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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忘却的纪念----九二西南行的一段偶遇(旧帖重贴)

为了不忘却的纪念----九二西南行的一段偶遇(旧帖重贴)

博客
一九九二年七月七日,我开始了策划已久的西南之行。

本来车票是七月六日的,但金华一带发大水,我一直跑到火车站才知道火车停开。这就象一场期待已久的比赛突然延期一样,心里有说不出的烦躁,不知道该怎么打发这一天。况且第二天开不开车还是个未知数。出师便不利,但我又使劲地让自己不这么想。既然火车停开是洪水引起的,原先便反对的家人就更加担心了。在我与朋友们谈起这个计划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主流意见是我不该在这形势日新月异、机会层出不穷之际,到外面去跑两个月,如果我还想在国内发展的话。

七月七日与前一天过得同样的迫不及待。早上电话得知去长沙的车今天开,昨天的票今天能用,一下如获重释。我匆匆忙忙赶到车站,才被告知今天的票今天用,昨天的票允许退票,我这下傻了眼。看见售票处前长长的队伍在等退票,如果这队伍短一些,我没准会退了票打道回府。楞了半天,我好歹想出了个主意,我到签票处将六日的票签成七日,这是可以的,但没座位,我哪还管得了那么多。

上车后发现车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挤,我看见车尾一个列车员坐在双人座上,以我的经验,那里的座位一般不卖出,于是我就坐在了他的边上。

“能不能替我补张卧铺票?”我问列车员。人总是那么得陇望蜀。

他颇暧昧地说:“你先买本杂志,三元。”

“没问题,”我说,同时心想怎么代价这么低。

我对面坐着两个人,一个小伙子,另一个是个中年人。那中年人极不情愿地也买了本杂志。我猜想他也许也想得到卧铺。

列车员待了一会儿,让我坐到他原先坐的靠窗的位子上,就走了。这时又来了一个列车员给我对面的两位补票,原来他们连票都没有。

“要我补票我补,要我买杂志我不买。凭什么?”对面的小伙子说。我这才开始留意他,小伙长得蛮英俊的。

“可我补卧铺还得靠他,要不然我怎么会买。”我得分辨一下自己并不傻。

“要卧铺,起码得再花这个。”小伙子伸出三根手指。

“三元?”

“三十。”

这下我有点反应过来了,哪里有那么便宜的事。也许买本杂志只能得到这个靠窗的座位。我感觉有点上当,其实车上人不多,这会依然有空位子。

“这趟车是长沙的,列车员风气很差,要是郑州铁路局的,他们就不敢了。”小伙子说。

原来这小伙子是郑州铁路局的,在北京培训,这次是到上海来短训两个月,已结束了课程。

小伙子向我解释每个列车员手里其实都有至少一个卧铺,如果乘客肯出钱,他就卖给你。通过正规途径登记补卧铺,基本上是得不到的。

“那你培训完了不回北京,怎么往南方跑呢?”

“我钱用完了,上诸暨我女朋友家去借点钱,另一方面也看看她父母。”他说。

“你女朋友呢?”

“在郑州。”

列车员推来了售货车,小伙子买了一听啤酒、一听雪碧。我看着他,怀疑他是否真是借钱去的。

“上海的小车价贵,我今天乘了二百多元。”他说。

乖乖,我前些天买了一套《资治通鉴》加一套精装《史记》,才花了不到一百。

“二百多,你坐到哪里去了?”

“没哪里,就市内转转。”就这主,能不借钱吗?

“你能报销吧?”

“报什么,不能报”

我开始对他有了点兴趣。“你哪来那么多钱?”

“我爸给的。他承包了一个铝合金厂,干了五年。”

“那他一定很有钱了?百万家产大概有了吧?”我自己的奋斗目标就是一百万。

小伙子笑了笑,“反正我们四个兄弟每人有一辆摩托车,一套带空调的房子。摩托车两万多,就是电影里刘德华骑的那种,很笨重,倒下来一个人扶不起来。”

“那你怎么不替你爸干活?”

“也干一些,通过朋友推销一些产品,但我不大想干。基本上我就玩玩,经常闯祸,所以我爸让我去铁路局工作。”

这时火车已开了一阵,广播通知第八车厢开始登记卧铺。去一看,好多人,不大会有希望。那个卖我杂志的列车员正在登记。我问他能不能帮忙搞个卧铺,他说现在没有。果不其然。

回到座位上,天快黑了。看了阵买来的关于皇帝陵墓的杂志,之后继续与小伙子聊天。

“你在上海哪里上的培训班?”

“铁路局办的,在南面的郊区。我们一帮河南的兄弟,都是来玩玩的。附近的地方都去了,南京、杭州什么的。去南京包的小车,化了六百多。”

“全是你出的?”

“嗯。我们几个老乡很要好的,有打架他们就帮我。”

“打架?和谁打?”打架对我来说已经是很稀罕的事了。

“和谁都打,我这人就爱打架。以前我每个星期都打架,后来我爸把我送去当兵,回来就好多了。让我想想。。。才打了三次架。”

“怎么打?用不用家伙?”

“抓到什么用什么。一次我把对方的耳朵劈下来大半个,另一次把人的肩膀砍了一刀。”

“关了多久?”

“没有。劈人耳朵那次赔了对方两千元,砍人肩膀那次花钱请了几桌,双方讲和了。”

“你有没有受过伤?”

“也有。你看,”他指给我看他脸颊上面的一条伤疤,不很明显,可还是有一点破相。“被人用刀砍的。”

“为什么非要打架呢?”这时候的小伙子戴着一付眼镜,看上去不但英俊,简直就儒雅。

“我也不知道。其实有时打过之后也是很后悔的,觉得不该打,当时就是控制不住。在上海还打了一架。”

“为什么呢?”

“就是在前两天,要考试,我想和几个哥们坐一起,可以有个照应。一个上海人占了那位子,我让他换一下,他不肯。”

“啊?这就打起来了?”

“开始我也挺客气的,后来吵了起来。他说:‘这是上海,你以为是你们河南啊?’我就不吱声了。到了晚上,我找到他,说:‘哥们,咱出去练练。’出来后我把他打趴在地上,用皮鞋没头没脑地踢他。你看,我就爱穿这种皮鞋。”他伸过脚来。

那是一双军用大头厚底皮鞋。

我不断摇头,“为什么不先讲道理呢?”

“他倒是想同我讲道理,我没理他,打了再说。”

我瞪着他那张文质彬彬的脸,不大能理解。“怎么就没道理可讲呢?碰上冲突,如果对方想讲道理,你会不会先听完?”

“到了那份上就不讲道理了,打完了再与他们讲道理。有时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有时打完了还会成为朋友。”

简直是荒唐,也许他们觉得自己很侠义。

“如果对方人多,你打不打?”

“也打,找准对方一个,往死里打,打完了就跑。我在部队里待的是特务连,受过训练,一般可以。”

那还有错,一个爱打架的人碰上打架训练,还不乐疯。我怀疑他的格斗成绩是数一数二的。

我满脸的不以为然,而他则宠辱不惊,非常平静地说着这一切。

“这次在上海还闹过几次。一次追着一帮人打,他们躲进了宿舍,我们就砸门。后来指导员来了,说你们别在这儿闹事。打完那个上海人后隔了一天,我看见他领着一帮人来了,我就对几个哥们说:‘哥们,要打架。’‘打谁?’我指指窗外走来的那帮人,我们就都走了出去。一式的汗背心、短裤叉、大头皮鞋。后来没打起来,指导员来了。今天结束,我那帮哥们都坐去北京的车,我去了诸暨,估计那帮人会在去北京的车上等我。”

“打架时你怎么考虑的?会不会想到把人打死怎么办?”

“打的时候头脑发热,怎么会想这些?再说要想到打死人什么的也就不打了,不过有时打过之后还是有点后怕。打的时候只会想这事我面子没了,只有打这一架才能找回面子。”

一定是武打书看多了,而且不是金庸写的,我都想不出金庸笔下哪个哪怕是下三滥的角色是这样的。

这个话题说起来总有些沉重,尽管他一付无所谓的样子,但我总难以接受,所以我尽量转移话题。

“在郑州平时还干些什么?”

“同一帮哥们玩玩舞厅,卡拉OK什么的。”

“玩一次一般多少钱?”我也玩卡拉OK,觉得郑州一定便宜很多。

“一百多吧。”远远高于我的消费水平,也许他们去的人多。

“你一月要用多少钱?”

“一万多,在上海两个月花了三万。”

这个人在我眼里越来越不简单了。

“我这人出门特别讲究,象女孩一样,好把自己打扮一下。你看我现在很随便,出去玩我就得吹个风,穿一身好一些的衣服,不然我就不出去。到了快下班时,我们就打拷机,然后大家开了摩托,一人带一女朋友去。现在我有了正式的女朋友,以前我还爱换女朋友。我们之间有个规定,除非这天大家都不带女朋友,否则如果大家都带,你不带就别去。”他脸上绝无炫耀之情,总之就是闲聊的神气。“我还爱穿怪衣服,玩的时候总戴一付大墨镜。有一阵我也不知是怎么搞的,就爱穿我爸一件中山装,他比我胖得多,那衣服显得特别大。认识我的人都不敢搭理我,说这家伙不正常,别理他。”

我只剩下托着让他接茬说的份,这本事我还行。所以他一路不停地往下说:“我现在这个女朋友是诸暨市委付书记介绍的,她对我感情深得很,每次我出差她都要哭。回去后在站台上跑过来就搂住我,也不管边上有人没人。她与我已订了婚,今年十一结婚,她已调到郑州了。与她好了之后,架少打多了,到底总觉得不一样。”

“你晚上出去玩带不带她?”

“一般不带,她也不爱上那些地方玩。不过她总可以知道我在那里。”

“怎么知道?”

“我们有个对讲机,她可以测出我的方向和距离。”

后来才搞清这种对讲机需要通过服务台发送,话费每月一千。上海没有这种服务。

“你在部队待了几年?”

“我十四岁当的兵,去我爸一个战友的部队,岁数还不够,开了后门。八九年复员,当了七年兵。”

“你不见得是个党员吧?”

“早入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我自以为比他好点,可我连党的大门朝哪开都不知道。

我只好继续换话题,不知怎么慢慢的我们扯到了六四。

“那时我在北京。”我第一反应是他也参加了运动,可他并不是大学生呀。

“怎么,你去看热闹?”我随口问道。

“没有,我那时还当兵嘛。”

“那去干什么?”我还是没明白。

“执行任务。”

立时三刻,我惊呆了,同时能感到每根汗毛都竖了起来。

一个可怕的名称如电光般闪过我的脑海:戒严部队。

我小心地试探:“六四时你在北京?在哪里?”

他明显迟疑了一下,说:“一开始都在郊区,你电视里也看到了。”

“那你后来进过天安门吗?”

“进过,我们是第三批。第一批是坦克,清除一些障碍。第二批是装甲车,用激光照那些帐篷,把里面的人照晕,可死不了。我们是第三批,进去清场。”

我在震惊之余拼命提醒自己记住他说的每一个字,恨不得有个录音机,可我怀疑我越这样越容易遗漏。我眼前不断出现的是那些个日日夜夜,生活中只剩下了短波收音机,常常几部同时听,VOA,NHK,BBC等等。那时的心情,不可名状的各种感觉。

“广场上死没死人?”一直默不做声的中年人这时也开始发问。比我直接了当,可正中我下怀。

“当然死了人。”

“有多少?有没有几千?”中年人再接再厉,我心中暗暗叫好。

“不知道,但一定不少,三、四百是肯定有的。”

“在纪念碑周围有没有打死人?”我问道。

这个悬念一直在我心里,当局当时再三否认这一点。

“在纪念碑周围开枪一般都朝天打,主要还是驱赶他们。其实打死人基本上不是用枪打的。”

“那怎么弄的?”

“用棍子。你想,那些人很虚弱了,又被激光照过,一个个象喝醉酒一样的,几个人上去把他们拖出来,棍子一揍,装进麻袋里扔上卡车,就拉走,有些就死了。还有些上去用手一卡脖子,立即就完了。”他用两手的拇指和食指,比划了个圈圈。

“允许你们打死人吗?”

“啊,北京那时多复杂,天安门那儿留着不肯走的都是坏人,都广播了好几遍,让散开,好人早走了。我们领导说了,留下的都不是好东西,杀掉。”他一挥左手,也许是在模仿那个领导的动作。这一挥幅度很小,但极具威势,令人战慄。

我不相信我尚能如此冷静地听着,仿佛这只是一个故事。但我眼前总晃动着最初听到这消息的情景,我哭了,哭了很长时间。并且这一事件差一点摧毁了我的信仰。

“这件事你自己怎么看?”我问。

“现在很清楚嘛,当时情况很复杂,帝国主义想颠覆我们,学生都是受了蒙蔽。你看苏联,不是就被颠覆了吗?他们当时就是想把中国搞成苏联现在这个样子。还有,赵紫阳太软了,不然根本就不会搞得这么严重。”

“你们当时开过来时领导是怎么讲的?对北京的情况清楚吗?”

“我们也不大清楚,就知道北京有坏人闹事。”

“有没有让你们打预防针什么的?”

“没有这事。”

“你在天安门待了几天?”

“好多天了,一直到换防。那些天每天就坐在纪念碑前,眼都不敢闭。”

“为什么?”

“怕被人拖出去杀了。”

“有过这事吗?”

“怎么没有,好些都失踪了,到现在还找不到,当然其中有些可能是自己跑掉的。那一阵他们都有枪,你电视里也看到了,烧了多少军车。他们好些都穿军装,搞都搞不清。不是说某某军与某某军打起来了吗?其实好些都是歹徒穿着军装干的。崇文门那个士兵,我们看了没不掉眼泪的。”

1992年7月27日记于打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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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与对话都详尽并准确,因为是事后一个多月记的。其时我受困于打洛,时间变成了我的头号敌人,怎么都打发不了,写这些文字成了很好的消磨时间的方法。

六四离今天很远了,很多感受淡了下来。那次火车长谈,它的震撼,也许现在不易理解。而六四本身,成了最终摧毁我的信仰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原文改得极少。九六年敲过一次,没全敲完,贴在了最最原始的BBS上。

我和那小伙子以后在餐车上边吃边聊了很久,完全不记得后来都说了些什么,印象中是他付的帐。所以借钱云云,现在想来大概是在躲避那帮上海人的报复。几个月后在我即将出国前,他来到上海,我们在南京路绿杨村吃了顿饭。他告我他结婚了。问我为什么要出国。我说要挣钱,挣够了就回来。他问多少呢?我说两百万。

“美金?”

“人民币。”

他大大的不以为然。我那时真还就那么个境界。

我们象老朋友一样吃着喝着,说着对未来的计划。出国后丢了本通讯录,他的地址也在上面,以至于连他的名字也不记得了。但他那俊朗的脸至今我仍能想得起来。

遥祝他生活幸福,一生平安,尽管我不知道他算不算一个好人。

2009-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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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西南纪行”系列中的一篇,写于九二年,张贴于四年多之前,是我在文学城的第一篇帖子。

当时贴的时候就有人说小伙子吹得挺厉害,我在与他交谈时并没有这样的感觉,起码不强烈,写的时候因为略去了很多不相干的对话,可能容易让人有这样的错觉。

还有人对小伙子说的激光有异议,他是这么说的,我猜也可能是某种非常强大的军用手电筒。

我后来找到了那本丢失的通信录,所以我还是知道小伙子的名字的。回中国那么多次,从没想过与他联络。那么多年了,说什么好呢?只是在我心里,他算是一个与我插肩而过但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人。

2013-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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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tang07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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