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思想自由是立国之本\'---张东荪的哲学思想原理。浦汉晰
浦汉析“思想自由是立国的根本'---探讨张东荪的思想自由是立国之本哲学原理
'思想自由是立国之本'上世纪三十年代我国著名哲学家张东荪先生如是说。这一命题将思想、自由和国家三个复杂概念相互关联，竟然一时都明白起来，它像几何定理一般真确，像物理公式一般简洁，何等精彩。这是一条建设现代社会的准则，理当称为张东荪思想自由原理。
然而这样有价值的思想，竟然被长期尘埋，一直被国人忘却。理由看来是多方面的，但毕竟和中国百多年来的革命与动乱搅得人心浮躁，只知急功近利，以食为天有关。现在不仅这句话被国人忘却，事实上连张东荪本人也鲜为人知。
张东荪（1886-1973）出生于清朝末年一个官宦之家。1904年官派留学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回国，被清庭授予翰林院庶吉士。同年他以“圣心”为笔名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议政”文章：“论现今国民道德堕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从此开始了他自称“以哲学兴趣为主，而又不能忘情于政治”的学术生涯。他既成为深究学理的学者教授，又是办报刊杂志，发表大量政论时评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和民主主义活动家。他一生游走于哲学与政治、现实与理想、理论与实践之间，在学术与政见论战中磨砺思想，以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一方面建造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一方面不断探索改变中国贫穷愚昧的自由民主之路。
张东荪是上世纪初我国最早系统介绍西方哲学的第一人。三十年代他已被公认为“中国新唯心论领袖”，“五四”以来第一个尝试创造中国现在哲学体系者。当年《国闻周版报》的“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一文中说“中国研究西洋哲学的人不可谓不多，说到能由西洋哲学中引申出来新的意见，建设新的哲学，恐怕只有张东荪先生一人”。他的论敌叶青甚至如此说：“中国在‘五四’时代才开始其古代哲学底否定，现在固没有坚强的近代体系，然而已在建设之中了。作这种企图的，首先要算张东荪了。所读欧洲过去和现在的哲学著作很多，不像五四胡适那样只读一点美国书，失之浅薄。如果我们说梁起超和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哲学的启蒙运动者，那么张东荪就是中国近代哲学底系统建立人。”（注2）
张东荪一生留下丰富的著述、专著近20部，文章350多篇。他学贯中西，建造的哲学体系，广泛涉及哲学、政治、文化、道德、科学、人生、宗教和逻辑等诸多领域，提出多元交互主义的知识论，社会文化层论以及“泛架构主义”和“层创进化”的宇宙观等卓有创见的哲学理论。
然而张东荪的一生历经坎坷，屡遭磨难。国民党时代，他作为“学阀”被通缉。抗战时期被日军逮逋入狱。解放后50年代以“叛国罪”失去公民权，“文革”时期虽已八十高龄仍被投入监狱，直至1973年离世。他仰望星空，最终落入陷井，是新中国五十年代初第一批被彻底整倒的杰出学者。至此他的思想遭到批判，学术著作全部封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他的著作才陆续再版，逐渐有人开始研究张东荪哲学思想，颇像一场学术思想领域的“考古挖掘”，虽然时间只过了几十年。
二
“思想自由是立国的根本”，这是1937年张东荪在一次青年会上演讲时讲的话。这篇以“思想自由问题”为题目的讲演最初发表在1937年1月出版的《文哲月刊》上，又作为附录收在张东荪的《知识与文化》一书中。
为什么要讲思想自由问题？张东荪说：“中国人根本上即不了解思想自由是立国的根本，”（注3）“我的意思不但要使人民知道思想自由是什么并且想藉此表明我们根据什么理由把这件事视为十分重要。”
他首先解释思想自由为何物？他说：“思想自由”并不是指思想如何发生，因为思想本身是有逻辑规则的，合乎逻辑是思想发生的条件，无自由不自由可言。“所以思想自由不是一个关于思想本身内容的问题，乃是一个思想在社会上势力的问题。”“这问题乃是起于思想的对外发表，就是思想的对外发表是否受外来力量的干涉。如果受干涉，乃有不自由。有不自由，然后才争自由。”由此观之，张东荪所说的思想自由主要涉及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但也涉及信仰自由、学术自由以及教育独立等社会政治问题。
他指出这一问题所以重要，因为“欧美之所以成为今日之欧美，完全是思想自由的花而结成的果。”“一般人不明此理，以为思想自由不过是民主政治的条件而已。其实不然，须知民主政治不仅是一种制度，乃是一个生活。”
从西方近代历史看，思想自由的第一阶段是对宗教争自由，达到了政教分离；第二阶段是在政治上争自由，向专制独裁争自由。至此宗教和政治都不再箝制思想，欧美百余年文化所以特别茂盛。“可见思想自由不啻是欧美近世文明的心核。”
张东荪在文中概括了十九世纪英国穆勒（J.S. Mill ）“自由论”中思想自由的数条原则。
第一， 无论何种思想决不会完全无可批评。世上从无绝对无争的思想。
第二， 凡是正当的思想是不怕批评的，凡一种思想须与其相反者由批评与驳难而后始见其中有无可信之点。
第三， 思想自由的要义在于使两种相反或二种以上相异之思想并呈与人们面前，以供选择；断乎不可使主持一种思想之当事人自作裁判官。拿思想以外的力量来维护思想，用以表明其思想的势力，则这个得势的思想必不是真正合理的思想。亦可曰：凡思想之得势而必须借助政权与武力，则这个思想便不是一个真能合乎人心的思想。
第四， 凡异说奇论皆不必禁，亦不当禁。因为谬论邪说的标准由何而定？既不能由政府定，亦不能由人民定。历史往往告诉我们，前一时代大多数人所坚持的思想，正是后一时代大多数人所反对的思想。
第五， 一种思想不健全，只能用思想去矫正之。惟思想可以矫正思想，而不劳外求。在自由思想的国家中，异说一兴，自有其相反的思想起而与之相抗。真理愈辩愈明。
第六， 思想有一个奇怪的性质，即它必须与相反者相磋磨，否则即必流于腐化。亦可曰：思想若定于一尊，便是思想的自杀。
至此，张东荪指出穆勒关于思想自由有一最高的原则：“就是思想倘使不与行为直接相连，则任何危险思想都不含毒素。”也就是说思想与行为可以分开，与行为分开的思想自由只有益处而无其害。在这前提下，“思想自由的主张是根据一个人生观。这种人生观承认人人都有独立自尊的人格。”民主的国家坚持这种人生观，把国家视为“公器”，实行自由主义的教育，培养有独立人格的“人”。但是独裁的国家，建筑在一种相反的人生观上，不拿人当人，拿人当作工具。在这种独裁的国家中，诚如英人乔德（C. E. M. Joad）所说：“报纸是他的喉舌，教育是他的宣传，历史是他的辩护人，艺术是他的回声差遣。国家就只是他的专用工具。”所以民主国家是人格者的集团，独裁国家乃是奴隶的集团。张东荪指出，“总之，独裁与民主若单就政治制度而言，我们还可以说各有优劣，难有高下，而独于这两个的背后的人生观则以为断乎不能承认其同为真理。”
张东荪指出，自由乃只是一种公共的规则，自由主义是保障一切主义的条件，一切主义必先赖有思想自由方能成立。“总之，自由（即思想自由）是一个国家能得治安与平和的基本条件。因为没有自由，势必各诉诸武力，斗争即起”“自由是国民道德养成的基本条件，没有自由必使民德堕落。因为一个民族必须其中的各个分子都有健全的独立精神，倘使把一国的人民教养成好像奴隶一样只知跟随，不知分辨，不敢批评，则这个民族必定会衰颓下去。所以自由乃是立国的根本。”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张东荪讲的这些话仍然震聋发聩。
三
张东荪提出“思想自由是立国的根本”是有深厚理论基础的。黑格尔认为真理是一个整体，很有道理。要理解“思想自由是立国的根本”这一原理的深刻内涵和意义，需进一步了解张东荪的哲学思想。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张东荪哲学思想的成熟期，他创造的哲学包容贯通了知识文化、社会道德、人生和宇宙诸多领域，形成颇为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以知识论为本位，从认识论为起点。他不赞成将人的认识看作照相机一样简单地反映物质世界。他的认识论打通主观与客观、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主张外在者、感觉、知觉、概念四个东西各有各的独立性质；却又四者混合在一起，不可分开；同时又是互相作用的，是互相影响的。”（注4）所以称之为多因交互主义的认识论。他认为外界是有条理的，内界（即心）亦是有立法的。内界与外界的沟通是条理、秩序（Order）的沟通。而“‘心’的作用是层层上升的综合；感觉是混合；知觉是配合；概念是凝合。”（注5）
凝合的概念“自身同一”，固定化为符号，形成语言。概念既代表客观本有的性质又代表客观与人的“关系质”。可见概念即是条理，即是秩序（Order）。人用概念思维，表达为思想，构成知识。“我们的思想完全在概念世界内运用了。”（注6）没有概念就没有思维、没有思想、没有知识。“而所谓知识亦就是使用已有的概念以及造成新的概念。”（注7）
张东荪将打通主客观的认识过程看作是宇宙间的自然之流，并将它与人的生命联系在一起。“即我相信宇宙确有一个自然之流，而个人生命亦即是这个流中之一流。”（注8）人要“活着”，“必须以知识表现生命。”（注9）“我们愈研究必愈知道思想的本身既是生命的作用。离了思想别无生命的表现。照这样说，生命与思想恰如水与流，离了水没有流，而离了流亦不见水”。（注10）人的求“知”是为了“用”，所以“知” 在“行”中，“行”即是“知”。“知”与“行”，生命和知识是合一之流，把握知识就是把握生命。生命现象归根到底是关于知识的，“生命就是知识的物理化身。”（注11）
宇宙间生命与知识合流最终汇聚为文化与社会。张东荪将文化定义为：“文化者自有人类以来所有对于生活扩大之努力由共同堆积之结果也。”（注12）
他又指出文化和知识的关系：“文化就是知识之客观化与定型化。”（注13）“大概知识由低级至高级，即由感觉而到概念，乃是逐渐由私而趋于公。我们可以把私即名为知识，而把公则名之曰文化。”（注14）知识由私到公，离不开语言，语言的形成离不开社会。反之社会也离不开语言，没有语言也就没有社会。张东荪指出：“从言语与概念之合一而观，即可说社会既然不能离开言语，则社会便是建筑在概念上。”（注15）
知识、文化、语言和社会相互交织构成人类共同的生存环境。“在此我（张东荪）要把五个观念连合在一起，即一为知识、二为生命、三为社会、四为文化、五为价值。”（注16）
那么何谓思想，它和知识的关系怎样？思想是思或想的内容。思或想，也就是思维，是流，思想是水。通过思维，运用知识，联系实践，融入意志，设定目标，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就可称之为思想。思想是知识的活用，自由是思想的生命，智慧是思想的灵魂。新的有价值的知识由是从自由思想包蕴的智慧中诞生。自由茂盛的生命产生丰富自由的思想，丰富自由的思想，凝聚为有价值的知识。有社会价值的知识汇聚成文化。
四
从感觉到知觉，从知识到文化，这股宇宙间与生命合一之流，最终汇聚成为社会存在的根由与发展的动力。张东荪的“社会文化层”理论缘此而发。
文化是一复杂的概念，从来不好定义。除了上述张东荪给出的文化定义外，他又认为“文化”可以从两方面界定。一是最低最广的定义“凡加于其素朴生活上的都是文化（关于这个人的）。” （注17）因此可以说非自然的都是文化。另一个最高的文化定义是指“人类既因为有社会组织乃自会造成一界，名曰文化界或文化层（Cultural Level）。这种界层说就是以为社会文化是个人以上的另一层界。学者名之曰超有机体界（Superorganism）。”（注18 ）
张东荪持有宇宙层创进化的宇宙观。他认为宇宙分物、生、心三级突创进化，文化是心这一级宇宙中最高一级的进化形态，因此说是超有机体界。
社会文化层自身依然进化发展，经历不同的文明阶段。张东荪将人类文明分成三期。“第一期是以死亡之威胁为中心而结成的迷信文明；第二期是以生活威胁为中心而幻出的竞争文明；第三期必将是以理性为中心的理想文明。”（注19）他认为现代文明正处于第二期到第三期的转型阶段。第二期的社会是病社会，文明是丑文明。由于十八世纪以来机器发明、科学技术发展，理性抬头，人类文明逐步进入第三期。他将这种以文化为主导的社会发展观称之为智力的史观（Intellectualist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因为智力之使用首先在制造机器，故又可名为‘技术的史观’（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注20）
张东荪的文化层理论将社会结构、组织和文明的理论、概念贯通一体。社会上任何制度都是由概念构造而成的。 “于是我主张任何社会制度是以结构为中心，这个结构是社会性的。在其上必有一名词来表示之。这个名词是属于言语性质的。但却代表一个意义上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之上，又必有一个理论。”（注21）这种理论，张又称之为“说法”。
文明的进展与理智的提升是同步的。人类在与自然的斗争中积累的知识形成科学、技术，人类在社会斗争中逐渐认识人的本性和社会规律，更为理智地处理社会矛盾和人际关系，以讲理代替暴力，建立理想的社会。
理性文明或理性社会的文化特征确实可以概括为科学与民主。对于科学无须多说，而何谓民主？张东荪颇有高见。
首先，民主国家是自由民的联合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针对当时国民党时期的情况，张东荪说：“总之，把一个国家中的全体人民划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被清者、被肃者、被剿者，则这样的国家决不会有自由。” （注22）这样的国家有斗争无和平，无和平则无建设，无建设则无自由，也就没有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使人民同心同德。”（注23）
民主自然离不开政治制度，宪政和法治，但张东荪强调“须知民主不仅是一个政治制度，乃是包括各方面，例如道德方面、思想方面、社会方面、宗教方面、法律方面、经济方面等等的一个综合性的制度。”（注24）在民主社会中任何公民有两个资格，一个是治者，一个是被治者。公民要自己治理自己，不能不有自由讨论，可见“自由是民主主义之心核，”（注25）而思想自由是一切自由之中心。因此也可以说民主是自由讨论的政治。
张东荪特别强调的是民主不仅仅是一种制度，民主还是一种生活状态，民主与生活必须打成一片。他指出：“民主运动根本是一个道德的挣扎，即对于不自由、不平等、不向上的一种抗争，可以说是纯粹出于道德的动机。”（注26）自由、平等、民主都是道德的争点。因此走上民主轨道的国家国民受到教育和训练，道德水平得以提升。张东荪又指出，“政治的本质根本上就是道德。政治上设施的真正成败完全在于人民对于它有对与不对的道德判断。”（注27）
理性社会的建立除了对社会本质——民主及道德的认知之外，还建立在对人性的本质——自由的认知。
张东荪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自由的概念，只有与自由相近的 “自得” 概念。自得是一个人深知自己处于纲常人伦之社会关系中自身的位置而得道安居。而自由是对自己无限精神价值的自觉，同时也必承认他人也同具有此。从而认识到“人生而自由平等，而且独立，故无一人能不经其同意而在政治上受制于人” （洛克《政府论》）。（注28）
这种个人价值、自由意志的觉醒形成“个人主义”和人格（Personality）观念。张东荪认为人格观念是西方文化的核心，而人格的尊严和价值与理性相连。因此人格观念乃是造成理性主义之根本条件。理性社会是人类的理想社会，理性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高级阶段。
张东荪不认同他人将他的文化哲学归为“新唯心论”，他说：“我这种知识论既不是唯心论，又不是唯实论（即唯物论—-著者注）”（注 29）。知识本来就是主客合一的，主观是拿客观作为资料来实现的。“故我首先打破这两个主义。因此我决不是唯心论者，亦绝不是实在论（即唯物论—-著者注）者。” （注30）其实英语的“Idealism” 一词既可翻译为“唯心论”、“观念论”，亦有“理想主义”的含义。张东荪的文化哲学，知识论加上文化层论、社会发展观，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理想主义。
五
20 世纪前半期和后半期世界历史的走向大不相同。20 世纪前半期世界遭受两次大战的摧残，中国更是暴力横行战乱不断。三、四十年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民主和专制正在殊死较量，而且形势很不明朗。当时的思想界理性受到非理性的挑战，民主受到法西斯和共产主义的挑战，个人主义受到集体主义的挑战。张东荪在这种形势下高唱民主自由，显然不合时宜。他既被独裁政权所忌恨，又被革命者视为“危险的敌人”。
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世界的走向竟然不出张东荪所料，千回百折、一波又一波的民主浪潮冲垮了一个又一个专制独裁的营垒，诞生了一批又一批现代民主国家。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所著《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对这段历史作了很好的论述。所谓透过现象看本质，福山指出：“关于做为一个统治系统的自由民主的正统性，一个值得注意的共识这几年已在世界出现，因为自由民主已克服世袭君主制、法西斯与共产主义这类相对的意识形态。可是我更一步指出，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换言之，以前的统治形态有最后不得不崩溃的重大缺陷和非理性，自由民主也许没有这种基本的内在矛盾。不过这并不是说美国、法国、瑞士这些今日已安定的民主国家没有不公正或深刻的社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乃源于建设近代民主的自由平等“双胞胎原理”不能完全实施，并不是原理本身的缺陷。目前一些国家也许不能达成安定的自由民主；其他一些国家可能回到神权政治或军事独裁这一类更原始的支配形态。可是，自由民主的‘理念’已不能再改良了。”（注31）
此论一出在东西方学界引起轩然大波，批评如潮，赞许亦如潮。其实福山所论述的世界普遍史，人类社会的走向与张东荪思想自由原理相符并相互印证。张东荪的观点是：社会是建筑在概念上的，在概念上必有一个理论，这种理论可称为“说”。福山总结当代世界历史的进程并指出：“换言之，以胜利者状态出现的与其说是自由主义的实际，不如说是自由主义的‘理念’。总之，世界大部分地区，目前已经没有一种伪装普遍的意识形态足以跟自由民主竞逐，也没有一种普遍原理比人民主权更具正统性。”（注32）
福山分析有两大原因使世界历史走向自由民主，趋向“历史的终结”。这两大原因一是近代自然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它是唯一具有累积性与方向性的社会活动，使无限的财富积累变成可能。使人类社会逐渐趋向均质化。福山将此称为“近代自然科学的逻辑”，它使历史发展定向。第二个原因福山强调人不仅仅是“经济动物”，他永远要为被承认为是“一个人”，一个有价值和有尊严的人而进行“承认斗争”，为此他不惜以命相搏。福山指出这是人们信奉人民主权原理，成为民主主义者的原因。
有人认为福山分析的第二个原因是“凌空踏虚”，是从黑格尔那里贩来的唯心主义货色。其实不然。正如张东荪所说，没有“个人主义”和人格观念的觉醒和形成，现代社会是建立不起来的。胡适有名言：“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福山提出的“近代自然科学的逻辑”一说验证了张东荪的“智力的史观”和“技术的史观”。然而福山在书中对他的“近代自然科学的逻辑”论述并不到位。他甚至说：“可是，近代自然科学所代表的历史机制虽然可以充分解释现代社会的历史变迁和成长的划一性，却不足以阐释民主现象。”（注33）
事实上，当前我们面对的是一场信息革命。它和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不同，近代自然科学对社会经济最大的影响是信息技术。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机器生产，极大地促进经济增长，诞生了首批美英法等民主国家。当代的信息革命，信息技术渗透到社会各层面，从生产到生活，从社会到个人，从经济到政治、到军事，信息技术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的结构和功能，也改变了每个人的知识和能力，思想和行为。工业社会是能量的大释放，信息社会是信息的大释放。工业社会能量的大量开发利用，独裁者是欢迎和力图控制利用的，他们的野心还因此膨胀。然而现代信息社会大量信息的自由获取、流通和随之而来的思想解放，没有一个独裁者是欢迎的，他们无不极力阻扰。信息社会是无法蓄养大批奴隶的，奴隶们也断然建不成信息社会。自由民主是信息社会的基本形态。
张东荪虽然到1973年离世，但他的学术生涯在1950年便被迫终止。他未能接触到五十年代以后迅速发展的系统理论、信息技术和其他新的社会科学学说，然而他早年建树的知识、文化哲学理论具有超前性，在许多方面与现代理论相契合。
张东荪的知识论沟通主观与客观，他的文化层理论又打通了知识与社会，他一再强调知识文化是独立于物质世界的确凿存在。现代科学认为信息与能量、物质并存。张东荪探讨研究的正是信息作为知识、文化在人类社会中的流通转化规律及形成、发展、进化的原理。他指出的与语言符号结为一体的概念，就是人类共创共享的符号信息，这是一种特殊的高级的信息形态。这种符号信息构成人类的知识与文化，因此称之为文化信息。
概念或文化信息是宇宙长期（178亿年？）演化的产物，恰如皇冠上的最美的光芒四射的宝石。它主要成之于阳光，是光子携带信息，正如张东荪所说，沟通客观和主观在人的大脑中形成的。它有一个高尚的品质，即自由。黑格尔指出，因为概念只把它质改变为自身，保留自身的同一，因此它的实质是自由。“概念是自由的原则，是独立存在的实体性的力量。概念又是一个全体…… 所以概念在它的自身同一里是自在自为地规定了的东西。”（注34）
由此可知思想自由的实质是文化信息自在自为的运动。人所以从动物界中脱颖而出，正是由于人共创共享了文化信息。人是文化信息动物，使用和拥有文化信息的人有自由的天性。人类社会发展，是人类自创共建的文化信息系统或知识与文化不断积累与进化。当今属人的世界是文化信息开拓的天地。所谓自然的人化，其实质是自然的文化信息化；文而化之，正是文化的本义。人类历史既是文化信息进化史，也是人性的解放史。张东荪上世纪三十年代提出的“思想自由是立国的根本”，探明了思想自由、知识积累、人性解放和社会进化的文明轨道；在这条轨道上，人类没有理由不能建成人性达到最大解放，人人自由平等的民主社会。可见张东荪思想自由原理是一条重要的社会进化原理。
表面上看张东荪思想自由原理是三个概念相互关联，实际背后隐藏了第四个概念——人。当人一在场，这四个概念便活动起来，顿时呈现思想自由、人性解放和社会进化的动态画面，这也是属人的真实世界的图景。张东荪思想自由原理告诉我们，唯有建立在思想自由根基上的社会，才真正是人值得生活、值得创建、值得追求和值得奋斗的社会，因为它是一个仁爱理性、自由民主、公平正义、道德诚信、符合人性的理想社会。
郭沫若所译歌德“浮士德”长诗的最后一句大体是：“永恒的女性带领我们走。”
'思想自由是立国之本'上世纪三十年代我国著名哲学家张东荪先生如是说。这一命题将思想、自由和国家三个复杂概念相互关联，竟然一时都明白起来，它像几何定理一般真确，像物理公式一般简洁，何等精彩。这是一条建设现代社会的准则，理当称为张东荪思想自由原理。
然而这样有价值的思想，竟然被长期尘埋，一直被国人忘却。理由看来是多方面的，但毕竟和中国百多年来的革命与动乱搅得人心浮躁，只知急功近利，以食为天有关。现在不仅这句话被国人忘却，事实上连张东荪本人也鲜为人知。
张东荪（1886-1973）出生于清朝末年一个官宦之家。1904年官派留学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回国，被清庭授予翰林院庶吉士。同年他以“圣心”为笔名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议政”文章：“论现今国民道德堕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从此开始了他自称“以哲学兴趣为主，而又不能忘情于政治”的学术生涯。他既成为深究学理的学者教授，又是办报刊杂志，发表大量政论时评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和民主主义活动家。他一生游走于哲学与政治、现实与理想、理论与实践之间，在学术与政见论战中磨砺思想，以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一方面建造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一方面不断探索改变中国贫穷愚昧的自由民主之路。
张东荪是上世纪初我国最早系统介绍西方哲学的第一人。三十年代他已被公认为“中国新唯心论领袖”，“五四”以来第一个尝试创造中国现在哲学体系者。当年《国闻周版报》的“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一文中说“中国研究西洋哲学的人不可谓不多，说到能由西洋哲学中引申出来新的意见，建设新的哲学，恐怕只有张东荪先生一人”。他的论敌叶青甚至如此说：“中国在‘五四’时代才开始其古代哲学底否定，现在固没有坚强的近代体系，然而已在建设之中了。作这种企图的，首先要算张东荪了。所读欧洲过去和现在的哲学著作很多，不像五四胡适那样只读一点美国书，失之浅薄。如果我们说梁起超和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哲学的启蒙运动者，那么张东荪就是中国近代哲学底系统建立人。”（注2）
张东荪一生留下丰富的著述、专著近20部，文章350多篇。他学贯中西，建造的哲学体系，广泛涉及哲学、政治、文化、道德、科学、人生、宗教和逻辑等诸多领域，提出多元交互主义的知识论，社会文化层论以及“泛架构主义”和“层创进化”的宇宙观等卓有创见的哲学理论。
然而张东荪的一生历经坎坷，屡遭磨难。国民党时代，他作为“学阀”被通缉。抗战时期被日军逮逋入狱。解放后50年代以“叛国罪”失去公民权，“文革”时期虽已八十高龄仍被投入监狱，直至1973年离世。他仰望星空，最终落入陷井，是新中国五十年代初第一批被彻底整倒的杰出学者。至此他的思想遭到批判，学术著作全部封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他的著作才陆续再版，逐渐有人开始研究张东荪哲学思想，颇像一场学术思想领域的“考古挖掘”，虽然时间只过了几十年。
二
“思想自由是立国的根本”，这是1937年张东荪在一次青年会上演讲时讲的话。这篇以“思想自由问题”为题目的讲演最初发表在1937年1月出版的《文哲月刊》上，又作为附录收在张东荪的《知识与文化》一书中。
为什么要讲思想自由问题？张东荪说：“中国人根本上即不了解思想自由是立国的根本，”（注3）“我的意思不但要使人民知道思想自由是什么并且想藉此表明我们根据什么理由把这件事视为十分重要。”
他首先解释思想自由为何物？他说：“思想自由”并不是指思想如何发生，因为思想本身是有逻辑规则的，合乎逻辑是思想发生的条件，无自由不自由可言。“所以思想自由不是一个关于思想本身内容的问题，乃是一个思想在社会上势力的问题。”“这问题乃是起于思想的对外发表，就是思想的对外发表是否受外来力量的干涉。如果受干涉，乃有不自由。有不自由，然后才争自由。”由此观之，张东荪所说的思想自由主要涉及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但也涉及信仰自由、学术自由以及教育独立等社会政治问题。
他指出这一问题所以重要，因为“欧美之所以成为今日之欧美，完全是思想自由的花而结成的果。”“一般人不明此理，以为思想自由不过是民主政治的条件而已。其实不然，须知民主政治不仅是一种制度，乃是一个生活。”
从西方近代历史看，思想自由的第一阶段是对宗教争自由，达到了政教分离；第二阶段是在政治上争自由，向专制独裁争自由。至此宗教和政治都不再箝制思想，欧美百余年文化所以特别茂盛。“可见思想自由不啻是欧美近世文明的心核。”
张东荪在文中概括了十九世纪英国穆勒（J.S. Mill ）“自由论”中思想自由的数条原则。
第一， 无论何种思想决不会完全无可批评。世上从无绝对无争的思想。
第二， 凡是正当的思想是不怕批评的，凡一种思想须与其相反者由批评与驳难而后始见其中有无可信之点。
第三， 思想自由的要义在于使两种相反或二种以上相异之思想并呈与人们面前，以供选择；断乎不可使主持一种思想之当事人自作裁判官。拿思想以外的力量来维护思想，用以表明其思想的势力，则这个得势的思想必不是真正合理的思想。亦可曰：凡思想之得势而必须借助政权与武力，则这个思想便不是一个真能合乎人心的思想。
第四， 凡异说奇论皆不必禁，亦不当禁。因为谬论邪说的标准由何而定？既不能由政府定，亦不能由人民定。历史往往告诉我们，前一时代大多数人所坚持的思想，正是后一时代大多数人所反对的思想。
第五， 一种思想不健全，只能用思想去矫正之。惟思想可以矫正思想，而不劳外求。在自由思想的国家中，异说一兴，自有其相反的思想起而与之相抗。真理愈辩愈明。
第六， 思想有一个奇怪的性质，即它必须与相反者相磋磨，否则即必流于腐化。亦可曰：思想若定于一尊，便是思想的自杀。
至此，张东荪指出穆勒关于思想自由有一最高的原则：“就是思想倘使不与行为直接相连，则任何危险思想都不含毒素。”也就是说思想与行为可以分开，与行为分开的思想自由只有益处而无其害。在这前提下，“思想自由的主张是根据一个人生观。这种人生观承认人人都有独立自尊的人格。”民主的国家坚持这种人生观，把国家视为“公器”，实行自由主义的教育，培养有独立人格的“人”。但是独裁的国家，建筑在一种相反的人生观上，不拿人当人，拿人当作工具。在这种独裁的国家中，诚如英人乔德（C. E. M. Joad）所说：“报纸是他的喉舌，教育是他的宣传，历史是他的辩护人，艺术是他的回声差遣。国家就只是他的专用工具。”所以民主国家是人格者的集团，独裁国家乃是奴隶的集团。张东荪指出，“总之，独裁与民主若单就政治制度而言，我们还可以说各有优劣，难有高下，而独于这两个的背后的人生观则以为断乎不能承认其同为真理。”
张东荪指出，自由乃只是一种公共的规则，自由主义是保障一切主义的条件，一切主义必先赖有思想自由方能成立。“总之，自由（即思想自由）是一个国家能得治安与平和的基本条件。因为没有自由，势必各诉诸武力，斗争即起”“自由是国民道德养成的基本条件，没有自由必使民德堕落。因为一个民族必须其中的各个分子都有健全的独立精神，倘使把一国的人民教养成好像奴隶一样只知跟随，不知分辨，不敢批评，则这个民族必定会衰颓下去。所以自由乃是立国的根本。”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张东荪讲的这些话仍然震聋发聩。
三
张东荪提出“思想自由是立国的根本”是有深厚理论基础的。黑格尔认为真理是一个整体，很有道理。要理解“思想自由是立国的根本”这一原理的深刻内涵和意义，需进一步了解张东荪的哲学思想。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张东荪哲学思想的成熟期，他创造的哲学包容贯通了知识文化、社会道德、人生和宇宙诸多领域，形成颇为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以知识论为本位，从认识论为起点。他不赞成将人的认识看作照相机一样简单地反映物质世界。他的认识论打通主观与客观、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主张外在者、感觉、知觉、概念四个东西各有各的独立性质；却又四者混合在一起，不可分开；同时又是互相作用的，是互相影响的。”（注4）所以称之为多因交互主义的认识论。他认为外界是有条理的，内界（即心）亦是有立法的。内界与外界的沟通是条理、秩序（Order）的沟通。而“‘心’的作用是层层上升的综合；感觉是混合；知觉是配合；概念是凝合。”（注5）
凝合的概念“自身同一”，固定化为符号，形成语言。概念既代表客观本有的性质又代表客观与人的“关系质”。可见概念即是条理，即是秩序（Order）。人用概念思维，表达为思想，构成知识。“我们的思想完全在概念世界内运用了。”（注6）没有概念就没有思维、没有思想、没有知识。“而所谓知识亦就是使用已有的概念以及造成新的概念。”（注7）
张东荪将打通主客观的认识过程看作是宇宙间的自然之流，并将它与人的生命联系在一起。“即我相信宇宙确有一个自然之流，而个人生命亦即是这个流中之一流。”（注8）人要“活着”，“必须以知识表现生命。”（注9）“我们愈研究必愈知道思想的本身既是生命的作用。离了思想别无生命的表现。照这样说，生命与思想恰如水与流，离了水没有流，而离了流亦不见水”。（注10）人的求“知”是为了“用”，所以“知” 在“行”中，“行”即是“知”。“知”与“行”，生命和知识是合一之流，把握知识就是把握生命。生命现象归根到底是关于知识的，“生命就是知识的物理化身。”（注11）
宇宙间生命与知识合流最终汇聚为文化与社会。张东荪将文化定义为：“文化者自有人类以来所有对于生活扩大之努力由共同堆积之结果也。”（注12）
他又指出文化和知识的关系：“文化就是知识之客观化与定型化。”（注13）“大概知识由低级至高级，即由感觉而到概念，乃是逐渐由私而趋于公。我们可以把私即名为知识，而把公则名之曰文化。”（注14）知识由私到公，离不开语言，语言的形成离不开社会。反之社会也离不开语言，没有语言也就没有社会。张东荪指出：“从言语与概念之合一而观，即可说社会既然不能离开言语，则社会便是建筑在概念上。”（注15）
知识、文化、语言和社会相互交织构成人类共同的生存环境。“在此我（张东荪）要把五个观念连合在一起，即一为知识、二为生命、三为社会、四为文化、五为价值。”（注16）
那么何谓思想，它和知识的关系怎样？思想是思或想的内容。思或想，也就是思维，是流，思想是水。通过思维，运用知识，联系实践，融入意志，设定目标，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就可称之为思想。思想是知识的活用，自由是思想的生命，智慧是思想的灵魂。新的有价值的知识由是从自由思想包蕴的智慧中诞生。自由茂盛的生命产生丰富自由的思想，丰富自由的思想，凝聚为有价值的知识。有社会价值的知识汇聚成文化。
四
从感觉到知觉，从知识到文化，这股宇宙间与生命合一之流，最终汇聚成为社会存在的根由与发展的动力。张东荪的“社会文化层”理论缘此而发。
文化是一复杂的概念，从来不好定义。除了上述张东荪给出的文化定义外，他又认为“文化”可以从两方面界定。一是最低最广的定义“凡加于其素朴生活上的都是文化（关于这个人的）。” （注17）因此可以说非自然的都是文化。另一个最高的文化定义是指“人类既因为有社会组织乃自会造成一界，名曰文化界或文化层（Cultural Level）。这种界层说就是以为社会文化是个人以上的另一层界。学者名之曰超有机体界（Superorganism）。”（注18 ）
张东荪持有宇宙层创进化的宇宙观。他认为宇宙分物、生、心三级突创进化，文化是心这一级宇宙中最高一级的进化形态，因此说是超有机体界。
社会文化层自身依然进化发展，经历不同的文明阶段。张东荪将人类文明分成三期。“第一期是以死亡之威胁为中心而结成的迷信文明；第二期是以生活威胁为中心而幻出的竞争文明；第三期必将是以理性为中心的理想文明。”（注19）他认为现代文明正处于第二期到第三期的转型阶段。第二期的社会是病社会，文明是丑文明。由于十八世纪以来机器发明、科学技术发展，理性抬头，人类文明逐步进入第三期。他将这种以文化为主导的社会发展观称之为智力的史观（Intellectualist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因为智力之使用首先在制造机器，故又可名为‘技术的史观’（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注20）
张东荪的文化层理论将社会结构、组织和文明的理论、概念贯通一体。社会上任何制度都是由概念构造而成的。 “于是我主张任何社会制度是以结构为中心，这个结构是社会性的。在其上必有一名词来表示之。这个名词是属于言语性质的。但却代表一个意义上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之上，又必有一个理论。”（注21）这种理论，张又称之为“说法”。
文明的进展与理智的提升是同步的。人类在与自然的斗争中积累的知识形成科学、技术，人类在社会斗争中逐渐认识人的本性和社会规律，更为理智地处理社会矛盾和人际关系，以讲理代替暴力，建立理想的社会。
理性文明或理性社会的文化特征确实可以概括为科学与民主。对于科学无须多说，而何谓民主？张东荪颇有高见。
首先，民主国家是自由民的联合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针对当时国民党时期的情况，张东荪说：“总之，把一个国家中的全体人民划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被清者、被肃者、被剿者，则这样的国家决不会有自由。” （注22）这样的国家有斗争无和平，无和平则无建设，无建设则无自由，也就没有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使人民同心同德。”（注23）
民主自然离不开政治制度，宪政和法治，但张东荪强调“须知民主不仅是一个政治制度，乃是包括各方面，例如道德方面、思想方面、社会方面、宗教方面、法律方面、经济方面等等的一个综合性的制度。”（注24）在民主社会中任何公民有两个资格，一个是治者，一个是被治者。公民要自己治理自己，不能不有自由讨论，可见“自由是民主主义之心核，”（注25）而思想自由是一切自由之中心。因此也可以说民主是自由讨论的政治。
张东荪特别强调的是民主不仅仅是一种制度，民主还是一种生活状态，民主与生活必须打成一片。他指出：“民主运动根本是一个道德的挣扎，即对于不自由、不平等、不向上的一种抗争，可以说是纯粹出于道德的动机。”（注26）自由、平等、民主都是道德的争点。因此走上民主轨道的国家国民受到教育和训练，道德水平得以提升。张东荪又指出，“政治的本质根本上就是道德。政治上设施的真正成败完全在于人民对于它有对与不对的道德判断。”（注27）
理性社会的建立除了对社会本质——民主及道德的认知之外，还建立在对人性的本质——自由的认知。
张东荪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自由的概念，只有与自由相近的 “自得” 概念。自得是一个人深知自己处于纲常人伦之社会关系中自身的位置而得道安居。而自由是对自己无限精神价值的自觉，同时也必承认他人也同具有此。从而认识到“人生而自由平等，而且独立，故无一人能不经其同意而在政治上受制于人” （洛克《政府论》）。（注28）
这种个人价值、自由意志的觉醒形成“个人主义”和人格（Personality）观念。张东荪认为人格观念是西方文化的核心，而人格的尊严和价值与理性相连。因此人格观念乃是造成理性主义之根本条件。理性社会是人类的理想社会，理性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高级阶段。
张东荪不认同他人将他的文化哲学归为“新唯心论”，他说：“我这种知识论既不是唯心论，又不是唯实论（即唯物论—-著者注）”（注 29）。知识本来就是主客合一的，主观是拿客观作为资料来实现的。“故我首先打破这两个主义。因此我决不是唯心论者，亦绝不是实在论（即唯物论—-著者注）者。” （注30）其实英语的“Idealism” 一词既可翻译为“唯心论”、“观念论”，亦有“理想主义”的含义。张东荪的文化哲学，知识论加上文化层论、社会发展观，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理想主义。
五
20 世纪前半期和后半期世界历史的走向大不相同。20 世纪前半期世界遭受两次大战的摧残，中国更是暴力横行战乱不断。三、四十年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民主和专制正在殊死较量，而且形势很不明朗。当时的思想界理性受到非理性的挑战，民主受到法西斯和共产主义的挑战，个人主义受到集体主义的挑战。张东荪在这种形势下高唱民主自由，显然不合时宜。他既被独裁政权所忌恨，又被革命者视为“危险的敌人”。
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世界的走向竟然不出张东荪所料，千回百折、一波又一波的民主浪潮冲垮了一个又一个专制独裁的营垒，诞生了一批又一批现代民主国家。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所著《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对这段历史作了很好的论述。所谓透过现象看本质，福山指出：“关于做为一个统治系统的自由民主的正统性，一个值得注意的共识这几年已在世界出现，因为自由民主已克服世袭君主制、法西斯与共产主义这类相对的意识形态。可是我更一步指出，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换言之，以前的统治形态有最后不得不崩溃的重大缺陷和非理性，自由民主也许没有这种基本的内在矛盾。不过这并不是说美国、法国、瑞士这些今日已安定的民主国家没有不公正或深刻的社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乃源于建设近代民主的自由平等“双胞胎原理”不能完全实施，并不是原理本身的缺陷。目前一些国家也许不能达成安定的自由民主；其他一些国家可能回到神权政治或军事独裁这一类更原始的支配形态。可是，自由民主的‘理念’已不能再改良了。”（注31）
此论一出在东西方学界引起轩然大波，批评如潮，赞许亦如潮。其实福山所论述的世界普遍史，人类社会的走向与张东荪思想自由原理相符并相互印证。张东荪的观点是：社会是建筑在概念上的，在概念上必有一个理论，这种理论可称为“说”。福山总结当代世界历史的进程并指出：“换言之，以胜利者状态出现的与其说是自由主义的实际，不如说是自由主义的‘理念’。总之，世界大部分地区，目前已经没有一种伪装普遍的意识形态足以跟自由民主竞逐，也没有一种普遍原理比人民主权更具正统性。”（注32）
福山分析有两大原因使世界历史走向自由民主，趋向“历史的终结”。这两大原因一是近代自然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它是唯一具有累积性与方向性的社会活动，使无限的财富积累变成可能。使人类社会逐渐趋向均质化。福山将此称为“近代自然科学的逻辑”，它使历史发展定向。第二个原因福山强调人不仅仅是“经济动物”，他永远要为被承认为是“一个人”，一个有价值和有尊严的人而进行“承认斗争”，为此他不惜以命相搏。福山指出这是人们信奉人民主权原理，成为民主主义者的原因。
有人认为福山分析的第二个原因是“凌空踏虚”，是从黑格尔那里贩来的唯心主义货色。其实不然。正如张东荪所说，没有“个人主义”和人格观念的觉醒和形成，现代社会是建立不起来的。胡适有名言：“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福山提出的“近代自然科学的逻辑”一说验证了张东荪的“智力的史观”和“技术的史观”。然而福山在书中对他的“近代自然科学的逻辑”论述并不到位。他甚至说：“可是，近代自然科学所代表的历史机制虽然可以充分解释现代社会的历史变迁和成长的划一性，却不足以阐释民主现象。”（注33）
事实上，当前我们面对的是一场信息革命。它和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不同，近代自然科学对社会经济最大的影响是信息技术。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机器生产，极大地促进经济增长，诞生了首批美英法等民主国家。当代的信息革命，信息技术渗透到社会各层面，从生产到生活，从社会到个人，从经济到政治、到军事，信息技术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的结构和功能，也改变了每个人的知识和能力，思想和行为。工业社会是能量的大释放，信息社会是信息的大释放。工业社会能量的大量开发利用，独裁者是欢迎和力图控制利用的，他们的野心还因此膨胀。然而现代信息社会大量信息的自由获取、流通和随之而来的思想解放，没有一个独裁者是欢迎的，他们无不极力阻扰。信息社会是无法蓄养大批奴隶的，奴隶们也断然建不成信息社会。自由民主是信息社会的基本形态。
张东荪虽然到1973年离世，但他的学术生涯在1950年便被迫终止。他未能接触到五十年代以后迅速发展的系统理论、信息技术和其他新的社会科学学说，然而他早年建树的知识、文化哲学理论具有超前性，在许多方面与现代理论相契合。
张东荪的知识论沟通主观与客观，他的文化层理论又打通了知识与社会，他一再强调知识文化是独立于物质世界的确凿存在。现代科学认为信息与能量、物质并存。张东荪探讨研究的正是信息作为知识、文化在人类社会中的流通转化规律及形成、发展、进化的原理。他指出的与语言符号结为一体的概念，就是人类共创共享的符号信息，这是一种特殊的高级的信息形态。这种符号信息构成人类的知识与文化，因此称之为文化信息。
概念或文化信息是宇宙长期（178亿年？）演化的产物，恰如皇冠上的最美的光芒四射的宝石。它主要成之于阳光，是光子携带信息，正如张东荪所说，沟通客观和主观在人的大脑中形成的。它有一个高尚的品质，即自由。黑格尔指出，因为概念只把它质改变为自身，保留自身的同一，因此它的实质是自由。“概念是自由的原则，是独立存在的实体性的力量。概念又是一个全体…… 所以概念在它的自身同一里是自在自为地规定了的东西。”（注34）
由此可知思想自由的实质是文化信息自在自为的运动。人所以从动物界中脱颖而出，正是由于人共创共享了文化信息。人是文化信息动物，使用和拥有文化信息的人有自由的天性。人类社会发展，是人类自创共建的文化信息系统或知识与文化不断积累与进化。当今属人的世界是文化信息开拓的天地。所谓自然的人化，其实质是自然的文化信息化；文而化之，正是文化的本义。人类历史既是文化信息进化史，也是人性的解放史。张东荪上世纪三十年代提出的“思想自由是立国的根本”，探明了思想自由、知识积累、人性解放和社会进化的文明轨道；在这条轨道上，人类没有理由不能建成人性达到最大解放，人人自由平等的民主社会。可见张东荪思想自由原理是一条重要的社会进化原理。
表面上看张东荪思想自由原理是三个概念相互关联，实际背后隐藏了第四个概念——人。当人一在场，这四个概念便活动起来，顿时呈现思想自由、人性解放和社会进化的动态画面，这也是属人的真实世界的图景。张东荪思想自由原理告诉我们，唯有建立在思想自由根基上的社会，才真正是人值得生活、值得创建、值得追求和值得奋斗的社会，因为它是一个仁爱理性、自由民主、公平正义、道德诚信、符合人性的理想社会。
郭沫若所译歌德“浮士德”长诗的最后一句大体是：“永恒的女性带领我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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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bymyhe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