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立晚报》首次赴中国大陆采访：邓小平拍板，蒋经国震怒
二十四年前九月十四日，《自立晚报》记者徐璐、李永得前往大陆采访，创下台湾媒体首度突破禁令赴陆采访纪录。据《中国新闻周刊》报导，当时系由邓小平拍板，同意徐、李入境采访。当时“中新社”总编辑王瑾希回忆，“他们没说什么大陆好话。甚至可说，他们开始是瞧不起大陆的。”
定位民间性质中新社接待
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一日，徐、李首度向中共驻东京大使馆表达前往大陆意愿，次日再度前往中共驻东京使馆表态，十三日中共驻东京使馆即告诉徐、李申请已获得批准。根据当时负责接待的“中新社”福建分社社长兼总社港台部主任陈佐洱（现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回忆，“能够这么快批下来，实际上是中央最高领导层拍了板。”陈佐洱指出，当时是中共中央台办主持这项工作，他们接到中共驻日使馆的消息马上上报，而最高的决策者，就是邓小平。当时中共中央台办建议说，《自立晚报》是台湾的民间报纸，以民间对民间的形式，最好由也是在中共方面被定位为民间性质的中国新闻社出面接待。
两项指示尽量满足确保安全
王谨希也指出，当时她接到“中新社”日本分社方面电话告知徐、李有意前往大陆后，马上和当时的社长王士谷商量，认为当时两岸尚无直接交流，如果能成行，从各方面看都算得上是个突破。因此，中新社将此事向上面主管领导、时任国务院侨办主任的廖晖作了报告，得到了积极的支持。
报导说，徐、李获同意入境后，陈佐洱作为中新社的代表，带著几名助手接待李永得和徐璐。而具体指导他的工作的，是中央台办主任杨斯德和乐美真。公安部的一位张姓处长与他配合，一起负责两位台湾记者在大陆的采访活动和人身安全。当时杨斯德、乐美真对陈佐洱有两项指示，一是自由采访。台湾记者想采访谁，到什么地方采访，都要尽量满足、开放；二是确保安全，“要防止台湾特务制造事端嫁祸于人。”陈佐洱解释说。
不陪同采访让人惊讶
展开采访行程前，徐、李交给陈佐洱一份计画采访名单，里面包括张春男、王锡爵、陈鼓应、黄顺兴、李大维等从台湾“叛逃”到大陆的人，甚至还包括当时的敏感人物方励之。报导说，由于中共中央台办指示“台湾记者想采访谁，到什么地方采访，都要尽量满足”，因此，陈佐洱等人只负责联络，不陪同采访。这一点，连方励之和他当时所属的中国科学院都很惊讶。当陈佐洱在电话里询问，可不可以把他的电话号码告诉台湾记者时，方励之还反覆地问，“啊？你不陪来啊？”
陈佐洱回忆说，“当时心情很紧张的。”紧张不仅仅是怕出意外，还有“怕作假”。“当时改革开放还不太久，有些地方、部门还比较保守，说不定哪个单位生怕被台湾记者抓到什么污点、阴暗面，而好事办了坏事。所以我每到一个地方，都跟他们讲，要开放，要实事求是。”从报导中也可以看到，当时两岸之间的微妙关系。陈佐洱说，两位记者恐怕不知道，他们要去的每一个城市，他和张处长都会比徐、李提前一、两天到达，“把中央对台办的精神贯彻下去。”“每到一站，就要召开当地省委宣传部、对外宣传部门、中新社、公安厅、安全厅等部门的联席会议，我和老张两个人讲，我讲接待，老张讲保卫注意的事项。一直讲到最后一站厦门。”
等了三十八年终于成真
至于徐、李则可能担心遭到监视。报导说，陈佐洱清楚记得这样一个细节，在饭店门口，两位台湾记者伸手叫计程车（出租车）。但是过来的第一辆计程车，他们却没上，而是又多走几步上了第二辆。可能是他们怕第一辆出租是安排好的“特别出租”。
报导说，李永得刚到第一站北京的时候，就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来到大陆，他们“一点儿也没感到自己是外国人，强烈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
陈佐洱在徐、李刚下飞机时说，“等你们三十八年了！”这句话不但徐、李认为是“统战语言”，在中共内部也引起不同看法，有人说，这是中新社专稿语言啊，又有人说，这句话没有立场----三十八年都在等台湾人？后来据说还是邓小平拍板，称这句话“讲得好！”陈佐洱悬在半空的心才落了下来。
李永得：不愿被统战拒访邓小平
针对二十年前首次赴陆采访的新闻界大事，现已为客委会主委的李永得表示，他当时就听说是邓小平亲自拍板，中共人员还建议他们采访邓小平，但李永得表示，他不愿成为中共统战的工具，因此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采访对象要由自己决定。
李永得表示，赴陆采访前夕，台湾刚解严不久，他们知道当时的总统蒋经国指定副总统李登辉，负责一个老兵返乡的专案小组，自立晚报内部也有一个专案小组，密集讨论如何突破四十年的禁忌及隔离，赴大陆采访。
李永得说，七十六年九月，媒体盛传中国时报已派人到香港，自立晚报也紧急派他和徐璐到东京申请到大陆采访，根据当时的国安法，到大陆采访必须先申请，因此他和徐璐未通知官方，上了飞机，消息传出，据传蒋经国震怒，要求新闻局处理。
李永得表示，他们当时赴陆采访有三不政策:采访对象不受干涉、不采访官方，不接受招待。当时之所以不愿采访邓小平，李永得说，因为在那之前，前中研院院长李远哲才访问邓小平，但是大陆媒体完全看不到李远哲的声音。
李永得否认说过“强烈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这句话，只有在飞机降落上海虹桥机场前说了一句话，“对这块土地感到熟悉又陌生”，不过，下了飞机，感觉就不佳了。李永得说，当时他们要求采访民运领袖方励之，第一时间得到讯息是方不愿意，因此他们自己透过其他管道，结果方励之很乐意。
只是，在采访方励之当天早上，李永得在下榻饭店前后散步时，就感觉有人跟监，饭店大厅人员也怪怪的，他和徐璐才决定，离开饭店一段时间后，才叫计程车，而一直到方家前，都有车子在跟监他们。因此，李永得、徐璐在北京待了三日后就公开批评中共，也许因此中共才会认为他们二人一开始是瞧不起大陆的。
（网文，彭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