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访大英博，初识大维德——兼为马未都纠错

再访大英博，初识大维德

——兼为马未都纠错

 

不久前去了伦敦，这是我第二次踏足英伦。两年以前初访时，曾经浏览了著名的大英博物馆。因为事先没有准备，临场又行色匆匆，所以很多东西都来不及细看。所以叫“乱闯欧洲”，所以对该博物馆的第一印象不佳，留下了馆舍陈旧，展品拥挤的记忆。这次再去，特地安排了一天重访，印象大为改观。整体感觉以后另文再表，本篇专记中国瓷器的展览专室，即大维德藏品。

大英博物馆的展览布置，在其一楼的北侧有中国厅（33室），内容是从商周到清朝的综合性展品，不乏精品，也包括瓷器。除此之外，在其上二楼还另有一单室（95室），专门集中展览中国瓷器。两年前匆匆一逛，就有点奇怪，为什么要这样分别设置呢？但未做深究。在我的博客里，曾贴了一张95室的照片，还抱怨博物馆摆放得太密集了。

这次静下心来细读说明，才明白了其中缘由。原来一楼的中国厅是博物馆原有的固定综合陈列，而二楼的瓷器厅是原属于一个人的收藏，必须集中存放展出，不能散开。这个人就是在海外中国艺术品收藏界鼎鼎大名的玻西瓦尔·大维德 (Percival David )，我上一次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而这些展品原本不在大英博物馆，竟是从2009年开始才在这里展出的。

大维德的中国瓷器收藏将近1700件，时代自晋至清，被誉为是除北京和台北两座故宫博物院以外最丰富的收藏。作为一般有钱的外国人，要搜奇猎艳地收集东方古董并不难，难得的是大维德与众不同。他的收藏眼光最接近中国皇家品味，也就接近于当今国内收藏界行家的精品标准。他懂得北宋汝窑的珍稀，他识得乾隆题诗的含义，他专喜收藏有铭文纪年的文物，他还曾把明代曹昭的《格古要论》全部翻译成英文。所以，那对有明确纪年成为断代标准的元青花大瓶，能入得他手，以他命名，并非全靠运气。

在大维德展厅里，中国游客络绎不绝。一位女导游述说着大维德的“富二代”身份，似是而非；一位男老师对学生讲瓷器专业知识，如数家珍。我对这位人物的兴趣大增，舍不得就这样离去，于是在博物馆书店里，选购了一本小册的图录，带回去继续研究。这册子从2009年出版后已重印4次，我猜想买者大多是中国人吧？还见到一本大的翻译成中文的画册，因差钱而惜别了。

从这书中和网络上搜读大维德其人的生平，越发感觉他是一个有着戏剧性命运的奇人。让我总结，他的命运中至少发生了4次奇缘，即他的个人行为与中国或国际变迁的大背景巧合相遇，无论幸与不幸，都成就了他的不朽事业。

玻西瓦尔·大维德 (Percival David )1892年生于印度孟买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是印度银行的创始人，家族并拥有纺织业，业务遍布亚洲。1926年他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和家族产业，他能够收藏宏富的基础当然是不差钱。他在21岁时返回伦敦上剑桥读法律，22岁开始中国文物收藏。据说他最初与中国陶瓷邂逅，是在朋友家中的壁炉架上见到一只中国瓷瓶，一见倾心，点燃了他为之付出一生的热情。那是1914年，正是清王朝灭亡后，皇家文物不断流出之际，这就是大维德赶上的第一个百年不遇的机遇，使他起步不凡。开始时他通过伦敦两家经营中国文物的古董店购买，1918年买到一件刻有乾隆皇帝御题诗的定窑碗，为了读懂瓷器上的款识，他开始自学中文。那时候在伦敦学中文的条件不比今日，但到1924年他已具有了一定的中文阅读水平。随着收藏的深入，他不满足在英国本土从古董商手中间接购买，决定亲自去中国。一学中文，二去中国，这两步使他与一般西方收藏家拉开了距离。

1924年大维德到达中国，不早不晚，又赶上了他命运中的第二个机遇。当年11月，溥仪被驱逐出宫，次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所以今年故宫在纪念90周年）。怎么办博物馆，在中国没有先例可循。而英国人大维德经过10年历练，对中国文物有兴趣也有能力。所以他立即参与了故宫文物的整理和展出，并出资帮助修缮宫殿，得以与真正的皇家宝藏亲密接触，目验手接，眼界大开，水平顿升。此后11年里，大维德至少5次往返于伦敦和北京之间。故宫博物院的档案里记载着，在1929年8月聘请大维德为顾问，景阳宫御书房的宋、元、明陶瓷陈列馆从展品遴选、展览设计到说明标签的撰写，都得到了大维德的指导、参与。1935年春，大维德发起和策划伦敦国际中国艺术展览会，并作为理事会总干事来中国遴选展品，共选出艺术珍品千余件参展，其中735件为故宫博物院所藏。这些精品在展览归国后，成为南迁文物的一部分，后终归台北故宫。

在紫禁城内工作中培育出来的品味素养，指导着他在宫墙以外的个人收藏方向。他开始以清代皇家特别是乾隆皇帝的喜好为指归，选择自己的收藏。可以想见，这样一个内行的外国人，位居要津，眼光独到，财力雄厚，又处于那样一个内忧外患、动乱不安的年代，他要下手收藏，怎能不精华尽入囊中？他的好运气，连60年后的马未都也望尘莫及。

关于大维德的收藏故事，让我仅举两例。

1927年4月，听说盐业银行准备出售溥仪1924年抵押在那里的清室珍宝，故宫博物院专门发函，请国务院及内务部禁止盐业银行变卖、处理清室抵押物品。盐业银行的创办人，正是著名文物收藏家张伯驹之父张镇芳。说起来这中英两大收藏家，竟同为银行家之子，也并非巧合。就像是当今买房的抢offer,当时已有三个买家有意购买，却传出如若带藏品出京，则有性命之虞的威胁。当别的买家闻风而退时，只剩下大维德冒险以进。与盐业银行的谈判持续了一年多，通过几番周折，大维德终于买到了40多件清宫旧藏的精品，大部分为宋代名窑瓷器，其中官窑、哥窑近20件，很多上面有乾隆御题诗，以及少量明、清官窑精品。除瓷器外，还包括了一些漆器精品。 1929年，这批藏品通过日本、美国辗转运回伦敦，大维德因此名声大振，在西方中国陶瓷收藏界的地位受到公认。出于对器物上乾隆御题诗的兴趣，促使他开始了对中国古代传统艺术鉴赏理论的研究，他也开始越出瓷器的范围，有意识地以乾隆的趣味来搭建自己的收藏。

譬如绘画，大维德后来收藏了唐韩幹《照夜白图》、五代周文矩《宫中图》(第三段)、元钱选《梨花图》等重要作品。《照夜白图》为清宫旧藏，嘉庆皇帝时与陆机《平复帖》一起颁赐给亲王永瑆，后传至其后裔民国著名画家溥心畬手中，1936年溥心畬因为母亲治丧缺乏资金将其变卖。“照夜白”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坐骑，图上有南唐后主李煜题字，及唐张彦远、宋米芾、贾似道、明项子京等人的题名或收藏印，卷后有乾隆御题诗，是一幅流传有绪的早期绘画珍品。张伯驹先生记述当时他在上海，听说《照夜白图》被古董商买去，准备卖往国外，急忙给当时主政北平的宋哲元去信，谈到这张画的价值，希望他过问此事，不要使之流落国外。可惜当宋哲元接到信时，此画已被一个姓叶的人带走，转卖英国。而这英国的买主便是我们故事的主角大维德。

这两个故事的主线，都是大维德与中国人之间的文物之争。大维德虽然获胜，从中国人的角度看，却似乎不十分光彩。如果我们不是从民族感情，而是从客观的历史考察，这样的结果是幸或不幸，还真的很难说。

1927年，大维德收藏到了后来被认为是中国陶瓷史上最重要的那个瓷瓶，后来被海外收藏界称为“大维德花瓶”（David Vales）。当时他只收了一只，8年后才买到了另一只，使之复合成双。

在此之前，本没有元青花的概念，人们以为青花瓷是从明初才开始产生的。正是在这瓶子的颈上，明文写着“……奉圣弟子张文进喜捨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此人的籍贯和供奉的道观都离景德镇不远。青花瓷的历史从此改写，此瓶的形制纹样成为断代的标准。

细究这对瓶的来历，其实本有可能留在中国国内，不是没有机会，而是无人识货。在20世纪20年代，旅英华裔古玩商吴赉熙带着这对罕见的青花云龙象耳瓶来到北京琉璃厂，请当时古玩行的专家高手掌眼并打算出售。这对瓷瓶据称原供奉于北京智化寺，其中一件的颈部记有六十二字铭文。遗憾的是被当时几乎所有高手判为赝品，拒之门外。古玩商只好将其卖给了英国人芒特斯图阿特·鄂尔芬斯东(Mountstuart  Elphinstone)。鄂氏将其中一只转让给大维德，另一只卖给了查尔斯罗素(Charles Russell)。1935年，大维德又在苏富比举办的查尔斯罗素专场拍卖中购得另一只，价360英镑，遂成连璧。文物的流转一如人的命运，此宝物终归大维德所有，固然有幸运的因素，更离不开他的慧眼和有心。

 

1935年主办中国艺术展览会后，战乱中断了大维德与中国的联系，他曾经投身到与中国艺术毫无关联的飞机制造业。1941年12月大维德夫妇在去印度途中取道上海，正值珍珠港事件爆发，他们夫妇落入日本兵的监狱之中。你说你不早不晚，何苦要千里迢迢，自投罗网呢？我把这算成是他的第三次传奇性巧遇，却是厄运了。他被关押了9个月，却遗害终生，期间他患上了后来导致全身瘫痪的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对自己生命的担忧使大维德不得不考虑这批收藏未来的归属，他想要建立一所博物馆。1942年8月，大维德夫妇和其他一些西方人与被关押在非洲东海岸莫桑比克的日本人交换获释。他立刻开始策划并实施这个博物馆计划。

他把合作的目标锁定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早在1930年，他已出资在该校设立了中国艺术研究专业。1946年，大维德向伦敦大学正式提出了捐赠方案：将自己收藏的1400余件瓷器以及有关中国和远东艺术的8000多本图书包括古籍珍本全数捐赠，条件是亚非学院必须将大维德收藏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安置在一起；收藏品必须全部展出并无偿向公众开放；由于他已经行动不便，必须住在博物馆内等等。经过数年的艰难磨合与物质准备，1950年，伦敦大学终于竭尽全力，克服了战后的重重困难满足了大维德要求，在伦敦布鲁姆斯博瑞(Bloomsbury)的乔顿广场(Gordon square)53号为大维德收藏建立了专门博物馆，取名“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1952年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这里不仅是博物馆，也是教学和研究中心。大维德以此为家，与他的宝贝形影不离，直到1964年去世。

我以为，大维德基金会和博物馆的设立，可以视为时势与命运的第四次机遇。那时的中国大陆政权易手，与世界被“竹幕”隔绝，中国的古董艺术品停止了与西方的交流。大维德动态的收藏只能休止，他只好建立起一个孤岛式的东方古董殿堂，固守自珍了。

（明永乐、宣德青花龙纹瓶）

在大维德的收藏生涯中，出现过三个密切相关的人，值得一提。第一个是英国权威的中国陶瓷研专家霍蒲孙(R.L.Hobson)，供职于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他在1915年就写出了西方公认的首部关于中国陶瓷的学术著作《中国陶瓷》。在大维德开始收藏的起步阶段，曾得到他的指点。1923年霍蒲孙再著《中国陶瓷艺术》，提及大维德的11件藏品。1934年，霍蒲孙的新著已是对大维德一人的专书，他在全面分类整理的基础上遴选出180件重器，编著了《大维德所藏中国陶瓷图录》(《Catalogue of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 In the Collection of Sir Percival David》)。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为这本书题写了中文书名。大维德自号“江村居士”，其中文自序这样写道：“明高濂《遵生八笺》论官、哥窑器，其结语出云‘后此不知凋谢如何，故余每得一睹，心目爽朗，神魂为之飞动……更伤后人闻有是名而不得见是物也……’慨夫余于高氏此论辄有同慨，爰节取其言以弁吾书之首……”。你能想象这是一个英国爵士的口吻吗？

第二个人就是前已提到的英国收藏家芒特斯图阿特·鄂尔芬斯东(Mountstuart Elphinston)，那对著名的“大维德花瓶”的最初收藏者。1952年大维德基金会成立后，这位好友将他收藏的200余件明、清单色釉瓷器也捐了过来，与大维德自己的1400多件合并，使大维德基金会所拥有的瓷器达到接近1700件。

第三个人是美国华盛顿佛利尔艺术馆 (Freer Gallery of Art) 的学者波普博士(Dr. J. A. Pope) ，是他发掘出了“大维德花瓶”这暗藏的明珠。他在1952年发表了《14世纪青花瓷器：伊斯坦布耳托布卡普宫所藏一组中国瓷器》( Fourteenth Century Blue-and-White: A Group of Chinese Porcelain in the Topukapu Sarayi Muzesi, Istanbul )一书，以大维德收藏的这对青花瓶为标准，对照土耳其托布卡普宫收藏的几十件与之风格相近的中国瓷器，将所有具有这对青花瓶风格的青花瓷定为14 世纪青花瓷器。从此元青花受到全世界研究中国古陶瓷学者的重视和承认，被波普称为“构成本书理论基石”的这对大维德瓶，成为陶瓷界公认的“至正型”元青花断代标准器。

（清康熙十二花神套杯）

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大维德照片，都是坐着的，晚年的他已站不起来。在他去世之后，他所收藏的部分珍贵文物从70年代起散落各处，比如《照夜白图》成为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珍藏，一件乾隆御题明永乐款剔红双凤莲花盏托两次出售，在2008年创造了漆器拍卖的世界纪录。只有他的瓷器收藏还完整保存，那所建立在伦敦大学一座townhouse里的博物馆，还站立了43年。虽然不大，却拥有西方世界最重要的中国古陶瓷收藏。我不知道在那期间，有多少中国的研究者和爱好者曾到访参观。延至2007年，终因经费缺乏，房屋须改建，博物馆难以为继，被迫闭馆。经何鸿卿爵士的协调和赞助，大英博物馆得以接手这批旷世珍藏，从2009年4月开始在新建的展厅中永久性展出，并与一个研究机构同处一室。虽然这种局面并不符合大维德的初衷，但它引来的参观者必十倍百倍于前，对藏品的保护和展示条件也大胜于前。

我忽然想到，这时机又是一次巧合。就在两馆交接的空档里，北京开了奥运会，标志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游客汹涌而来，中国人挥金回购海外文物。这岂不是在大维德身后，又一次时势与命运的遇合？大维德本人没有看到，但作为他生命延续的基金会看到了，寄托着他精神魂魄的藏品等到了。大维德藏品永驻大英博物馆，使珍宝长存于世，泽被广众，他也算功德圆满了。展厅里络绎的人气，朗声的华语，我自己的两次到访，以及这篇文章，在在都是证明。

（清珐琅彩瓷）

就在大维德展厅上面的4楼，还有中国书画展厅（91a室），我本来极想入内参观，那才是我的最爱。我从小就知道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收藏在大英博物馆中。但寻到门口才发现，该室在周一闭馆（那天正是），其它日子里也要提前48小时预约。我理解是纸质的书画太娇贵，而知音者又甚稀，故有这样的规定吧。我只得失望而去。

我记得在《马未都说收藏·陶瓷篇》里曾经提到过那对元青花瓷瓶，所以一回到家，就去翻那本书。可是一翻开，就发现他讲错了。

虽然他说“这对元青花大瓶至今收藏在英国大维德基金会”，却又说“这对大瓶是英国人霍布逊1929年在北京发现，买下后运往欧洲的。”后文又多次强调“那个叫霍布逊的英国人就是”“奇迹发生”者。霍布逊就是霍蒲孙，看过我的前文可知，霍蒲孙是英国的中国陶瓷专家，供职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是大维德的入门导师和著书推介者，却不是元青花大瓶的发现和收藏者。那对大瓶之所以被称为“大维德花瓶”，那基金会之所以名曰大维德，都是从Percival David来的啊。马未都先生固然是收藏界的大腕，知识丰富，眼力过人，但他不识英文，讲起外国人的事，终究隔了一层。

年轻时喜爱收藏，到老来自办博物馆，大维德应该算是马未都的海外先驱，隔代知音了。但马先生居然不识前辈，真是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