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不忘却的纪念----九二西南行的一段偶遇（旧帖重贴）
一九九二年七月七日，我开始了策划已久的西南之行。
本来车票是七月六日的，但金华一带发大水，我一直跑到火车站才知道火车停开。这就象一场期待已久的比赛突然延期一样，心里有说不出的烦躁，不知道该怎么打发这一天。况且第二天开不开车还是个未知数。出师便不利，但我又使劲地让自己不这么想。既然火车停开是洪水引起的，原先便反对的家人就更加担心了。在我与朋友们谈起这个计划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主流意见是我不该在这形势日新月异、机会层出不穷之际，到外面去跑两个月，如果我还想在国内发展的话。
七月七日与前一天过得同样的迫不及待。早上电话得知去长沙的车今天开，昨天的票今天能用，一下如获重释。我匆匆忙忙赶到车站，才被告知今天的票今天用，昨天的票允许退票，我这下傻了眼。看见售票处前长长的队伍在等退票，如果这队伍短一些，我没准会退了票打道回府。楞了半天，我好歹想出了个主意，我到签票处将六日的票签成七日，这是可以的，但没座位，我哪还管得了那么多。
上车后发现车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挤，我看见车尾一个列车员坐在双人座上，以我的经验，那里的座位一般不卖出，于是我就坐在了他的边上。
“能不能替我补张卧铺票？”我问列车员。人总是那么得陇望蜀。
他颇暧昧地说：“你先买本杂志，三元。”
“没问题，”我说，同时心想怎么代价这么低。
我对面坐着两个人，一个小伙子，另一个是个中年人。那中年人极不情愿地也买了本杂志。我猜想他也许也想得到卧铺。
列车员待了一会儿，让我坐到他原先坐的靠窗的位子上，就走了。这时又来了一个列车员给我对面的两位补票，原来他们连票都没有。
“要我补票我补，要我买杂志我不买。凭什么？”对面的小伙子说。我这才开始留意他，小伙长得蛮英俊的。
“可我补卧铺还得靠他，要不然我怎么会买。”我得分辨一下自己并不傻。
“要卧铺，起码得再花这个。”小伙子伸出三根手指。
“三元？”
“三十。”
这下我有点反应过来了，哪里有那么便宜的事。也许买本杂志只能得到这个靠窗的座位。我感觉有点上当，其实车上人不多，这会依然有空位子。
“这趟车是长沙的，列车员风气很差，要是郑州铁路局的，他们就不敢了。”小伙子说。
原来这小伙子是郑州铁路局的，在北京培训，这次是到上海来短训两个月，已结束了课程。
小伙子向我解释每个列车员手里其实都有至少一个卧铺，如果乘客肯出钱，他就卖给你。通过正规途径登记补卧铺，基本上是得不到的。
“那你培训完了不回北京，怎么往南方跑呢？”
“我钱用完了，上诸暨我女朋友家去借点钱，另一方面也看看她父母。”他说。
“你女朋友呢？”
“在郑州。”
列车员推来了售货车，小伙子买了一听啤酒、一听雪碧。我看着他，怀疑他是否真是借钱去的。
“上海的小车价贵，我今天乘了二百多元。”他说。
乖乖，我前些天买了一套《资治通鉴》加一套精装《史记》，才花了不到一百。
“二百多，你坐到哪里去了？”
“没哪里，就市内转转。”就这主，能不借钱吗？
“你能报销吧？”
“报什么，不能报”
我开始对他有了点兴趣。“你哪来那么多钱？”
“我爸给的。他承包了一个铝合金厂，干了五年。”
“那他一定很有钱了？百万家产大概有了吧？”我自己的奋斗目标就是一百万。
小伙子笑了笑，“反正我们四个兄弟每人有一辆摩托车，一套带空调的房子。摩托车两万多，就是电影里刘德华骑的那种，很笨重，倒下来一个人扶不起来。”
“那你怎么不替你爸干活？”
“也干一些，通过朋友推销一些产品，但我不大想干。基本上我就玩玩，经常闯祸，所以我爸让我去铁路局工作。”
这时火车已开了一阵，广播通知第八车厢开始登记卧铺。去一看，好多人，不大会有希望。那个卖我杂志的列车员正在登记。我问他能不能帮忙搞个卧铺，他说现在没有。果不其然。
回到座位上，天快黑了。看了阵买来的关于皇帝陵墓的杂志，之后继续与小伙子聊天。
“你在上海哪里上的培训班？”
“铁路局办的，在南面的郊区。我们一帮河南的兄弟，都是来玩玩的。附近的地方都去了，南京、杭州什么的。去南京包的小车，化了六百多。”
“全是你出的？”
“嗯。我们几个老乡很要好的，有打架他们就帮我。”
“打架？和谁打？”打架对我来说已经是很稀罕的事了。
“和谁都打，我这人就爱打架。以前我每个星期都打架，后来我爸把我送去当兵，回来就好多了。让我想想。。。才打了三次架。”
“怎么打？用不用家伙？”
“抓到什么用什么。一次我把对方的耳朵劈下来大半个，另一次把人的肩膀砍了一刀。”
“关了多久？”
“没有。劈人耳朵那次赔了对方两千元，砍人肩膀那次花钱请了几桌，双方讲和了。”
“你有没有受过伤？”
“也有。你看，”他指给我看他脸颊上面的一条伤疤，不很明显，可还是有一点破相。“被人用刀砍的。”
“为什么非要打架呢？”这时候的小伙子戴着一付眼镜，看上去不但英俊，简直就儒雅。
“我也不知道。其实有时打过之后也是很后悔的，觉得不该打，当时就是控制不住。在上海还打了一架。”
“为什么呢？”
“就是在前两天，要考试，我想和几个哥们坐一起，可以有个照应。一个上海人占了那位子，我让他换一下，他不肯。”
“啊？这就打起来了？”
“开始我也挺客气的，后来吵了起来。他说：‘这是上海，你以为是你们河南啊？’我就不吱声了。到了晚上，我找到他，说：‘哥们，咱出去练练。’出来后我把他打趴在地上，用皮鞋没头没脑地踢他。你看，我就爱穿这种皮鞋。”他伸过脚来。
那是一双军用大头厚底皮鞋。
我不断摇头，“为什么不先讲道理呢？”
“他倒是想同我讲道理，我没理他，打了再说。”
我瞪着他那张文质彬彬的脸，不大能理解。“怎么就没道理可讲呢？碰上冲突，如果对方想讲道理，你会不会先听完？”
“到了那份上就不讲道理了，打完了再与他们讲道理。有时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有时打完了还会成为朋友。”
简直是荒唐，也许他们觉得自己很侠义。
“如果对方人多，你打不打？”
“也打，找准对方一个，往死里打，打完了就跑。我在部队里待的是特务连，受过训练，一般可以。”
那还有错，一个爱打架的人碰上打架训练，还不乐疯。我怀疑他的格斗成绩是数一数二的。
我满脸的不以为然，而他则宠辱不惊，非常平静地说着这一切。
“这次在上海还闹过几次。一次追着一帮人打，他们躲进了宿舍，我们就砸门。后来指导员来了，说你们别在这儿闹事。打完那个上海人后隔了一天，我看见他领着一帮人来了，我就对几个哥们说：‘哥们，要打架。’‘打谁？’我指指窗外走来的那帮人，我们就都走了出去。一式的汗背心、短裤叉、大头皮鞋。后来没打起来，指导员来了。今天结束，我那帮哥们都坐去北京的车，我去了诸暨，估计那帮人会在去北京的车上等我。”
“打架时你怎么考虑的？会不会想到把人打死怎么办？”
“打的时候头脑发热，怎么会想这些？再说要想到打死人什么的也就不打了，不过有时打过之后还是有点后怕。打的时候只会想这事我面子没了，只有打这一架才能找回面子。”
一定是武打书看多了，而且不是金庸写的，我都想不出金庸笔下哪个哪怕是下三滥的角色是这样的。
这个话题说起来总有些沉重，尽管他一付无所谓的样子，但我总难以接受，所以我尽量转移话题。
“在郑州平时还干些什么？”
“同一帮哥们玩玩舞厅，卡拉ＯＫ什么的。”
“玩一次一般多少钱？”我也玩卡拉ＯＫ，觉得郑州一定便宜很多。
“一百多吧。”远远高于我的消费水平，也许他们去的人多。
“你一月要用多少钱？”
“一万多，在上海两个月花了三万。”
这个人在我眼里越来越不简单了。
“我这人出门特别讲究，象女孩一样，好把自己打扮一下。你看我现在很随便，出去玩我就得吹个风，穿一身好一些的衣服，不然我就不出去。到了快下班时，我们就打拷机，然后大家开了摩托，一人带一女朋友去。现在我有了正式的女朋友，以前我还爱换女朋友。我们之间有个规定，除非这天大家都不带女朋友，否则如果大家都带，你不带就别去。”他脸上绝无炫耀之情，总之就是闲聊的神气。“我还爱穿怪衣服，玩的时候总戴一付大墨镜。有一阵我也不知是怎么搞的，就爱穿我爸一件中山装，他比我胖得多，那衣服显得特别大。认识我的人都不敢搭理我，说这家伙不正常，别理他。”
我只剩下托着让他接茬说的份，这本事我还行。所以他一路不停地往下说：“我现在这个女朋友是诸暨市委付书记介绍的，她对我感情深得很，每次我出差她都要哭。回去后在站台上跑过来就搂住我，也不管边上有人没人。她与我已订了婚，今年十一结婚，她已调到郑州了。与她好了之后，架少打多了，到底总觉得不一样。”
“你晚上出去玩带不带她？”
“一般不带，她也不爱上那些地方玩。不过她总可以知道我在那里。”
“怎么知道？”
“我们有个对讲机，她可以测出我的方向和距离。”
后来才搞清这种对讲机需要通过服务台发送，话费每月一千。上海没有这种服务。
“你在部队待了几年？”
“我十四岁当的兵，去我爸一个战友的部队，岁数还不够，开了后门。八九年复员，当了七年兵。”
“你不见得是个党员吧？”
“早入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我自以为比他好点，可我连党的大门朝哪开都不知道。
我只好继续换话题，不知怎么慢慢的我们扯到了六四。
“那时我在北京。”我第一反应是他也参加了运动，可他并不是大学生呀。
“怎么，你去看热闹？”我随口问道。
“没有，我那时还当兵嘛。”
“那去干什么？”我还是没明白。
“执行任务。”
立时三刻，我惊呆了，同时能感到每根汗毛都竖了起来。
一个可怕的名称如电光般闪过我的脑海：戒严部队。
我小心地试探：“六四时你在北京？在哪里？”
他明显迟疑了一下，说：“一开始都在郊区，你电视里也看到了。”
“那你后来进过天安门吗？”
“进过，我们是第三批。第一批是坦克，清除一些障碍。第二批是装甲车，用激光照那些帐篷，把里面的人照晕，可死不了。我们是第三批，进去清场。”
我在震惊之余拼命提醒自己记住他说的每一个字，恨不得有个录音机，可我怀疑我越这样越容易遗漏。我眼前不断出现的是那些个日日夜夜，生活中只剩下了短波收音机，常常几部同时听，ＶＯＡ，ＮＨＫ，ＢＢＣ等等。那时的心情，不可名状的各种感觉。
“广场上死没死人？”一直默不做声的中年人这时也开始发问。比我直接了当，可正中我下怀。
“当然死了人。”
“有多少？有没有几千？”中年人再接再厉，我心中暗暗叫好。
“不知道，但一定不少，三、四百是肯定有的。”
“在纪念碑周围有没有打死人？”我问道。
这个悬念一直在我心里，当局当时再三否认这一点。
“在纪念碑周围开枪一般都朝天打，主要还是驱赶他们。其实打死人基本上不是用枪打的。”
“那怎么弄的？”
“用棍子。你想，那些人很虚弱了，又被激光照过，一个个象喝醉酒一样的，几个人上去把他们拖出来，棍子一揍，装进麻袋里扔上卡车，就拉走，有些就死了。还有些上去用手一卡脖子，立即就完了。”他用两手的拇指和食指，比划了个圈圈。
“允许你们打死人吗？”
“啊，北京那时多复杂，天安门那儿留着不肯走的都是坏人，都广播了好几遍，让散开，好人早走了。我们领导说了，留下的都不是好东西，杀掉。”他一挥左手，也许是在模仿那个领导的动作。这一挥幅度很小，但极具威势，令人战慄。
我不相信我尚能如此冷静地听着，仿佛这只是一个故事。但我眼前总晃动着最初听到这消息的情景，我哭了，哭了很长时间。并且这一事件差一点摧毁了我的信仰。
“这件事你自己怎么看？”我问。
“现在很清楚嘛，当时情况很复杂，帝国主义想颠覆我们，学生都是受了蒙蔽。你看苏联，不是就被颠覆了吗？他们当时就是想把中国搞成苏联现在这个样子。还有，赵紫阳太软了，不然根本就不会搞得这么严重。”
“你们当时开过来时领导是怎么讲的？对北京的情况清楚吗？”
“我们也不大清楚，就知道北京有坏人闹事。”
“有没有让你们打预防针什么的？”
“没有这事。”
“你在天安门待了几天？”
“好多天了，一直到换防。那些天每天就坐在纪念碑前，眼都不敢闭。”
“为什么？”
“怕被人拖出去杀了。”
“有过这事吗？”
“怎么没有，好些都失踪了，到现在还找不到，当然其中有些可能是自己跑掉的。那一阵他们都有枪，你电视里也看到了，烧了多少军车。他们好些都穿军装，搞都搞不清。不是说某某军与某某军打起来了吗？其实好些都是歹徒穿着军装干的。崇文门那个士兵，我们看了没不掉眼泪的。”
1992年7月27日记于打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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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与对话都详尽并准确，因为是事后一个多月记的。其时我受困于打洛，时间变成了我的头号敌人，怎么都打发不了，写这些文字成了很好的消磨时间的方法。
六四离今天很远了，很多感受淡了下来。那次火车长谈，它的震撼，也许现在不易理解。而六四本身，成了最终摧毁我的信仰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原文改得极少。九六年敲过一次，没全敲完，贴在了最最原始的ＢＢＳ上。
我和那小伙子以后在餐车上边吃边聊了很久，完全不记得后来都说了些什么，印象中是他付的帐。所以借钱云云，现在想来大概是在躲避那帮上海人的报复。几个月后在我即将出国前，他来到上海，我们在南京路绿杨村吃了顿饭。他告我他结婚了。问我为什么要出国。我说要挣钱，挣够了就回来。他问多少呢？我说两百万。
“美金？”
“人民币。”
他大大的不以为然。我那时真还就那么个境界。
我们象老朋友一样吃着喝着，说着对未来的计划。出国后丢了本通讯录，他的地址也在上面，以至于连他的名字也不记得了。但他那俊朗的脸至今我仍能想得起来。
遥祝他生活幸福，一生平安，尽管我不知道他算不算一个好人。
2009-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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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西南纪行”系列中的一篇，写于九二年，张贴于四年多之前，是我在文学城的第一篇帖子。
当时贴的时候就有人说小伙子吹得挺厉害，我在与他交谈时并没有这样的感觉，起码不强烈，写的时候因为略去了很多不相干的对话，可能容易让人有这样的错觉。
还有人对小伙子说的激光有异议，他是这么说的，我猜也可能是某种非常强大的军用手电筒。
我后来找到了那本丢失的通信录，所以我还是知道小伙子的名字的。回中国那么多次，从没想过与他联络。那么多年了，说什么好呢？只是在我心里，他算是一个与我插肩而过但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人。
2013-06-04
本来车票是七月六日的，但金华一带发大水，我一直跑到火车站才知道火车停开。这就象一场期待已久的比赛突然延期一样，心里有说不出的烦躁，不知道该怎么打发这一天。况且第二天开不开车还是个未知数。出师便不利，但我又使劲地让自己不这么想。既然火车停开是洪水引起的，原先便反对的家人就更加担心了。在我与朋友们谈起这个计划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主流意见是我不该在这形势日新月异、机会层出不穷之际，到外面去跑两个月，如果我还想在国内发展的话。
七月七日与前一天过得同样的迫不及待。早上电话得知去长沙的车今天开，昨天的票今天能用，一下如获重释。我匆匆忙忙赶到车站，才被告知今天的票今天用，昨天的票允许退票，我这下傻了眼。看见售票处前长长的队伍在等退票，如果这队伍短一些，我没准会退了票打道回府。楞了半天，我好歹想出了个主意，我到签票处将六日的票签成七日，这是可以的，但没座位，我哪还管得了那么多。
上车后发现车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挤，我看见车尾一个列车员坐在双人座上，以我的经验，那里的座位一般不卖出，于是我就坐在了他的边上。
“能不能替我补张卧铺票？”我问列车员。人总是那么得陇望蜀。
他颇暧昧地说：“你先买本杂志，三元。”
“没问题，”我说，同时心想怎么代价这么低。
我对面坐着两个人，一个小伙子，另一个是个中年人。那中年人极不情愿地也买了本杂志。我猜想他也许也想得到卧铺。
列车员待了一会儿，让我坐到他原先坐的靠窗的位子上，就走了。这时又来了一个列车员给我对面的两位补票，原来他们连票都没有。
“要我补票我补，要我买杂志我不买。凭什么？”对面的小伙子说。我这才开始留意他，小伙长得蛮英俊的。
“可我补卧铺还得靠他，要不然我怎么会买。”我得分辨一下自己并不傻。
“要卧铺，起码得再花这个。”小伙子伸出三根手指。
“三元？”
“三十。”
这下我有点反应过来了，哪里有那么便宜的事。也许买本杂志只能得到这个靠窗的座位。我感觉有点上当，其实车上人不多，这会依然有空位子。
“这趟车是长沙的，列车员风气很差，要是郑州铁路局的，他们就不敢了。”小伙子说。
原来这小伙子是郑州铁路局的，在北京培训，这次是到上海来短训两个月，已结束了课程。
小伙子向我解释每个列车员手里其实都有至少一个卧铺，如果乘客肯出钱，他就卖给你。通过正规途径登记补卧铺，基本上是得不到的。
“那你培训完了不回北京，怎么往南方跑呢？”
“我钱用完了，上诸暨我女朋友家去借点钱，另一方面也看看她父母。”他说。
“你女朋友呢？”
“在郑州。”
列车员推来了售货车，小伙子买了一听啤酒、一听雪碧。我看着他，怀疑他是否真是借钱去的。
“上海的小车价贵，我今天乘了二百多元。”他说。
乖乖，我前些天买了一套《资治通鉴》加一套精装《史记》，才花了不到一百。
“二百多，你坐到哪里去了？”
“没哪里，就市内转转。”就这主，能不借钱吗？
“你能报销吧？”
“报什么，不能报”
我开始对他有了点兴趣。“你哪来那么多钱？”
“我爸给的。他承包了一个铝合金厂，干了五年。”
“那他一定很有钱了？百万家产大概有了吧？”我自己的奋斗目标就是一百万。
小伙子笑了笑，“反正我们四个兄弟每人有一辆摩托车，一套带空调的房子。摩托车两万多，就是电影里刘德华骑的那种，很笨重，倒下来一个人扶不起来。”
“那你怎么不替你爸干活？”
“也干一些，通过朋友推销一些产品，但我不大想干。基本上我就玩玩，经常闯祸，所以我爸让我去铁路局工作。”
这时火车已开了一阵，广播通知第八车厢开始登记卧铺。去一看，好多人，不大会有希望。那个卖我杂志的列车员正在登记。我问他能不能帮忙搞个卧铺，他说现在没有。果不其然。
回到座位上，天快黑了。看了阵买来的关于皇帝陵墓的杂志，之后继续与小伙子聊天。
“你在上海哪里上的培训班？”
“铁路局办的，在南面的郊区。我们一帮河南的兄弟，都是来玩玩的。附近的地方都去了，南京、杭州什么的。去南京包的小车，化了六百多。”
“全是你出的？”
“嗯。我们几个老乡很要好的，有打架他们就帮我。”
“打架？和谁打？”打架对我来说已经是很稀罕的事了。
“和谁都打，我这人就爱打架。以前我每个星期都打架，后来我爸把我送去当兵，回来就好多了。让我想想。。。才打了三次架。”
“怎么打？用不用家伙？”
“抓到什么用什么。一次我把对方的耳朵劈下来大半个，另一次把人的肩膀砍了一刀。”
“关了多久？”
“没有。劈人耳朵那次赔了对方两千元，砍人肩膀那次花钱请了几桌，双方讲和了。”
“你有没有受过伤？”
“也有。你看，”他指给我看他脸颊上面的一条伤疤，不很明显，可还是有一点破相。“被人用刀砍的。”
“为什么非要打架呢？”这时候的小伙子戴着一付眼镜，看上去不但英俊，简直就儒雅。
“我也不知道。其实有时打过之后也是很后悔的，觉得不该打，当时就是控制不住。在上海还打了一架。”
“为什么呢？”
“就是在前两天，要考试，我想和几个哥们坐一起，可以有个照应。一个上海人占了那位子，我让他换一下，他不肯。”
“啊？这就打起来了？”
“开始我也挺客气的，后来吵了起来。他说：‘这是上海，你以为是你们河南啊？’我就不吱声了。到了晚上，我找到他，说：‘哥们，咱出去练练。’出来后我把他打趴在地上，用皮鞋没头没脑地踢他。你看，我就爱穿这种皮鞋。”他伸过脚来。
那是一双军用大头厚底皮鞋。
我不断摇头，“为什么不先讲道理呢？”
“他倒是想同我讲道理，我没理他，打了再说。”
我瞪着他那张文质彬彬的脸，不大能理解。“怎么就没道理可讲呢？碰上冲突，如果对方想讲道理，你会不会先听完？”
“到了那份上就不讲道理了，打完了再与他们讲道理。有时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有时打完了还会成为朋友。”
简直是荒唐，也许他们觉得自己很侠义。
“如果对方人多，你打不打？”
“也打，找准对方一个，往死里打，打完了就跑。我在部队里待的是特务连，受过训练，一般可以。”
那还有错，一个爱打架的人碰上打架训练，还不乐疯。我怀疑他的格斗成绩是数一数二的。
我满脸的不以为然，而他则宠辱不惊，非常平静地说着这一切。
“这次在上海还闹过几次。一次追着一帮人打，他们躲进了宿舍，我们就砸门。后来指导员来了，说你们别在这儿闹事。打完那个上海人后隔了一天，我看见他领着一帮人来了，我就对几个哥们说：‘哥们，要打架。’‘打谁？’我指指窗外走来的那帮人，我们就都走了出去。一式的汗背心、短裤叉、大头皮鞋。后来没打起来，指导员来了。今天结束，我那帮哥们都坐去北京的车，我去了诸暨，估计那帮人会在去北京的车上等我。”
“打架时你怎么考虑的？会不会想到把人打死怎么办？”
“打的时候头脑发热，怎么会想这些？再说要想到打死人什么的也就不打了，不过有时打过之后还是有点后怕。打的时候只会想这事我面子没了，只有打这一架才能找回面子。”
一定是武打书看多了，而且不是金庸写的，我都想不出金庸笔下哪个哪怕是下三滥的角色是这样的。
这个话题说起来总有些沉重，尽管他一付无所谓的样子，但我总难以接受，所以我尽量转移话题。
“在郑州平时还干些什么？”
“同一帮哥们玩玩舞厅，卡拉ＯＫ什么的。”
“玩一次一般多少钱？”我也玩卡拉ＯＫ，觉得郑州一定便宜很多。
“一百多吧。”远远高于我的消费水平，也许他们去的人多。
“你一月要用多少钱？”
“一万多，在上海两个月花了三万。”
这个人在我眼里越来越不简单了。
“我这人出门特别讲究，象女孩一样，好把自己打扮一下。你看我现在很随便，出去玩我就得吹个风，穿一身好一些的衣服，不然我就不出去。到了快下班时，我们就打拷机，然后大家开了摩托，一人带一女朋友去。现在我有了正式的女朋友，以前我还爱换女朋友。我们之间有个规定，除非这天大家都不带女朋友，否则如果大家都带，你不带就别去。”他脸上绝无炫耀之情，总之就是闲聊的神气。“我还爱穿怪衣服，玩的时候总戴一付大墨镜。有一阵我也不知是怎么搞的，就爱穿我爸一件中山装，他比我胖得多，那衣服显得特别大。认识我的人都不敢搭理我，说这家伙不正常，别理他。”
我只剩下托着让他接茬说的份，这本事我还行。所以他一路不停地往下说：“我现在这个女朋友是诸暨市委付书记介绍的，她对我感情深得很，每次我出差她都要哭。回去后在站台上跑过来就搂住我，也不管边上有人没人。她与我已订了婚，今年十一结婚，她已调到郑州了。与她好了之后，架少打多了，到底总觉得不一样。”
“你晚上出去玩带不带她？”
“一般不带，她也不爱上那些地方玩。不过她总可以知道我在那里。”
“怎么知道？”
“我们有个对讲机，她可以测出我的方向和距离。”
后来才搞清这种对讲机需要通过服务台发送，话费每月一千。上海没有这种服务。
“你在部队待了几年？”
“我十四岁当的兵，去我爸一个战友的部队，岁数还不够，开了后门。八九年复员，当了七年兵。”
“你不见得是个党员吧？”
“早入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我自以为比他好点，可我连党的大门朝哪开都不知道。
我只好继续换话题，不知怎么慢慢的我们扯到了六四。
“那时我在北京。”我第一反应是他也参加了运动，可他并不是大学生呀。
“怎么，你去看热闹？”我随口问道。
“没有，我那时还当兵嘛。”
“那去干什么？”我还是没明白。
“执行任务。”
立时三刻，我惊呆了，同时能感到每根汗毛都竖了起来。
一个可怕的名称如电光般闪过我的脑海：戒严部队。
我小心地试探：“六四时你在北京？在哪里？”
他明显迟疑了一下，说：“一开始都在郊区，你电视里也看到了。”
“那你后来进过天安门吗？”
“进过，我们是第三批。第一批是坦克，清除一些障碍。第二批是装甲车，用激光照那些帐篷，把里面的人照晕，可死不了。我们是第三批，进去清场。”
我在震惊之余拼命提醒自己记住他说的每一个字，恨不得有个录音机，可我怀疑我越这样越容易遗漏。我眼前不断出现的是那些个日日夜夜，生活中只剩下了短波收音机，常常几部同时听，ＶＯＡ，ＮＨＫ，ＢＢＣ等等。那时的心情，不可名状的各种感觉。
“广场上死没死人？”一直默不做声的中年人这时也开始发问。比我直接了当，可正中我下怀。
“当然死了人。”
“有多少？有没有几千？”中年人再接再厉，我心中暗暗叫好。
“不知道，但一定不少，三、四百是肯定有的。”
“在纪念碑周围有没有打死人？”我问道。
这个悬念一直在我心里，当局当时再三否认这一点。
“在纪念碑周围开枪一般都朝天打，主要还是驱赶他们。其实打死人基本上不是用枪打的。”
“那怎么弄的？”
“用棍子。你想，那些人很虚弱了，又被激光照过，一个个象喝醉酒一样的，几个人上去把他们拖出来，棍子一揍，装进麻袋里扔上卡车，就拉走，有些就死了。还有些上去用手一卡脖子，立即就完了。”他用两手的拇指和食指，比划了个圈圈。
“允许你们打死人吗？”
“啊，北京那时多复杂，天安门那儿留着不肯走的都是坏人，都广播了好几遍，让散开，好人早走了。我们领导说了，留下的都不是好东西，杀掉。”他一挥左手，也许是在模仿那个领导的动作。这一挥幅度很小，但极具威势，令人战慄。
我不相信我尚能如此冷静地听着，仿佛这只是一个故事。但我眼前总晃动着最初听到这消息的情景，我哭了，哭了很长时间。并且这一事件差一点摧毁了我的信仰。
“这件事你自己怎么看？”我问。
“现在很清楚嘛，当时情况很复杂，帝国主义想颠覆我们，学生都是受了蒙蔽。你看苏联，不是就被颠覆了吗？他们当时就是想把中国搞成苏联现在这个样子。还有，赵紫阳太软了，不然根本就不会搞得这么严重。”
“你们当时开过来时领导是怎么讲的？对北京的情况清楚吗？”
“我们也不大清楚，就知道北京有坏人闹事。”
“有没有让你们打预防针什么的？”
“没有这事。”
“你在天安门待了几天？”
“好多天了，一直到换防。那些天每天就坐在纪念碑前，眼都不敢闭。”
“为什么？”
“怕被人拖出去杀了。”
“有过这事吗？”
“怎么没有，好些都失踪了，到现在还找不到，当然其中有些可能是自己跑掉的。那一阵他们都有枪，你电视里也看到了，烧了多少军车。他们好些都穿军装，搞都搞不清。不是说某某军与某某军打起来了吗？其实好些都是歹徒穿着军装干的。崇文门那个士兵，我们看了没不掉眼泪的。”
1992年7月27日记于打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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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与对话都详尽并准确，因为是事后一个多月记的。其时我受困于打洛，时间变成了我的头号敌人，怎么都打发不了，写这些文字成了很好的消磨时间的方法。
六四离今天很远了，很多感受淡了下来。那次火车长谈，它的震撼，也许现在不易理解。而六四本身，成了最终摧毁我的信仰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原文改得极少。九六年敲过一次，没全敲完，贴在了最最原始的ＢＢＳ上。
我和那小伙子以后在餐车上边吃边聊了很久，完全不记得后来都说了些什么，印象中是他付的帐。所以借钱云云，现在想来大概是在躲避那帮上海人的报复。几个月后在我即将出国前，他来到上海，我们在南京路绿杨村吃了顿饭。他告我他结婚了。问我为什么要出国。我说要挣钱，挣够了就回来。他问多少呢？我说两百万。
“美金？”
“人民币。”
他大大的不以为然。我那时真还就那么个境界。
我们象老朋友一样吃着喝着，说着对未来的计划。出国后丢了本通讯录，他的地址也在上面，以至于连他的名字也不记得了。但他那俊朗的脸至今我仍能想得起来。
遥祝他生活幸福，一生平安，尽管我不知道他算不算一个好人。
2009-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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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西南纪行”系列中的一篇，写于九二年，张贴于四年多之前，是我在文学城的第一篇帖子。
当时贴的时候就有人说小伙子吹得挺厉害，我在与他交谈时并没有这样的感觉，起码不强烈，写的时候因为略去了很多不相干的对话，可能容易让人有这样的错觉。
还有人对小伙子说的激光有异议，他是这么说的，我猜也可能是某种非常强大的军用手电筒。
我后来找到了那本丢失的通信录，所以我还是知道小伙子的名字的。回中国那么多次，从没想过与他联络。那么多年了，说什么好呢？只是在我心里，他算是一个与我插肩而过但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人。
2013-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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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tang07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