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卫群：“卞仲耘校长铜像揭幕仪式”观后
匡卫群：“卞仲耘校长铜像揭幕仪式”观后
近日又认真看了一遍卞校长铜像揭幕仪式的光盘，才敢写下一点感想。
一位作家说过，每一部十字架下都埋藏着一部长篇小说。但是，在文革那段历史面前，一切文字都显得苍白无力，那实在是一个难以记述的悲惨世界。要真实记述那个时代，不但需要正直和良知，还需要深刻的思考与敏锐的洞察力，更需要太史公“人固有一死”的勇气。然而，做齐简晋狐的史官难，做含泪劝民的佞人易。因此，在一片盛世的升平声中，在“文革”已成敏感词而被屏蔽的今天，能够看到这样的一部振聋发聩的片子，套用鲁迅先生的话说：“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
是的，这是我看过的记叙文革的影视片中，最令我感动的一部。虽然它只是记录了一个铜像揭幕仪式，但是那些参加者的发言，和一幅幅历史画面，又将我带回那个惨痛的日子。为了写《食指》，我已经将那个日子烂熟于心；但是，再次面对卞校长浮肿的遗容，听到学姐们泣不成声，我依然难以抑制心中的悲痛。它是没有大家的大家之作，足以与那部《我虽死去》相比肩。全片的解说生动准确，画面简洁流畅；小林先生的诗歌，满里先生的配乐，平英学姐的朗诵，都已臻化境。更宝贵的是几位学姐对“８。５”事件的反思，从国家民族层面，解剖当年自己，也解剖今世人伦，引人深思，发人深省。没有几十年沧桑岁月的积淀，是写不出这样泣血的诗歌和文字的。如果我是母校领导，我会要求学生们在开学时都看一遍它，让他们永远记住，在这个圣洁的校园里，曾发生过怎样的邪恶！而在邪恶发生后，他们的前辈，曾以怎样的良知和勇气，直面地上的鲜血，做出真诚的忏悔与反思！
“黄昏血色，往事何堪回首；绿地晨曦，今朝勿忘反思”；对于母校学生，这段话实在是应该终生铭记的校训！
我很佩服高宁学姐说的话：“我们也是这件事发生的一个根基。所以今天我们有义务有责任用我们的行动去忏悔、去谴责、去反思，这是我们对社会的一份承诺与担当。”
“对社会的承诺与担当”，掷地有声啊！
一个不会反思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在同一条河里淹没两次，上天不会再救你。痛定思痛，回首我们亲历的那个年代，我们该反思什么？
上周重读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面有段话，简直就像专为一百多年后的中国所写的。恩格斯在分析历史事件发生的动因时这样说：
因此，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究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意识形态的形式、甚至以被神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恩格斯指明了关键所在：要弄清是什么使中华民族在十年文革中全体疯狂，就要弄清是什么以“意识形态”的形式、甚至以“被神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的头脑中。简言之，那时的我们和那时的领袖，在追求什么？要实现什么？那时我们所追求的，是从小就被父母和国家灌输的人生终极目标：实现“共产主义”。领袖又告诉我们，实现这个主义的最佳途径，就是阶级斗争，就是反修防修，就是挖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不打倒他们，这一事业就会夭折。因此，当大多数学生对“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老师的法宝”满腹牢骚时，领袖扔出的一粒火星，就足以引爆怒气郁积的火山。革命激情与崇高理想，成为红卫兵运动的催化剂，而暴行一旦披上神圣的外衣，天使也会变成魔鬼。这是我们这代人的悲哀。
而领袖所毕生追求的，不也是那个“乌有之乡”吗？虽然事后看，他发动文革的初衷，是要打倒刘，夺回失去的权力，但是从根本上说，他还是为了实现“环球同此凉热”的梦想。权力与梦想交织，实现梦想必须手握大权；“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失去权力就失去一切”，对这个铁血法则，他当年在中央苏区被排挤受打击时，就有切身体会。在中国闹革命，自然要遵从中国特色的游戏规则。这个规则的第一条是“朕即国家”，用俗话说就是“老大说了算”。领袖没当上老大时，连颗星星都不是；一旦当上老大，就成了红太阳。规则第二条是“党即法”，党的决定就是法律，党的领袖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规则第三条是“成王败寇”，或者说是“你死我活”。凡党内斗争的失败者，无不“身败名裂”。领袖一生视权如命，因其深知规则之无情。在这套规则下与天与地与人奋斗，最终演绎了十年内乱，这是领袖的悲哀。
而领袖以下，从刘主席，到我们的父母，对这套游戏规则又何尝不是奉为圭臬？从延安整风，到开国后反梁漱溟、高饶、胡风、反右、批彭黄张周，一直到文革，父辈们不都是虔诚地按照游戏规则，跟着老大斗来斗去吗？刘主席在文革中挨斗时，拿出宪法小本，高呼自己是国家主席，受宪法保护；他忘了按照规则，只有老大才有挥舞宪法与党章的权力；他也忘了那些胡风分子和几十万右派们，当他们的信件被查抄、日记被没收、人格被污辱、因提点意见就身陷囹圄，或被发配夹边沟化作枯骨时，宪法何在？公理何存？而卞校长，当她屡遭批斗，受尽羞辱，预感到性命不保时，她唯一能做的只是给上级党委写信诉苦，而不是状递法院寻求保护。这不是她愚昧无知，她清楚地知道，按照规则，除了党，没人能救她。这是卞校长的悲哀，也是我们父辈的悲哀。
十年内乱结束后，我们的父辈终于明白，不但那个主义遥遥无期，就连“小康”的门坎，我们都距之尚远。党纠正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实现了社会的进步。但是，在总结领袖所犯错误时，重在评定功过是非，对原则问题却轻描淡写，因为中国需要新的“英明领袖”，而新老大只能按老规则产生。邓大人主政后似乎有改变规则的想法，但实践证明，他若不当老大，连经济体制改革都可能夭折，改变规则不是简单修改一下党章宪法，它涉及整个国体政体，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六四”之后，他不得不收起改变规则的念头，一心推进市场经济。他在这个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但由于规则未改，政治上的隐患日益显露。在开国元勋相继谢世后，像领袖那样的绝对老大已不复存在。自上而下的制约逐渐弱化，权钱交易的诱惑不断膨胀，使得许多小老大越来越为所欲为。贪污腐败猖獗和贫富差距加大，正成为民怨火山的两个突破口，随时可能会猛烈喷发。人们发现，现状与历史竟日益契合；社会转了一圈，似乎又要回到文革的起点。
更可怕的是，一些投机者敏锐地察觉了民心可用，重弹阶级斗争的老调，呼唤回到毛时代，鼓动弱势群体揭竿而反。其目的，不过是想自己当个小老大。而他们共同为之造势的薄侯，也正做着“时势造英雄”的老大梦，想在政治搏弈中占领制高点。平心而论，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兵，作为政治家谋求最高位置并不错。但不能走回头路，重蹈领袖覆辙。薄父文革中十年冤狱，薄母自杀身亡，薄侯会对文革一往情深？无非是看到民怨可用，遂“颁新政，恤民情，吟旧歌，整吏制，兴新狱，杀旧吏，剿豪强，禁讼师”，虽权倾一时，但靠个人崇拜和“群众运动”为自己造势，终逃不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规律，反而又一次落入“成王败寇”的历史漩涡，这是薄侯们的悲哀，却是人民的福音。事实证明，历史是在螺旋上升，绝不会回到文革的起点。薄侯的倒掉，昭示着一个历史时刻。在这个特殊时刻，看到这张“警世通言”，感慨良多。正是由于对文革的反思不彻底，对规则的危害性认识不足，才为薄侯的旧调重弹提供了条件。如果当年的红卫兵，无论是否施暴，都能像学姐们这样真诚忏悔，深入反思，勇敢探索。我相信，产生暴力的土壤定将清除，束缚父辈的规则定将改变。看看海峡那边的变化，便知孙中山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父辈们抛头颅洒热血创建了一个新中国，却没能完全结束专制体制，这是时代所局限，我们不能苛求。而我们已经走到新的十字路口，我们有责任也有能力，为建设一个真正民主自由平等的人民共和国而奋斗。学姐们为卞校长所做的一切，正是为这座宏伟大厦所添加的一砖一瓦，不但惠及当今，还将泽润后世。
原载《记忆》２０１２年５月３１日第８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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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万家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