看到有什么力量能够打破。所以官方承诺，如果没有危机，搞政治体制改革还是一个承诺，不会变成事实。
这是官方作为一个政体，它的实力、规模以及手中的牌、承诺还有已经构成的跟民间的均衡。可作为一个整体来说，他们是既得利益集团，但细细分析起来，官家内部有很多不满。比如前面说到的人大，人大法院的名义权力是10平方米，实际权力有10平方米吗？也就是3-5平米，剩下的5-7平米到哪儿去了？被政法委或者更强大的力量悄悄的拿走了，具体办起案子来、追究冤假错案还得他们承担，或者说你就是一个橡皮图章，骂名也得自己承担。所以实际权力跟名义权力不符，实际权力跟名义权力遭到剥夺是不满的来由。同样的道理我们还可以说政协和检察院，这些“条条”基本都是名义权力大于实际权力，实际权力小于名义权力，他们都有被剥夺感。衙门中还有“块块”地方政府有事权，要干很多事，但没有相应的财权，于是跑步前进要钱，求爷爷告奶奶要到钱，这是权责利的不平衡，不公平，不平是不满的温床。这是官内部的两个不满。
还有第三个不满，前面说到皇帝不满后，新的最高权力诞生过程就是党章上很多名义权力莫名其妙消失的过程，这会带来一些影响。如果有人想竞争这个权力又没有轮上他可能就特别不满，他特别不满可能有人会审他，对抗会很激烈，容易出事。而这在最高权力交接时，一到五、十年就可能出现重大不满，这也是对官家集团内部来说，最高权力的竞争者、角逐者、多数决定者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第四个不满是，中央政府还好，地方政府经常是各个大家族的势力把持着升迁的主要渠道，精英考上公务员干活，最后发现干活的是他们，升官的是官二代、三代。这样的不均衡会造成什么？你说这样的小利是什么感觉？这不就是宋江的感觉吗？（现场笑）——有可能培育出遍地宋江，他们倒无能也罢了，但沉沦下僚的精英一旦成为宋江类人，能量非常大。
最后是精神危机，他们自己知道很多事做得不大对，口不对心，有时候人的地位高了，成了精英了，对精神生活比较重要，吃饱喝足，醉生梦死，这些人不是真正的精英，真正的精英不是这样，于是这些不满掩藏在心，在适当的时候会爆发，一旦爆发可能会出现“竟无一人是男儿”的局面。
以上是“官”。“商”可以分官商和民商。“士”可以分成大学生和知识分子。
二是农民。中国农民现处于历史中最好的时期，对生活非常满意，不交农业税，建立了合作医疗，种粮不仅不交钱还给补贴，这些都是历史上所没有的。1999年前后我到农村去调查，问农民交多少钱，中央三令五申不得超过总收入5%，实际农民经常交到20%-25%，所以农民恨得咬牙切齿。我跟一个村民小组长在田埂上走，我说“听您这话好像造反似的。”他说“打不过，打得过早反了。”2004年取消农业税，2009年我到农村调查，农民对党的感恩戴德之情溢于言表，说中央不好他就跟你急。如果在取消农业税之前，谁要上井冈上，农民给你通风报信，给你送粮食；2004年之后，谁要上井冈山，农民会把你绑给官府。现在我看不出农民有任何重大的动乱，他们基本不交税，可他们获得了基本的社会公共服务。从公共契约角度来说他们赚了，他们付出不多，所得不少。
当然有一部分农民不满，这部分农民是失地的农民，城市郊区的农民。城市郊区农民一亩地给2、3万块钱，政府转手卖三、五十万甚至一百万，这种剥夺对比太强烈，所以这部分农民不满足。但话说回来，我们的补偿标准是什么？是土地作物30年的收获，现在种一亩地，一年能挣500块钱或者一千块钱，一年挣1000，十年1万，30年给你3万，3万存利息也能挣一千万，还不如你下去干活。对农民来说是相对的剥夺，其实这是合算的事，如果只许种地还不如把这个地让他们征了，但你这3万块钱到他们手里变成三、五十万，这是不满相对剥夺的由来，但这个剥夺只能在本村内造成影响，所以这种剥夺只能引起五级危机，最多四级危机。
三是农民工。农民工是城市化和共轭华过程中形成的过渡性群体，农民工分第一代和第二代。
第一代农民工，我到农村调查，问这个世界是否公平，政府如何，农民一连串说好，我们问得非常细，每一个问两三个小时，他们回答都说好。如果引导出不公平点来：在城里没遇到不公平的事？他说有，谁谁给我一撬泥，我给他一撬泥，他不接，不理我，我就跟他打起来了。说的都是他们同级之间谁看不起谁，对谁不满，在同级之中做对比，就好像我们跟美国人比一样，农民工也不跟城里人比，自己跟自己比，所以不满在第一代农民工里基本没有。
第二代农民工就不一样，发生了重大变化：生在城里，觉得自己享受的政策是天生的，不再感谢领导们的恩赐，他们经常看到的是凭什么城里的孩子享受的我们都没有，所以第二代农民工不满。但第二代农民工这些年的工资迅速上涨，所以这个不满变得有点得到了补偿。现在第二代农民工的状态是拿不出非常强烈的明确的政治经济主张，过一天是一天，知道未来城里进不去，家乡回不了，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在哪儿、未来在哪儿，而怎么解决不知道，是一种模糊的状态。如果深究起来，他们很容易发现自己买不起房子的根源是房价的多一半进了政府腰包，实际农民工跟政府追究下去有深层冲突：买不起房、入不了城的核心是有人把房价抬起来了，而房价最大受益者是政府。这个事情在未来是一个炸弹，但现在这个炸弹很平静，没有闹腾。
房价背后的利益分配培育出所有的买房者和政府的矛盾，不仅是农民工，还有新一代的城镇工人、知识分子、大学毕业生，深究下去都会发现房价是重大的利益不公平的根源，是潜伏的矛盾，但现在没有爆发的迹象。
前面说了农民（失地农民、一般农民）、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
四是工人。城镇工人在建立社保体系之前大规模下岗时，城镇闹事非常多，但胡温新政后建立了社保体系，城镇的群体事件顿时大幅度下降。我们知道城镇工人有各种就业优先和各种各样的优惠，最后还能拿到各种补贴，所以中国的城镇工人在整体上跟农民差不多，对党的公共交易和公共产品的契约之间、关系之中大体处在占便宜的位置，不是吃亏的位置，这几年向工农方面倾斜他们可能有更多的好处，所以工人群体也是稳定的。
过去工人罢工，政府介入站在资方一边，我们知道东北那边还打死了人，官方基本站在资方立场，工人罢工，通常收拾工人。但这些年，工人工资迅速上涨，罢工事件减少，矛盾缓和了。若经济仍然高速运转，工人群体大体是稳定的，但前提是经济高速发展，现在经济出了问题。
五是国营企业老板。这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占有了大约上百万亿的资本。今天中午我问茅芋轼老师：现在官方手里掌握着国有企业究竟值多少钱？他说大概60万亿。我听到几个数，有人说是40万亿、100万亿，你们自己选这个数，反正有一个巨额的人民币资本，而且享受各种各样的特权，可以借助行政权力维持、扩展地盘，跟民营企业抢地盘，挤占他们的空间。任何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都可能损害国营企业老板的利益。
六是民营企业老板。民营企业老板现在有多少？去年有1000多万户，投资者2000多万人。辛亥革命时中国的民营资产阶级才5万人，现在已经2000万了。他们的注册资本超过了31万亿。民企对就业率的贡献超过80％。在GDP、税收和全社会投资中的比例都超过60％。民企全面超过国企，但国企占有的资源比他们多。还有3900多万个体户。
这个群体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因为他们发财了，他们在经济上占据了优势地位，但这个群体又存在着普遍的不满，主要的不满来自于：第一，垄断的位置进不进去，被排挤，非公36条（按：《国务院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出了两遍，他们还是觉得被排挤；第二，教育成本越来越高，税费越来越重，还经常遭受敲诈勒索，看官员的吃像越来越难看，这不仅仅是经济损失，官员吃相难看，被敲诈勒索，还有人格侮辱，看了不舒服，不是拿捕其那些钱，而是受不了那个气，怎么办？他们的基本对策是不敢反抗，因为查你什么就有什么事，一抓一个准。我听一个刑警大队长跟我说过，怎么能查，查偷税漏税，我们的税费负担如此之重，不偷税简直活下去，所以查了基本都有事，几乎谁都有超范围经营。于是全都不敢反抗更不敢组织。柳传志有一句话“毛主席说我们民族资产阶级软弱动摇，我们是软弱，但我们不动摇，我们毫不动摇地软弱！”（现场笑）我觉得这话说得真有道理，他们就是这样，就是软弱，因为手里有一大堆他们要养的人，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怎敢不低头。而要说软弱，历史事实不支持柳总的说法，辛亥革命之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有5万人，也是软弱的，但一革命了，全都坚定着，比如虞洽卿（上海四明银行老板）带着人马上跑到江苏跟程德全（江苏都督）说反了。程德全说没钱，反后谁给我们发奖？张勋也坚决不反，也是虞洽卿把上海的城防大炮给拉来了，对着城墙轰，轰了一晚上，第二天就投降了。民营企业家软弱吗？他们算风险和收益。
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权利与他们的社会地位、经济贡献不相称，他们也有强烈的被剥夺感，他们的方式是个人移民、家庭移民追求安全。以惹不起躲得起的方式来反抗，这是他们目前的策略。但我听说有一个说法：一旦移民移完了，回来当裸商了，这些人的胆子就特大，可能是因有后路了。所以这个群体反抗的风险、成本发生变化，他们对民主和法治社会的支持可能有高含金量的表达。
七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我们经常接触的就是传媒知识分子，现在说的就是那些大V们、公知们。如果算权利，名义权利《宪法》35条规定有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但实际权利落差极大，而这些权利正是媒体人获得荣誉和财富的基础，可这个基础却被人剥夺了，于是这种切身利害关系决定传媒内知识分子的整体倾向是追求民主宪政，不断地鼓吹宪政和自由主义，因为这儿是他们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方向。
教师、律师专门领域的专业人士也有比较多的被剥夺感，他们比较了解外部世界，对民主宪政有更多的认可，所以在社会集团中，最了解外部情况、看问题比较深和比较广的是知识分子——“士”，跟辛亥革命、戊戌变法、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革命一样，他们是冲在最前头的人，现在还是冲在最前头的人，而且冲在最前头有道理，因为他们觉得被剥夺感最强，有切身的利害关系。就是由于他们这特征，一旦出事，在各级危机中，知识分子全采用了与官方对抗的策略，官方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知识分子是尽量放大危机的意义，动员更多人群参与，于是被官方看作是麻烦制造者。当了麻烦制造者后，官方和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很难找到缓解办法，尽管如此之难我们还得佩服：官方人才济济，还是找到了一些办法，通过自己掌握的财力和权力，通过课题费和个人升迁等手段，将大量知识分子的收入门下，跟知识分子建立了契约性的合作关系。
八是沉寂了多年没有动静的大学生（现场笑）。五四运动是他们闹起来的，后来几乎每次运动都有他们。但最近二十多年来，在严密控制和市场就业的引导之下，大学校园基本平静。2012年在校大学生约有2536万人，每年600多万大学生毕业，虽然就业机会不平等，“拼爹”、拼关系，但就业率还没有低到酿成危机的程度，还活得下去。如果经济状况不佳，就业困难，拼爹、拼关系在蛋糕越来越少的情况下，现在这点不满可能会被拼爹拼关系点燃导火索，将来有可能出大事，平等机会被剥夺的感觉可能会强化，校园在那时候就会不平静，当然前提条件是就业率严重下降，失业率大幅度上升。
上述八个社会行动者有共同满意的领域，即经济发展，10%的增长速度让世界瞩目，很少有人说这个不好；同时社会秩序稳定，国家地位、国际地位提高。从公共契约的角度看，官方提供了大体合格的公共物品，而且在社会保障方面明显加强，因此官方的表现大体合格。这是满意的方面。但八个行动者也有共同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获得上述公共品的代价方面。一对环境污染不满。二对贪污腐败和两极分化不满。贪污腐败和两极分化到什么程度？胡星斗教授说一般的中等腐败国家每年贪污腐败金额大概占GDP的3%，他算这个账时是2009年，那一年33万亿GDP，3%的赃款是1万亿，如果积累十年就是10万亿。按照刑法10万以上可以枪毙一个，但实际很难做到，现在估计上千万都不会枪毙，这又是一种历史现象。假定一百万枪毙一个，10万亿包含了一千万个死刑。当年国共内战规模最惨烈，国民党800万军队，而且没给们打死，该俘虏就俘虏了，一千万简直是种族灭绝，贪污腐败的数量来说，10万亿，从任命来说一千万个死刑。从贪污腐败的数量来说10万亿，从人命来说是一千万个死刑，这都是惊人的规模。三对假话空话和道德沦丧不满。四是无论官民都感到自身权利得不到可靠的保障，所以像王立军那样的人也会倒。由于公民权利不受尊重，官民普遍感觉缺乏安全和尊严。这些不满都能追究到政府的头上，再追究一步都是政治体制的问题，所以农民征地、工人罢工，随便一个不满，经过知识分子一阐释，矛头往政府指，都可以指向制度缺陷，引发官民对立，引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做出两项总体判断：第一，无论哪个群体（除了传媒方面的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基础被剥夺了，没有重要群体感到严重被剥夺。无论是对农民的强制征地、对民营企业的歧视和敲诈以及第二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不公平、公务员升迁的不公平，其范围和强度比起他们得到的好处都是次要的，所以一、二级危机发生的概率很低。第二，不满普遍存在，四五级危机随时可能发生，在知识分子阐释和网络传播的帮助下，升到三级也有可能。
经济下行和财政状况可能引发危机
第四层是影响上述行动者的重要因素。
一是经济增速下行。一旦经济增速下行，刚才说的工人就业、农民工就业都会出问题，还有大学生的就业。现在的经济正在从10%落到7%-8%，正在从一种均衡走向另一种均衡，现在还不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对工人和农民工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影响强烈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这个台阶能站多久，比如能否站10年，10年以后会否再下一个台阶？降到3%、4%，那时候3%、4%再加上3%的赃款，基本没增长。这些事情意味着什么现在不清楚，但可能对就业率，对工人、农民、大学生、民营企业家有重要影响。等到将来，十年以后，经济增速降到世界平均水平，用经济的高增长换来拥戴的承诺那会儿兑现了，也就终止了，那新的承诺是什么？新的得民心的办法是什么？如果不开出新的条件，不打出新的旗帜来，又不开放选举，那维持稳定、疆域关系就会更难以维持。
二是财政状况。经济增速在10％上下，财政收入的增速通常在20％－30％之间。反过来，经济增速从10%降到7%，财政收入增速也可能下降不止一个台阶。经济增速时，经济上一个台阶，财政上两三个台阶；经济降时，财政可能降。今年上半年财政状况非常不好。如果财政出现危机，政府手里没钱，就出现3种可能性：
1.压缩开支。压缩开支向哪儿压缩？现在养老金已经有缺口了，如果压缩社保、医疗等方面的福利，让工人、农民得以安定的因素、社保都减少了，给钱容易，不给钱就麻烦了，会出现大规模的动荡，希腊就是。所以财政危机一旦影响了工人、农民工的福利待遇、社保，四五级危机可能大规模的升级为三级甚至二级。如果不压缩农民工人社会的开支，压缩官方自己的开支，就是壮士断腕，如果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就看不出这个力量在哪儿，怎么能搞得成。
2.增加税收。中国税费负担已经不轻，30%多，如果加上贪污腐败的数字，实际税费负担更重，进一步再增加税收，可能增加中小企业负担，增加破产，逼走资本，提高失业率。一旦提高失业率，经济危机引起政治危机的引爆率会降低，危机更加容易爆发，所以税收也不是好东西。
3.印票子，通货膨胀。我们知道在1988年、1987年严重的通货膨胀，隔两年就出大事，所以剥夺全民的通货膨胀风险也极大。
同时财政危机亦将削弱政府解决环保问题的能力，而往年的四级危机，比如启东、什邡基本都是环境引起的，如果政府能力下降，可能会引出更多的环境引发的危机。
总而言之，经济下行和财政危机可能把更多的社会行为主体推入严重不满的阵营，三级、二危危机发生的概率会大幅度提高。
应对社会危机政府有多张王牌
三是政府手里的牌，即官怎么平息危机手里有很多王牌，最大的王牌是，如果经济下行可以大规模向民营企业开放垄断领域，比如金融、能源、教育、医疗、电信、基础建设等，如此一开放肯定会提高竞争、提高效率，增加就业，带来新的经济增长。这就意味着经济体制改革动了垄断集团的奶酪。垄断集团的奶酪不好动，一动会遭到反抗。但如果发生全面的危机，这个船要沉了，肯定得揣几个胖子下去（现场笑）。
4月我到德国讲怎么预测中国未来的理论体系，5月份写完，几个月来我非常高兴的看到我的预测一项一项实现了，国务院正在小步快走地推，这是政府手里的一张好牌。
第二张大牌，如果财政危机很严重，手里有3万亿美元的巨额的外汇储备，通过以前的通货膨胀把这些钱变成自己手里的资源。一旦闹大了，哪怕把这3万亿散出去，进口食品给老百姓，3万亿美元是18万亿人民币，靠这个东西能撑5年。
如果大家觉得这张牌打完了还不行，还有第三张大牌，60万亿国有资产，把这些卖了，补工人、农民种种的不足，能不能安抚下来？60万亿撑5年补没问题吧，哪怕颗粒无收也能撑5年。
两张牌下来就有十年时间，只要政府小心客户，像胡温政府，战战兢兢、别闯祸，小心呵护着，维持十年稳定，不出大事，在财政上，这三张牌完全没有问题。
实在不行还有第四张牌：土地私有化。土地一旦私有化后走向市场可以吸纳多少货币？即使多印了十万亿人民币或者多少万亿人民币，就像进了沙漠被淹没，又够你成多年。同时土地一旦私有化，能导致要素流动，效率配置的提高以及房价下降等好处，这是一轮新的增长。
所以政府手里的好牌很多，这几张好牌带来的改革红利和真金白银能够支撑多久，一二级危机就可能延缓多久。
四是官家权力的扩张。我们知道权力不受制约就扩张，直到得不偿失为止才不扩张。权力不断扩张意味着掠夺率不断提高，现在已经到3%的贪污腐败金额，如果权力不扩张掠夺率就会不断提高，而且可以通过垄断的方式，不仅抢钱还抢自由、活动空间，这属于更高级的掠夺，造成这个空间我许干，别人不许干，他干的水平不高，人家干的水平又很高，中间的差距是垄断造成的损失，比抢钱的损失还要深刻、影响还要长久，对未来发展所带来的好处都被掐断。如果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蛋糕越做越大，权力多切走一些多抢一些尚可忍受。如果经济发展减速，抢劫率即使不变，引发危机的概率也会大大提高。这个事很难管，权力约束自己主要路子一个是法治一个是民主，如果不从这两方面走，基本很难约束自己，权力加速扩张就可能引爆危机。
五是观念和说法。我们知道这些年人们的观念不断地发生变化，公民权利的观念深入人心。公民权利观念深入人心后，本来觉得很公平的事现在也不公平了，容易上街也容易制造危机了，而镇压者官员如果也认同公民权利的概念、尊重宪法，镇压力度、反应敏捷度会大大下降，于是危机上升速度就会加快。所以观念变化影响深远，而观念的变化随着互联网的扩张还在加速。过去官方一直努力的在观念上占据主导位置，树立一种意识形态，让大家不那么具有对抗性，跟党走，毛泽东时代价值观的核心就是——“把一些献给党”。后来到了邓小平时代，不能说把“一切献给党”，因为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家都去发财了，坚持两个基本点：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现在党要获得了一切忠诚的位置，但在重建这个位置，不过重建过程一波三折，很困难。如果党尊重宪法、宪政，那公民的权利观念还会进一步扩大；如果党不尊重，党的威信也上不去。于是造成矛盾，如果党的威信上不去，还不断地说一切献给党，可能会造成民间第二文化的发达，把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架空，所以观念领域的博弈进行了一轮又一轮，还在过程中，不过大概局面已基本确认，在国际形势非常清晰，民主法治国家经过一波二波走到第三波，不断扩张，苏联斯大林模式失败已经成为历史定论，在这种情况下制造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跟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那么强大那么有力量让人心服口服，我觉得是“中国梦”（现场笑）。
六是行动组织成本下降。所有群体要活动，要组织起来可通过微博、微信和网络空间进行，组织成本大幅度下降，风险也下降，组织更加容易，效率更高，动员起来，蔓延全国，危机从五级升到四级或者更高级别比过去容易多，既然容易了就容易去做，动不动就做一把。所以组织成本的下降，通讯技术的发展，对未来这些人的行为成有重大影响，让他们寻求让步，而要寻求让步就要制造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