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孙立平：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无论现实会怎么走，我愿意在想象的意义上，把现在看做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在是新的30年的开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形成具有建设意义的超越性思维，是极为重要的。
说改革的时代已经结束，不是说改革的任务已经完成。而是说，改革已经无力解决需要它解决的问题。这不仅是源于改革遇到的客观阻力，也是源于改革本身潜力的有限性。更重要的是，改革已经成了一锅夹生饭。
说现在是历史的转折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原来在中国社会起作用的一些基本逻辑已经在发生变化。比如说，在改革最初的20年中，经济发展会自然导致社会状况的改善；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经济发展虽然已经不能自然导致社会状况的改善，但至少能起到托底或保底的作用。但现在看，用经济发展托底或保底已经越来越困难。甚至发展本身制造的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还多。当然，这不是说经济发展不重要，现实是，发展不见得能解决问题，但不发展肯定会造成问题的恶化。
逻辑变化的另一个方面体现在民心上。我原来曾经用一件事情说明民心的这种变化：1月3日起，昆明长水机场出现大雾天气，导致当天440个架次航班取消，机场一度陷入混乱。一些乘客甚至开始抢飞机，一看到有登机口开放，一些人就蜂拥而上，喊着“管它飞哪儿，反正我要坐飞机”。“管它飞哪儿，反正我要坐飞机”，现在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的心态。这种心态已经不限于社会的底层，甚至在被人们认作是既得利益者的人们中，都开始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他们也觉得活得不舒服。
现在的现实是，保变两难。现在社会中将这个问题简化为：改革还是不改革。并由此形成了基本的分歧和裂痕。但问题是，真正的出路就在分歧中的某一端上吗？
中国的未来取决于官民如何互动。有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自下而上启动的，但我认为这是一种假象。在过去30年间，社会并没有成为一个足以对中国社会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力量。事情的变化是在最近这几年。这就是我多次引用裴敏新的话所说的“社会生态已变”。虽然现在还很难乐观地断定民众已经成为直接左右历史进程的力量，民众力量的发挥还需要通过对上层政治的影响才能实现，但必须要看到，民众和社会已经成为影响历史进程的另一个力量。因此，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两种力量的互动。能够给中国带来希望的，是两种力量良性互动关系的形成。
在过去的30多年中，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只昙花一现地出现过。这就是文革结束到西单民主墙被关闭那短短的三年时间。叶剑英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这一段时间，民众的呼声，对于邓小平出来工作和开启改革开放的过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作用的模式是，体制内与体制外主张改革的力量联手，克服改革的障碍。但当时最有实力的实际领导人关闭了西单民主墙后，也就在官民之间划了一条“楚河汉界”，越界寻找支持被视为对“我们”的叛变，从此上下层之间的良性互动过程也就结束了，路子也就越走越窄。六四的实质就是官民恶性互动的极端表现。
现在有没有打破过去的逻辑，形成官民良性互动的可能性？我认为虽然情况并不乐观，但不能说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第一，新班子与上一届比更有自信，而且相对来说没有历史包袱（如果不是自己愿意背这个包袱的话）。第二，社会的力量在壮大而且在不断成熟。第三，新媒体的出现，为官民的良性互动提供了新的平台。第四，现实的机会已经出现，这就是反腐败。
如果我们这个社会有足够的智慧，应当把反腐败作为形成新的官民共识，进而形成官民良性互动的契机。应当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就看能不能抓住。而且鉴于政府公信力的脆弱，这个机会可能稍纵即逝。从官方来说，不管出于何种考虑，腐败也不能不反了。但反腐败会遇到体制内顽强的阻力。如果没有体制外力量的加入，反腐败半途夭折的概率是很大的。从民众的角度来说，尽管人们也知道腐败是结果不是原因，但腐败天人共愤。反腐败可以为官方赢得暂时性的认同。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达成默契，先是在运动式反腐阶段以官民合力克服腐败势力的阻力，继而在社会压力之下推进反腐败的制度建设。假如可以见到这样的结果，就可以作为形成官民良性互动的开端。在这个过程中，官民双方的善意与诚意是重要的。
如果形成了这样的良性互动，中国社会的走向就不再取决于某一个单边的力量，而是取决于两者的互动过程。中国社会的死结，也才能由此解开。否则，结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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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万家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