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該忘記的端纳
不該忘記的端纳
——王亞法
一，端納是誰
假設我站在悉尼的街頭，採訪一百個澳洲人，問端納是誰？也許九十九個人會一臉迷茫，搖頭不語；假設我站在上海南京路的街頭，再採訪一百個中國人，問端納是誰？也許九十九個人低頭尋思，不知所答。
那麼端納究竟是誰呢？
一八七五年，端納（Willam Herry Donald）出生於離悉尼一百五十公里，一個叫Lithgow的小鎮，其祖先為蘇格蘭人。他從小跟做建築包工頭的父親當助手，中學畢業後，離開Lithgow，去墨爾本和悉尼報社打工，就此再也沒有回過家鄉。他雖然學歷不高，但憑著自己的勤奮和天資，從校對做起，升任編輯和記者。
一九〇二年他離別髮妻，獨自前往香港，在《中國郵報（China Mail）》當記者，八年後升任經理，同時兼任《紐約捷報New York Herald》駐港通訊員、《遠東雜誌 Far Eastern Reviw》總編，和英國《曼切斯特衛報Manchester Guardian》的記者。期間正逢“日俄戰爭”，他寫了大量關於戰爭的報道，由此聲名鵲起，成為英美兩國駐港的著名記者。
在香港期間，他看到港英政府對中國民眾的歧視，深感不平，他認為中國人聰明勤勞，不該受這等待遇；而當時的滿清政府，思想僵化，政府腐敗，不黯國際事務，處於風雨飄渺之中。於是他決定前往內地，幫助中國；另一說法，指英美陣營感到日本有瓜分中國的陰謀，將影響西方的利益，所以派端納來中國，但不管怎樣，端納在中國內憂外患的緊要關頭，來幫助是真誠的，無私的。
二，初到中國
一九〇四年左右，端納從香港來到廣州，首先採訪的，是時任兩廣總督的張人駿。
張人駿是張愛玲祖父張佩綸的堂侄，按輩分算是張愛玲的堂伯父。張人駿體魄高大，文革中他的墳墓被發掘，據目擊者說，尸身長1.75左右……當然這是題外話。
端納來到廣州，沒走英國領事館向總督府發通知的官方路徑，而是獨身前往，要求直接會見張人駿本人，但張人駿嫌端納是年輕的小記者，不屑召見。
端納在總督府門口守候了三天，他的執著終於感動了總督府的幕僚溫宗堯，經過溫宗堯說服，張人駿才答應接受採訪。
自古以來，“自狂”和“自卑”是中國官場的兩個面，起始張人駿不屑端納年輕，於是擺足架子，不予接見，聽了溫宗堯介紹，又心生自卑，轉而欲開酒會來禮待。
溫宗堯轉告端納，說總督要開酒會招待你。
端納聽罷，搖頭說：“我不會飲酒，只要安排採訪即可，不必浪費時間。”
溫宗堯勸他：“為應付官場禮節，你可作佯飲。”
端納生氣回絕：“這是不誠實的做法，我不願做！”
溫宗堯把端納的原話稟告張人駿。
張人駿聽後大喜，覺得這個年輕洋人誠實可信，於是漏夜召見。
張人駿和端納長談，覺得他見多識廣，邏輯清晰，分析事理，有條不紊，兩人一直談到天明，第二天張人駿就聘請端納，當兩廣總督府的名譽顧問。
端納上任不久，便發生了一起“二辰號事件”，起因是革命黨人僱用日本輪“二辰號”，將澳門的一批軍火運往廣州，不料船到珠江口，被清軍截獲，混亂中清軍扯碎了太陽旗，於是日本公使向清廷發難，要挾申飭兩廣總督張人駿，向日本國旗下跪賠禮，并賠償一百二十萬兩白銀。慈禧經不住日方的威逼，下旨令張人駿飭遵。
張人駿冤屈難言，找端納商議對策。
端納對日方的無理勒索，非常氣憤，立刻聯絡廣州七十二個工商團體、十三個慈善機構和總商會，大造聲勢，發動民眾遊行，抵制日貨。一番鬧騰，日方見勢不妙，就此偃旗息鼓，不再追究，就此不了了之。
此舉被中國後來的執政者反復仿效，成為對付列強的妙招，屢用不鮮。老朽敲鍵至此，會心一笑。
三，結識民國政要
一九〇九年，張人駿調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端納沒有跟隨。他看到清廷風雨飄搖，搖搖欲墜，預感中國將有大變。他來到上海，經革命黨朋友王正廷和王惠寵的推薦，擔任了孫中山的政治顧問，并幫孫中山擬寫“臨時大總統對外宣言”，由此獲得了新政府頒發的金質獎章，上面刻有孫中山和端納的名字。
一九一一年，南北議和時，袁世凱持強要當民國大總統，孫中山紆尊降貴，讓出只當了四十四天的總統職位，轉任鐵路督辦。
孫中山一上任就掛了花車，由端納陪同，沿鐵路線考察，聽他介紹英國在印度和非洲建造鐵路的成功歷史，深得孫中山的讚許。
一九二〇年，北洋政府財政部長周自齊，麾下缺乏懂經濟的人材，因顧維鈞和端納常出入他的門下，他欣賞端納的組織能力，就撥十萬兩銀子，委託他組織“經濟討論處”，出版中英文周刊，向歐美等國招商。說到周自齊，老朽最近從微信上看到，其如夫人在文革中被北京造反派活生生割下頭顱，據說此案尚未了結，後人還在追訴。當然這又是題外話。
老朽還見過一段野史記載，不知真假，現原文抄錄：
袁世凱稱帝前，端納曾進謁勸阻，并告訴他，你所閱之報章均系屬下偽造。袁氏不聽，還是抱笏登場。蔡鍔在雲南首先發難，各省旋即響應，袁氏始有悔意，向端納求助，欲往香港或威海衛英租界避難；英國不允，端納求見美國公使芮恩施，要求美國海軍陸戰隊闖入新華宮，解救袁氏。芮恩施認為端納的建議甚為荒唐，沒有答應。
從上文可見，端納和袁世凱的交情不淺，不過袁世凱與日本簽訂的二十一條賣國條約的秘密，亦由端納於一九一五年在《泰晤士报》上首先揭露，引起國內外轰动，促使袁世凱倒台。
四，和張學良的友誼
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戰爭後，張作霖撤兵回到瀋陽，端納跟隨顧維鈞、羅文榦、葉恭綽聯袂去覲見，由羅文榦的推薦，端納做了張學良的顧問。
端納和張學良相識時，端納已四十九歲，而張學良才二十六歲。張學良對端納執禮甚恭，言聽計從，兩人關係如同師生。端納見張學良雖有紈绔惡習，但胸懷大志，豪爽真摯。端納認為是可塑之材。其時張學良鴉片煙癮很重，身體羸弱，端納勸他戒煙，張學良欣然接受，端納親擬戒煙方案，悉心陪伴，使張學良的健康有所恢復。
有史料記載，張學良殺戮楊宇霆和常蔭槐，也與端納有關。
張作霖皇姑屯遇難後，由楊宇霆和常蔭槐輔佐張學良主政，在商議政事時，他倆常與張學良的作對，引起張學良怨恨，心懷翦除之意，但礙著是先父的功臣，猶豫再三，沒有下手。
一次端納問張學良：“英國報紙披露，說你在捷克訂購了三萬枝槍械，有常蔭槐自鐵路收入中付款的證據，有否此事？”
張學良聽後大吃一驚，暗中調查，證實此事是楊宇霆和常蔭槐瞞他所為。他感到事態嚴重，楊常有兵變陰謀，晚上他和妻子于鳳至商議，但事逢兩難，一時決斷不下。最後張學良拿出一枚銀幣，拋天問卜，連拋三下，結果天意均說可以，於是第二天就發生了震驚東北的“老虎廳”槍殺楊、常事件。事後張學良把那枚銀元供養在大帥府的保險櫃裡，沈陽淪陷，日軍衝進大帥府，以為保險箱中有財寶，砸開一看，結果僅搜得“袁大頭”一枚而已。
在東北軍歸順中央的問題上，端納也起了很大作用。北伐勝利后，蔣介石屢次派蔣伯誠、吳鐵城規勸張學良，為避免內戰，希望東北軍歸順中央，張學良患得患失，舉棋不定，一次打高爾夫球時，張學良和端納商量，端納說：“現在是你該下決斷的時候了，東北應該歸順中央！”張學良聽後，有些猶豫，問部下有人違抗怎辦？端納說：“你先發表通電，責令前線軍隊放下武器，不與中央軍對抗，若有違抗者，以軍法懲處。”
在端納的勸說下，張學良於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發表通電，宣佈東北易幟，歸順中央。
東三省易幟後，中央委任張學良被任命為陸海空三軍副司令。
張學良由端納陪同，前往南京受職，受到中央政府和民眾的盛大歡迎。
東北易幟，粉碎了日本軍國主義併吞東北的野心，這也是“九一八事件”的起因——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八日下午，張學良由端納陪同，參加英國使館晚宴。宴會結束后，張學良要去看梅蘭芳的演出，端納因對京劇沒有興趣，先回家休息，就在當晚十時，日本兵在北大營打響了第一槍，“九一八事變”發生了。
由於張學良的不抵抗命令，僅三個月，東北三省全境淪陷。東北淪陷，全國震怒，國民譴責他守土失責，呼籲他下台。
在此境況下，端納陪張學良到上海，延請米勒醫生幫他徹底戒煙，調養身體，然後又照蔣介石的旨意，陪他去歐洲考察。
張學良在羅馬期間，和墨索里尼的女兒愛蓮有一段緋聞，當時在小報上十分風靡。愛蓮是意大利外長齊亞諾的妻子，三十年代初，齊亞諾曾在北平和上海當過外交官，其時張學良在北平任陸海空副司，他和齊亞諾夫婦有過來往。
愛蓮在回憶錄中寫道：“一九三二年，我在北平的一次宴會中，和張學良同桌，晚宴結束時，張學良遞給我一張紙條，約我暢遊頤和園，我接受了他的邀請，非常高興由這位中國的風雲人物當我的導遊，他陪伴我走了好幾個小時……”；她在另一段回憶錄中又寫道：“有一天我和他談論中日的糾紛，那時日本已經佔領了中國好幾個省，而且威脅到東北。我問張學良，你說你們需要飛機，為何不向我們意大利購買？我們有許多好飛機，其質量曾經打破過世界紀錄。他說，貴國肯賣給我們嗎？我說為何不肯？他說，那麼一言為定，我就買三架……後來果真向意大利訂了三架飛機……”
張學良和愛蓮在意大利期間的接觸，傳記作家Earl Selle的《端納口述傳記》中，有一段寫到端納和朋友們在郵船上聊天的細節：“可能最受少帥注目的是那眼皮重垂，碧綠的眼睛，有著毒蛇般迷人的身材的墨索里尼的女兒愛蓮。在中國，愛蓮曾經是交際旋渦裡的頂尖女性，她是充滿誘惑力的女人，少帥也花過不少時間在他身上……”
二〇一三年，由端納介紹給張學良的英籍印度裔飛機駕駛員海嵐·里昂，其後人將有關“西安事變”的資料，送往紐約拍賣，競拍時，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和中共派出的“西安文管所”，經過二十多輪的反復競爭，最後被“西安文管所”以一百多萬美金奪下。這些密件中有兩封毛澤東的信函，以及中共與張學良聯手組織“中華民主共和國”的重要文件，目標是推翻中華民國。
關於這些密件的來龍去脈，“YOUTUB”視頻已有交待，老朽不作贅述，有興趣者可自行查看。
五，斡旋“西安事變”
端納陪張學良考察歐洲六國后，於一九三四年一月回到上海。蔣介石夫婦特地從南京趕往杭州，請端納暢遊西湖，在遊船上，蔣介石和端納談論時政，宋美齡做翻譯，他們一連談了四個小時。談話結束後，宋美齡問端納：“你為何不幫我們做事？”
端納說：“你們的事情我會關心的，但少帥那裡的事我還沒完成。”
張學良回國后，被任豫鄂皖剿匪副總司令，在漢口辦公，端納隨往。
一九三四年，蔣介石夫婦去洛陽為中央軍校洛陽分校開幕剪綵，路過漢口，邀請端納一起旅行，在火車上宋美齡要求端納幫忙處理一堆英文文件，端納遵命辦理，蔣氏夫婦十分滿意。
旅行結束，蔣氏夫婦要求端納一同回南京輔弼政事。端納說他想去中國北方考察民情，然後再回南京。
端納考察完西安、蘭州、北平、張家口、太原後回到南京，才正式任命為蔣介石的助手。他的辦公室就設在委員長辦公室的東側。蔣介石稱呼他為“顧問”；宋美齡稱呼他為“Don”；他稱呼蔣介石為“G’issimo”;稱呼宋美齡為：“M’issimo”。端納和蔣氏夫婦親如家人，他們一起吃下午茶，一起跳舞，開生日PARTY。據黃仁霖（端納不講中文，平時由黃仁霖當翻譯）部下，一位叫侯鳴皐的回憶：有次端納過生日，蔣、宋在中山門外四方城的官邸裡，設宴為端納祝壽。
黃仁霖得訊後，在大廳裡裝一擴音器。宴會開始時，由我在外面的電影宣傳車上假冒中央廣播電台的英語新聞。播報端納生日的新聞，并唱‘生日快樂’歌，中文由我播講，英文由上海‘字林西報’的編輯曹勵恆播講。蔣氏夫婦聽到廣播后十分驚訝，問黃仁霖新聞傳播為何如此神速，黃仁霖告知真相后，大家哈哈大笑……
一九三五年九月，蔣介石派張學良的軍隊移師西安，圍剿紅軍。但由於張楊暗中與中共勾結，消極怠命，蔣介石無奈，於十二月七日趕往西安督察。
蔣介石到達當天，西安城內已有學生遊行，散發“聯合陣線”的反政府傳單。據時任西安公安局長史銘的回憶：傳單的內容為：“打倒國民政府”；“擁護八項主張”；“擁護張副司令兵諫”；“擁護東北抗日救亡會”；“擁護中國共產黨”……
懂得中共“革命套路”的人，一看就知道這是中共的“政策和策略”在背後運作，可惜張學良年輕幼稚，不知就裡，也可惜蔣介石過於自信，沒有學習毛澤東關於：“革命的輿論往往是革命的先導。”的語錄。
一到西安，蔣介石就召集張學良和楊虎城訓話，如果讓共產黨以獨立之名義在於陝西北部生存，那無異於我黨的自毀。但張楊執迷不悟，堅持要與共產黨組成“聯合陣線”，一致抗日，雙方多次爭論，相持不下。
十二月十二日一早，東北軍出動一個師；西北軍出動一個團，兵變發生了。
駐蹕在臨潼華清池的蔣介石，聽到槍聲，當時他只帶有少數隨扈，慌亂中，他翻過後院一丈多的高墻，跌傷了脊椎，忍痛躲進一個山洞裡，天亮時被張學良的軍官找到，護送到楊虎城的私宅軟禁。
蔣介石被囚的消息被公佈后，西安城一片混亂，共產黨乘機活動，組織示威遊行、煽動群眾演講、撒發傳單，張貼標語，要求“聯合陣線，共同抗日”的口號聲震耳欲聾。
消息傳到了延安，我曾聽一位研究近代史的朋友講，毛、朱、周、立即開會。
朱德高興說：“機會來了，宰了他！”
毛澤東說：“等一等，慢著！”
周恩來最後說：“把他推在前頭！”這個說法，頗符合三個人的個性。
“西安事變”發生前，中共有沒參與，國民黨顢頇，沒有查到證據（前文所提，被西安文管所拍賣走的，中共和張學良聯手組織“中華民主共和國”的文件中有否線索，有待日後發掘）。但事變發生后，張學良派了一架飛機去延安，把周恩來、葉劍英和博古接來西安，參與談判，這就可見他們以前有過勾兌。
再說蔣介石被扣的消息傳到南京，謠言紛起，南京政府群龍無首，有人主張派飛機轟炸西安，出兵討伐，形勢十分緊張。宋美齡考慮到端納和張學良的友誼，寫了一封信，委託端納火速趕往西安，探望蔣介石的安危。
端納臨危受命，於十四日就趕往西安，一下飛機，就跟張學良去見蔣介石。
蔣介石被楊虎城的士兵軟禁在楊虎城的私宅裡。
端納進屋，看到蔣介石躺在木床上，面壁而臥，他喊：“Hello,G’issimo.”
蔣介石起身說：“你來了，我知道你會來的。”
端納說：“是的，我來了，夫人也隨後會來的。”
蔣介石臉色徒變，大聲說：“她不能來，她不能到這個強盜窩裡來！”
端納朝四周掃視後，把宋美齡的信件交給蔣介石說：“這是夫人給你的信。”
蔣介石接過信，讀著淌下了眼淚，據後來資料透露，其信的內容大致如下：“……此間的親日派正想利用營救你的名義，發動內戰；其實，何曾是真的營救你？他們是希望你速死，好篡奪政權，出賣中國。日前接漢卿電云：他會絕對保障你生命的安全，並且說到這次舉動，單純是為了抗戰。南京的情形既是這樣，而西安的情形又絕非對你個人，望你要果斷，與漢卿合商救國大計，而速返南京，給親日漢奸以鎮壓。否則，親日派假口興師，結果是你與中國俱亡……”
沉默片刻，端納又說道：“你最好移一個地方，這裡不是你應該住的。”
蔣介石點頭道：“也好，我隨你去。”
不一會張學良備好車，送蔣介石和端納到了新住處，蔣介石令張學良坐下，張肅立不敢坐，蔣介石聲色俱厲，向他訓話，張不敢出聲，端納拉拉他衣襟，暗示他出去。
張走之後，蔣介石突然用英文對端納說：“Fineshed it is finished!（完了，全完了！）”
端納第一次聽到蔣介石說英語，頗為驚異。他沒有回話，只是對蔣介石說了幾句寬慰的話就走了。
第二天，張學良拿出一份通電，對端納說：“這是“人民陣線”八項要求，我本不願意提出，是楊虎城要堅持，我只得面呈。”
隨即兩人又去晉見蔣介石，張學良向蔣介石面讀八條通電：
- 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派負責救國。
- 停止一切內戰。
- 立即釋放在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
- 釋放全國一切之政治犯。
- 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自由。
- 開放民眾愛國運動。
- 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
- 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蔣介石聽罷，十分生氣，訓斥他中了中共的圈套，堅決回絕，并咆哮：“你要是把我當領袖，
應趕快送我回洛陽或南京，不能講條件，否則把我當俘虜槍斃，不必多言！”
張學良無語而退，到了門外，端納遞給他一本冊子，說：“這是委員長的日記，你仔細看看，就
知道他的苦心了，他的謀略要比你深刻得多。”
張隨即翻看了幾頁，臉帶悔意地說：“原來他一直在準備對日作戰，我誤解了，我錯了。”
卻說宋美齡派端納前往西安，主要是要他打聽蔣介石的安危，端納探得蔣介石生命無虞後，立即飛回南京，二十二日陪同宋美齡再次飛往西安。
關於記述“西安事變”的中外版本，不下於千百種，各家各說，有版本說，端納第二次去西安的機上，宋美齡交給隨機當翻譯的黃仁霖一把手槍，說：“仁霖，我到西安后，倘有亂兵欲加辱與我，你就用這手槍將我擊死！”語氣悲壯，使人肅然。然而我查閱《黃仁霖回憶錄》，這是一本由宋美齡題書簽的著作，書中黃仁霖只提到他和端納同乘德國製造的“榮克飛機”飛往西安，期間因為天氣不好，在難洛陽待了一晚，第二天才到西安，以及如何在西安會見蔣介石，和張學良談判的細節……沒有提及宋美齡交待手槍的事。
蔣介石在西安被張學良軟禁了十四天，經過多次談判，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節，張學良和楊虎城，送蔣介石回南京，在機場上，蔣介石對張楊兩人訓話，嚴厲訓斥他們的過失和對國家帶來的危害，訓話畢，蔣介石對張學良道：“漢卿，你和你的部隊可仍然留在西安。”
張學良立正回答道：“不，我有罪，我要陪委員長一起回南京，自願接受軍法審判。”
於是蔣介石、宋美齡、張學良、端納、黃仁霖等人同機返回南京。
到南京后，張學良被軍事法庭判處十年監禁。黃仁霖在回憶錄中有一段，足資說明蔣介石的寬容和婦人之仁，容老朽抄來：“軍法審判時，張學良被判十年徒刑，應交付執行。但委員長卻將一部份的過失，引以自咎，因此而以未能事先對己身之安全，預作防衛為詞，代為疏解，遂得改判為在住宅囚禁十年……”
這場轟動一時，影響中國歷史走向的“西安事變”就此結束。端納也因斡旋有功，回到南京後，榮獲國民政府“大綬采玉勛章”一枚。
六，菲律賓蒙難
回到南京后，端納一直追隨蔣介石，繼續在總統府辦公。
端納跟隨蔣介石夫婦近十年，他和蔣氏夫婦，在友誼上如同家人，但在政見上一直敦促蔣介石實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為此兩人經常爭論，激烈時不得不由宋美齡來勸解；他對蔣介石暫時需要德國武器和顧問為由，與德國勾兌，甚至派孔祥熙去見希特勒一事，非常反感，兩人為此劇烈爭吵。
有一次，端納對宋美齡說：“你們宋家兄弟利用特權經商非常不好。”
宋美齡生氣道：“你可以批評中國，也可以批評中國政府，但不可以批評我們宋家！”
端納看到國民黨政治腐敗，軍事敗退，南京失陷，漢口失陷……他開始對蔣氏政權感到失望。
一九四零年，端納已是六十五歲的高齡，他對宋美齡說，按西方常規，他已經到該退休的年齡，他青年時曾有遊歷東南亞諸國的夢想，他提出要辭去顧問職務，實現當年的夢想。
宋美齡在征得蔣介石的同意後，接受端納的辭呈，還委託香港黃埔和造船公司，打造一條設有辦公室和無線電收發報機的豪華遊艇，作為禮物送他。端納十分喜愛，給遊艇取名“美華號”。臨行還帶著一位中英文俱佳的美麗小姐——香港富翁利希慎的女兒做秘書。
端納跟隨蔣介石夫婦十年，伴君如伴虎，其中一定有許多不為外人道的苦楚，這從端納曾說過的：“如果有中国一天把我踢出去，我就驾着游艇环游世界，直到死……”用中國的俗話“伴君如伴虎”的邏輯來推理 ，也可知他十年間的艱辛和苦澀了。
一九四〇年九月四日，端納攜帶“美華號”遊艇，和安小姐一起登上“雲南號”郵船，馳往浩瀚的太平洋——實現他多年的夢想。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轟炸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宋美齡急電召端納回中國，端納也答應立即返回，不久斷了音信——失聯了。
後來才知道，珍珠港事件後，許多飛機忙於運載軍用物資和軍人，留在菲律賓的英美商人紛紛逃離，就是重金也買不到機票，端納只得坐船，繞道菲律賓返回中國，但不幸船在經過菲律賓時，被日軍截獲，端納被關進了菲律賓“洛斯巴諾斯”集中營。
日本人知道端納在國民政府裡的影響，他們在世界各地關押白人的集中營裡尋找端納其人。
在集中營里，端納和美國著名律師達蘭結為難友。
一次日本憲兵來到集中營，憲兵頭大聲說：“我們得到可靠情報，一個‘幫中國人反擊東洋的西方魔鬼’——叫威廉·亨利·端納的傢伙就在這裡，你主動跟我站出來！”
下面一片寂靜，憲兵頭指著端納，問達蘭：“他是不是澳大利亞的威廉·亨利·端納？”
達蘭鎮靜地搖搖頭說：“他是愛爾蘭人威廉·端納，一個七十多歲的老頭，和澳大利亞人端納的年齡不符！”
憲兵頭來到端納面前，看到端納鬚髮蓬亂，滿臉皺紋，腰背佝僂，呼吸發喘，兩年多集中營的艱難生活，已經把他折磨得容貌巨非。
憲兵頭緊盯著他的臉和花名冊上的照片對照，說：“你就是威廉·亨利·端納，那個鼓勵中國人打日本的端納？”
端納從容道：“不，我是英國愛丁堡大學的教授威廉·端納。我呼籲你們講究人道，我老了需要改善伙食，需要醫生……”
憲兵頭再三盤問，始終不得要領，悻悻地走了……
不久民國政府和聯軍的情報機構，都獲得了端納被關押在菲律賓“洛斯巴諾斯集中營”的消息。蔣介石打電話給盟軍太平洋戰場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要求聯軍採取特別行動，營救端納。
一九四五年二月，應蔣介石的要求，麥克阿瑟將軍策劃“洛斯巴諾斯行動”，派了三十架飛機投下空降兵，占領了集中營。
端納被解救時，已經被四年集中營的生活折磨得奄奄一息，他被擔架抬上直升機，送往舊金山的珍珠港美國海軍醫院救治。
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端納的健康有所恢復，這時一名失業的美國記者賽爾（Earl Selle）來找他，商談幫助撰寫回憶錄的計劃。賽爾二十年代也去過中國，在國民黨國際宣傳處董顯光局長手下做過事，和端納認識。但這時端納的健康相當糟糕，賽爾也因眼疾，力不從心。他兩才接觸几天，端納就开始咳嗽吐血，不能说太多的话。这时國民黨打聽到端納和賽爾合作寫回憶錄的消息。蔣介石立刻授意宋子文，派主管大外宣的董顯光去醫院“探視”……在董顯光勸說下，端納放棄了寫回憶錄的念頭。
蔣宋夫婦對端納的病情十分關切，宋美齡跟美國租用了一架醫用飛機，派董顯光將端納接往上海，宋美龄親自率上海市长吴国桢等人去机场迎迓，旋即送往宏恩醫院治療。
說到宏恩醫院，就是今天赫赫有名上海華東醫院，要說它的今生前世，恐怕三天三夜也說不完，老朽只能把正體字和簡體字網上搜索到的內容一并附上，讓讀者自己尋思：
正體字的網站是這樣介紹的：
一九二六年六月初竣工，並正式啟用的宏恩醫院，是鄔達克第一個完全由自己負責的工程。一九二七年四月，鄔達克與醫學專家合寫的關於宏恩醫院設計概況的報告，明確說明這座建築是為何而建立的：“宏恩醫院的建造是要建立起一個對社會各界開放的世界性醫院，不分種族、不分國籍、無論貧窮和富裕，都可以來看病。”由於設施精良，醫術精湛，宏恩醫院一直深受青睞。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後，宏恩醫院於一九四六年三月七日恢復營業，並繼續在滬上醫療界扮演重要角色。
而簡體字的網站是那樣介紹的：
华东医院在1951年由中共重建后，长期是上海市及华东其它省市的中共的离退休“老干部”的医疗保健医院。不过，现经发展，华东医院已从单纯的“高干医院”发展成一家以“干部”医疗保健为重点、以老年医学为特色的医院…
人生都是悲劇，沒有喜劇，古代帝王將相如此，近代老蔣老毛亦復如此，端納當然也不例外，他在宏恩醫院度過了生命中最後八個月，期間蔣介石、宋美齡和國府要員，多次探視。
端納的晚年是淒涼的。他孤獨地躺在病床上，對著窗外的夕陽和綠樹，大口大口地咯血，輕吟尼采的名詩：《太陽落了》——生命的日子啊/我的太陽落了/呼吸從無名的唇中吹過/偉大的清涼來了……
端納彌留期間，宋美齡在病床前用英文為他誦讀《聖經》。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九日凌晨，端納終於閉上了疲憊的眼睛，臨終前，他希望自己能長臥在中國的土地上。而宋美齡答應，在宋家墓園劃出一塊墓地，供他安葬。
七，安息在上海
端納的大殮在上海胶州路的萬國殯儀館舉行，這是一家辦過魯迅、阮玲玉……無數名人葬禮的殯儀館。
端納的遗体上覆盖著青天白日旗，棺盖的銀牌上，用英文寫著：“威廉·亨利·端納，蔣主席介石的顧問與朋友，生于1875年6月22日，卒于1946年11月9日。”蔣宋夫婦送的花圈，上面用中英文寫著：“端納先生千古”，靈柩前安放白花綴成的十字架，飄帶上寫的是：“中國人民最好的朋友，卓越的澳大利亞人。”出殯時，棺柩由端納生前好友，飛虎隊陳納德將軍，和美國名記者田伯烈，勵志社總幹事黃仁霖，菲律賓獄中難友卻浦門等六人抬上柩車，送往上海西郊萬國公墓宋氏墓地安葬。
世事變更，滄海桑田，當年的萬國公墓，已更名為“宋慶齡墓園”，簡稱“宋園”，早先那個宋氏墓地已不復存在，端納的墓碑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紅衛兵砸毀，宋家先輩宋耀如和倪桂珍的陵寢當然也不能倖免。我老單位“少兒出版社”在延安西路，離宋園不遠，據住在附近的一位老同事說，文革初期，一群農民造反派衝進陵園，用鐵耙把倪桂珍從銅棺材裡扒出來，活新鮮的一個胖老太婆——後來有人照了相，寄到北京，宋慶齡見了，哭着去找周恩來，説當初周答應宋慶齡創建“中國福利基金會”，許下“人在事業在，人不在事業也要在。”的諾言，不料如今人還在，她的“中國福利基金會”的牌子就被砸了，甚至連父母的墳塚也給扒了……周知此事，特地派人去上海收拾殘局，將她父母的屍體送去火化，重筑陵墓，所以現在和宋慶齡合葬在一起的宋耀如、倪桂珍夫婦，不是完屍，僅是骨灰而已。
經過修葺，今日宋家陵寢的周圍，也安葬了一些社會名人和統戰對象作點綴，遠處還留有幾個外國人的墓葬，但都很陳舊。前些年我陪澳洲的一對老夫妻去過那裡，那位澳洲朋友的太太，祖上和沙遜家族有姻親關係。沙遜家族的幾位先人，仍然埋葬在那裡，我們找到了沙遜的家族墓，但端納的墓沒有找到。
八，我為什麼要寫端納
我最早知道端納，是少年時代讀《金陵春夢》，此書虛構大量蔣氏夫婦的閨房私語，端納與宋
美齡的緋聞，極盡低俗，那時我開始知道有個叫端納的外國反動派。
八十年代我來悉尼，在李承基先生組織的茶會上，認識一位叫劉渭平的先生，高個子，人長得很清秀，他是中華民國派駐在澳洲的外交官，中華民國政府和澳洲斷交後，他定居澳洲。他是一位非常有才華的老人，學貫中西，能畫四王山水，他跟我講過端納的故事，還送給我一本他寫的書——《小黎光閣隨筆》，裡邊有正面寫端納的文章，這時我才知道端納是個善良的澳洲人，中國人民的好朋友。
近來疫情肆虐，閒居家中，翻閱《傳記文學》，發現有許多民國要人的回憶錄都寫到端納，其中也有劉渭平先生的文章，於是引起我極大興趣。
我淺薄浮躁，做不到傅斯年先生：“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治學要求，只能東抄西襲，抓住一鱗半爪，勉力完成此稿，以告訴在澳洲的中國人——端納是澳洲人，在中國生活了四十年，他也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在澳洲生活了近四十年，我也是澳洲人。
端納的故鄉，在離悉尼一百五十公里的小鎮Lithgow,身後埋葬於上海；而我的故鄉在上海，或許身后埋葬於悉尼……
端納是一個善良的澳洲人，他在中國四十年，就連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左派學者，也找不出他的劣跡。在世界逐漸走向理性的今天，該是剔除政治偏見，客觀研究端納的時候了，但愿拙文拋磚引玉，呼籲讓我們想起端納，懷念端納。
最後用好萊塢電影《六福客棧》，對主人公Gladys Aylward悼詞中的一句話：“我們今後最大的罪惡，也許是對他的遺忘……”作為本文的結尾。
二〇二三年二月五日於食薇齋北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