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不“躺平”
我们这一代不“躺平”
《南德意志报》写道，就在中国政府宣布取消两胎化限制之前，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敏感词“躺平”。该报写道，面对中国社会日益增强的竞争压力，一些年轻人以“躺平”的方式发出了抗议。这篇题为《竞争压力催生‘躺平’哲学》为题的文章写道：
“面对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房产价格以及原地踏步的工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中产阶级感到理想幻灭，而躺平就是他们做出的回应。
去年春季，一些年轻大学生在一个名叫‘985垃圾’的博客上交流他们的大学生活。他们觉得他们已经被卷入了争夺地位和认可的、一场无休无止的抗争，他们感到自己已经身疲力竭。他们认为这场抗争最终的结果没有赢家。‘985’是中国名牌大学的数字缩写，相当于美国的常青藤院校。
即便谁能在教育竞争中脱颖而出，（进入985），那么等待他的，也会是下一轮竞争。996暗喻许多中国公司的工作时间，在高科技行业尤为普遍：也就是早上九点上班，晚上九点下班，一周工作六天。以前有些员工还曾以能在这样的公司就职而自豪，但现如今，996已多少被蒙上了讽刺色彩，并已演变成了007，也就是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马不停蹄的工作。手机永远处于待机状态，没有真正的休息时间。”
今年年初，网络公司“拼多多”发生员工过劳猝死的事件后，这种“拿命换钱”的工作模式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广泛讨论。文章写道：
“对于类似于拼多多这样的事件，当局也会启动调查，也会呼吁相关公司关注员工的健康问题，但迄今为止，情况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很多公司向员工发出的信息是，要想在当今社会有所成就，就需要加快拼搏的速度。对此，政府似乎也乐观其成。
再来谈谈‘躺平’现象。网络上出现这类声音的第一时间，官方媒体就立即做出了回应。新华社形容这些年轻人的‘生活态度过于消极’，他们更应当充满自信的面向未来。新华社的一部视频甚至声称，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躺平’就是懒惰。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关于躺平的讨论的确是一个问题，毕竟人口老龄化将加剧劳动力的不足。网络上有关‘躺平’的第一篇文章已经被删除，许多社交媒体上也不见了相关的讨论。”
https://www.sueddeutsche.de/panorama/china-kinderzahl-arbeit-stress-druck-1.5315143?reduced=true
Endlich keinen Erwartungen nacheifern und dem Druck durch Familie und Arbeit entfliehen: Unter dem Motto "flach hinlegen" wehrt sich in China eine wachsende Bewegung gegen den wachsenden Leistungsdruck.
Von Lea Sahay, Peking
我们成长的年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年代。“老三届”是指中国1966年、1967年、1968年的高中毕业生，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考大学。1966年到1968 年，中国正陷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之中，大学停止招生。在1968年至1969年的上山下乡高潮中，这三届本应已毕业的而实际上并没有完整结束学业高 中，作为“知识青年”的主体“上山下乡”，被安排下乡，或集体到农林牧场，或分散插队落户农村。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们已经超过正常的高考年龄，但鉴 于其被“文革”耽误，所以直至1979年，仍被允许参加高考，被称为“老三届”毕业生。国家恢复高考后，先后于1977年、1978年、1979年参加高 考，并相应于1978年春季、1978年秋季、1979年秋季进入大学学习的三个年级的大学生，习惯上统称为“新三届”大学生。这三个年级的大学生在年龄 构成上差距相当大，有十四五岁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有文革十年中积累下来的历届高、初中学生，更有年龄已在二十四五岁到三十多岁的。
我找不出能确切描绘那个时代的词汇。当时正逢三中全会前后，国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记得在学时有美国的大学代表团来中山大学访问，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勤奋 的大学生”。那时图书馆座位太少，傍晚时分，开馆之前，学生已经排起长龙，纠察队在维持秩序。不然，大门的玻璃又要被挤破。
那年头，同学们基本是教室、宿舍和课堂，三点一线，路都不拐。在食堂排队买饭时，也背英语单词。外语专业自古以来是“计划”式呆板教学，一二年级学习语音语言基础、口 语、听力，三四年级精读、泛读、翻译、报刊选读。我这个人天生叛逆，最不喜欢学习内容被规范、被计划、被灌输、被指导。所以，我下午大多数时间都泡在历史 系课室，听世界通史、中国通史等；在经济系课室，学西方经济地理；在哲学系课室，读黑格尔。
我自己有最经典的论述：“我们这代人生来就挨饿，上学就停课；该读书的时候，我们在修理地球；该出成果的时候，我们却在嚐寒窗苦；该有作为的时候，我们必须养家煳口。”好一首趣味的打油诗，其中的故事，又有多少现在的海外学子可以体会、可以承受?
“什么是农村？什么是农民？” 现在的留学生基本上没有概念了。农村是我们这代人绝大多数者生活过的地方，我们曾在辛劳质朴的欢乐中虚构单纯的梦想。那时候“史无前例” 地“横扫一切”，“一天等于二十年”地把学校“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父老乡亲们辛劳终日，克己守法，苦中求乐。我们经常大家在一起唱“语录歌”、跳 “忠字舞”，从中取乐。王蒙曾经自道：“我是一个入世的人……出世的要求又相当强”，“我的作品有许多真实生命的体验”。从一个革命浪漫主义的“少共”到 一个理解农民的智者，王蒙走过的道路，他所经历过的精神巨变，对我们这些人或许有某些启示意义。
我们这代人早期的理想是革命的理想主义， 文革之后革命的理想迅速幻灭，但新的理想又出现了，变为个人的英雄主义理想。我们当时读的畅销书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作品，普希 金、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等。法国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本书现在几乎没人提，当年却影响了我们整整一代人，因为它塑造的是资产阶级革命者，充满着个人主义的理想精神，这种精神在文革之后迅速焕发出来。那个时候的个人主义与今天不一样，今天流行的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自利的、原子式的个人主义，而当年的个人主义充满着英雄气概，“小我” （个人和家庭）的意义最后要通过“大我” （国家和民族）做出贡献而得以实现。“走向未来”丛书，两位主编金观涛、刘青峰夫妇写的文章，今天读来充满了理想主义的精神，他们的《公开的情书》哪怕是 私人的爱情生活，都与国家与人类的宏大目标紧密相关。
我们这代人很少有感恩之心，觉得自己是时代骄子，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有不自觉的自恋意识，得意于自己是超级成功者。其实我们这一代人不过是幸运儿，世无英雄邃使竖子成名，文革浩劫造成了十年的人才断层，我们不过赶上了时候而已。
曾为知青、后进大学，如今成为超级成功者，大谈青春不悔。我们却忘记了，大多数知青都被耽误了青春，如今下岗待业，成为困难户、低保户，我们完全忘记了更多 的被时代残酷淘汰了的难友。我们缺乏对弱者的同情，唯有成功者的虚骄，觉得自己的成功便是那代人的成功，自己就是一代人的代表。事实上，少数精英的成功是 建立在大多数同代人牺牲的基础上的。我们那时的高考，100个考生里面只有不到5个人被录取，淘汰率高，空前地残酷，我们真的是极少数被命运特别关照的 人，越是成功，越需要懂得感恩和谦卑，而不是自傲和虚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