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上帝开了玩笑的爱情

                                                                  
作者：黄大明
 
“但我请求你再读一遍《三次相遇》，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内心世界，你的青春年华，你的爱情，你年轻时那莫名其妙、近乎疯狂的美好激情，那种无愁可言的苦闷。”
          ——涅克拉索夫致屠格涅夫·代题记
 
“要对生活回答‘是’，要对未来回答‘不’。”
 
              ——加缪·代题记
   一、楔子
 
我到上海来，是因为有个朋友告诉我Z君在上海落户了。我寻找他多年。我和Z君是老乡，又是大学同班同寝室同学，还一同进藏，1992年内调，听说他调到了苏州，此后就再也没有了消息。行前，我那朋友对我说——那是一次饭局上大伙酒酣时——你去吧，你一定能找到他，他也想见到你哩，你俩有好多年没见面了吧，呃……
“二十年。”我回答。
“他最近发给我一首诗，很短，但……是好诗，”我那朋友摇摇晃晃站了起来，他显然喝高了，要一只手撑着桌子，另一只手抖抖索索地翻手机，“我念了嗷，”他努力睁开血红眼珠子。
“哥们儿，鼓掌。”我提议。
“这小子又写诗啦！”“好诗！”“真他妈好诗！”杯斛筹措中又一片嘈杂。
“Z君曾经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抒情诗人呵。”
我的这句高评，又换来一片嘈杂的掌声。
现在我把当时记在脑子里的Z君的诗照录如下：
“风吹来种子
种子播撒大地
埋在土里
那风呢
风在种子里”
 
我们20年后的见面是在上海淮海路港汇广场的一家叫“老上海”的咖啡馆，我先到的，等他。我选的位置靠窗，窗外的广场上缀满红男绿女，香鬓云鬟，煞是热闹。在一座由石库门改装的购物店门口，一位年轻的少妇守着一个三四岁的男孩，男孩正在撒尿。这时，Z君来了。我不得不承认时光的无情，坐在我面前的Z君，头发夹杂着花白，皱纹刻进了眼角，笑的时候爬的更深，只是身材还没有大变，还是当年瘦精精的样子，牛仔裤，一条围巾随意绕在羊毛衫里那根细细的脖子上。这20年后的一瞥后，我再去看那少妇和撒尿尿的孩子，，都不在了。我一霎迷惑他们是不是存在过？
“这风景，西藏没有吧，芜湖也没有吧？”他啜了一口咖啡，然后定定地看着我，那眼神还是炯炯的，依稀像当年。
要有，西藏我们也不去了。生活在别处——谁说的？好像是米兰·昆德拉。
“我离开西藏以后，先去了海南，后又到北京北漂，又到合肥，办过学校，卖过茶叶，种过花，办过报纸……”他准备打开话匣子了。
你是个浑身都是故事“细菌”的人，这我知道，可我大老远来找你，是想聊聊别的，聊我们共同经历的，那才是只属于我们的。
“还记得我们在芜湖看的最后一场电影吗？”我搅着酽酽的咖啡，问他。
“嗨，怎么不知道，是在大众电影院看的，叫《冰海沉船》，后来不是改成叫《泰坦尼克》了嘛。”
Z君再次定定地看着我，我知道他还有感慨要发，果然，他又幽幽地来了一句“一部电影成谶啊。”
什么谶不谶的，我们都曾经是加缪的信徒，相信“人最重要的不是要生活得最好，而是要生活得最多”，怎么现在你不相信了吗？
“走，喝酒去，找个地儿，我们好好说说芜湖，说说西藏。”我站起来，跟着他出去买单。
走出咖啡店，港汇广场人声鼎沸，华灯已初上。
（后缀：自与Z君别后半个月，收到了他的一封信，他之所以同意在这里公布这封信，是因为他告诉我，他已办好了去马尔代夫的移民签证，那是南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他决计在那里终老异乡了。谨此感谢Z君的大度和仁慈。）
 
一、Z君的来信（2012年8月2日邮戳）
 
大明兄：
近好！
那天晚上我俩喝着酒，谈了那么多的芜湖，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芜湖是我们人生的起点，也是我们命运的原点。这座江城在我们人生的履历上打下了太深的印记，深刻地塑造了我们的性格——像长江一样的狂放不羁，又像长江一样的旖旎婉转。这座江南小城，那时还是安静的，安静得像个处子，像我们上《诗经》课时学的“静女其姝”（这首诗也是你喜欢的）。她又像一个温馨的巢，栖息着我们少年时代全部青春的幻想、美梦和情爱，还有当年我们似乎伸手可及的文学之梦、诗歌之梦。

当年我们第一次从家乡小县城坐小轮顺江而下，我们在船上远远地看到对岸一片葱茏中露出高高的红墙——弋矶山医院，一所一百多年历史的教会医院，我们有着与十八岁匹配的激动。那是我们第一次向生活进发，向生活欢呼。那青翠幽静的赭山，那波光潋滟的镜湖和湖畔柔曼绰约的垂柳，那中江塔边港湾里的樯帆和向晚的渔火，那长街上凸凹不平的青石板在细雨中闪光，还有在江南细雨的光晕里飘过的打着伞的红裙女孩——差不多就是戴望舒《雨巷》的意境……有时，我们在范罗山上踏青，常常能听到山下西班牙教堂的钟声，清晨像一声呢喃，傍晚如一声喟叹。这一切竟同我们青春的躁动如此相互冲突又相互烫贴、相互撩拔又相互安抚，而我的诗歌写作也悄悄开始了处女之航。

我的第一首诗其实是政治诗，是献给冤死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那是79年初，刘少奇还没平反，结果这首诗不知道怎么被我们寝室老胡知道了，老胡上大学前是公社书记，他很快约我谈话，约在操场上，他先是劝我，警告我，说“为我好”，最后赌咒发誓，说“刘少奇要能平反，我从零号楼跳下去”，这一哄一吓，尽管第二年刘主席平反了，老胡也没跳楼，但我就再不写政治诗了，改写抒情诗，也就是当年的“朦胧诗”。我第一首抒情诗是仿泰戈尔的，我还记得有这么一节：“把你的微笑/和柠檬花一起/放在岸上吧/当我不再迷惘，不再彷徨/圆月升起温柔/升起你给我戴上的白草帽。”

嗨，明兄，你还记得镜湖边上的迎宾阁吗？你一定还记得，它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茶社，但那时却是S大学诗人们的麕集地，当年有那么多S大学的诗人们在那里转悠、晃悠、忽悠过，像后来写过《中国，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被誉为“预知中国将迎来房地产开发时代”的C诗人，写过《七行诗和半首绝望的歌》的Y诗人，等等。我爱去迎宾阁，是因为它离学校很近，出校门沿着镜湖走七八分钟就到了，还有就是门票很便宜，一角钱外带一包茶叶，开水不要钱，可以呆上一天。我还可以回想起来，它门口有一座拱桥，四周环湖，亭子是古典八角形的，进去鹅卵石小径，遍种铁树、枫树、海棠和芭蕉，掩映着圆柱四匝的中式回廊，厅内摆放玻璃圆桌和藤编靠椅。春天姹紫嫣红，秋冬暗香浮动，真是诗人沉思冥想的乐土。当然诗人在心游万仞、精骛八极的同时，也是要恋爱的，我就是在那里恋爱、失恋的。后来有哲人论定诗人的恋爱大都无疾而终，庶几近之吧。但为什么总是诗人会“无疾而终”呢，只因为诗人有疾。

说什么青春无悔，都扯淡，要我现在说啊，人生都是直播的，没有彩排——恕我盗版了你们电视人的术语——我遇见她是那一年春天在镜湖边的图书馆。那天下午我正在埋头抄录期刊上舒婷的诗，当我无意间抬起头，我惊诧我对面的她，黑夜般的齐耳短发上绾着红色发带，不啻是美若天人。我不知道今天的年轻人追女孩靠什么宝典，当年我靠的只有勇气——勇敢地向她讨墨水，（因为“钢笔没墨水了”），勇敢地要求送她回家。
我们恋爱了，经常的约会地点就是迎宾阁。（我俩主要在那里看书、做作业，她是学外语的，有时把我的新诗翻译成英文，然后摇头晃脑、叽里呱啦地朗读一遍，在朗读中，她的眼镜不时掉下鼻梁，她向上扶眼镜的姿势真的特别迷人。）

恋爱中的时光真是太短促，这样不觉到了夏天，那时我有一首叫《企求》的诗刚发表在甘肃的《飞天》杂志“大学生诗苑”上，不久就收到D省某师专一位D姓女大学生的来信。唉，那个年代一个素昧平生的女孩子给诗人写信太平常不过了。从热情上讲，就同今天美女博士争着要同房地产老板结缡一般——感悟诗艺，感悟人生，如斯而已。但人生有的节点上，“如斯”就真的“而已”了。那天上午，我在迎宾阁边看书，边等她，忽然有点躁了，我就打开信纸给D姑娘写回信，刚写了开头第一段，翩翩的她翩翩地来了。我要说，我当时企图藏起信纸的动作是下意识的，但谁能说她抢过信纸的那一刹那是有意识的呢？甚至，当事过境迁30多年，当我已步入人生的中年，我都时常疑惑：上帝创世纪，上帝造万物，是不是有意识的谁又说得清呢？我只记得清，她眸子里噙着的两颗晶莹的泪珠已滚下来，那一刹那我在喘息，上帝肯定也在喘息，但上帝视而不见。

恋爱的尾声差不多就是“捱”了，在“捱”的那一个月里，常常是你陪我喝二两地瓜酒和一碗老鸭汤，然后趁着夜色，翻过学校围墙去赭山公园。我俩对着公园保卫处院子里的两条大狼狗咆哮，狼狗因隔着两米高的铁栅栏，出不来，也只有咆哮。这样咆哮了三四个晚上吧，惊动了山坡那边动物园笼子里的老虎和狮子，它们没法睡了，跟着一起咆哮，以致于赭山动物园急忙致函市地震局：近日动物异常，是否会是地震前兆。

出我们S大学西门往北走，不远就到了九华山路的铁道。那里连着稻田，视野开阔且空气好，是我和她经常徜徉留连的地方。那天晚上星斗满目，四周蛙声如鼓，好像就是没有风，要有也只是从我和她并排走着的中间穿过，空空落落。正式分手的时候到了。这时，迎面铁道上驰来一列火车，我突然紧紧地抱住她，她娇小柔弱的身体当然动不了——事实上她也没想动——火车越来越近，车灯光已快裹满我们全身，这时我瞥见她已闭上双眼，洁白的脸庞仿佛大理石雕塑般宁静。她的宁静击碎了我，那一瞬间我发觉更软弱的是我。
我再见到她，已在二十一年后。那时我已内调回H城多年。造物主之弄人莫过如此罢。

大明兄，你不是很喜欢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吗，前些年这本小说很风靡，我还记得它那尽显大师风范、震撼人心的开头：“许多年以后，在熙攘拥挤、川流不息的人流中，他一眼便认出了她，他走过去，他对她说：‘相比你年轻时美丽的容颜，我更爱你现在布满皱纹的面庞’。 ”
“赋到沧桑句便工”呵，该有怎样浮沉、蹭蹬的阅历，经历过怎样的历练、煎熬，才能有这般深沉的感喟！

在音讯断绝二十一年后，也就是2003年4月初的一天上午，我在办公室接到了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但五秒钟，或许更短，我便听出了“是她”！她在电话中说要来看我，我说不了吧，何必呢。她说一定要来。三天后，她果然来了。
四月总是有风。我去机场接她的那天早晨风就很大，我想到了艾略特的诗句“四月是残忍的季节”。“残忍”是什么，“残忍”有时就是你唐突了时光，时光又唐突了你。我想在见到她时就这样对她说。

明兄，在机场等待她落地的那一刻钟真比一个世纪还漫长。我在空旷的候机厅里踱步，一遍一遍地踱着，仿佛整个世界都不存在，只听见自己越来越沉甸甸的心跳。而就在这清晰如鼓的心跳中，我想象或冥思什么了吗？我只能说没有，“人们一想象，上帝就发笑”，还是昆德拉说的吧，他说得好。

旅客渐渐过了，有时三三两两，有时熙熙攘攘，还是没看见她。她把自己落在了最后——后来我才领悟她这样做的心思，她是为了让二十一年后我们的见面更从容一些，有更多的空间，更多地不受到匆匆旅客的干扰——我看到她了，一袭黑色长裙，戴着宽边墨镜。
当我们拥抱，她摘下墨镜，我忽然觉着从胸腔到喉咙口都灌满了铅，二十一年了！我只想哭。

《金刚经·心经》上说：“如露亦如电，如梦幻泡影。”说的就是人生无常；又说“遍照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一瞬间，她面庞上与岁月搏斗的痕迹，让我心碎。
当年我与她分手后，第二年我就去了西藏，她也毕业了，先留在芜湖，结婚生子，后又去了南国SH城，下过海，经过商，来找我时又是孑然一身。
我在H城陪了她三天。她临走时，我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送给她，我对她说，这是一本惊世骇俗、旷古未见的小说，书中的主人公阿里萨和费尔米纳的故事令人着迷，他们二十岁时没能结合，是因为太年轻；到了八十岁时没能结合，是因为他们太年老。
    此祝
大安！ 
                                                                                        你的兄弟Z于沪上
 
一、我的回信（2012年8月5日寄）
 
Z兄：
别来无恙，甚念。
读完你的来信后，我有好几天都沉浸在你的故事中，思绪万千，不能自拔。那青春的骚动、青春的迷茫、青春的欢爱，都镌刻着我们共同走过的那个时代的烙印。那个时代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是很遥远了，但它无疑是诗的，交织着诗的意趣、生机以及寥廓的怅惘、悠远的喟叹。那个时代塑造了我们，我们也塑造了那个时代。我们之不讳言那个时代，甚至还有某种程度的迷恋它，乃是因为它曾经有过的纯粹和清洁，连同它的感伤、它的失落，都是美的——相比当下这个连痛苦都稀缺的囧时代——难道不是吗？

那天你提起，我们离开芜湖赴西藏前夕看的电影叫《冰海沉船》，有一种暗示和隐喻意味。其实你忘了，你带到西藏的行囊里就只有两本书，一本叫《苍茫时刻》，日本影星山口百惠着的，山口百惠是你当年的偶像。另一本叫《上帝是宇航员》，一个瑞典人写的关于外星人曾经造访地球的大胆猜测。想想吧，这难道不是对你日后人生走向和命运的某种隐喻、某种象征吗？

今年是我们赴藏三十周年，你说你要写一本半自传体小说做纪念。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极好，很有价值，希望你尽快动笔写。小说的题目我建议就用你的那首诗名，就叫《风在种子里》。此外，我还要郑重建议——怕你时间长了遗忘——一定要写进以下几个内容：（一）当年在拉萨，你用一袋大米骗娶了从苏州来布达拉宫画壁画的美女小M的故事；（二）内调时，苏州市人事局因为你的一首诗《姑娘，回去点你的灯吧》，而把你分配到路灯管理所修路灯的故事；（三）冬天，你在那曲采风，那里的土坯房热胀冷缩，你把头伸出去刷牙，结果把头夹住了的故事；（四）我和F君在西藏有七年时间都没有档案，人称“无护照西藏旅行”的故事。若还想起来还有其他故事，我会再提醒你。
还有，那天我在回合肥的动车上，感慨万端，诌了几句诗，现抄给你：
“这是谁的黄昏
夏日夕阳的波漪
从原野弥漫了我的心
这是谁的黄昏
这时如果你从阳光的背面走来
这时如果回忆叠现
所有幸福和不幸的倒影
也足够温暖我的一生……”
 
                                                                                                         你的忠实的大明
                                                          2012年8月5日于淝上