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 童年(22) ——五七指示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的指示很多,我们经常半夜三更上街游行,庆祝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或最新指示发表。为了便于记忆,人们通常用发表指示的日期来简称,例如‘5.23’指示,‘6.16’指示等。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个期间影响最大的毛主席指示,大概要算‘五七’指示了。
我第一次知道‘五七’指示,是在运动初期听班里的一个同学背诵的,一天,老师问我们大家:“同学们,你们知道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什么吗?”
“好像是是‘五七’指示吧?”有人不确定地说,那时候,还没做到‘转达最高指示不过夜’的程度。
“对,是‘五七’指示。”老师肯定了那个同学的回答,接着又问:“谁会背诵呀?”
“不知道,”大多数同学,包括我在内,都低着头说。
“这还不知道,” 一个同学抢着说:“‘五七’指示是‘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本主义,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去了。’”。他说完,得意地看了一圈儿老师和同学们。
当时,老师和同学们都不会想到日后‘五七’指示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变化。
事实上,后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劳动’、‘五七干校’都是从这一指示演变来的。而在以后的一年里,我们全家都陆续地遵循‘五七’指示,上山下乡了。
前一段时间,我查了一下资料,了解到这一引起文化、教育界大动荡的指示是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审阅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致林彪的信。信中讲到,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既能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信中以此为基础,做了广泛的类推,“工人也是这样”,“农民(包括林、牧、副、渔)以农为主,也要兼……”,并且谈到对教育革命的设想:“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家里首先走‘五七’道路的是小舅。小舅是1964年入大学的,经过了几年的运动,现在到了该毕业时候了。虽然从66年以来,大学没有人入学,也没有人毕业,但这已经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了,一些事情开始正规了。早小舅几届的学生已经陆续离校了。小舅毕业分配时,正是‘上山下乡’的口号刚刚提出的时候,出身不好的小舅,一个学数学的高材生(虽然只上了不到两年的课),就被分配到黑龙江省的偏僻的一个林场,当了伐木工人——‘上山’了。
小舅的离去,还没有使家人过于担心。一则,小舅是男孩。二则,整个社会都是这样的。三则,无论小舅在林场干什么,他总还是大学毕业生,国家给发工资。于是,带着姥姥给张罗打点的行李和姥爷的叮咛嘱咐,小舅离家了。
接下来,轮到了七姨,小姨。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七姨上高中二年级,小姨上初中三年级。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她们大概一个上大学,一个上高中了。但在运动中,所有的初,高中学生(也就是后来称的老三届)都失去了择校或就业的机会,留在了原学校,现在也该毕业离校了。针对他们的情况,毛主席有一个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于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成了当时最流行的口号。
记得后来在‘批林批孔’时,曾批判过这样一句林彪讲的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失业”。 现在想起来,当年的大批学生下乡,真是一种缓解就业压力的手段,文革几年,不仅教育系统瘫痪,学生该入学的没有入学,该毕业的没有毕业,而且经济停滞,每个城市吸收就业的能力都极为有限,大批无学,无班而上的青年人滞留在城里,对社会稳定,乃至政治稳定都是一种威胁。
尽管当时全国有成千上万,甚至几百万等待安置的中学生,而且各级政府都濒于瘫痪,但在毛主席的一声令下之后,全国上下迅速的行动起来,其动作之快,是现在的人无法想象的。
当时的安排是这样的: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学生去边疆农场及建设兵团,称为‘兵团战士’。一般城市的学生分散在省内的农村‘插队落户’,称为‘知识青年’。而那些家里本身就是农村的学生则回到自己家里的生产队务农,称为‘回乡青年’。‘插队落户’的形式各个地区也不一样,我们省采取‘集体户’的形式——十几个男同学,女同学组成一个小集体,到一个生产队(村庄)里落户,和当地的人一起劳动生活。
姥姥得知七姨,小姨到要去插队落户,很是着急。七姨,小姨在家里虽说谈不上娇生惯养,但也是标准的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现在让她们到农村去务农,自己养活自己,而且是一帮十几岁的男孩子,女孩子住在一起,姥姥能不担心吗?但那是一个个人无法控制自己命运的年代,担心,着急没有一点用,所能做的还是尽可能地叮咛嘱咐和为她们整理行装。
小舅、七姨、小姨陆续走了,姥爷又在接受审查,只有姥姥和我经常在家,家里一下子显得空了好多,不仅家里,就连大院里,街上也似乎一下子安静了很多。试想,从六六年刚上初一的初中生,到当年正面临分配的大学生,将近十届的学生,一下子全部离开了学校,离开了这座城市,变化的确应该很显著。据我后来看到的资料,在那场上山下乡运动中城市人口中有十分之一到农村去了!但这还只是一个数字概念,如果再考虑到人口结构,这些人全部都是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情况就更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