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dian新闻
>
陈望道先生与复旦三位落难教授 【乐秀拔 文】

陈望道先生与复旦三位落难教授 【乐秀拔 文】

博客

陈望道

陈望道先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明察秋毫,是非分明,实事求是,无私清正,胸怀坦荡,对无辜而落难的友人伸出援手,相濡以沫,是所有复旦人崇敬的革命长者。陈望道先生生于1891年,辞世于1977年,是一位长寿老人。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他有许多著作和功绩留世。我曾在复旦大学读书和工作过,聆听过陈校长的学术报告,学习过他的《修辞学发凡》,得益匪浅。今年是陈望道校长逝世26周年,我特写此文,谨表敬意和缅怀,以弘扬其可贵的精神。

高山仰止,高风长存。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在复旦大学读书时,陈望道先生是复旦大学的校长。他是浙江义乌人,说普通话带有浓重的义乌乡音。那时他还担任华东文化部部长、华东高教部部长、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并担任上海政协副主席和上海语文学会会长等职,工作十分忙。他是一位高级干部,晚饭后常到户外散步,我偶然遇见,他身后总跟随着一个保卫他安全的人。
   
陈望道先生不仅是党的一位高级干部,同时也是党内一名大学者,一位翻译家和语言大师。他早年留学日本,早在1920年,他第一个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汉语,第一个出版“有系统的兼顾古今语文的修辞学专著”《修辞学发凡》。他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传播马克思主义,提倡新文学,倡导白话文运动,发表了很多文章,并且与陈独秀和鲁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革命思想的传播,为新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陈望道先生不仅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人,一位学术大师,同时又是一位铁骨柔肠的长者。他心地善良,道德高尚,待人诚挚,热情似火,又像润物细无声的春雨。他作为复旦大学的校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数十年复杂尖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环境中,他像一棵苍劲的松树,不为狂风动摇,不为迷雾所惑,坚定如磐石。他任人唯贤,保护教授,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高风亮节,令人钦佩。这可以从他任用和对待复旦三位身处困境教授的行事中,得到印证。  



赠贾植芳二百酒钱

 
贾植芳
 
   
上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成立不久,为巩固新政权,进行一次大张旗鼓的镇反运动,以肃清旧的残渣余孽,是有必要的,其效果是社会安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但接着是肃反运动,胡风因向党中央写了对文艺问题意见的万言书,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贾植芳教授,因与胡风是朋友,并且常有书信联系,就被打成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更因他拒不交待“罪行”而被判20年。飞来横祸,猝不及防。在囚室度过十余年的审查检讨之后,于“文革”中期,贾先生被放回复旦,接受监督劳动。他干的是最重最脏的活,生活津贴是36元,同时要早请示,晚汇报,随时接受批斗。直至“四人帮”被打倒,平反冤假错案,在贾教授的面前才露出了一线曙光。
  
胡风反革命案要给予平反的传闻已在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但仍柳暗花明,不知底细。贾植芳先生仍在劳动改造的队伍里,津贴很少,生活困苦,住在陋室之中。有一天傍晚,贾先生听到敲门声,前去打开,看到蔡葵教授站在门口,不禁一惊。只见蔡葵教授微笑而亲切地说:“贾先生,您喜欢喝酒,这点钱我给您买点酒喝。您钱不够用,我们钱用不了。望老说,送一点钱给老贾,表示我们的一点意思。请收下。”
  
蔡葵教授是复旦大学英文教授,是陈望道先生的夫人。这种相濡以沫的真挚感情,使贾植芳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永远铭刻在久已干涸的心田里。贾植芳先生教过我们现代文学、世界文学,特别是对苏俄文学的教学,对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果戈里、屠格涅夫等作家作品的介绍,丰富了我们的外国文学知识,引起了我们对俄罗斯文学的浓厚兴趣,让我印象深刻。他是一个多面手,还能创作和翻译,知识渊博。贾先生平反后,重回中文系任教授,后又任博导、图书馆馆长,培养了很多高材生,享受到很多荣誉,过着欢乐的生活,但他已垂垂老矣,真是岁月不饶人,光阴比金贵啊!贾植芳事后回忆起陈望道先生叫蔡葵教授送钱给他的事时说:“陈校长送的二百元钱,当时可以买10瓶茅台,是一笔厚礼呢!”我估算一下,这二百元钱相当于我们当时助教三个多月的工资。这事也体现了一位老党员特立独行的高尚品格,对落难教授的关怀、同情和仁爱。


与乐嗣炳情同手足


乐嗣炳

乐嗣炳先生也在肃反运动中落难了。他是上世纪20年代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又在党领导的上海大学任教,与陈望道先生是同事和朋友,也是早期的共产党人。1927年,上海大学停办。以后乐嗣炳先生就去广西,在广西大学任教。他的夫人出身豪门,与上层社会有联系。解放前夕,乐先生通过熟人,想策动国民党一个部队起义,但未获成功。肃反时,有人报告此事,就被怀疑为通匪,因此获罪,被投入牢狱。在狱中囚禁一年,进行审查,事出有因,但查无实据,因之无罪释放。他不能再在广西待下去了,于是就写信给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先生。陈校长接信后,当即复函,聘任乐嗣炳先生为复旦中文系教授,他由广西来沪,从此安居乐业。
  
但好景不长,1957年的反右运动,因乐先生向党交心,指出某些党员官僚主义,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并且对别人的对党交心提意见表示赞同,说是快人快语,因此而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被调离中文系教授岗位,到图书馆做资料工作。他出于帮助党整风,并无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之心,思想苦闷,难以释怀,于是就向陈校长倾诉。按照当时的政治气候,必须立场鲜明,与右派分子划清界线,不与往来。但陈校长仍然保持着与乐先生的友情,并多加劝慰,而不因此疏远他。这种高情厚谊,令乐先生感到温暖,看到了希望。这体现了陈望道先生伟大的政治品德,信任友人,不管风狂雨骤,坚定不移。


亲顾王造时“茅庐”

 
王造时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不仅乐嗣炳先生被定为右派分子,陈校长的另一位好友,“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先生也落难成为右派分子。所谓天罗地网,知识分子在劫难逃。从1949年5月上海解放,直至1951年,王造时先生一直处于失业状态。而“七君子”中的其他人员,如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等,早已于新中国成立后,就任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粮食部部长、司法部部长、轻工业部部长。这真是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令王造时先生万般难受。
  
正在此时,陈望道先生两次亲自登门,邀请他担任复旦大学教授,又派哲学系教授胡曲园送聘书给王造时先生,王造时才解了长期失业之苦。然而,王造时先生当时还不知道他1941年写的《致斯大林大元帅的公开信》所种下的祸根的内幕,有人造谣说王造时先生强迫别人在公开信上签名,还说国民党用钱买通人来发动反苏宣传。这当然是王造时所始料不及的攻击,使他十分愤慨。
  
1957年2月,王造时先生代表上海市参加北京全国政协会议,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找王造时谈话,告知当年写公开信时的一些谣传,王造时先生才清楚中共与他的隔阂。但是厄运还没有结束,在1957年6月的复旦大学反右斗争中,王造时先生遭受批斗,后被定性为右派分子。而后因改造得好,于1961年被摘去帽子。“文革”之时,厄运再次临头,王造时先生被非法拘捕,投入牢狱,从此就没有迈出高墙的大门。
  
陈望道先生聘王造时先生,是出于对王造时先生才学和品德的了解和信任。王造时先生是一位爱国民主知识分子,早年留学美国,攻读政治学,获博士学位,后又就读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院,师从费边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拉斯基,研究国际政治学。他办刊物,成立救国会,倡导民主,反对独裁,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反对国民党统治,救助被拘捕的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凡此等等,陈望道先生了然于心。陈校长对《致斯大林大元帅的公开信》的内容及性质,也是全然了解的。他两顾王府,求贤若渴,力排众议,正体现了陈校长这位共产党人的大智大勇。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教授、本人高中时的语文老师,本人受其委托转发在海外网站上)
戳这里 Claim your page
来源: 文学城-tang07059
相关阅读
logo
联系我们隐私协议©2024 redian.news
Redian新闻
Redian.news刊载任何文章,不代表同意其说法或描述,仅为提供更多信息,也不构成任何建议。文章信息的合法性及真实性由其作者负责,与Redian.news及其运营公司无关。欢迎投稿,如发现稿件侵权,或作者不愿在本网发表文章,请版权拥有者通知本网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