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四次生死苦难，在德国教中国广场舞的安徽女子

作者：叶心

讲述者：红霞

 

在德国摩泽河畔绿茵笼罩的公园里，经常能听见中国的音乐。循音而去，映入眼前的是一个中国女人带着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在跳广场舞。看她们黄头发黑头发、蓝眼睛绿眼睛的，在动人的中国音乐中灵动地舞动身子，人人脸上带着快乐的笑容，你一定会奇怪这是怎么回事。教德国人广场舞的女人名叫叫红霞，在德国生活已经24个年头了。在她快乐的笑容后面，是经历过几次大苦难后获得的开朗。而广场舞，则是她帮助别人、把爱传播的方式。

1.幼年丧父，青年丧母

1973年,安徽的一个小农村里，在有了六个儿子之后，44岁的妈妈终于迎来了生命中的女儿，那就是红霞。红爸是工头，经常做些项目，是全村最能挣钱的人。红妈心灵手巧,开了一个小卖部，附近的乡亲都到小卖部来买东西。和那时候大多数贫穷的家庭不同，他们的日子过得有声有味。

 

喜得千金，红爸高兴得杀猪庆祝。每次出门，哥哥们轮流抢着背小妹，把她宠得像故事里的小公主。红爸是个大方的人，经常接济贫穷的乡亲们，逢年过节都会给大家送油、送酒和送米，家里有什么就送什么，还经常带着爱女一起去送，顺手再帮助别人把旧房子翻新。红爸开会时也会让爱女坐在自己的腿上，让她听自己说工地和挣钱的事儿。小红霞看见下面满满的头，就知道爸爸是个大人物。她打心眼里特别崇拜爸爸，希望自己长大后能像他一样帮助别人。她渴望能做一点事，带领全村的人富起来。

 

红霞8岁那年，爸爸在工地上工作得了肺结核。一次发病，村里的土医生问都不问，就给红霞爸打了一针青霉素，结果他剧烈过敏，在送往医院去的路上就去世了，走时才50刚出头。

（父亲的坟，每次回家红霞都会去扫墓）

家里没有了爸爸，妈妈的支撑维持不了全家的开销。哥哥们继续上学，小红霞小学还没毕业，算盘却也打得啪啪响，就留在了家里干农活，帮妈妈喂猪、打柴、种菜和看店，还给哥哥们洗衣服，成为了妈妈的好帮手。

（1989年红霞16岁，与母亲的合影，身上穿的是从表姐处借来的衣服）

慢慢地红霞长大了，开始离开村子去外面打工。她一边努力打工，一边认真地向人学习为人处世。20岁，红霞到上海投奔母亲娘家的亲戚。正逢宝山宾馆招聘服务员，红霞学了一些基本的英语，面试通过就成为了那里的工作人员。刚开始工作几个月，大哥就从老家打电话来，说“妈妈病了，快回来”。红霞还真以为是妈妈病了，等赶到家，才知道妈妈已经因脑溢血去世了。想和妈妈说声道别都来不及，她心里非常难过。

（妈妈的新坟，每次回家红霞都会给父母上坟）

2.工作和爱情双丰收，定居德国

宝山宾馆的员工待遇非常好，在那里上班红霞觉得很开心。她有宿舍住，上班地点是气派又漂亮的高楼。每天穿着单位发的工作服，涂着单位发的口红，她打扮得漂漂亮亮地给客人开门、开电梯和迎送客人，拿着比安徽农村打工时高出三倍的工资。红霞觉得简直就是到了天堂，她甚至暗想“只要有饭吃、有地方住，不给钱我也愿意在那里上班。”

 

宝山宾馆是宝钢集团的一所涉外酒店，里面经常有外国客人。服务员们都要学习英语，红霞学得特别认真。1996年，宾馆住进来一个德国人。给他送行李上去的同事下来说：“717房间的客人真小气，把钱包里的100马克拿出来，咕哝几句又收回去了！”于是服务员们都记住了这个德国人，并把他叫做“小气鬼”。大家经常说“小气鬼又来了”，“小气鬼”怎么怎么样。后来和红霞才知道，原来他当时是说“钱包里没零钱了，只有100马克，但是这个不能做小费。”

（96年红霞在宝山宾馆上班时期的留影）

慢慢地熟悉以后，“小气鬼”约红霞出去吃饭。他叫哈姆特，是名出差在中国的工程师，要呆一年左右的时间。他说第一次见到红霞就喜欢上她甜美的笑容，“我单身，你也单身，做我的女朋友好吗？”。回去的路上他把胳膊故意弯着空出来，示意她挽上去。当红霞真的挽上了，他开心得连嘴巴都合不上。

（谈恋爱的时候红霞与哈姆特合影）

哈姆特其实一点都不小气，他经常请红霞吃饭。因为不知道她喜欢吃什么，他就看着别人桌上的菜点菜。他带着她把上海好吃的东西吃了一个遍，好玩的地方也玩了个遍。他们俩的语言都不是非常好，只能靠英语字典来交流，倒也没有多少障碍。那段日子是红霞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候。

（红霞与哈姆特及他的同事们一起外出游玩）

96年红霞第一次带哈姆特回安徽老家。那时候还是老房子，没有洗澡的地方，只能在木头盆里面洗澡。上厕所也很困难，是那种踩在两个板子上的，还有蚊子咬屁股。怕他不习惯，嫂子要红霞侄儿用扇子给帮哈姆特扇一扇。哈姆特说：“不要这样，否则我会拉不出来”，“我自己扭扭屁股就行，蚊子就咬不到了。” 哈姆特的话笑翻了每个人。

（96年第一次回安徽老家，红霞，哈姆特与亲人合影留念）

尽管农村老家很贫穷，哈姆特却一点都没有嫌弃的意思，相反他觉得很好玩：上厕所是好笑的一件事情，洗澡也是很好笑的，总之他都觉得很好玩。红霞对哈姆特说：“第一次来老家，侄儿侄女们都还小，还在读书，所以我们是要给红包的。”哈姆特就开心地包了好多个红包，每个人都有份，让孩子们特别开心。红霞的哥嫂们也拿出家里最好的东西招待他们。那次回家的愉快记忆，让哈姆特多年以后都会开玩笑地说：“我们来的时候到处都是鸡鸭。我们走了，村里的鸡鸭都没有了，全被我们吃光了！”

（96年第一次回安徽老家，哈姆特给侄子侄女发红包）

认识十个月，1997年7月，他们开始商量结婚的事情。哈姆特问红霞：“你真的考虑好了吗？你这么年轻，还没有到处看看。你确定吗？”他问倒她了。说真的她自己也不是非常确定。没有父母可以问，红霞就跑去问经理。经理说：“爱一个人就应该抓住Ta，否则机会一纵即过。” 于是红霞告诉哈姆特，“我准备好了”，他就开始紧锣密鼓地张罗婚事。

（1997年夏天婚后回安徽，小哥开着三轮车来接他们，哈姆特坐到上面开心留影）

1997年12月，新婚的红霞随着丈夫哈姆特一起飞到了德国，到了他在科布伦茨附近的一个800人小村庄里的家。刚到科布伦茨，红霞还是挺失落的。哈姆特第一次带她去市中心转，看着美丽的房子和空空荡荡的广场，红霞傻乎乎地问：“人呢？”中国人都爱热闹，想着市中心就应该到处都是人，可是在德国的小村庄，市中心除了偶尔晃过几个人影，静悄悄的只有逢点才有的教堂钟声。不仅寂寞，吃的也不是很习惯。德国除了面包，好像其它什么好吃的东西都没有。生活上也不是很开心，红霞得去学德语，但是她学得很慢也很吃力。

 

哈姆特却是特别贴心的丈夫。他把红霞带到银行，给她办了银行卡，和他同一个账号。“我的就是你的”，他说。他买了很多保险，各种各样的都有，红霞什么都搞不清，只要签名就是。 “你一个外国人在德国，又没有工作，以后我们还会有孩子，如果真有个万一怎么办？我得先给你都安排好了才行。” 哈姆特说。他最经常说的一句话是：“红霞不远万里，为了爱情来到德国，我不能亏待了她。”

（刚到德国的红霞挺好奇，在科布伦茨附近留影）

后来红霞先后生下两个儿子，还想自己创业，哈姆特说：“我们得自己带孩子。孩子和工作，你只有精力做一件事，你想做哪件？” 红霞想来想去，还是选择了家庭。自己带孩子的日子忙得团团转，她甚至得了产后抑郁症，也就没有更多的精力再去创业了。

（1999年大儿子出生，在产房里留影）

哈姆特是个好爸爸。孩子小的时候，他会陪着孩子玩玩具，教儿子们唱歌，给儿子开生日派对，陪着孩子们又跑又蹦的。孩子们大一点，周末只要天气好，他都会带着儿子们去草坪上玩遥控飞机和遥控车。如果飞机摔下来或者车子坏了，哈姆特就会拿出工程师的本事，带着两个儿子自己修理。

（周末天气好的时候，哈姆特带着儿子玩遥控汽车和飞机）

他们的小日子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着。孩子们慢慢开始上学了，红霞以为自己的人生从此就这样幸福的安稳下来。

 

3.中年丧偶

2013年，小儿子刚过完9岁生日，他们在一个朋友家玩。女人们在房间里练习跳舞，为接下来在科隆举行的一个晚会做准备。男人们则在外面散步、聊天。快结束时往回走的路上，哈姆特突发倒地。红霞知道消息从屋子里冲出来，只见哈姆特满头是血，倒在地上不醒人事。救护车的医生判断他是脑溢血，倒下去时头正好撞在石头上破裂，已经回天无力了。红霞吓得浑身发抖，一下子跪在地上，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哈姆特的坟）

被邻居们送回家。没有哈姆特的家是冷清的，她的心是空荡的。母子三人一句话都没有，除了害怕，只能紧紧地抱在一起哭。从那以后红霞开始失眠。那以后的日子除了哭，红霞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有次她开着车在高速公路上，因为什么事情和儿子意见不合，就伤心地哭了起来，哭得路都看不清了，只能把车停在路边的慢车道上继续哭。两个儿子被吓坏了，都不敢出声，一直等妈妈发泄完了才继续开车上路。还有一次约好了带大儿子去看牙医，可临到头他就是不去。说不动儿子，精疲力竭的她非常无奈，只能继续哭。

 

孩子们的作业她也帮不上忙。红霞的德语和英语都不够好，哈姆特在的时候都是他辅导孩子。她感觉非常的无助。她把自己关在哈姆特喝啤酒的小木屋里，和他说话，跪着对着他的照片祈求：“帮帮我，哈姆特，给我出点主意吧，你怎么也要托个梦给我吧！”

（穿着中国传统服装的哈姆特）

大儿子正逢青春期叛逆，突然间就变成了管家婆，买东西的时候他会说“妈妈，水电费又涨价了。爸爸不在了，我们没钱，还是不买了”。红霞告诉儿子，幸运的是爸爸走之前买了保险，他们应该不会饿肚子，不过保险公司的手续很复杂，现在钱还没有拿到手。可大儿子仍然处处节约。他经常说，“不需要的东西就不要买，不要乱花钱”。他不仅管着妈妈要少买东西，就是红霞买回来的东西他都要检查，看看她有没有买不该买的东西，生怕妈妈多花一分钱。看着儿子懂事的样子，红霞心里痛得不行，儿子不过才13岁啊！

（曾经亲密无间的父子三人）

小儿子则总是沉默不语，如果有人找他说话，他就哭，不管问什么，回答的都只是哭，一天能哭好多遍。小儿子10岁生日，红霞把他的朋友们请来一起庆祝，才发现儿子从头到尾没说过一句话。红霞这时才心疼地发现：每天早上起床小儿子的眼角上都有一条白杠，那是眼泪干了之后留下的痕迹。她想起自己童年失去父亲的时候也这样：白天倒不觉得有什么，晚上一到床上就会想起父亲：“爸爸如果能活过来该多好！他怎么可以丢下我们就走了呢？”小时候的心痛和阴暗回忆全部涌起，她觉得自己对儿子的关心太少了，就开始四处带着儿子去看心理医生，前后走访了很多医生，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才让儿子慢慢好转。

以前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是哈姆特做的，红霞什么都不知道。哈姆特走了之后，银行的事情、各种保险和帐单，她什么都两眼摸黑。于是到处找朋友、找律师帮忙，让保险公司发放保险金。德国的公文和手续特别复杂，折腾了一年多，他们才拿到了哈姆特买的保险，生活上算是有保障了。

 

红霞觉得自己的心脏有病，好几次夜里都喘不上气来。2014年的一天，医生告诉红霞，她可能有癌症，要做手术。红霞简直要崩溃了。她觉得自己怎么这么不幸！亲人们一个接一个离开自己，父亲、母亲、丈夫都走了，可是孩子还那么小，这以后的日子怎么办？

（每逢忌日，红霞会给哈姆特做他爱吃的菜，摆上他小时候最喜欢的小熊贝尔，给他烧纸钱祭奠他）

 

做了两次手术，医生却告诉她，说她得的不是癌症，是良性肿瘤。红霞就很高兴，毕竟自己还活着，可以继续照顾儿子们了。可是她的身体状态却不是很好，仍然需要经常看医生。

 

4.与儿子们一起成长，重新找到生活

 

儿子们忽然间长大了。15岁的大儿子蒂莫开始使用爸爸的工具，自己设计并动手做东西。为了让弟弟早日重返快乐，他做出了一辆小车让弟弟开着到处跑。村里人看见了都赞不绝口。

（哥哥给弟弟做的车，可以开着到处跑）

没有了爸爸，儿子们变得成熟和勤快。哈姆特走之前正准备盖一个车棚。大儿子坚决反对红霞请人来继续工程的想法，为此甚至还和妈妈争吵，用几天不吃饭来表示抗以。红霞其实是担心那些电锯等会锯了儿子幼嫩的手，儿子却要省钱。他觉得那是爸爸的工程，不能让别人插手，坚持着要自己来。

（两个半大孩子，自己动手继续爸爸未完的工程）

最后妈妈还是拗不过儿子。于是两个半大小子一起，哥哥带着弟弟，他们自己去买地板、买颜料、买木材，不仅把整个棚子弄好了，还动手做了一张办公桌。而打那以后，家里各种事情，不论是修理电路、暖气、家具，还是装修花园和房子等等，兄弟俩也一并给承包下来，完全不用妈妈插手。

（2015年，儿子们一起装修房间，他们自己刷墙，自己弄地板，还买木头和钢筋做了一个办公桌）

大儿子蒂莫特别勤快，给妈妈洗车、擦窗户、帮弟弟收拾房间。再苦再累的事情都不嫌弃，完全是个小大人了。这期间蒂莫还喜欢上了弹钢琴，也许那里可以寄托他自己的情绪吧。他既不让妈妈买钢琴，也不要老师教。他说，“我又不去比赛，干吗要花这个钱？你知道多少钱一个小时吗？很贵的！”直到有天哈姆特的好朋友问红霞：“蒂莫在哪里学的钢琴？他在我家弹得可好了。”他甚至还想让蒂莫教他自己弹钢琴，红霞这时才知道儿子有弹钢琴的天赋，用一台小键盘就自学好了弹钢琴。

 

蒂莫还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人，他很会哄小孩子。此外他成绩好，加上热心肠，经常有成绩差的学生到我们家来寻求帮助，蒂莫都不拒绝，也不收人一分钱。15岁的时候蒂莫参加了为期三年的职业培训，因为手工特别出色，被公司留了下来。

 

小儿子则经常帮妈妈做饭，分担妈妈的家务活，后来他还做得一手好蛋糕。为此红霞觉得非常感恩，尤其感谢两个懂事的儿子。

（青春期的儿子在花园里干活）

其实村里也有一个类似的家庭，老公在和老婆一起跑步时倒下去就再没起来。他家的小儿子后来连九年级都没读完，在家里很叛逆，还打姐姐，后来被青年局带走了。红霞很担心自己家也会这样，幸亏哈姆特生前买的保险，让她没有多少经济压力。而儿子们是在父母的爱中长大的，他们互相帮助，把爸爸生前教的手艺发扬光大，把爱传承，让母子三人互相扶持走过这最艰难的一段时间。

 

儿子们的懂事和能干给了红霞很大的慰籍，也减轻了她不少负担。日子就这样在忙碌中不知不觉中消逝，他们也慢慢地从失去丈夫和父亲的黑暗世界走向正常生活。

（哥俩在干活，看着这些工具都让担心）

5.把爱传播，发扬中国广场舞文化

日子慢慢地好起来。像父亲老是替别人着想一样，红霞想：“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身边的德国人帮助了我。我可以回报他们些什么呢？”高新技术和高大上的东西德国有很多，但是大众娱乐的东西却比较缺乏，于是她有了主意。

 

红霞喜欢跳舞。每次回国只要看见有人跳广场舞，她马上就会加入。德国没有快乐的广场舞，有的只是健身房里的训练，她想自己可以带头把中国广场舞文化带到德国来。这个在中国全国到处开花的街头活动，看起来一点都不高大上，但它特别接地气、轻松、快乐还让人健康，最适合德国这种到处都是绿地、人际关系冷漠、人们心中却渴望交流的国家。

（红霞带领德国人跳广场舞）

2018年的市民节上红霞遇上了市长，就和市长说了自己的想法。市长说“这个主意不错。你和我的秘书约一下，找个时间你过来聊聊。”两天后她打电话过去，约了一个时间，然后就跟市长详细商谈。红霞说：“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我喜欢跳舞，想锻炼身体。健身房太贵了，每个月要50到70块欧元，这个价钱对普通家庭来说很贵。我想把中国的广场舞带到德国来，不收钱，在外面跳，这样子能让每个人都能快乐地跳舞和搞锻炼。”

（2018年的市民节，红霞与市长合影）

市长说在外面跳德国人会不好意思，他说“你还是在学校里教课吧。我们可以象征性地收一点点钱，以后你可以慢慢地再带到室外去。” 红霞说“我没有学过舞蹈，不是专业舞蹈老师，我只是自己喜欢而已。”市长说“没关系，你们中国人哪怕业余的都是专业的，个个都会跳！”

 

就这样红霞开始在德国教中国的广场舞，按照市长的建议先在室内，然后慢慢地带着学生在室外跳。红霞依照自己的感觉，把广场舞的动作简化得适合每个人，吸引得很多人加入自己的课堂。慢慢的她闯出了名声，很多人都说“特别喜欢中国的音乐和舞蹈”，并因此成为中国迷。红霞的家庭医生说，“你们这么热闹、快活，还能享受室外美丽的大自然”，等自己以后退休后有时间了，也要加入她的广场舞。经常有人在散步或遛狗的时候特意绕道，专门跑过来看红霞的广场舞.

（2018年，红霞和她的德国学生们在跳中国广场舞）

因为市长的大力支持，当地的德文报纸和媒体都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市长还建议红霞建立一个妇女协会，这样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于是2018年一个国际妇女协会成立了。成员们经常相约着一起出去散步，或者聚在一起喝茶、喝咖啡、吃点心、和聚餐，聊自己最近的情况，互相倾诉也互相帮助。夏天天气好的时候她们还会做德国人热爱的烧烤，去市中心搞活动或者跳广场舞。目的其实只有一个，把快乐带给每个人。

（德文报纸报导妇女协会的成立）

红霞为人热情又大方，又有时间，还经常有新主意搞活动，把协会搞得有声有色。慢慢地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红霞的心情也更加开朗。大家都说她笑得阳光灿烂，很少有人知道她曾经流过的那些眼泪。

（2018年8月，妇女协会的人一起聚会，搞烧烤活动）

2020年德国新冠病毒爆发的时候，国内的亲朋好友给红霞寄了些口罩。那时候德国到处买不到口罩，于是红霞就有了帮助德国人、捐赠口罩的想法。她自掏腰包，支出1万元人民币，从国内一位做生意的朋友那里买了1000个N95 口罩，然后四处发通知说自己有口罩。

 

就这样，红霞把她的口罩捐给了最急需的医生、消防队，此外还有妇女协会的成员、以及一些不认识的人。离得近的人她就送过去，或者就放在自己家门口让人自取，离得远的她就到邮局寄包裹。有朋友说她傻，说她“平时哪怕是一个面膜都舍不得给自己买，在德国口罩价钱极高的时候却免费捐给别人”。她想的却是：“现在我又可以尽一点微薄之力了。”

（2020年新冠期间在家隔离，红霞的儿子们在阳台上干活）

在德国后来的疫情宅家期间，红霞和小儿子被医生确诊感染上新冠病毒了，不过他们并没有非常大的困难，很快顺利地度过了这个难关。也许是在经历过那么多的困难之后，她这个在爱中长大、被爱包围着、又把爱继续传播下去的人，现在正在被生活优待，从此快乐无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